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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啟蒙作用

早期京韻大鼓的接受者文化層次較低，識字水平不高，絕大多數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市民和城市周邊的農民。雖然這些接受者的整體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們對于藝術同樣有自己的追求方式。以京韻大鼓為代表的通俗藝術作品不斷從精英藝術中吸收營養，充實自己。從題材內容上來說，京韻大鼓的唱詞涉及到了精英文藝作品的各種題材。比如《子期聽琴》就是取材于俞伯牙、鐘子期之間以琴覓知音的《高山流水》的故事；《雙玉聽琴》《黛玉焚稿》《寶玉哭黛玉》取材于《紅樓夢》等。這些作品不僅為士大夫所喜愛，也易于被普通市民所接受。同時，京韻大鼓對于這些作品也做了大膽的改造，使之與普通市民的接受能力相適應。這在京韻大鼓的語言上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比如為了使唱詞符合說唱表演的特點，并適應接受者的欣賞水平，更加口語化、大眾化、通俗化，京韻大鼓對語言做了很多改進：在接受子弟書等曲目的基礎上，對其整一化的八字句加以改造，變為以七字句為主，輔以十字句、五字句、八字句等靈活句式。同時，在板式上也相應地將一板一眼調整為了一板三眼，加入了大量的口語化的襯詞、襯句、垛句，并靈活地使用了方言詞、擬聲詞。

由于這些作品適應了廣大底層民眾的知識水平和接受能力，因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夠使觀眾欣賞、了解和掌握相關的歷史及人文掌故，客觀上起到了擴大民眾知識面的啟蒙作用。為了達到啟蒙的效果，京韻大鼓的表演者還特意對唱詞進行通俗化的改造。對此，梅蘭芳在與劉寶全的一次談話中這樣說到，“劉先生說‘子弟書’每回大半是八十句左右，而我唱的大鼓段子，總得半點鐘上下才夠數，所以要加點東西進去，開頭七言八句：‘壯懷無可與天爭，淚灑重衾病枕紅。江左仇深空切齒，桃園義重苦傷情。幾根傲骨支床瘦，一點雄心至死明。閑筆墨小窗哭吊劉先主，寫臨危霜冷秋高在白帝城’。后面兩句韓老先生還把自己的名字嵌了進去，很有意思，但我們覺得太文雅，怕有些座兒聽不懂，就把這兩句改成‘閑消遣，酒后茶余談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③

二、說教色彩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受社會倫理、教化思想的影響，京韻大鼓帶有濃郁的民間色彩和上層情感基調的說教風格，很多曲目、唱詞就取材于充滿封建說教色彩的文本，其唱詞中充斥著大量的說教性話語。表演者通常就唱詞所要表達的故事內容展開倫理道德評判，與接受者的情感預設展開對接，尋找情感上的共鳴。如在《懷德別女》中就有這樣的話：風塵寄跡嘆飄蓬，高懷德失時落魄似困虎蟄龍。遭不幸已經結發妻亡故，在膝下只有盤頭女桂英。借銀兩多蒙竇公的恩情重，做經營怎奈是愛女又年輕。因此豪杰難出外，少不得江南貿易遣義子高童。有誰知一去三年音信杳，這豪杰養命安身眼看著就要不能。這豪杰左思右想舍不得愛女，無奈何事到急處把心一橫。

需要說明的是，京韻大鼓的《懷德別女》源于子弟書中的曲目《千金全德》。《千金全德》的道德語言和道德評判更加明確，即對高懷德無奈賣女求取功名的行為表示肯定，對其女的行為表示褒揚。上面的這段話帶有明顯的惜英雄、憐英雄的情感色彩。其中，用“飄蓬”“困虎蟄龍”等來比喻高懷德的英雄落魄，進而將表演者的思想傾向展露無疑。在設定好情感基調之后，開始敘述高懷德進京趕考被迫賣女的事件，從而賦予了高懷德拋家、棄女、求取功名等行為正面的價值判斷。唱詞的最后說，“這一回高懷德別愛女到京都奪帥印，到后來衣錦還鄉酬謝竇公，他們父女們好相逢。”即通過高懷德別女之后奪得了帥印、父女重相逢來肯定之前賣女的行為。其中，“好”字充分表露了表演者認同封建教化的價值觀。從我們現在的倫理道德觀念來看，高懷德“賣女求榮”的行為是否具有正面價值很值得商榷，但從京韻大鼓有關唱詞來看，創作者對這種行為的肯定態度卻是無可爭議的。由此可見，它對于封建社會處理家庭倫理關系方面具有濃厚的教化功能和作用。

同樣，在《寧武關•一門忠烈》中也有很多對封建禮教、家國倫理所規定的道德準則展開說教的唱詞。在這部作品中，創作者有意識地將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作為反面形象和背景形象，暗指他們是造成周遇吉國破家亡的罪魁禍首。而將與之抵抗的明朝守將周遇吉作為正面形象，這本身就表明了創作者所秉承和宣揚的是封建社會所奉行的正統價值觀念。當然，這種忠君價值觀念是否完全錯誤還有待商榷。到后來，周遇吉家人為了讓他安心報國紛紛主動自殺，創作者對此予以歌頌式的充分肯定。這也明顯地暴露出了對于忠君報國教化思想的認同。全篇以“全功盡孝”點題，成為這部唱詞所要貫徹和弘揚的基本價值觀念的總結。

三、語言演化中的倫理精神

中國的社會從根本上說屬于一個倫理型的社會，人們的主要情感依托和來源就是倫理關系。在漫長的自我發展和演化過程中，京韻大鼓一直沒有遠離中國民族的話語倫理系統，它從底層民眾的所思、所感出發凝練語言、改造語言，賦予唱詞語言更為廣闊的社會意義。也就是說，力爭使我們的藝術語言技巧與整個社會的倫理精神對接。既出現了《將相和》《七星燈》《鬧江州》這樣弘揚忠義思想的作品，也有《伯牙摔琴》這種展現真摯友情的作品，還有《孟姜女》這種質疑統治者、贊頌真摯夫妻關系問題的作品，《擊鼓罵曹》《紅梅閣》等抨擊丑惡、與強權做斗爭的作品，《文人與酒》《臥薪嘗膽》等展現個人才志抱負的作品，《黛玉焚稿》《大西廂》《劍閣聞鈴》《許仙游西湖》等反映真摯男女愛情生活的作品。這些作品與民眾的生活現實息息相關，因此才被廣泛地流傳，即使是經歷了歲月的變遷、社會的演化也仍然泯滅不了它們的光彩。而這些作品之所以能夠被人們接納，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其語言、話語中蘊含的思想和情感基調具有積極的倫理價值和道德意義，即其所蘊含的倫理道德信條能夠體現出正面的價值、正能量。新中國成立之后，京韻大鼓曾經長期湮沒在廣大的曲藝大家庭中，它能夠獲得全國人民的重視和喜愛，其實離不開駱玉笙表演的《重整河山待后生》這部曲目。下面我們對其語言的特點及其所蘊含的倫理精神做一些分析。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圓之夜人不歸，花香之地無和平，一腔無聲血，萬縷慈母情，為雪國恥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重整河山待后生》在這里，我們姑且先不談它作為電視連續劇《四世同堂》的主題歌所獲得的傳播力量，而僅從唱詞中所反映出來的倫理精神,以及這種倫理精神帶給唱詞的力量來加以說明。從京韻大鼓漫長的發展歷程來看，它的語言、語意也蘊含著一個豐富的價值系統。這個系統始終在尋找與整個社會的倫理精神、道德信條的某種契合點。而該曲雖然前后總共只有4句唱詞，但字里行間所蘊含的真摯情感和家國倫理情懷卻打動了當時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唱詞構筑了這樣一個意境：“千里刀光影”將民族危急存亡之際予以形象化，“為雪國恥身先去”意在說明志士仁人的前赴后繼，“萬縷慈母情”是抗日志士懷揣著的溫馨與柔美，“重整河山待后生”是不可磨滅的樂觀精神和熱切希望，從而共同構筑出了“美好與和諧被刀光劍影摧殘”的語境。在這個背景之下，整個唱詞體現出創作者對于美好家園的深厚眷戀和挽救國家的強烈責任感和犧牲精神。

從對京韻大鼓語言藝術的研究中，我們發現藝術語言與普通的語言相比，在傳播本民族文化的過程中具有特殊的優勢和價值。京韻大鼓大多數作品帶有明顯的倫理性，體現出了迎合當時主流價值觀的整體創作趨向。我們認為京韻大鼓唱詞既應當立志于弘揚傳統文化的優秀遺產，對唱詞的內容中反映出來的倫理問題、文化藝術問題、社會歷史問題展開正確的評判。同時，在展開這種評判的過程中樹立自身的形象和地位，以此實現形象的提升、雅俗共賞乃至長遠流傳的目標。

作者：董新穎單位：中國戲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