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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性善論始終都貫穿著一種冷峻的寡欲氣息。說到底，置身于先秦那個特殊的時代，孟子所強調的就是仁義禮智與放辟邪侈、流連荒亡的斗爭。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講，孟子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因此冷峻的義理的思辯，就是他的天職。在古典哲學的領域，寡欲本來就是哲學的前提。柏拉圖就曾在《斐多篇》中記載蘇格拉底的話道：“即使從通俗意義上來理解，自制就是不受欲望的驅使，對欲望保持一種體面的冷漠。這種品質不是只有那些極端漠視身體、終生獻身哲學的人才擁有嗎？”[①]孟子同樣擁有這種高貴的品質。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放心”，就是被丟失了的本心，就是被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的各種誘惑，牽引、玷污了的“良知良能”。所以，“求其放心”就是孟子的“學問之道”。孟子的“學問之道”已經把孔子“學”的思想，完全實踐化，為陸王心學，程朱理學的生發埋下了千里伏筆，也為我們當今的道德建設提供了借鑒。

一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告子上》）這句話，可以說是《孟子》一書的靈魂，所以，后來被陸子靜奉為圭皋。對這一思想的解釋，筆者認為，趙歧最為透徹：“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欲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②]所謂“善性”，就是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四端與生俱來，所以是天命之性，但是發而施為，則為可感可觸之情。在《告子上》中，根據上下文，孟子之具體的“大者”，就是闡揚“天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告子上》）“仁義忠信”，其思想的根源來自《論語》之“主忠信”（《學而》、《子罕》、《顏淵》）“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與命與仁。”（《子罕》）但是，具體在《孟子》的文本中，則為天之所賦予我的“善端”。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這里說得很清楚，天生之質，并非“天爵”本身。并非人人都具有天爵。孟子之所謂“天爵”，是一個追求的過程、修煉提升的過程、是一個不斷通過自己的努力而逐漸形成完美人格的過程：“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這個“此”字，指代的是“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而這八個字在孟子思想的體系中，卻是一種天與人之間拳拳服膺的摩蕩、磨合過程。所以，孟子“天爵”理論的本質，在于人生的追求、道德的實踐和上承天命，無所畏懼“大仁”、“大勇”的行動:《滕文公上》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這二者是互動的。性善的提升，必要達到堯舜的境界，方可稱之為“大仁”；堯舜必以性善為基礎，為民請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才可以稱之為“大勇”。[③]

至此，我們已經十分明了，孟子的性善論，實際上是一個性情的提升、充實論，孟子孜孜以求的，是一個倫理的道德建設問題，而不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糵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告子上》）孫奭曰：“凡此（指這里所引用的文章）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④]人之心性雖然上承于天，有“善端”“萌糵之生”，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靜養修德，潔身自好，存夜氣，遠利欲，收放心。如此，“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公孫丑上》）也就成就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善性之美。

二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孝弟，在先秦儒家那里，從來就是一個性情的問題：《論語·學而》載有子言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載曾子言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與《孝經》、《大戴禮記》之《曾子本孝》、《曾子大孝》把“孝”宗教化、泛化不同，[⑤]孟子敏銳地看到，人天生的“赤子之心”，靈明天然，本身就是善性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盡心上》）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由小及大，由己及人，推而廣之，就可以喚醒天命之性（仁、義、禮、智）。因此，孟子以舜帝為榜樣，大力提倡孝弟的精神：“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萬章上》）世界上的一切榮華富貴，都不足以解我心中的憂愁，因為只有順從于父母，我的心靈才能夠感到和樂安康，我的性情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世界，因此，人也才能夠真正成其為人。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孟子筆下的“孝弟之道”，從根本上來講，只是一個手段，或者說只是性情修養的一個階段，絕不是最終的目的。孟子性善論的理論目的就是要超越“孝弟之道”，只有從道德上克服了“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狀態，仁政的理想才能夠真正實現。孟子確乎說過：“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離婁上》）仁、義、禮、智似乎都沒有脫離“宗法血親”的藩籬。

但是，言非一端，這里的敘述實際上只是孟子性情思想鏈條中的一個環節，我們應該從思想的整體處著手來把握孟子。《孟子·滕文公上》“世子謂然友”章突出的就是曾子“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的思想，但是，孟子的用意在于通過發明君主的善心，良心，以教化全國人民的良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落腳點在“是誠在我”，以我的哀慟之“誠”來達到移風易俗的效果：“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悅。”所以在孔子師徒之間，就超越了各子其子、各家其家的血親狀態，非常注重師友之間的情誼：“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后歸。子貢反，筑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后歸。”（《滕文公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純情至性的互動。剛好是尊為天子卻“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盡心上》）的舜，恰恰是一位“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與人為善”（《公孫丑上》），超越了親親之愛的圣者。所以，孟子對見死不救的人，對別人的災難無動于衷的人深惡痛絕：“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離婁上》）于是孟子就特別推崇圣王商湯，他以“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情懷，“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因此，全國人民都支持他，“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滕文公下》）

郭齊勇師指出：“儒家倫理是普遍主義的，但同時又是建立在特殊主義的基礎上且要落實到具體的倫理場景中去的。仁義忠恕的原則和誠實、正直等德目有普遍的意義，又有特殊的內涵，是具體特殊的親愛親人之情感的推廣。道德的知識、情感、意志有著不解之緣。道德的情感如四端等，是道德實踐的動力。抽調了特殊親情，就沒有所謂普遍的儒家倫理準則；抽調了道德情感，就沒有道德理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親情，四端之心等道德情感，正是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規范的發源地。”[⑥]舜視天下為草芥、敝屣的原因關鍵在于他是儒家理想中的天子，他不僅是這個國家的最高行政長官，而且也是最高的道德教化的楷模。他首先要做一個“得乎親”、“順乎親”的人，才有可能從一家之孝、一身之情，養成天下之“大孝”，化成天下蒼生的性情之正。所以，孟子所要造就的一方面是至親至孝的孝子，另一方面又都使這些孝子升華為為民請命，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圣者”。孟子的性善論是其民本主義的基礎，仁政的基礎，但是，在性善論基礎之上的民本主義、仁政理想，最終會演化為沒有國界、沒有階級、沒有時空限制的人道主義。

三

持之以恒，掘井及泉。早在《論語》中，孔子就強調“恒德”：“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述而》）先秦儒家并不僅僅把持之以恒的學習、修煉看作一種方式或方法，而是把它看作一種真正高尚的品德。孟子更是把它與善性的提升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孟子以為，修養善性首先是要專心致志，他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在此基礎之上就是持之以恒，決不可一暴十寒。孟子說，人之善性的培養，就像植物的生長一樣本來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持之以恒，“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告子上》）要生不生，要熟不熟，反倒為害：“五谷者，種之美者也；茍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告子上》）為什么呢？孫奭疏曰：“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谷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孟子言五谷者，是天下種之美者也，茍五谷不成不勝荑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茍為仁不成，則不勝不仁之所害。”[⑦]故君子修仁，務在成功：“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于彀。”（《告子上》）所以孟子最終的要求是：“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盡心上》）決不可半途而廢，猶如孔子所言之“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則“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告子上》）為了“掘井及泉”的功夫而提出必須“專心致志”，而“專心致志”實際上又提出了兩個相關的重要概念：第一是“誠”，第二是“寡欲”。不寡欲，不足以誠；要誠，就必須寡欲，不為世俗的風吹草動所移。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