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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給我們的是詞與概念，絕不是物。因此，我們在自然中所看到和描述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我們的語言系統使我們能感知到的東西，是“文本”而不是現實本身。在此基礎上，羅蘭•巴特和克里斯蒂娃又對“文本”概念加以擴展，“他們從十分廣闊的領域(如文學、大眾傳媒、通俗文化、時尚、藝術)中選取材料，并且指出:這些材料盡管各不相同，卻都可以被看做文本”。由此構成了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源頭。再來看“政治”層面。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國家形形色色的“新社會運動”廣泛興起，包括民權運動、女性運動、黑人運動、學生運動、反核運動、同性戀運動、新左派運動、種族—民族主義運動，等等。新社會運動現身于西方政治舞臺，構成了當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轉折。與旨在改變階級剝削關系，擺脫專制權力，擺脫物質貧困或剝奪，實現自由、平等、正義等普世價值的“解放政治”不同，新社會運動隸屬于“后現代政治”，如凱爾納和貝斯特所說:“后現代政治在1960年代開始成形?！缦葘D換公共領域和統治制度的強調讓位于新的、對文化、個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強調，正如宏觀政治被局部轉換和主觀性的微觀政治所替代。”

而后現代政治的核心理論就是?？碌摹皺嗔Α睂W說。在?？驴磥?，“權力”是微觀的、網狀的，存在于話語、制度和身份的創造之中，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這種權力觀“既是令人壓抑的，因為它承認權力充滿在所有的社會空間和關系中;同時又是令人愉快的，因為它允許并要求有各種新的斗爭形式”。于是，生活風格、話語、軀體、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觀的文化政治斗爭被提上議事日程，自此以往，政治幾乎可以與任何概念連接，如性別政治、陽性政治、影像政治、同性戀政治、身份政治、身體政治，等等。而這些也正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政治學旨趣所在，正如格拉姆•特納所說:“文化研究中的‘政治’具有極其寬泛的意指:它指的是權力的分配和運作?！蹦敲?，在文化批評中，“文本”和“政治”這兩個層面又是如何產生關聯的呢?根據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觀點，語言或符號系統建構了自己的文本世界，可以與現實無涉。這一看法顯然會致使文學批評脫離社會現實。斯圖亞特•霍爾指出，索緒爾只關心符號的能指和所指，而不能“讓我們聯系到外在于語言而存在于‘現實’世界的物、人和事”。他推崇的是同樣運用了“建構論”語言觀的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認為這是對索緒爾的一個重要發展，因為“它將表征從純形式理論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并給它一個歷史的、實踐的和‘俗世的’運作語境”。“話語”是一個語言學的概念，本義指的是各種相互聯系的書寫和演講的段落，但?？碌摹霸捳Z”另有所指。在“考古學”階段，話語是指“一個用來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個知識領域”的東西。一套話語作為一系列的規則而存在，決定了真理的標準是什么，什么樣的事情可以被談論，以及對這些事物可以談論些什么。1970年，?？逻M入“系譜學”階段，開始意識到權力與知識達成共謀關系，“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

知識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由各種勢力交鋒爭執之后形成的話語構成物。于是，?？罗D向對物質性制度和權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話語與社會背景和政治背景聯系起來，把權力的運作當作主要的研究課題。至此，他的“話語”已經突破了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觀的封閉性，是指一種生成于社會歷史并由社會歷史賦予了特定意識形態涵義的語言形式，其核心理念是要打破意識形態幻象，“是為了動搖人們接受這種心安理得的狀態;為了指出它們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終是某種建構的結果，而我們要了解的正是這種建構的規則，并對它作驗證;為了確定在哪些條件下和做什么樣的分析，它們中的某些是合理的;指出哪些無論如何是不能予以接受的”。這一洞見指明話語構建的知識或“文本”絕不是自主自足的，而與“政治”交織在一起。而福柯理解的“政治”也就是他所說的“權力”:“在一定社會內的一系列勢力之間的關系構成了政治”，“如果說‘一切都是政治的’，就是強調這種勢力關系的無所不在，以及為政治領域所固有”。

總之，正是?？碌摹霸捳Z—權力”理論將“文本”與“政治”聯系起來了，從而對文化批評的理論和方法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文本”———無論是文化文本，還是文學文本———都是以“建構論”語言觀為哲學基礎的，是運用符號系統進行“編碼”的產物，是話語的建構物。另一方面，在文本或話語建構物的背后顯然又暗藏著“權力”或“政治”的操控，尤其牽涉到生活風格、話語、軀體、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觀的文化政治斗爭，涉及性別政治、種族政治、身份政治、身體政治、陽性政治、同性戀政治等后革命的政治沖突。既然文本建構往往認同于某種政治或價值立場，并將其“合法化”和“自然化”，所以，文化批評的文本解讀必然帶有解構性、顛覆性和政治性，“就是要透過分析而暴露出在‘文本’里———所謂文本包括語言作品與非語言的文化建構物———隱藏著的價值觀與其建構動機，指出其建構時所隱藏的內在矛盾，看出它扶持提倡哪些價值而壓制了對立的價值或假設”。因此，文化批評也就必然會成為“文本的政治學”。

索緒爾的“建構論”語言觀和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給文化批評提供了學理依據，文學現在被視為社會、歷史、政治和文化沖突的場域，傳統的文學批評轉向了文化批評，對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種族、階級、性別、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等非美學因素上，文學批評幾近成為政治學和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以后殖民主義批評和新歷史主義批評為例，讓我們來看看作為“文本的政治學”的文化批評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后殖民主義批評一個非常明確的思路就是，將文學文本看作西方推行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一種話語方式，認為它們參與了對妖魔化的“東方”身份的建構。薩義德在考察“東方學”的學科譜系時要追問的是:“還有哪些種類的學術、美學和文化力量參與了像東方學這類帝國主義傳統的建構?語言學、詞匯學、歷史學、生物學、政治經濟理論、小說寫作和抒情詩是怎樣參與東方學中普遍存在的帝國主義世界觀的構造的?”他認為，“東方”并非一種自然的存在，而是西方話語表述系統的產物，涉及到東方學的文學作品、歷史著作、語言分析、政治論文等各種文本，無不成為此話語系統的一部分。在《文化與帝國主義》這部著作中，薩義德縮小了研究對象，“由非文學形式轉向文學形式”，尤其集中于小說，去揭露敘事文本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共謀關系。他認為:“故事是殖民探險者和小說家講述遙遠國度的核心內容;它也成為殖民地人民用來確認自己身份和自己歷史存在的方式。帝國主義的主要戰場當然是在土地的爭奪上，但是在關于誰曾經擁有土地，誰有權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誰管理過它，誰將它奪回，以及現在誰在規劃它的未來，這些問題都在敘事中有所反映、爭論，甚至有時被故事所決定?！?/p>

這里，薩義德意在強調，敘事的背后有強大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撐，“一方面是構成小說的敘述權威的模式，另一方面是作為帝國主義傾向的基礎的一個復雜的意識形態結構”，小說從根本上來說是與資產階級社會聯系在一起的。譬如，英國小說《魯濱遜漂流記》的主角是新世界的創建者，他為基督教和英國而統治并擁有這片土地。一種很明顯的海外擴張的意識形態使魯濱遜做到了他所做的事，“這種意識形態在風格上和形式上直接與為巨大殖民帝國奠定基礎的16和17世紀探險航行的敘述相聯系”。在新歷史主義批評看來，文學文本和歷史文本一樣，都是話語的建構物，反過來又都參與了話語背后的權力或意識形態運作。布蘭尼根指出:“新歷史主義給文學與歷史關系研究帶來的根本性變化是方法論的轉變，即從簡單地將歷史事實依附于文學文本，轉向對文本參與建構和維持權力結構的話語構成層面的復雜化理解?！庇捎诓淮嬖诠潭ǖ臍v史，對于文學而言也就不存在固定的“歷史背景”，這就打破了舊歷史主義文論的“反映論”思維模式?！靶職v史主義批評的一個很重要的認識前提，就是它把文學看成是歷史現實與社會意識形態的交匯處?！J為‘文學’與形成文學的‘背景’或它的‘反映對象’之間是一種互動的關系，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關系;它認為歷史和文學都是一種‘認識場’，是‘不同意見和興趣的交鋒場所’，是‘傳統和反傳統的勢力發生碰撞的地方’?！?/p>

新歷史主義發展出了自己獨特的文本觀。一是不同于形式主義和新批評的文學文本觀。在閱讀莎士比亞戲劇的實踐中，格林布萊特針鋒相對地提出要破除形式主義批評的文本中心主義，將文學文本視為同其他文本一樣的社會能量循環系統的一部分。二是有別于解構主義的文本觀。拋棄了“文本之外別無他物”的思想，新歷史主義成為“一種將權力關系作為所有文本最重要的語境而置于優先地位的批評解釋模式。作為一種批評實踐，它將文學文本視為權力關系成為可視的空間”。總之，新歷史主義將文學文本視為更大的文化語境和政治機構的一部分，并認為文學文本參與了文化、歷史和意識形態的生產。

在對文化批評的生成學理和操作路徑進行全面地梳理之后，我們再來看它與審美批評之間的關系就一目了然了。

(一)哲學基礎不同。文化批評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碌脑捳Z—權力理論的基礎之上的。二者的共同點在于，都主張“建構”論，認為人的主體性以及整個文化與社會生活都是以語言或話語為中介被建構出來的，而不是自然的、現成給予的。因此，以人文主義和經驗主義為依托的傳統的“作者”和“讀者”觀均面臨著被顛覆的命運，他們都只能作為被話語—權力或意識形態所建構和控制著的、抹去個性差異的“位置”而存在。審美批評的哲學基礎則是樸素的實在論，尤其突出情感性評價，非常關注作家的創作個性和創作心理，文學人物的性格和命運，讀者的情感體驗，將其視為鮮活的生命活動，而不是符號建構。

(二)批評旨趣不同。文化批評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具有極強的功利性，其關注點并不是形象、情感、意境、典型、美感，而要去尋繹文本與性別政治、種族政治、身份政治、身體政治、陽性政治、同性戀政治等后革命政治之間的關聯，站在少數人或底層人的立場，反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因此具有極強的社會實踐性和公共參與性。審美批評則往往將文學作品當作虛構的想象世界，關注作品的審美價值，在無功利的審美距離的觀照之下，從中獲得審美趣味、心靈凈化、人性修養、道德提升。

(三)操作路徑不同。文化批評通常也會注意到文學文本的形式構造、修辭技巧，但他們要問是什么權力或意識形態在建構、操縱、造就了文本的這些形式特征?它不再停留于文學本身，而是轉向了審美性之外的政治性、歷史性、文化性和社會性的研究，總體上是“向外轉”的。審美批評也非常關注文本的形式特征、文學手法、作品細節，但強調的是“披文以入情”，作“向內轉”的情感體驗、人性深度、精神超越等方面的分析?？梢?，前者是逆向反思式的，后者是順向感應式的。

作者：范永康單位：曲靖師范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