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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穩定風險

政治穩定風險主要指的是有關政治統治面臨的挑戰和威脅，其又可以細分為三種類型:政治安全、政治穩定和政治沖突。

1、政治安全從本質上而言，人類政治學研究就是一個追逐政治安全的歷程。政治權力作為一種必要的惡，對被統治階層而言，它存在必然意味著風險，所以在一定意義上，政治權力具有原罪。古今中外政治學家的研究其實大都耗費在探究如何去減少這種原罪上，經過他們的探究，逐漸發現政治權力之所以“惡”的根本原因是統治階層統治權力的不受約束，所以政治學家們希望以民主的手段去代替專制主義統治，這在西方政治史上表現為民主與專制的長期斗爭過程。在人類政治生活的早期，在王權政治或者宗教政治形態下，“朕即國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王們擁有生殺予奪的至高權力，這種任意殺戮的權力就將風險帶給其治下的所有臣民。為了保證民眾的安全，政治學者思考出對君王的權力的制約的方法，從而發展出憲政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對王權進行制約，保證王權在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發展出議會制度，以另外一個權力中心制約王權;發展出選舉制度，以定期選舉取代世襲制，使得權力的專斷可能被減到最小;形成理性的官僚體制，從而保證政策的穩定和理性;培育和發展強大的公民社會，以強大公民自治組織的進行自我管理，以此劃清政府與社會的邊界，從而也達到了對政治權力進行制約的目的。在民主制度逐漸建立起來之后，出于對擔心民主的過度強大也可能會造成政治的不安全的顧慮，從亞里士多德開始，一直到埃德蒙•伯克，約翰•密爾和托克維爾等政治學家都對“多數人暴政”保持著強烈的警惕，他們害怕當民主制的政體中出現分歧時，公民中的多數往往會對少數施加最殘酷的壓迫，而這種壓迫甚至比我們之前所能畏懼的單一的王權統治更加殘暴得多，在這樣一種群眾的迫害之下，每個受害者處在比其他任何迫害都更為悲慘的境地。而蘇格拉底被民主所誅殺，中國的運動式政治民主等事實確實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從整個人類的政治發展史來看，完善的民主制度相對地更有利于安全的實現，當然，當然究竟哪一種更為安全的政治模式會出現，我們都在期待。

2、政治穩定政治穩定主要是針對統治政權而言，主要探討的是政治統治權威在其統治范圍內的合法性危機問題，如果大量出現民眾對既有政權機構的不認同甚至反抗行為，則意味著政權面臨被瓦解和傾覆的風險。對此討論最早的討論是馬克斯•韋伯關于政治統治的穩定性與合法性關系的論證，當代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對合法性的基礎作了進一步的探討，他把政治合法性的來源歸于意識形態、結構和個人品質三方面，基于系統分析理論，他提出了特定性支持和散布性支持的喪失，即意味著政治成員對政治系統合法性認同的喪失，從而產生政治不穩定。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合法性意味著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進而他提出了“合法化危機”是影響政治晚期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穩定的主要因素。薩繆爾•亨廷頓提出了關于政治穩定的三個著名的公式:社會不滿=社會動員/經濟發展，政治參與度=社會不滿/流動機會，政治動亂=政治參與度/政治制度化，政治動亂即意味著政權統治的不安全。這些為我們探討政治穩定提供了比較好的理論支持和分析框架。中國學者在借鑒西方政治學家有關政治穩定論述的基礎上，將其應用與中國政治實際，發展出了中國政治穩定的相關理論。他們將馬克斯•韋伯、哈貝馬斯和伊斯頓等人關于政權合法性與政治穩定的關系的討論應用于中國政治實際認為，中國之所以能保證長期的政治穩定，主要是因為經濟改革紅利的共享使得政權獲得了長期的合法性認同，政治保持長期穩定;基于亨廷頓觀點的基礎上對政治穩定的討論，認為中國作為后發外生型國家，在政治改革和政治穩定的關系處理上，首先保證了政治秩序的穩定，而不是盲目的進行政治改革，因此沒有走上類似蘇聯解體的道路，從而實現了政權的長期穩定。對“中國模式”與中國政局長期穩定之間關系的討論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一些學者分析認為中國模式的魅力就在其具備以下基本特征: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及對外開放等。正是在這樣的“中國經驗”支持下，保證了中國的長久穩定，而沒有發生大的政治動亂。當然這一判斷是否準確，相關討論還仍在繼續。

3、政治沖突當代政治沖突的研究是從對西方政治學者及其學說的引介開始的，早期主要涉及科塞、達倫道夫、李普塞特等相關學者的論說，近年來的引介主要涉及愛德華•A．杰簡哈根的需要層次理論在政治穩定上的應用、柯尼歐曼尼斯•S．考特索基斯的社會融合與政治穩定的研究、特德•羅伯特•蓋爾的政治鎮壓模式視角對政治穩定的研究、歇爾•狄龍的政治受挫模式下對政治穩定的探討、克雷斯汀•亞歷山大•達文波特基于沖突邊界控制模式對政治穩定的研究等。這些理論基于西方發達國家民主政治的政治現實，認為雖然政治沖突對政治安全有不好的影響，但是只要沖突是在可控的限度內，就可以將人們積壓的不滿情緒有序的釋放掉，進而會有益于政治安全;有的政治學家甚至認為，適當的政治沖突可以起到對政治系統的新陳代謝作用，從而有效的保證正字系統的良性運轉，所以對待這樣的政治沖突行為應該少用和慎用政治鎮壓等極端性懲罰措施。這些理論就為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和政治穩定提供了理論支持，而西方各國近些年的政治事實也證實了這些理論的效用，其有效的化解了西方政治生活中出現的各種沖突，如受中東民主化浪潮的影響，美國也出現了“占領華爾街”等示威游行活動，它并沒有造成巨大的社會動蕩，在被迫停止后，美國的政治生活依然正常運轉。中國關于政治沖突的討論最早在諸子百家時候就開始了，主要集中在治與亂的討論上，如孔子在《論語•季氏》中提出“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認為不管是君王、大臣還是民眾，只有大家能各安天命，特別是臣子和民眾做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可以化解政治沖突，保持政治安全;韓非子在《韓非子•揚權》中提出，如果在政治生活中“一棲兩雄、一家兩貴、夫妻持政”，則必然導致政治沖突的產生;老子在《道德經•三十六章》中指出，要做到減少政治沖突就要做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要輕易的使用武力，以無為之法治民，無為方能大為，從而實現政治的長治久安。周代開始的嫡長子繼承制的確立，被認為是化解王權繼承中的沖突與斗爭的一種優選方式。但是古代的政治沖突的討論更多的是一些意見，并沒有形成系統性的理論分析框架，真正系統化的政治沖突的討論最早見于當代學者王浦劬教授提出的“心理對立說、價值對立說、資源爭奪說、環境互動說等理論中。而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階層差距的拉大，各種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就為政治沖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經驗依據。從這些沖突的事實出發，政治社會學者更多的活躍其中，于建嶸在對李普塞特“一致與沖突”理論、斯科特的“生存倫理”理論、查爾斯•蒂利的競爭性抗議、反應性抗議和主動性抗議理論以及李連江等人的“依法抗爭”理論進行批判性吸納的基礎上，提出了“抗爭性政治”的分析框架來分析中國面臨的政治沖突的類型。他認為上訪是中國政治生活中化解政治沖突風險的有力途徑，但由于維穩是國家的“剛性需求”，它不停的擠壓著民眾的上訪空間，從而使得上訪的功效在不斷遞減，由此，他呼吁一種“韌性維穩”機制的建立來化解政治沖突。當然這一類政治沖突正如于建嶸等人所言的那樣往往只是涉及個人利益，因而其政治效用是有限的。而最近幾年的一些政治沖突如烏坎事件、新疆7•15事件，西藏3•14事件等沖突事件則已經開始觸及到政治選舉、民族分裂和宗教斗爭等政治命題，所以相應的政治沖突理論研究的需求已經產生。

個人命運主要是對政治生活中個體生存層面所面臨的政治風險的探討，這些研究最早主要散見于歷史學、野史軼事、文學作品中。中國古人很早就有了中很早就有“伴君如伴虎”的政治智慧，認為從政是一個高風險的活動，尤其是開國功臣，往往會因為功高蓋主而被殺戮，“功成而身退”才是他們規避風險的良策。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中曾經記載:范蠡離開越國之前，曾給文種寫過一封信言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嘴，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即認為文種繼續待在越王身邊必然面臨被殺害的風險，文種沒有聽從其建議，而范蠡的預言在不久之后就被應驗。所以中國古代文人面對政治的詭秘和兇險，總結出了“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的生存邏輯，可謂良苦用心。作為君王或者領導人，他們也承擔著巨大的風險，僅就大家所熟知的一些領導人而言，如以色列總理拉賓被槍殺，美國總統林肯和約翰•肯尼迪被謀殺，印度兩任總理英迪拉•普里雅達希尼•甘地和拉吉夫•甘地也都遭到暗殺，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娜齊爾•布托被刺身亡，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被執行絞刑死亡，利比亞前總統卡扎菲被亂槍打死，除此之外，其他受到監禁和判刑的領導人還有許多。這些領導人在位時都曾經權力巔峰的弄潮兒，而最終卻一個個落得不可善終，足見政治之兇險于政治精英而言可能更甚。對于普通公民而言，個人命運與政治的關系則表現的更為明顯，處于治世，則可以養家糊口，享受天倫之樂，處于亂世，則命如草芥，而這種可能只是非常特殊的情況，真正的政治事實卻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了近現代社會，因為民族國家對整個社會規劃能力和反思性監控能力的增強，如果國家政策失當，民眾面臨的政策性風險境則更為明顯。正是基于此，徐友漁在談到精英外流時認為“精英們移民的主要動因是為了獲得安全感，他們憑經驗和遭遇認為，在自己生活的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太多，未來是不確定的，自己的前途不是可以根據自己的行動和決斷做出合理預期的”，與其說精英們不愛國了，不如說精英們非常務實，只要他們在國內能感覺到安全，他們一般不愿背井離鄉去國外發展，他們之所以移民是因為他們想過上“守法的、有道德的公民不必擔心自己的自由和權利被權力機關剝奪;在從事經營活動和其他任何正常活動時，不必對政府工作人員進行賄賂就可以順利進行;在遇到麻煩時，可以指望廉潔奉公的警察或是獨立審判的法院”的生活而已。基于以上判斷，學者們得出了個人政治安全感的獲得必須依靠政治的民主化進程和法制化進程需要再進一步積極推進論斷。

二、風險的政治學化研究

與上文提到的對政治生活中風險的研究不同的是，也存在一種以政治學化視角切入而對風險展開的研究，筆者之所以認定其為政治學化的研究，是因為其只是把風險作為一個外生變量，對某種類型風險與政治生活的關系做了些相關性的探究而已，并沒有真正形成對風險的政治學討論，但是其畢竟使用了一定的政治學分析工具對風險進行過研究，所以我們姑且稱之為風險的政治學化研究，以區別于本文所要主張的風險政治學的研究。這種類型的研究主要涉及兩種類型，一種是對環境或者生態風險對政治生活的影響的探討，形成了綠色政治的相關理論，另一種是探討新的社會發展階段———風險社會階段，各種頻發的風險對于政治生活和政治結構的影響與挑戰，形成了風險社會理論中有關研究的部分。

(一)綠色政治

隨著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對自然造成了大量的破壞，空氣污染、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銳減和氣候變暖等環境災難日益嚴重。基于此，有別于環境工程、生態學等學科的研究視角，一些學者從政治學視角切入，對環境和生態問題展開研究，探討環境惡化對政治系統造成的挑戰以及政治系統所應該做出的反應和調整。與生態學和環境工程等學科注重對自然生態的研究不同的是，綠色政治著重考察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社會和政治原因。如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一書中探討了人口與環境和資源之間的關系，認為人口政策的調整是環境保護的重要手段;羅馬俱樂部給出的報告《增長的極限》中指出資本主義的增長方式是人類環境破壞的根本原因，從而提倡一種零增長的發展模式來實現環境保護的目標;科爾曼的《生態政治》一書中則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進行了更為詳細的論述，指出在集權主義的權力集中模式下，參與型民主方式對生態的改善必然是以失敗告終的，所以他提倡以社區治理的社群主義模式來對抗集權主義，從而實現生態政治的目標;吉登斯在《氣候變化的政治》中提出了有關氣候政治的四點建議:第一，把氣候變化與日常生活勾連起來;第二，堅持氣候政治上的第三條道路;第三，實現企業、消費者和政治領導人之間的聯合，集體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第四，把氣候變化與地緣政治結合起來。之后很多學者都進入了這一領域，形成了大量的著作和成果，其中比較優秀的有安德森的《政治與環境:關于生態危機的讀本》、卡普拉的《綠色政治:全球的希望》、托卡爾的《綠色的選擇》等等。這些學術成果的研究與綠色政治運動是同步的，隨著這些理論研究的進展，綠色政黨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也紛紛嶄露頭角，有的進入議會，有的甚至成為政治官員。綠色政治的研究在國內起步較晚。郇慶治主持翻譯了叢克里斯托弗•盧茨的《西方環境運動:地方、國家和全球向度》、多布森的《綠色政治思想》、穆勒—羅密爾《歐洲執政綠黨》、默里•布克金的《自由生態學:等級制的出現與消解》、薩拉•薩卡的《生態社會主義還是生態資本主義》、塔基斯•福托鮑洛斯的《當代多重危機與包容性民主》、約翰•德賴澤克的《地球政治學:環境話語》等，從而引導了中國大陸綠色政治研究的風潮。而國內其他有關綠色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生態智慧的挖掘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生態理念的闡釋等方面。而在政治生活層面，面對嚴重的環境安全問題，政府在2006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正式將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確定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一項戰略任務。并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作為黨和政府執政的基本理念之一。

(二)風險社會視角的研究

風險社會理論主要由烏爾里希•貝克和安東尼•吉登斯等人提出，風險社會理論是以反思性現代化作為其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他們認為“風險這個詞好像是通過西班牙或葡萄牙人傳入英語中的，……后來這個詞就用來指代各種各樣的不確定的情況”，即他們認為風險是一個現代化的產物，其“直接與反思性現代化的概念相關，風險可以被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所以現代風險，即人造風險，往往是因現代化而發，官僚制、民族國家、跨國公司、民主政治、現代科技等現代化的產物是現代風險產生的根源。這些理論中從政治學角度對風險的探討主要集中在貝克對現代風險分配的闡釋上，他認為風險“是指完全脫離人類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氣、水和事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隨的短期和長期的對植物、動物和人的影響。他們引致系統的、常常是不可逆的傷害，而且這些傷害一般是不可見的。”在這個風險定義的基礎上，他認為風險社會一個是以風險的暴增和累加為特征的嶄新的社會發展階段，它對政治系統提出了挑戰和要求，而風險對政治系統的影響要體現在風險的分配不均所產生的后果上，“在發達的現代性中，財富的社會生產系統地伴隨著風險的社會生產。相應地，與短缺社會的分配相關的問題和沖突，同科技發展所產生的風險的生產、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問題和沖突向重疊”，從而提出了有關風險分配的命題。如果說政治就是有關分配的問題，那么貝克認為財富分配的利益政治和壞處分配的風險政治在分配邏輯上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風險也依照階級模式進行分配，但是其分配邏輯是剛好倒過來的，財富在上層集聚，風險在下層集聚，財富的貧困與風險的累積實現了重疊，從而加劇了階級的分化結構。進而他認為，這種風險分配的不平等結構是以風險感知、處理和轉嫁能力的不平等為根源的，所以“那些發現自己作為風險制造者而處于公眾聲討中心的人，竭盡全力通過在工業中逐漸制度化的“反科學”的幫助來反駁對他們的指控，并試圖提出其他的原因和禍根。”從而可以逃避對風險的責任承擔，就產生了風險責任規避邏輯。同時，也存在另外一種風險分配邏輯:風險分配也遵守一種“飛去來器效應”，即因為風險作用方式的無序性和超時空性，那些早先在風險中獲利者，最終可能也必須承擔風險的后果。從而形成了風險分配的兩種邏輯，而正是這兩種邏輯的作用，使得在政治生活中，存在一種“集體的不負責任”機制，當民眾在政治議題中要對風險責任進行明確化時，卻遭到現有政治系統的歪曲與打壓，于是，在民意無法在現有政治框架下得到伸張的情況下，民眾就在在現有的正式結構之外發展起來一些專門針對風險議題的社會運動，人們通過示威、游行、靜坐和拒購等政治活動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政治議程或因此而改變。吉登斯從社會構成理論出發，認為現代化的動力主要是時空分離，脫域機制和反思性知識三者的相互作用，推動著社會從傳統過度到現代。社會在去傳統化的之后，社會結構出現了變遷，從而現代社會成為一個“失控的世界”，敏對這個失控的世界，可以采取政府與民間合作的方式走一條風險治理的“第三條道路”來控制和化解風險，其思路和貝克的觀點大同小異。貝克和吉登斯被認為是風險研究中的制度主義者，因為他們認為風險社會的政治活動方式發生了變化，相應的制度安排需要調整，這種調整過程更多的是在原有制度框架下的職能轉變。至于新的制度安排，則往往是在現有制度無法承擔的新的職能的地方出現，未來時代原有的性質的機構可能會被更多的被直接參與決策的自主性制度安排所替代。很多的溢出現有制度框架的社會運動、游行示威，新的政治團體，論壇，甚至暴力行動逐漸成為政治生活的常態。

三、批判與討論

上文筆者分析了與風險相關的政治學研究成果，此處筆者將對這些成果進行必要的討批判性討論:

(一)政治風險理論批判

政治安全理論探討的是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做可能遭受的政治風險，政治穩定理論主要是針對國家政權而言的，探討國家政治權力可能遭受到的不安全影響，政治沖突理論則主要是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探討一定的政治框架內各種政治團體之間的斗爭與妥協的情況。我們不得不承認政治風險理論的研究，對于人們在面對捉摸不定的政治權力格局調整時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對于人們規避政治風險，維護自身安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是從上面的理論梳理我們也可以看到，雖然政治風險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目前研究仍然不是很深入，無法滿足人們對于政治安全的現實需要，所以進一步的研究正在被期待。雖然政治風險學重要，但是其自身局限性也是非常明顯的:其一，研究對象局限于機構或者個體在政治生活中面臨到的風險，沒有討論人們面臨的其他風險;其二，在研究視角上，把政治生活中的風險看作一個外生變量來看待，缺乏對風險作為內生變量視角的考察。人類在生產生活中面臨的風險不僅僅限于政治風險，除去此之外，還有自然風險、科學技術風險、環境風險、經濟風險、文化風險等等，而面對如此多的風險，如何保證人類生存的安全。故探討一種更為宏觀的能統一各種風險理論的理論研究勢在必行。

(二)對風險政治學化理論的批判

1、綠色政治理論批判綠色政治學堅持的是以環境為中心，區別于傳統政治的以人類活動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它有利于人們在政治活動中規范自己的政治行為，從而達到保護環境安全的目標，這對于解決因為現代化的高度發展而導致的環境破壞問題而言，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不管是深綠政治還是淺綠政治的提出都主要是針對人類行為的任意性和盲目性而提出的，其只是把目光放在環境問題上來進行思考問題，所以難免具有一下缺陷:其一，其具有明顯的道德呼吁和宗教“啟示錄”色彩，在面對受強大利益驅動的環境破壞行為時，強有力的制約作用往往難以實現，在而今道德和宗教衰微的情勢下，更是如此;其二，自然中心主義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往往與人們的基本理性常識相背離，從而在根本上很難被人們接受，從綠黨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得勢來看，就可見一斑;其三，過于注重環境要素的考量，較少考慮到影響人類安全的其他要素，因而總是被批判為“片面的真理”。

2、風險社會理論批判風險社會理論作為當代社會研究風險的重要理論之一，表現了比較強大的生命力，自其產生開始，就廣受關注。有甚者因為其中涉及到了風險的分配問題、風險社會的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變革等政治命題，就按照政治是對社會資源的權威性分配的概念來比對，認為風險社會理論開辟了風險政治學研究的先河，其實事實并非如此。其研究的明顯不足體現在:其一，在橫向層面上，只是將風險看作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他們將社會風險與工程風險、自然風險割裂開來，只進行社會風險的研究，而忽視自然風險和工程風險的研究;其二，在縱向歷時性層面，把目光放在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研究上，即認為在后工業化時代有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風險社會階段，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從而忽視了對以往社會形態中風險現象的研究;其三，風險社會理論中涉及到的政治學的部分內容，只是論及到了風險社會階段所面臨的各種類型的風險所引起的相應政治結構的變化，而并沒有對其它社會形態下的風險和對其它類型的風險進行過相應的分析。可見，其研究更多的是一種風險的社會學研究。

3、風險政治學化研究的分析綠色政治注重探討人類行為對環境所造成的風險的研究，風險社會理論則從不僅探討人類行為對于自然環境造成的風險、也探討了人類對自身造成的風險，從而使得人類對風險的研究更為全面，盡管如此，兩種理論的缺陷依然明顯:第一，兩者都預設了自然環境風險的終結，認為人類已經戰勝了自然，并且人類已經反客為主，具備了危害自然的能力，而這一點顯然是欠妥當的。即使是在這些理論的發源地的達到國家，地震、颶風以及其它自然災害的發生依然是不可測的，所以我們沒有理由盲目樂觀地認為我們已經戰勝了自然風險。退一步再說，就算是我們認為人類現在已經具備了足以和自然抗衡的能力，甚至有了破壞自然的能力，但是這僅僅是在地球范圍，如果將跳出地球范圍，將視野延伸至整個宇宙范圍，那么一個我們無法預料的隕石隨時都可能讓整個地球毀于一旦，我們又何所謂戰勝了自然呢?所以這一假定最多只在地球上的少數發達國家的少數領域中存在，超出這個范圍，就面臨著錯誤的同化。第二，綠色政治和風險社會理論在研究對象的范圍上都具有局限性，只把某一種類型的風險或者某一個社會發展階段的風險作為研究對象，使得其理論的適用范圍受限而效用大打折扣。綠色政治只研究環境領域，風險社會制把后工業社會作為研究對象，而整個人類所經受的風險又豈止如此呢?所以，一種對更為廣闊的時空范圍內風險的統一理論的研究變得非常必要。通過上面的梳理和初步探討，我們發現了兩種與政治學相關的風險研究成果，它們在風險治理的實踐中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體現了一定的解釋力和優越性，但我們仍有必要進一步探討這些理論的不足與缺陷，以便為新的理論的產生提供基礎。政治風險理論探討的是政治權力或者政治體系所造成的風險，是把政治看作風險產生的外生性變量來看待;風險政治學化理論考察的是由一些類型的風險所引發的政治結構的變化以及政治系統的回應，把風險看作是政治結構變革的外生性變量。所以兩者都具有共同的欠缺:對風險與政治的研究都互把對方看作外生變量來展開研究，而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視角，即對風險的內部政治結構的討論。這就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和邏輯起點。

四、風險政治學的建構

在對現有的政治學視野中的風險研究成果進行探討和批判之后，筆者試圖提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的嘗試———風險政治學研究。下面主要對這一范式的問題意識、研究邏輯，和分析框架做概括性的論述。

(一)問題意識

理論建構之所以必要往往體現為現實的焦慮與不滿，否則再完美的理論也可能會淪為無病呻吟，所以好的理論的產生必然基于明確的現實問題。風險與人類相生相伴。在古代社會中，自然中的毒蛇猛獸、地震火山、疾病瘴氣隨時可能取人性命，部落與國家間的戰爭與仇殺讓導致生靈涂炭，君王與當權者的暴政會民不聊生。這些風險不僅在現代社會依舊存在，而且現代科學技術又帶來了新型的風險，諸如染色饅頭、地溝油油條、瘦肉精豬肉，避孕藥的黃瓜、硫磺熏姜、塑料奶茶等等;人在旅途，可能面臨車禍、動車事故、橋梁垮塌、船舶沉撞等威脅;住在家中，所住的房子可能是質量不過關的豆腐渣工程，也可能在睡覺時房子被強拆;我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可能就會呼吸到有毒氣體;更有甚至，一次核泄漏事件則會讓我們的家園寸草不生。總之，風險與人類如影相隨。一般情況下，大多數人會這樣認為:既然風險對人類而言的是“壞”東西，只要是思維正常的理性個體，必然以趨利避害為取向，當他們面對上述風險時，正常反應是避之惟恐不及，然而事實果真是這樣嗎?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的卻另外一番場景:在正常的生活狀態下，人們并不會因為車禍的可能而不出門，不會因為存在有毒食物就不吃飯，因為空氣污濁而停止呼吸，因為手機、電腦的輻射而停止使用它們。在一些極端情況下，人們卻會因為饑餓而去搶劫和犯罪，他們似乎并不害怕被逮捕和判刑;沒有學歷和權勢的婦女為了養家糊口不惜出賣自己的身體，好像她們并不在意性病和艾滋病的感染;士兵們清楚地知道戰場上的沖鋒可能會中彈而亡，但是他們仍然選擇戰斗，似乎并不害怕死亡。于是，種種違背常識的現象擺在了我們面前，我們所能看到的一切是人們對風險的容忍和不在乎，而不是極力的規避和逃離。當然，對此每一個學科都會形成自己的解釋和判斷，而政治學對此當作如何解釋呢?如果說政治學就是對分配問題進行研究，而風險政治學就是對風險的分配問題進行探究的話，那么從政治學角度出發，對人們面對風險之時的所作所為進行闡釋的話，這就涉及到風險分配的問題，由此，可以提出一個理論預設:一定存在某種原因使得一些人群承受和容忍了那些本該無需容忍的風險。就將一個實際生活中的現實難題轉化為一個政治學的理論命題:風險的不公平分配格局為什么會被人們容忍和接受的?換句話說，就是風險的不公平分配格局是如何被合理化的?當然，由上面提到的悖論現象可以引發出的問題會有很多，但是為了保證本項研究主題的單一性和明確性，本文只選擇這一命題展開討論。

(二)回應與展開

在對上文提及的問題進行嘗試性回答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對風險本身的特性進行認識，繼而嘗試性的提出一個勢科學視角的分析框架:

1、風險界定對上面提到的問題要嘗試進行回答，首先有必要對風險本身的特性進行認知:(1)就風險是的時空關系而言，它不但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存在于人類社會，就時間范疇而言，它不僅僅在人類歷史上一直存在，在新的人類發展階段也并沒有消失，反而似乎越來越多。(2)就風險的存在形式而言，風險不僅僅是一種是實體性存在，也是一種關系性存在，所謂實體性，即其作為一種危害的趨勢的實在性，所謂關系性存在主要體現為與人相關性，也就是說，如果脫離了人來孤立的探討風險，是無法給其定性的。(3)就風險的行為邏輯而言，風險是一種事實，也是一種趨勢，。說其是一種趨勢，是因為危害并沒有發生，即它只是一種危害的可能性狀態，而不是一種危害的事實和結果，如果把風險看作是一種危害的事實的話，那么風險也就不能稱之為風險，而是災難或災害了;他也是一種事實，即一種趨勢的事實，這種事實是確實存在著的。(4)就風險的存在狀態而言，風險是一種關系，而這種關系具有明確的指向性，即是對風險施加者和風險承受者之間的一種方向性關系狀態的概括，風險的這種特性是風險區別于其他現象的重要特征。風險是復雜的，它不僅是長時段、跨空間、方向性存在，而且能將貫通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我們該如何對其展開研究和分析呢?理論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就事論事的經驗對比和街頭巷議的泛泛而談，就在于其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和系統性。人類社會至今所進行的理論抽象無非以兩種方式展開，一種是哲學抽象，一種是數學抽象。對于人文社會學科而言，面對人類社會的各種研究對象，我們的“每一次概念化都要以某些哲學承諾為基礎。［23］”所以，往往更多采用的是哲學抽象的方式展開研究。但是哲學抽象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在理論建構和邏輯推演過程中所使用的最小分析單位———概念，往往是一個在操作層面無法再繼續細分而展開討論的“空殼”，從而使得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往往淪為“概念的旅行”，作家創作成了作家自己在不斷編造新概念和去解釋和代替舊概念的過程，而學術對話則成為作家之間互說黑話的“概念戰爭”或是價值判斷的意識形態爭奪活動。到了近代，出現了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之后，學術研究變為純粹的“語言的游戲”，這種現象就使得人文社會學科缺乏切實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很難搭建起共同探討的對話平臺和行業評價機制，因而很難實現學科的自主和自強。而自然科學在面對各種自然現象時，則采取數學方式進行理論抽象，數學工具的引入和使用，使得自然科學的研究具有了極強的可操作性，得以搭建起良好的分析平臺，從而實現了自身學科的繁榮和對話的可能。可見，面對不同的分析對象，人們所所采取的分析手段也有所不同。而就風險研究而言，風險既是一個自然科學領域“物”的現象，也是人類社會的“事”的存在，針對風險的這一特性，這里我們可以嘗試綜合采用哲學抽象和數學抽象兩種方式來對其展開研究，一方面滿足這一分析對象的特性，另一方面取兩種學科之所長。

2、分析框架如何落實上文提及的分析方式呢?本文將以關系主義方法作為研究的哲學基礎，以勢科學理論作為研究分析框架進行展開。筆者已撰寫另文對現有風險研究的范式進行梳理和批判，認為以往的研究范式不能滿足風險這種特殊分析對象的需要，所以提出了關系主義思維方式在風險研究領域的應用的可能性。所謂關系主義是指一種共在關系論，即認為事物的性質只有在一定的關系框架中才能被定位，否則，無法判斷事物的性質。具體而言，以上文提及的風險特性為例來看，要判定一種現象是否具有風險，必須同時考量以下幾種關系要素:第一，能動者的要素，即單一的風險關系存在于承受者和風險施加者之間;第二，事的要素，必須有風險的事實，即一種施加者施加于承受者的風險危害的趨勢的事實，第三，關系要素，風險必定是存在于特定時空條件下，從施加者指向承受者的一種指向性明確的關系結構。那么這種對風險的要素抽象如何在具體的分析中被利用起來呢?關系主義哲學抽象的作用只能發揮到這個程度，再往下發展只能用更多新概念對其進行再界定，但是進一步的再抽象化已經不太可能。這種情勢下，既然自然科學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勢是同一個對象，那么當社會科學對其無能為力時，自然科學角度的研究起到的效果也是一樣，所以我們可以嘗試采用數學抽象工具對風險的要素進行轉換，把要素抽象為數學變量，建構起一個的分析模型，就可以對其展開數學分析了。這個過程具體如何體現呢?風險是一種趨勢(Po-tential)，人文社會學科有非常多的勢，比如勢不可擋、順勢而為、有權有勢、仗勢欺人，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勢只能被感悟，而無法進行邏輯分析。在自然科學中也有很多對勢的研究，比如電勢，勢能、量子勢、化學勢等，這些“勢”是可以被邏輯化推理研究的。勢科學這樣表達“勢”:勢=差別÷距離，勢是比例關系，是斜率，具體可以用坐標系來這樣表達，如圖1。在自然科學中，勢等于差別除以距離，但在社會科學這中關系不容易表示，故有必要將這種數學化的語言變換為人文社會學科的哲學性話語，于是，我們可以用差別乘以距離的倒數來對，即用差別乘以聯系來表示勢的邏輯關系。這樣的話，在自然科學里是:斜率大者就勢大，反之，則勢小。這而在社會學科中就轉換為:差別越大聯系越緊，則勢越大，反之、則勢越小。具體到風險問題上，如果一個能帶給另外一個相比而言較大的威脅，而且它們之間的聯系緊，則認為前者對后者的風險勢大，反之，則認為其勢小，或者風險關系不成立，這就就完成了對風險勢的數學化抽象過程。如何用政治學的視角對風險勢理論展開研究呢?這是一個倒著推演的過程，我們要研究風險勢的作用機制，首先需要研究風險權力的作用機制。因為自然科學的勢和社會科學的勢是一回事，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將自然科學中對勢的研究理論對應到社會科學中來使用。首先可以在哲學層面將物理學上的“force”等同于政治學上的“power”，即把物理學上的力等同于政治學上的權力，這樣的話，就可以對政治學上權力概念進行邏輯推演。具體可以這樣處理，在牛頓經典力學中的力學公式是:F=ma，而其中的a是加速度，是一個比率，是一個表達方向的矢量，就是我們要表示的勢，F為政治學中的權力，m為阻尼，于是公式就轉換為:風險權力=阻尼×勢，勢=差別×聯系，所以，風險權力=阻尼×(差別×聯系)。所以我們看到，風險勢越大，就意味著風險權力越大，就將風險勢和風險權力聯系起來，也就將風險勢理論引入到政治學的范疇中來，從而實現了對風險政治學的數學化研究的嘗試，為風險的政治學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如何以風險勢理論來解答前面提到的命題呢?則需要理性風險人假設理論，風險層次理論等的探討的展開，特別是經過風險層次理論的研究，我們就可以斷解釋不公平的風險分配結構是如何被和合法化的。但是由于篇幅所限，將做另文處理。

作者：馬光選項繼權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博士生辦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