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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一元組合論和總體敘事

詹明信在西方后現代哲學家中是從總體性出發論證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各種文化現象的代表，他對總體性的理解與盧卡奇十分相近，同樣認為總體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維方式，他把總體性思維落實到文學和文化批判中，認為要把文學放入社會歷史語境中，關注現實中和它有關的一切因素。詹明信明確表述了自己文化分期的觀點，“現在讓我解釋一下‘文化分期’。我認為資本主義己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是國家資本主義階段，形成了國家的市場，這是馬克思寫《資本論》的時代。第二階段是列寧所論述的壟斷資本或帝國主義階段，在這個階段形成了不列顛帝國、德意志帝國等。第三階段則是二次大戰之后的資本主義。……第三階段的主要特征可概述為晚期資本主義，或多國化資本主義。這一階段在六十年代有其集中體現，這是一個嶄新的、與前面各階段根本不同的新時代，而且很多人認為這個時代更接近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描述。與這三個時代相關聯的文化也便有其各自的特點。第一階段的藝術準則是現實主義的，產生了如巴爾扎克等人的作品；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時代的進步，生物學意義的‘變異’在不斷地發生，于是第二階段便出現了現代主義，而到第三階段現代主義便成為歷史陳跡，出現了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特征是文化工一業的出現。在歐洲和北美這種情況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但在第三世界，比如說南美洲，便是三種不同時代并存或交叉的時代。在那里，文化具有不同的發展層次。這三個階段的劃分當然只是適用于一具體的社會階段，而且必須和整個前資本主義傳統聯系起來才行，但這并不妨礙這三段劃分法的可行性”。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針對歷史階段進行劃分，主要的依據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互動關系，在具體的社會階段中，表現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互動。應該說，這種劃分的依據有濃厚的政治經濟學色彩，經濟被放在決定性的地位，而其他因素如政治、文化等則被矮化。特別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一對子模式，已經被很多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所質疑。實際上，在馬克思那里，這個模式也是一種“權宜之計”，一種比喻性的說法，馬克思從來沒有忽視過經濟之外如政治、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詹明信的社會歷史分期思想所貫徹的就是這種文化中心論思路，即社會劃分以文化為根據，而不是以經濟為根據，經濟的劃分是外在的、受動的，文化的劃分是內在的、中心的。詹明信通過解讀馬克斯•韋伯關于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觀，得出歷史發展呈現現實主義一現代主義一后現代主義的三元組合的結論。這種以文化為中心的觀點在很多馬克思主義文化學者那里都存在。例如，法蘭克福學派提出關于“文化工業”的概念，用以批判資本主義內在的邏輯悖謬及最終宿命。然而在阿多諾等人的理論中，“文化工業”始終是一個單向度的概念，它僅僅表明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文化與意識形態相結合，服務于現實政治。詹明信認為，這并沒有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開始，也不能確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終結局。在詹明信看來，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到晚期階段，呈現出許多不同于早期資本主義的諸多特征，從信息媒介到傳播途徑，從生產方式到社會規范，從社會組織到日常生活，從社會無意識到個體無意識，都產生了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時代的變化。具體到文化和生產方式，出現了新的“文化文本”。詹明信認為，在當今時代，媒介、大眾文化就像汽車那樣被不斷地制造出來，“文化”與“工業”結成了聯盟，形成所謂的“文化工業”。工業化的文化在文化的工業流程中被源源不斷地制造出來，并且充塞了整個社會空間。過去人們習慣以歷史事件劃分時間和歷史的做法，現如今已經收到了挑戰，文化成為人們在考慮分期時無可回避的因素。詹明信在討論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時，十分強調它們在文化領域中的轉型。他認為，后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保有它們完全分明的意義和歷史功能，這是由于后現代主義在晚期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不同定位，除此之外，也由于當代社會中文化領域的轉型。”可見，文化成為詹明信分析后現代主義或者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分期的重要標準。

二、馬克思主義在新時代是否還具有闡釋的有效性

詹明信首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他的文化政治學理論與盧卡奇、戈德曼、阿多諾頗有淵源，但從根本上他接受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是總體性的批判話語，他采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術語，如“階級”、“無產者”、“生產方式”、“意識形態”等等，甚至在后現代語境中堅持一種階級斗爭政治學理念，在眾多后現代文化批評流派中頗為另類。詹明信構建后現代的文化政治的主旨之一，是論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闡釋在新的社會和時代條件下的適用性，在某種意義上，詹明信是要“回到馬克思”。“回到馬克思”中的這種“返本”也不是出于“頑強的崇古意識”，“退回到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擺脫對教條體制合法性的預設，消除現成性的強制，通過解讀文本，以造就新的“上手狀態”。馬克思文本的權威性系于對人的問題回答通過實踐驗證之有效性。因此，“回到馬克思”本身就已經是帶著我們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語境在一個開放的視域中面對馬克思。詹明信后現代文化政治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這種重新闡釋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即它通過對馬克思文本權威性重建，面向現實，解釋和改造現實。首先，詹明信堅持馬克思的總體性批判，堅持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以總體性為根據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堅信資本主義必定向社會主義轉變。詹明信在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關系立場上將后現代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相應的歷史階段所產生的一種文化現象來看待，并從理論上將后現代主義概括為與晚期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聯系的一種廣義文化邏輯。詹明信認為，當代西方社會正在經歷一系列深刻的文化轉變，比如文化界線被打破，高雅與低俗不在厘然各別；文化的全面商品化導致文化品格的降低以及批判本性的消失；主體性瓦解；歷史感和現實感趨于模糊和弱化。麥克羅比對后現代的這種離散和片段式的社會圖景深有體會，“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面臨著這樣的挑戰：在當代生活中有那么多不同的、零碎的領域需要理解，似乎不能從整體上把握真實的情形。”總體性敘事風格的丟失，甚至使許多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終結，如鮑德里亞、利奧塔和福柯。但麥克羅比承認，詹明信真正做到了運用馬克思的總體性觀點對后現代社會的總體把握。他的理論始終保持著一種總體性的歷史敘事框架，堅持馬克思主義描述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歷史敘事理論的基點，拒絕放棄歷史敘事的總體性觀念。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詹明信列舉了許多西方讀者熟悉的文化形式，如拉斯維加斯的民粹主義建筑、好萊塢的黑色電影、新朋克小說、甚至英國的“碰撞”樂隊，等等。詹明信試圖說明，晚期資本主義邏輯使文化進入一個新的生產模式，“業已發生的事情是，美學產品在今天已從整體上融入到了日用品的生產中：以更快的資金周轉，生產出新一輪更新潮的產品（從服裝到飛機），這種經濟上的瘋狂要求使審美創新和實驗日益表現出一種結構性功能和地位。”文化呈現出一種無止境的擴張趨勢，甚至要使一切都變成文化的了。自然已經消失，被文化所取代；一切都被商品化了，日常生活也被審美化了。文化的擴張甚至重新定義了“后現代”，在詹明信看來，后現代不僅是一種獨特的風格，也不僅是一場美學運動，而是一種文化的轉型：文化成為居于支配地位的生產模式，藝術完全商品化，文化批判超越了政治經濟批判。總的來說，詹明信主要是一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他的理論結構與威廉斯、伊格爾頓一樣，主要是一種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相結合的產物，與真正學科意義上的社會學理論有所不同，麥克羅比甚至批評他的理論在某些關鍵地方表現出了“突如其來的、甚至幾乎是笨拙的論題轉換”。一方面，詹明信擁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堅持馬克思的基本理論，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模式、階級斗爭理論在晚期資本主義語境中的適用性，另一方面又在總體性問題上凸顯文化的支配作用，這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無疑是根本不同的。與之相比，威廉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立場則較為緩和，文化唯物主義的理論結構更為合理，更能與馬克思的批判思想接洽。

作者：楊蘭單位：東莞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