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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中晚期妊娠合并焦慮的影響因素。方法選取2016年1月30日至2017年6月30日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收治的380例中晚期妊娠婦女為研究對象，使用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量化孕婦焦慮情況，根據是否合并焦慮將孕婦分為妊娠組和妊娠合并焦慮組，統計中晚期妊娠合并焦慮的發生率，分析孕婦年齡、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得分、孕期生活事件測評工具（PLE）得分、受教育程度、婚姻滿意度、妊娠準備、妊娠次數、撫養準備、家庭支持情況、懷孕決定的參與情況與中晚期妊娠合并焦慮的關系。結果171％（65／380）的中晚期妊娠孕婦合并焦慮。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GSES得分、PLE得分、婚姻滿意度、妊娠準備、妊娠次數、撫養準備、家庭支持情況、懷孕決定的參與情況與中晚期妊娠合并焦慮有關（均P＜005）。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GSES得分低、PLE得分高、對婚姻情況不滿意、妊娠準備不足、撫養準備不足、未獲得家庭支持、未參與懷孕決定是妊娠合并焦慮的獨立危險因素（均P＜005）。結論自我效能感低、對婚姻情況不滿意、妊娠和撫養準備不足、未獲得家庭支持、未參與懷孕決定、孕期出現生活事件是中晚期妊娠合并焦慮的危險因素。

【關鍵詞】妊娠；焦慮；影響因素

焦慮及相關疾病在精神類疾病中占比較高，約占30％，女性患焦慮或抑郁癥的概率比男性高16～17倍，中晚期妊娠女性尤其易患［1］。研究顯示，妊娠中晚期焦慮和抑郁發病率高，且母親的情緒與不良妊娠結局（如早產、流產、低體質量出生兒、死胎、新生兒窒息）、嬰幼兒生長發育不良等密切相關［2］。此外，孕中晚期高度焦慮可導致胎兒多動癥的風險增高［3］。產前焦慮已被多項研究證實為產后抑郁癥的預測因子，孕中晚期焦慮女性更易出現產后抑郁癥［4］。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孕中晚期焦慮的危險因素，以便臨床早期預防、發現并進行干預。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6年1月30日至2017年6月30日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收治的380例中晚期妊娠婦女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年齡＞20歲；無流產史；單胎妊娠；妊娠12周；交流無障礙；知曉本研究內容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妊娠前存在焦慮病史；合并抑郁癥、精神分裂癥等其他精神疾病者；合并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妊娠糖尿病、多囊卵巢綜合征者；不能獨立完成問卷者。本研究經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

1．2數據收集方法

①采用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自制妊娠情況調查表收集相關資料，包括年齡、受教育程度、飲酒史、婚姻滿意度、妊娠準備、妊娠次數、撫養準備情況、家庭支持情況、懷孕決定的參與情況等，其中飲酒定義為孕前每周平均飲酒至少1次，每次不少于10ml。②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self－efficacyscale，GSES）評估孕婦自我效能感，共10個項目，每個項目1～4分，分數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高。③采用孕期生活事件測評工具（pregnancylifeevent，PLE）評估孕婦孕期生活事件發生情況，共包括17個事件，每個事件0～5分，分數越高，表示事件對孕婦造成的壓力越大。④使用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anxietyscale，HAMA）量化焦慮情況，13分表示存在焦慮。妊娠期已被診斷為焦慮且仍在服用特異性抗焦慮藥物進行控制的患者，不再進行HARS評分，直接判斷為妊娠合并焦慮。⑤觀察中晚期妊娠合并焦慮的發病率，根據是否合并焦慮將孕婦分為妊娠組和妊娠合并焦慮組，分析妊娠合并焦慮的影響因素。孕婦信息均于門診面對面采訪收集。

1．3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50統計學軟件分析數據，定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珋x±s）表示，采用t檢驗，定性資料以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妊娠合并焦慮的單因素分析

171％（65／380）的孕婦出現焦慮癥狀。妊娠合并焦慮組與妊娠組GSES得分、PLE得分、婚姻滿意度、妊娠準備、妊娠次數、撫養準備、家庭支持情況、懷孕決定的參與情況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2．2妊娠合并焦慮的多因素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篩選出的GSES得分、PLE得分、婚姻滿意度、妊娠準備、妊娠次數、撫養準備、家庭支持情況、懷孕決定的參與情況8個因素納入Logistic回歸分析，得出GSES得分低、PLE得分高、對婚姻情況不滿意、妊娠準備不足、撫養準備不足、未獲得家庭支持、未參與懷孕決定是妊娠合并焦慮的獨立危險因素（均P＜005）。見表2。

3討論

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2020年焦慮和抑郁將成為全球女性主要疾病負擔之一，育齡期女性焦慮、抑郁發病率約為同齡男性的2倍。對21項產前焦慮、抑郁研究的系統評價顯示，焦慮、抑郁的總患病率為107％［5］。另外，有關文獻報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產前抑郁率、焦慮率較高［6］。焦慮可對母嬰生命健康和生活質量造成嚴重影響。多項研究結果顯示，產前焦慮、抑郁與早產、低出生體質量兒等不良妊娠結局有關，后續還可導致兒童情緒消極、注意力缺陷、多動癥、發育遲緩，以及腦灰質體積改變等一系列問題［2－3］。從事圍生期保健的醫務人員，如產科醫生、助產士、護士和心理醫生等，為存在焦慮或抑郁的孕婦提供適當心理支持，可改善孕婦妊娠結局，提高母嬰健康。尋找孕婦孕中晚期焦慮的影響因素對于早期預防和治療焦慮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對380例孕中晚期孕婦進行研究，觀察統計焦慮的發生率及其危險因素，結果顯示，孕中晚期合并焦慮的發生率為171％（65／380），妊娠合并焦慮組與妊娠組GSES得分、PLE得分、婚姻滿意度、妊娠準備、妊娠次數、撫養準備、家庭支持情況、懷孕決定的參與情況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GSES得分低、PLE得分高、對婚姻情況不滿意、妊娠準備不足、撫養準備不足、未獲得家庭支持、未參與懷孕決定是妊娠合并焦慮的獨立危險因素（均P＜005），提示自我效能感低、婚姻滿意度低、妊娠和撫養準備不足、未獲得家庭支持、未參與懷孕決定、孕期出現生活事件的孕婦更易出現焦慮。Farr等［7］研究顯示，妊娠合并焦慮的發生率為180％，與本研究結果相近。在李君琴等［8］的研究中，妊娠合并焦慮的發生率為248％，高于本研究，其研究認為，自我形象滿意度、PLE得分、GSES得分是妊娠期焦慮的影響因素，與本研究結果相符，但研究同時得出低齡也是妊娠期焦慮的危險因素，可能與樣本量、納入標準差異等有關。Rwakarema等［9］研究分析了397例孕婦的心理狀態，結果顯示家庭支持情況、懷孕決定的參與情況、與伴侶的關系、孕婦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妊娠期焦慮的影響因素，年齡不是其影響因素，與本研究結果一致。綜上，自我效能感低、對婚姻情況不滿意、妊娠和撫養準備不足、未獲得家庭支持、未參與懷孕決定、孕期出現生活事件是中晚期妊娠合并焦慮的危險因素。目前，針對妊娠相關焦慮的危險因素的研究結論尚不統一，仍需多中心、大樣本研究進一步驗證。

作者：韓丹丹 單位：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