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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醫改政策中一個亮點就是提出要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現階段要想突破醫療改革的瓶頸，就必須解決群眾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其根本在于公平地配置衛生資源的問題。解決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問題首先考慮人群醫藥衛生需求資源利用的可能性和組合模式。因此，本研究對我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簡稱為”省區”)醫藥衛生資源區域空問分布的差異性展開研究，以期為政府優化資源配置提供政策參考。對象與方法

一、數據來源

我國2002年和2009年各省區的人口數、三級醫院統計數、執業(助理)醫師數、醫療機構床位數來自《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10》，2009年各地區生產總值、地區政府醫療衛生支出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lo》，藥品生產企業數、生物制藥企業數來自2009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布的數據庫，由本研究組統計獲得。

二、醫藥衛生資源的評價指標

(一)醫藥衛生資源：一般是指社會投入到醫藥衛生服務中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的統稱，包括醫藥衛生的人力、費用、設施、裝備、藥品、信息、知識和技術等類別[1|。ArdenHandler等[2]提出，公共衛生系統組織能力是指系統為保證重要公共衛生實踐活動的開展而蓄積的必備資源與關系的能力，資源包括信息資源、組織資源、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等。

(二)衛生服務可及性：衛生服務可及性目前國際上還沒有統一的定義。澳大利亞政府對衛生服務可及性定義為在不考慮其收入、居住地和文化背景的情況下，人們在適當的地點和時間獲取醫療衛生服務的能力[3]。梁萬年等[4]研究表明，衛生服務可及性主要表現在地域上的接近、使用上的方便、關系上的親切和價格上的公平合理等方面。邢海燕等[5]的研究認為，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集中程度、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差異使得調查省不同地區衛生服務可及性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性。由此可見，經濟因素和地理因素是影響人群醫藥衛生服務可及性的兩大重要因素。本研究假設區域醫藥資源配置分布的差異將影響區域中人群醫藥衛生服務潛在的可及程度。結合數據的可獲得性，本研究將醫藥衛生資源界定為人、財、物和組織資源。其中，人力資源測量指標選取每萬人口的執業(助理)醫師數；財力資源測量指標選取地區政府人均衛生支出額；物力資源測量指標選取每萬人口的醫療機構床位數；組織資源測量指標選取每萬人口藥品生產企業、生物制藥企業擁有數和三級醫院擁有數，以反映各省區潛在的藥品供應能力和人群獲得優質醫療資源潛在的機會大小。

三、研究方法

(一)分析方法：評價組間人群收入分配的差異性和公平性，國際上常采用變異系數(coefficientofvariation，CV)、基尼系數(ginicoefficient)、泰爾指數(theilIndex)等計量方法。其中，基尼系數(簡稱“G系數”)計算公式見(1)式，泰爾指數(簡稱為“T指數”)計算公式見(2)，區域問差距T，指數計算公式見(3)，區域內差距Tz指數計算公式見(4)[6|。n什lG=∑職K+2∑職(1一Ⅵ)一1(1)f世li=1其中：眠是分組排序后各組的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重；是分組排序后后，各組醫藥資源占總醫藥資源的比重；Ⅵ是從i一1到i的累計比重，Ⅵ一Y1+Y2+Y3…+Yi。G系數值在。和1之間，系數值低于o．2表示分配“絕對平均”；o．2～o．3之間為分配“比較平均”；o．3～o．4之間表示分配“相對合理”；o．4～o．5之間表示分配“差距較大”；o．5以上為分配“差距懸殊”。…f孕1T=∑∑(等)L，zl志2翠(等)莩(警)L，z墮藍j+翠(等)LnNiⅥyNiN(2)其中，N巧為地區歹省的人口數，為i地區的人口總數，N為所有省的人口總數；Y巧為地區J省的醫藥衛生資源量(如醫療床位數、執業醫師數等)，Ⅵ為i地區的醫藥衛生資源總量，y為所有省的醫藥衛生資源總量。T1一翠(等)L咒Y；yNiNT22翠(等)莩(魯)L咒迎Yi巡Ni(3)(4)T為總體差距，T1為區域間差距，T2為區域內差距。泰爾指數的大小表明所研究要素在各省區間分布的差異大小，泰爾指數越小，說明差異越小，反之則越大。T-／T為區域問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正／丁為區域內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貢獻率的大小反映了該因素對總體差異的影響程度。如果將31個省區看作“政府家長”，那么對“家長”間所擁有的人力、財力、物力和組織資源量的差距研究，可采用上述的3個系數模型。

(二)分析工具：采用Excel2003建立數據庫，并運用函數模型對3類系數進行統計分析。結果一、我國醫藥衛生資源的一般概況2009年我國人口約13．16億人，全國國內生產總值365303．7億元。2009年全國執業和助理醫師數總數232．9萬人，醫療機構床位總數441．66萬張，三級醫院1233家，藥品生產企業7158家，其中化學制藥企業3700多家，生物制藥企業388家。我國各省區社會經濟和醫藥衛生資源情況原始數據，見表l。二、我國醫藥衛生資源總體的分布情況采用變異系數、基尼系數從總體水平上評價省際問資源配置的差異度[7]。各省區間醫藥衛生資源分布的變異情況見表2。G系數的計算結果與數據排序方式相關，選擇2種方式對31個省區數據進行排序。第1種按各省區2009年人均GDP值升序排序；第2種按我國對西部、中部、東部的省區劃分排序，每個區域內再按各省區人均GDP升序排序。2種方式計算的資源分布的G系數見表3。

三、我國醫藥衛生資源的垂直分布情況

通過T指數從垂直維度分析區域間資源配置的差異度[7]。劃分經濟區域和地理區域分別計算T指數。經濟區域的劃分，以各省區2009年人均GDP平均值和省際間人均GDP變異系數≤0．25作為劃分標準，將31個省區分為經濟發達地區(人均GDP>2倍平均值)、中等發達地區(2倍平均值>人均GDP>1倍平均值)和相對落后地區(人均GDP<平均值)3部分。其中，發達地區為上海、北京和天津；中等發達地區為浙江、江蘇、廣東、山東、內蒙古、遼寧、福建省；相對落后地區為吉林、河北、黑龍江、山西、湖北、新疆、河南、陜西、重慶、寧夏、青海、海南、湖南、四川、江西、安徽、廣西、西藏、云南、甘肅和貴州省。地理區域按東、中、西部劃分。我國三大區域醫藥衛生資源區域分布的T指數、貢獻率和區域資源量占有率、人口資源擁有量情況，分別見表4和表5。表6顯示我國2002年～2009年間醫藥衛生資源人口擁有量的增長情況。其中政府人均醫療衛生支出增長最快，超過了人均GDP的增長速度。我國藥品生產企業由于1998年開始的GMP改造，2004年淘汰了部分未達標企業，其人口資源比呈現負增長狀態，但其中的生物制藥企業發展較快。

結論

一、我國醫藥衛生資源區域分布差異情況分析表2可見省際間6類醫藥衛生資源人口擁有量的CV值均大于o．2，其中變異最大的為生物制藥企業，其次為三級醫院、藥品生產企業和地區政府人均醫療衛生支出(元)。每萬人口擁有三級醫院最多的省區是最小省區數目的7．5倍，藥品生產企業這一數值接近7倍。醫療機構床位配置省際問分布變異相對最小。從表3和表4可知省際間6類醫藥衛生資源人口擁有量的分布呈現兩種極端狀態，即生物制藥企業省際間和3大區域間配置分布差異大，而其他5類資源差異較小，G系數和T指數均小于O．2，其他5類資源省際間的分布均表現出“絕對平均”的狀態，總體均未表現出“相對合理”的狀態。表4可見東部地區對6項資源在3大地理區域間或區域內的差異貢獻最大；經濟相對落后地區是形成執業(助理)醫師、床位、三級醫院和藥品生產企業分布區域內差異的主要貢獻者，而經濟發達地區對地區政府人均醫療衛生支出和生物制藥企業區域間分布差異的貢獻最大。

二、地區人口資源擁有率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表5顯示總體上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區域，其人口資源擁有量也相對更高。約占全國人口4％的經濟發達地區人群對6類資源的擁有量遠遠超過了相對落后地區人群的擁有量。約占45％人口的東部地區6類資源占全國資源總量的比例均高于其他所有區域，包括經濟發達地區。其中，特別是生物制藥企業、三級醫院擁有量在最高省區和區域與最低省區和區域中的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的極差大，分列前2位。醫療機構床位在省際間和區域間的配置分布差異相對最小。本研究還發現，經濟相對落后地區并不是所有資源的人群擁有量都低于經濟更為發達的地區。如在中等發達地區，地區政府人均醫療衛生支出卻低于相對落后地區，而中部地區，人均GDP高于西部地區，除生物制藥企業外，其他5項資源的人口擁有量均低于西部地區。如新疆每萬人口醫療機構床位擁有量、海南省每萬人口生物制藥企業擁有量和西藏地區政府人均醫療衛生支出額卻分列于全國第3位、第3位和第2位。而相反的是，如內蒙古每萬人口生物制藥企業擁有率和山東省地區政府人均醫療衛生支出額均位居全國的最后1位，河南省三級醫院擁有率、地區政府人均醫療衛生支出額分別位于倒數第1位和第2位。而2009年內蒙古、山東和河南省地區人均GDP分列全國的第7位、第8位和第19位。可見，每項資源的配置投入大小不僅與各省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關而且與各地政府對資源的認識與重視程度密切相關。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人群的平均期望壽命也不斷增高，從1990年的68．6歲到2008年74歲。

三、我國各省區藥品供應能力的差異性分析表5顯示我國藥品生產企業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約占總數的55％；生物制藥行業的發展存在嚴重的地區間不平衡，如青海、寧夏和西藏沒有1家生物制藥企業，整個西部的12個省區的生物制藥企業數僅約占全國ll％，13個東部省區占77％。2008年5月和2010年4月我國西部的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樹發生兩次大地震，在地震救援過程中，一些生物制品的短缺問題十分突出。在玉樹地震救援中，藥品欠缺就成為影響救援工作的最大障礙之一。2009年青海省共有40家制藥企業，其中9家化學制藥企業，無生物制藥企業，24家中藥及中藥飲片企業，其他13家。可見，我國各省區在藥品的產能儲備和供應能力上存在差異，特別是在生物藥品方面。因此，國家和地區政府應高度重視應急藥品品種的確定和區域戰略保障布局問題。差異性的產生與國家和地方的藥品產業激勵政策相關聯。盡管31個省區都有“十一五”高新技術產業規劃，但側重點卻有不同。如東部地區把生物醫藥作為發展重點。而西部省市則主要依托當地資源優勢，把民族藥業作為發展重點，如四川、廣西、貴州、江西、云南、重慶、湖南、甘肅、內蒙古及新疆等省區中藥工業在當地醫藥行業利潤和利稅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均在50％以上。青海省的醫藥行業“十一五”規劃中就確定優先發展中藏藥材的GAP種植、特有中藏藥材生物工程關鍵技術突破等方面，內蒙古、新疆側重于特色中蒙藥材和獨特的維吾爾醫藥的開發等。

四、政府應充分重視區域間相對配置差異大的資源類型

各省區政府各類醫藥衛生資源的配置投入大小與各省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的認識重視程度密切相關。地區政府醫藥衛生資源投入的類型與當地人群衛生需求的一致性存在差異，從而影響了讓更多人群公平可及地獲得優質醫藥資源的機會。因此，為提高不同區域中人群醫藥衛生服務可及性，政府應充分重視區域間相對配置差異大的資源類型。當前國家首先應加大對經濟不發達的西部地區生物制藥產業和三級醫院建設的投入；對于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政府應側重于資源的有效利用和防止浪費與低水平重復投入的政策設計。地區政府應建立促進政府醫藥衛生支出水平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常規化機制，并持續保證對執業(助理)醫師的數量與質量的投入。本研究引入收入差距指數分析模型，對我國醫藥衛生資源區域分布的相對差異進行了初步探討。但是，有資源也并不意味著人們都能使用得上，我國目前存在的流動人口醫療保障、醫療服務質量等問題，使得這類研究還需進一步考慮相關制度的影響并進行更為深入地微觀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