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體器官買賣與捐贈法律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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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器官移植的廣泛采用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和法律問題，社會對器官捐贈立法的呼聲越來越強烈，鑒于此，本文對器官的法律性質、物權歸屬，器官買賣的非法性，器官捐贈的合法性和法律價值等作了多角度法律分析，以期對我國的器官捐贈立法有所裨益。
關于人體器官的買賣與捐贈，我國法律并未明確予以規定，既未禁止人體器官買賣，又未制定人體器官捐贈法，僅存一些地方性的人體器官捐贈條例，如：《上海市遺體捐贈條例》，《廣州市志愿捐獻遺體管理暫行辦法》等。對人體器官買賣和捐贈的法律分析，人體器官的法律性質、人體器官權屬及死者人格權保護問題都值得研究。人體器官買賣和捐贈問題是隨著人體器官移植等醫學科技的發展而提出的，人體器官移植、捐贈的現狀及存在問題也是我們進行法律分析的基礎，以進而據此提出完善之建議。
一、人體器官的法律性質
在古羅馬法中，奴隸不被看作是人，而是作為物來對待，是財產的一部分。[1]在近代法中，人的身體非物，不得作為權利之客體。身體之一部，一旦與身體分離，應視為物，人死后之遺骸亦屬于物。但隨著科技的發展，活人的身體不屬于物的觀念受到挑戰，如器官的移植，器官捐獻及所謂代孕母，均以活人的器官作為合同的標的物。以身體的一部分為合同的標的物是否有效，應視其是否違背公序良俗而定。如捐獻肝臟、眼角膜及賣血之契約，其目的在于醫療應視為與公序良俗不相違背。至于使他人身體之一部之契約，何時生效，該他人得否拒絕履行契約？史尚寬先生認為，為輸血的血液買賣于不至成為重傷之限度，雖有效成立，然不能賦予受移植人以由移植人之活體，將其取去的權利，移植人如愿意供給血液，契約始生效力，在此以前其契約尚未發生效力。[2]德國學者有認為賣血之人得隨時撤回其同意。二說立論雖有不同，但均肯定為維護人體價值及尊嚴，對人體部分的分離，不能強制執行。[3]
二、人體器官物權歸屬
法律上所稱的物，必須是可為權利客體者，學者稱為非人格性，認定身體為人格之所附，不屬物。[4]隨著人格權的法律保護從具體人格權到一般人格權的擴展，人的自己決定權受到普遍重視。人的自己決定權（以下稱自決權）是指出于對人性尊嚴的要求，對所有有關個人的事物，應由個人自主且自由決定，以獲自我實現的機會。[5]對是否分離自己的人體器官，國外學說一般認為是自然人自決權的內容，如日本通說認為：對生存中的人身不涉及他人的支配，自己有完全的自決權，不僅可以排除加諸自己身體的違法侵害，而且還可積極地自由決定對自己身體的一定處置，如做出接受手術的承諾等。[6]但由于人具有社會性，我們在保護人的自決權的同時，也應對其加以限制，如對不可或缺的公共利益的追求，對無上價值的生命的保護等都應作為對自決權行使的限制。自決權的行使不得危及生命死亡，不得損害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從性質上講，自決權是一種與權利主體人格不可分離的一般人格權，具有嚴格的人身性質，在民法法理下還應受到禁止讓渡或行使的限制。[7]人的身體，雖不是物，但人體的一部如已分離，不問其分離原因如何，均成為物（動產），由其人當然取得所有權，而適用物權法的一般規定（得拋棄或讓與）。[8]對于尸體是否為物，雖有異議（如施啟揚認為尸體非物，不得為繼承人所繼承，應依法律或習慣以定其處置），但通說認為尸體是物，然是否為所有權標的，以及認為得為所有者之標的時，其所有權究應孰屬則頗有爭議。有謂為無主及不得先占之動產（Enn-Nipperdey,Lebrbuch§121,s.762）。有謂依習慣法，尸體之所有權屬于喪主一人（我妻民總317頁）。有謂喪主無所有權，惟有依習慣法為管理及葬儀之權利及義務（在田民總189頁）。有謂依日民法第89條規定，應由應為死者祭祀者繼承死者之所有權。依日本判例“遺骨為物，為所有權之目的，歸繼承人所有，然其所有權限于埋葬及祭祀之權能，不許放棄”（日本昭和二年五月二十七年大判），亦有主張尸體之所有權由繼承人繼承，繼承人于不反于公序良俗之限度，得自由處分（舟橋民總87頁）。[9]筆者認為尸體是物，不是所有權標的，不歸繼承人所有，繼承人惟有依法律和習慣為管理及葬儀之權利義務。將尸體視為物，賦予親屬以排他的管理權，只是為了維護死者及其親屬的利益，而不是使其成為一種財產。[10]
三、人體器官買賣
對人體器官買賣，大多數國家既未禁止，也未使其合法化，只有伊朗允許器官買賣，但也由此成為人體器官非法買賣的集散地。雖依民法理論“法未禁止即權利”，可在實踐中絕大多數國家是禁止器官買賣的，在世界衛生組織1991年提出的關于器官移植的指導性原則中，強調禁止買賣器官是一項基本的公共倫理，而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批準了該條款。畢竟人體器官即使在被視為物的情況下也是非常特殊的物。中國論文聯盟編輯。
前面我們講到人對自己享有自決權，但鑒于公序良俗、社會倫理的維護以及至上生命的保護，自決權的行使是有限制的。人體器官買賣在現階段社會經濟水平和總體道德水準下，極易造成對人身權利的不當侵害，成為社會以人體為對象的犯罪的極大誘因，甚至危及生命，進而破壞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對于出賣人來講，有的基于經濟生活的壓力，不得不出賣足以嚴重影響身體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的器官；有的人，特別是貧困地區的人會把身體器官尤其是可再生器官的買賣作為生活之一重要經濟來源，如我國已禁止賣血這一猖獗的社會現象，并在97年新刑法中規定了組織賣血和強迫賣血是犯罪行為，但在一些地區還是出現了排隊賣血現象并將其視為謀生的手段；對于買方來講，會出于對非法利益的追求而不擇手段的組織器官買賣，甚至出現強迫買賣、販賣人口等現象。人體器官買賣合法化會形成對社會弱者的極大不利益,是人身權利保障的巨大威脅,同時也有悖于法公平、正義、秩序的價值追求。
在我國,賣血已被禁止,也有個別人提出人體的頭發,指甲等是可以自由買賣的,現實中也是不被禁止的，如頭發用作他人“種頭發”或“接頭發”；指甲用作“鼻梁整形”等,于是由此推出人體器官的買賣是不被禁止的。筆者認為自然人對自己身體之一部，如頭發、指甲等的處分權是在自決處分權之內的,因為它相對人體的其他功能器官來講,不論對人體自身利益還是社會公共利益的影響都是輕微的,而且頭發、指甲等是可再生的,一般影響不到身體的健康，即使買賣違背真意造成精神上的傷害，也是事后可以彌補的，況且買賣頭發、指甲也不是我們在此談論的器官買賣之重要所指。順便指出的是，我們在本題中提到的器官是廣義的，包括生理學上的器官也包括器官之一部：組織。器官是指生物體內由多種組織構成的執行一定職能的結構單位，如:胃、腸、肝、腎等；組織是指多細胞動植物體內由許多相似的細胞和細胞間質(如血漿)組成的基本結構，各有一定的形態結構和生理機能，高等動物有四大組織，即上皮組織、結締組織、肌肉組織和神經組織，如器官捐贈中的眼角膜、骨髓以及血液等。[11]法律對某種行為的禁止，并不是因為其具有完全的社會危害性，無一是處，而是對各種利弊做出價值權衡的結果，同時法律又具有社會性、歷史性，特定階段的法律是與特定階段的歷史條件相適應，是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秩序服務的。我們在前面講述人體器官是否為物，人體器官為合同標的，契約是否有效時，臺灣史尚寬先生，王澤鑒先生和大陸梁慧星先生等學者都認為賣血契約是以金錢為對價，但以醫療為目的，不背于公序良俗，不應界定為“無效”或者“違法”[12]我們禁止賣血,不是否定賣血的社會公益性價值,而是在降低法律的潛在成本(前述賣血所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禁止人體器官買賣是在法律價值博弈的基礎上的得出的結果.其實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是法律價值的角逐,盡管不同國家的法律價值有所不同.就人體器官買賣,存在著法律對人身自決權的尊重和對基本人權的高度保護之間的矛盾,人權的保障是第一位的,器官不得買賣;隨著將來經濟水平、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科學技術的更大進步,人權保護意識的全面強化,人體器官買賣在未來更不具備“合法化”的社會基礎，器官買賣會在世界范圍內被明文禁止，而代之以人體器官捐贈的全面法制化，成為人性與法律的完美結合。
參考文獻：
[1]黃風著:《羅馬私法導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03年11月版,p340.
[2]史尚寬著:《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2000年3月版,p295.
[3]王澤鑒著:《民法總則》,[臺]00年9月版p233-234.
[4]梁慧星,陳華彬著:《物權法》,法律出版社,03年1月版,p22.
[5]黃俊杰、吳秀玲:《醫療正義之研究》,載臺灣《中原財經法學》,2001年第5期.
[6]巖志和一郎:《器官移植的比較法研究-民事法的視點（1）》,載《比較法學》40號,p105.
[7]余能斌、涂文:《論人體器官移植的現代民法理論基礎》,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6期.
[8]王澤鑒著:《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01年7月版,p217.
[9]史尚寬著:《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版,p288.
[10]高富平著:《物權法原論》,中國法制出版社，p421-422.
[11]鐘安環著:《生物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83年9月版，P104.
[12]見:史尚寬著:《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版,p251;王澤鑒著:《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01年7月版,p216;梁慧星,陳華彬著:《物權法》,法律出版社,03年1月版,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