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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非法學專業法學教育之現狀

(一)非法學專業“法學必修課”教育目標定位偏差1986年，中國高校開始開設《法律基礎》課程，后、教育部先后于1998年、2005年兩次對高校的“兩課”進行改革，將原來的《法律基礎》課程和《思想道德修養》課程合并成為《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根據教育部的要求，《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是所有高校學生必修的公共基礎課，因此，里面所涉的“法律基礎”部分也就是非法學專業學生的“法學必修課”。從靜態的課程內容設置到動態的教學實踐，“法學必修課”都表現出其教育目標的定位偏差，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教育目標的層次錯位。將法律基礎和思想道德修養編為一門課程，“這種教育首先是應對國家政治的需要”［5］，與此前的《法律基礎》課程相比，其涉及法律的內容明顯減少，而且位置靠后，2009年修訂版的編排體系中“法律基礎”內容被安排在最后兩章，即只有第七、八兩章涉及到淺顯的法律知識。最新的2013年修訂版國家統編教材安排在第五、六兩章，并且第六章完全是政治色彩濃于法律知識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此種設置明顯是將道德與法律融為一體，將法治教育作為高校德育教育的組成部分，納入到德育教育的范疇，法治教育服務于道德教育，使得法學教育在教育目標上發生了層次錯位，“道德規范內化的高層次目標取代了法律規范外化的低層次目標”［6］，法學教育的獨立性淹沒在道德教育的一般性之中。第二，對非法學專業法學教育目標的內涵定位偏差。根據、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精神，針對《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中的法律部分，其教學目標應以法律的認知教育為主。“法律認知是指社會主體對社會法律文化、法律規范制度、法律現象本質的一種整體上的感受和知覺。”［7］也就是說，認知的對象絕不僅僅是對法律條文與法律概念的簡單解釋與識記，而是一個包含法律文化、法律規范、法律現象與本質的一個復雜的、具有內在結構和規律的知識和技能體系。但在現實中，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師(實踐中很少有法學專業的老師)多數將法律的認知教育停留在“知法”這一最淺層次上，并沒有真正從整體上把握法律認知教育這一教學目標的內涵。這必然忽視對于非法學專業學生對法律本質的理解以及法律意識的培養，忽視對學生進行法律情感的陶冶，更完不成從法律認知到法律踐行的轉變，難以養成法律行為習慣。

(二)針對非法學專業的“普法教育”流于形式高校對于非法學專業學生進行的所謂“普法教育”，主要是在校級公選課平臺開出的法律課程公選課以及在校園內部進行的其他形式的法治宣傳。校級公選課是在文理科之間互選的一種課程學習模式，采用大課的授課方式，上課學生少則100余人，多則200來人。基于高校教師工作量的計算與選課人數密切相關，開設公選課在高校教師特別是年輕教師中可謂備受青睞，但就筆者看來其實際效果可謂甚微，使得通過公選課形式對非法學專業學生的法律教育完全流于形式。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第一，授課教師與選課學生態度不端。多數公選課教師的主要目的在于教學工作量，而多數學生的選課目的在于拿到選修課的學分。由此上課教師并不注重課堂教學效果，有人上課即可，選課的學生也并不關注能學到什么知識，拿到學分就行。這種教師與學生雙雙“混跡”的現實，對整個公選課制度的破壞都是毀滅性的。第二，學校對公選課的監控機制過于弱化，對教師和學生均無法形成最基本的實質性約束。公選課程一般安排在周末或者晚上，基本上沒有存在實質的監控，授課老師各行其道，授課水平參差不齊，授課老師也很少用有效的手段控制教學，最終使得公選課流于形式，難以取得應有的效果，反而成為學生偷懶與鉆教育制度漏洞的罅隙。當然，也導致少數確實希望通過公選課學習到相應知識的學生對公選課制度頗有微詞。除法學類公選課外，其他形式的普法教育也很難對非法學專業產生效果。比如每年的12•4普法宣傳，基本上都是由法學專業的學生走出校門針對社會大眾進行，很少有在校園內部針對非法學專業學生開展的，而且這種“拉條幅、喊口號”形式的所謂普法，本身也難以起到普法的真正效用。再者就是高校的“法律文化節”。就筆者的理解，高校的“法律文化節”應該定位于由法律院系組織，針對本校非法學專業學生的一種生動有效的普法教育。但就筆者所在學校來看，歷屆“法律文化節”都是邀請一到兩位校外的專家，針對法學專業的學生做一場專業報告，受眾仍然是法學專業的學生，除此之外就是在法學院門口扯一條幅，放一版面，再無其他內容，也是形式大于實質。

(三)非法學專業“專業法學”課程教學效果欠佳隨著立法的不斷完善，“法律的作用也早已深入到經濟管理、知識產權、信息、建筑、能源、生化等多個領域。實踐證明，越是市場經濟中的新興行業，越是需要專門化甚至‘高、精、尖’的法律人才。”［5］因此，高校非法學專業根據教育主管部門所制定的專業設置指導文件及專業課程體系的要求安排了相應的法學課程。①但這些針對非法學專業學生的“專業法學”課程，并不能達到應有的教學目的。造成該種現狀的原因，大致有以下情況:第一，多數非法學專業的“專業法學”課程在培養方案及教學計劃安排中是作為限選課或者任選課列出來的，由于師資等原因，部分該類課程甚至在整個培養方案的適用周期中從來就沒有被“選中”過，只是靜態地停留在培養方案及教學計劃安排表而已。第二，由于缺乏對非法學專業法學教育培養目標的深入研究與分析，該類課程缺乏明確的教學指導思想，基本上是由授課教師自由把握，在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上，不能將法律知識的應用能力作為主要的教學目標，缺乏對非法學專業學生對法律的應用能力和職業技能的訓練，很難真正起到培養法學素質與實務能力的效果。第三，由于師資有限，非法學專業的“專業法學”課程通常由法律院系的老師擔任，授課老師往往憑借其職業化的教學習慣，很少考慮到非法學專業的學生與法學專業的學生對某門專業法學課程的不同需求，不能按照“區分教育”的目標施教，缺乏法學一般理論基礎的非法學專業學生往往感覺無所適從，而想更深入地學習又不得其門，最終難以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這些非法學專業的“專業法學”課程也更容易淪為學校法學教育的雞肋。實踐中個別工科專業在培養方案中取消以往所設置的該類“專業法學”課程，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事實。正是由于上述多種原因，高校針對非法學專業學生的法學教育難以起到提高大學生法律意識、普及法律知識的應有作用，甚至沒有對非法學專業學生構建起最低層次的行為底線與心理防線。對于走上社會后，“技術型人才‘吃法律虧’或違法擔責甚至鋃鐺入獄的現實，高校法學教育的先期缺位難辭其咎。”

二、完善高校非法學專業法學教育的對策思考

(一)凸顯非法學專業法學教育的獨立性法律具有相對獨立性。法從物質基礎所決定的社會生活中產生，但法一旦產生，就獲得了其自身發展的相對獨立性。法的獨立性表現在其內在屬性與運行規律方面，它是由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制度組成相應部門法，以其確定性規范普遍地規制社會生活。法律雖然與道德有著天然的關系，但法律與道德屬于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體系。法律雖然也受到道德的指引并反映合理的道德訴求，但法律一旦建立，就與道德規則相分離并不受道德規則的干涉。道德強調通過輿論的評價規制個體的內心，而法律強調通過統治階級的強制力量規制個體的外部行為。法律的功能受到國家強制力的保障，是道德功能所不能取代的。法的相對性要求法學教育要相對獨立于道德教育。法律僅僅是最低層次的道德要求，道德教育的目標位階要遠遠高于法律的目標位階，法律教育也有其相對獨立的認知基礎與路徑選擇，應當遵循法律教育從認知到情感、從意志到行為的遞進過程這一教育規律。所以，應當把法學教育從對道德教育的依附性中獨立出來，在非法學專業大學生法律行為普遍弱化的情況下，更應該凸顯法律的規范作用。［6］因此，從長遠來看，目前對大學生，特別是非法學專業大學生的法學教育應當從《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中單列出來，并充實法律教育的內容與分量，致力于培養學生的法律素養與普及法律知識。

(二)強化非法學專業法學普及教育的實效性正如前文所述，高校內部針對非法學專業的法學普及教育主要是公選課平臺所開出的法學公共課。為了非法學專業學生能真正在法學公選課上獲取必要的法律基礎知識，并逐步提高自己的法律素養與法律情感，最終影響自己的行為習慣，必須要增強法學公選課的教學實效性。具體而言，首先要對開課老師的資質有所要求。現實的情況往往是:資歷老、職稱高、教學經驗豐富、教學效果評價好的老師，因感覺公選課缺乏師生的順暢交流及思想的碰撞與共鳴，而不愿開設公選課，熱衷于開設公選課的又往往是一些連小班專業課的課堂教學都不能很好控制的年輕老師。因此高校應該對開設公選課的教師在職稱及教學能力上有一個宏觀的控制，鼓勵教授、副教授及教學效果評價好的教師多開公選課，禁止助教開設公選課程，嚴格控制講師開設公選課。其次，教務管理要加強對公選課教學內容、教學目標、教學整體設計的審查，實行層級責任制。一旦某一公選課教學效果反映差，教學內容及教學過程出現問題，不僅授課教師自己要負責，最初審批同意開出該課程的教研室主任、院系主管領導都應當承擔相應的監督過失責任，而不能僅僅在課程開設審批環節流程性地簽上同意的字樣和自己的名字。最后，要加強對公選課的監管。不能因為公選課在周末及晚上開課而放任自流，應當設有專人查糾公選課的教學秩序，堅決杜絕隨意調課、空課及無故順延，對于到課率過低的公選課及時通知授課教師采取相應措施，并在下一個教學周期限制、禁止其再開設公選課程或者禁止其開設同樣的公選課程。對于無緣由不到課累積到一定數量的學生，要嚴格按照教務管理的相關規定取消其資格，不能無原則地給予這些學生學分或者給予人情學分。只有這樣才能對教師開設公選課的不良態度以及學生選擇公選課的不良動機給予矯正，才能保證開出的公選課取得應有的實效。

(三)改進非法學專業“專業法學”課程的教育措施首先，非法學專業的“專業法學”課程設置，要充分考察專業課與法學課的關系，根據專業課程與法學課程之間的關聯性安排教學計劃，進行學時與學分的分配。在專業法學課程的教學內容設計上，應突出其應用性特征，同時，鑒于非法學專業學生法學基礎理論的欠缺，在對其進行專業法學的教學過程中，應該始終將基本的法學理論基本原則貫穿于應用法學的教學之中。其次，要注重雙師型師資隊伍的培養，并加強非法學教師與法學教師的溝通與協作。因為非法學專業的專業法學課程實際上有很多的行業規范，大多是專業技能與法律法規的綜合體，因此其要求授課教師必須兼備一定的專業知識與精深的法律背景。這就要求法學授課教師在法律知識之外也要掌握一定的專業知識。同時鑒于非法學專業的法學教師大多來自法學院系，與學生所在院系的專業課老師之間缺乏溝通與協作，因此應該有意識地創造法學專業與非法學專業教師之間的合作交流機會，使專業法學課程與非法學專業課程相銜接，避免二者在教學計劃的安排與進度上相互脫節。［9］最后，在具體的教學方法上，要改變兩種錯誤的認識:一是專業法學課程只能進行傳統的講授;二是專業法學教學就是對于具體法條內容的解釋。相反，在對法學專業學生教學時所采用的案例分析法、分組討論、診所教育等教學方法同樣適用于非法學專業的“專業法學”課程教學，除了解釋具體的法條外，同樣也應該將相應的立法背景、相應的社會熱點問題等作為教學的內容。

(四)充分利用法律院系的教育資源加強對高校非法學專業學生的法學教育，除了在任課教師上選用法學院系的教師外，還要善于充分利用法律院系的其他教育資源。就筆者所在的單位而言，可以利用的法律院系資源首先是模擬法庭，特別是近年來法學院與當地的法院系統開展的“庭審進校園”活動，每個學期都有二到三期法院的典型案件直接到我校法學院的模擬法庭進行庭審，這給學校非法學專業學生的法學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契機，如果能提前將每次法院庭審的消息及案件的類型信息公布于校園網站，鼓勵非法學專業的學生現場觀審，將是一種難得的法律教育機會。其次，可以鼓勵非法學專業的學生參與法律院系所開設的法律診所教育。再次，應當充分利用當地司法局在大學法學院設置的法律援助中心校園工作站這一平臺，由法學院師生每年組織對入校的大一新生進行法律援助知識的普及教育。最后，要真正發揮每年一度的“法律文化節”的普法效用，組織法學院學生針對本校非法學專業學生開展多樣生動的法律普及教育。

作者：陳丙義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