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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回顧與概念探討

在西方國家的相關研究中，城市公共服務(UrbanPublicServices)和城市公共設施(UrbanPublicFacilities)意義基本相同，均指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提供并為所有人共享的服務和設施。［3］基于空間分布差異性特征，可分為三類:(1)非定點設施服務，如警局、消防局、街道環衛站等，社區居民獲得此類服務不一定要到達設施所在位置才能得到;(2)定點設施服務，如學校、圖書館、醫院、公園、體育場館、公交和地鐵站點等，這類服務需要居民達到設施所在地才能得到;(3)網絡設施服務，如供水、污水、電力、街道等，此類服務呈網狀覆蓋城市建成區。［4］其中的定點設施服務具有效益隨距離增加而衰減的特點，其非均質空間分布導致服務的差異性和不公平性，是相關研究關注的重點之一。廣州市的家綜有自身的場地與設施，可以將其視為定點服務設施。西方對公共服務設施的研究由來已久，最早起源于19世紀下半葉出現的“公共環境改良實踐”［5］。二戰后，西方國家的公共服務設施的研究經歷了從強調地理空間的均等，到注重供給的經濟效益，以及到20世紀末以來對不同人群的公平性的關注的轉變。［6］研究的視角從地理空間的均等逐漸過渡到社會的公平和公正。［7］在實證研究方面，一般是先獲得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分布數據和可達性數據，然后將經濟社會屬性不同和對公共服務設施需求情況不同的居民的空間分布情況與公共服務設施的可達性數據進行整合，從而對城市的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布局情況和公平性進行評價。

如Nicholls以地理信息技術(GIS)為平臺，對德克薩斯州Bryan市的公園系統的可達性和公平性進行了綜合測量。［8］國內的研究，如陶海燕等對廣州市海珠區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空間可達性展開了研究。［9］梁顥嚴等在對公園綠地空間分布合理性進行評價的時候，將空間可達性作為公園服務能力的兩項關鍵指標之一。［10］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公共服務設施的可達性是對其空間分布的公平性產生影響的主要因素。可達性是人文地理學評價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布局的關鍵概念，也是我國政府對公共服務設施布局評價的重要原則。［11］Hansen首次提出了可達性的概念，將其定義為交通網絡中各節點相互作用的機會的大小。［12］Kwan將可達性分為個人可達性和地方可達性兩類，前者是反映個人生活質量的一個指標，后者是指某一區位“被接近”的可能性。［13］可達性的計算與三個要素有關:(1)交通成本，一般以兩地間的交通時間或交通距離作為計算依據;(2)端點區位吸引力，指提供某種可達性服務的能力;(3)端點區位需求量，指對某種可達性服務的需要量。［14］可達性的計算方法也有很多種，主要有緩沖區分析法(BufferZone)、最小鄰近距離法(MinimumDistance)、吸引力指數法(GravityIndex)、行進成本法(TravelCost)等。

那么家綜的可達性應如何評估呢?在對家綜的可達性進行計算的時候，需要考慮其特殊性。一方面，家綜作為實體，具有場地和一些公共服務設施，居民可以來到中心獲得咨詢、休閑、閱讀、文娛活動以及個案與小組活動等服務。以往的研究多采用最小鄰近距離法，側重對直線距離的計算，考慮到交通路線和工具具有復雜多樣性，難以準確反映家綜場所的可達性，因而本研究在對家綜可達性的探究中將以社區居民到達家綜的交通時間作為衡量標準。另一方面，家綜所提供的服務并不局限在場所里面，家綜工作人員會深入到社區提供一些擴展性服務，以更好地滿足社區居民的需求。有著雙重特性的家綜在分析其服務的空間分布的時候，不能局限于中心的可達性，同時也應當考慮家綜工作人員對服務范圍的擴展，這也反映出了中心擴展服務的可達性。因此，從概念上說，可達性可以進一步區分為“聚集可達性”與“擴散可達性”兩個衡量指標。本文對家綜的可達性分析將包括兩個方面:(1)社區居民到達家綜所耗費的交通時間，即聚集可達性;(2)家綜擴展服務的空間分布，即擴散可達性。

二、可達性與公共服務空間分布模型

(一)林和街簡介林和街位于廣州市天河區西部，面積共3．8平方公里，地處廣州市中軸線上，中信大廈、火車東站、天河飄絹(羊城新八景之一)等廣州市的標志性建筑坐落于此。東面以獵德涌為界與石牌街為鄰，南經天河路繞體育東路至天河北路與天河南街接壤，西臨廣州大道，北至禺東西路上瘦狗嶺分水線，下轉廣園東路與沙河街、興華街、五山街相接，位于廣州市的商務、金融、外事中心區域，也是廣州市高尚住宅和特色人居環境住區。林和街街內三橫(廣園東路、天河北路、天河路)三縱(廣州大道、體育東路、天河東路)的主干道，加之廣州火車東站、火車東站公交總站、廣州地鐵一號線，共同構成一個立體交通網絡，為人們的出行提供了便利。其中天河北路被譽為“廣州的華爾街”，有6家外國銀行以及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駐。街轄內有眾多高檔的寫字樓、商場和住宅區，人口密集，道路和交通發達，經濟活躍，是廣州市重要的經濟金融中心地區。林和街轄有潤和、花生寮、禺東西、德榮、僑庭、雅康、紫荊、天壽、天河北、恒怡、天譽、華新等12個社區居委會以及1個撤村改制公司———林和潤楊經濟發展有限公司。

(二)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可達性林和街家綜向林和街全體居民提供長者、青少年、家庭、新廣州人、義工、勞動就業、臨終關懷等7項服務。中心的服務、辦公場地為600多平方米，各功能室完整，內設個案室、小組室、多功能室、志愿者室、舞蹈室、偶到區、庇護室等。本文將從兩個方面探究林和街家綜的可達性。1．家綜場所的可達性:聚集可達性為了更加直觀反映社區居民對家綜場所的可達性，本文將以到達家綜所需時間為衡量指標，這里的所需時間是指居民通過任何交通方式，包括步行、乘坐交通工具等到達家綜所耗費的時間。通過對家綜工作人員的訪談和社區的實際考察，將各個社區到達家綜所需時間給予了近似的描繪(見圖1)。從圖1中可以發現，隨著直線距離增加，居民到達中心所需的時間也就越多，家綜場所的可達性也隨之降低。只有花生寮社區和天譽社區的西邊部分因為臨近廣州大道得以享受便利的交通而稍有特殊性。最遠的禺東西社區達到家綜所需時間是40到50分鐘之間，因而其可達性在整個街區中是最低的。據工作人員說，禺東西社區的居民相較其他社區的居民來的次數也少一些，但是若中心舉辦的活動有吸引力的話，那邊的居民也會過來;去年暑假的時候舉辦的活動就有不少小朋友是來自于禺東西社區。如圖1所示，林和街的地理空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四個社區(僑庭社區、雅康社區、華新社區、德榮社區)是向南凸出的，而家綜更是位于“南方的南方”，使得近一半居民需要半個小時才能到達中心，這無疑限制了家綜的服務范圍。同時因為家綜發展歷史較短，大部分社區居民對其并不了解，如果其場所的可達性較差，那么也就無法有效提高家綜的社會認可度。2．擴展服務的空間分布:擴散可達性社會工作注重從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來看待問題，所以社工會深入到社區之中提供公共服務。在社區中舉辦活動，也有助于社區居民之間的相互認識，提升社區居民對社區的了解度，同時相對于一直待在中心，會更加有助于提高居民對社工的知曉度。本文將家綜工作人員在中心場地之外所提供的服務稱為擴展服務。擴展服務有助于擴大家綜服務的空間范圍，提高居民接受家綜服務的可達性。通過對擴展服務分布范圍的分析，可以判斷家綜提供的服務是否覆蓋到每一個社區，在整個街區范圍內是否達到基本均等的提供。根據家綜工作人員所提供的資料，可以計算出各個社區的擴展服務量。由于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林和街家綜擴展服務的社區分布并非是均衡的，其服務量在各社區的分布從高到低排列如下:德榮、恒怡、天河北、僑庭、雅康、華新、天譽、花生寮、紫荊、天壽、潤和、禺東西(見圖2)。從圖2中可以看出，家綜中心位于華新社區和德榮社區的交界處，德榮社區成為服務量最大的社區有其地緣優勢也有人口結構的原因。因為該社區為一個老社區，老年人較多，對服務有著較大需求，并且閑暇時間相對較多。但是華新社區的服務量卻只排在第六，顯得奇怪。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華新社區的商業性廣場大廈居多，居民住宅性樓房相對較少;二是華新社區居民中日韓籍人口較多，使得擴展服務的開展受限。依據圖1，可以發現天譽社區的可達性多介于半個小時至四十分鐘之間，相較紫荊社區、天壽社區并不具有地理上的優勢，但是其服務量卻大于這兩個社區;甚至相對中心更為偏遠的花生寮社區的服務量也高于紫荊社區和天壽社區，同樣也顯得奇怪。通過對天譽社區的觀察，發現該社區的主體部分是廣州體育學院，相較其他社區，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高校可以為社區活動提供志愿者一類的人力資源，同時也有一些場地資源可以和社區居民共享，因而花生寮社區因受高校的輻射影響，其服務量僅次于天譽社區。禺東西社區的聚集可達性相較其他社區是最低的，自然影響了該社區的擴展服務量，這應當引起社工的關注。而且該社區居民的經濟和居住條件相對較差，貧困家庭偏多，從公平性角度來看，社區的服務需求更大。這一服務供求不均衡狀況需特別予以注意。可見，家綜中心及其社工雖已注意到利用擴散可達性來彌補聚集可達性不足的局限，但由于場地、人力等資源限制，效果仍欠理想。尤其是最北端的禺東西社區的供求不均衡狀況尤為突出，無論是聚集可達性還是擴散可達性都極低。

(三)公共服務空間分布模型家庭綜合服務中心作為由政府購買，第三方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措施，是公共服務類型中的一種。結合對林和街家綜可達性分析的結果，為更好地實現公共服務在空間分布上的公平性，本文嘗試提出公共服務空間分布模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因素:人口特征、需求分布和可達性。首先，應當充分了解社區的人口特征。在進行公共服務場所的選址和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人口構成在不同社區之間和社區內部的分布差異。常用于區分不同人群的指標有戶籍、年齡、健康、學歷、職業、收入等。公共服務提供方應當結合社區的人口資料，合理地選擇適合本社區的人群區分指標，如有的社區以老年人為主，有的以外來人口為主，有的以工廠工人為主;并通過繪制社區人口特征圖，了解不同社區和社區內部的人口特征差異。相較于普通人群，值得注意的是位于邊緣社區的群體，他們因社會經濟地位偏低往往被邊緣化，應當考慮到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在空間上的分布是否和這些邊緣群體相契合，在多大程度上，公共服務對于他們而言具有易接近性。其次，結合社區的人口特征確定需求的分布情況。在進行公共服務場所的選址和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還應當充分考慮不同社區和社區內部對公共服務的需求量和需求類型及其迫切性。如華新社區對服務的需求量比較小，恒怡社區對服務的需求量相對則比較大，德榮社區的需求量最大，等等。不同的社區或者社區內部的需求類型也可能會不同，如德榮社區以老年人康樂服務需求為主，天譽社區以高校學生社會融合需求為主，等等。因而在提供公共服務時，應當考慮到不同的需求類型在空間上的分布，以更好地針對居民的需求。此外，還需要考慮的是居民對不同類型公共服務的迫切程度。社區居民的需求往往是多種多樣的，但其需求的迫切性也有差異，因而需要了解社區居民對各種類型的公共服務的需求迫切性如何，從而提升單項服務的邊際效益和公共服務的總成效。公共服務提供方應當通過多種社會調查方法全面了解社區的需求類型和需求量，并在社區人口特征圖基礎之上，繪制社區需求分布圖。最后，全面衡量公共服務的聚集可達性和擴散可達性。如前所述，聚集可達性是指到達提供公共服務場所的相對難易程度，主要通過所耗費的交通時間來測量。擴散可達性是指公共服務的擴展分布情況，主要通過描繪公共服務的數量、類型以及迫切性在空間上的擴展分布情況來測量。擴散可達性是對聚集可達性的補充，是公共服務提供方為了實現服務的均等化而做出的努力。由此可見，公共服務的可達性與到達目的地所耗費的交通時間成負相關關系，與對社區居民需求的滿足成正相關關系。在社區人口特征圖和社區需求分布圖的基礎之上，公共服務提供方可以通過上述關系來衡量其公共服務的可達性。

三、小結與討論

對林和街家綜服務的空間分布的分析是基于可達性這一概念展開的。在對以往有關可達性方面的研究回顧基礎上，對公共服務的可達性進行了補充。一方面，是以到達目的地所耗費的交通時間作為衡量場所的可達性的指標，即聚集可達性;另一方面，以公共服務的擴展分布作為衡量服務的可獲得性的指標，即擴散可達性。聚集可達性和擴散可達性共同構成了公共服務的可達性。在聚集可達性方面，受社區地理環境和家綜選址的影響，林和街社區居民對家綜場所的可達性并不好，這表明公共服務場所的選址的意義非常重要，但又受諸多條件限制。在我國，因為公共服務的場地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政府對選址幾乎具有決定性影響，因而需要由公共服務提供機構和地方政府在對社區地理環境、人口分布等信息進行充分了解之后進行協商，盡量減少因為地處偏遠而降低居民的可達性，使得公共服務不能發揮應有的效用。擴散可達性是聚集可達性的補充。但受聚集可達性的影響，擴散可達性也會有所限制，這表現在距家綜直線距離最遠的社區的擴展服務量也是最低的。另外，社區的人口特征也會影響對服務的需求量和需求類型，是可達性總量計算的重要參數。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了公共服務空間分布模型，公共服務的提供方應當從人口特征、需求分布、可達性三個方面思考其在社區所提供的服務的均等化程度。因而，本文的基本建議是，在對社區進行需求評估時要充分考慮到不同人群需求的差異性及其人口規模;在對社區進行服務提供時則應充分考慮到服務的聚集可達性和擴散可達性。特別是當聚集可達性受到諸多限制而難以改善時，服務提供方應當通過更多更合理的服務站點布置和擴展服務來提高擴散可達性，如此才能更有利于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實現。

作者：郭浩萬向東單位：中山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