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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公共領域的網絡空間

伴隨著近現代國家和社會的分離，“公共領域”興起。所謂的公共領域，“是介于國家與社會之間進行調節的一個領域，共享了市民社會的私人生活領域中的社會公共領域，又通過對國家權力的反作用共享政治公共領域”。①在對“公共領域”的定義中，約翰·基恩給出了如下解釋：公共領域就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之間，通常由某種通信手段加以聯系的特殊空間關系類型。

公共領域伴隨著通信技術的發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從歐洲航海大發現時期的咖啡館、飯店及商業沙龍，到后來的報紙、雜志，都在不斷地為公共領域注入新的動力。而自20世紀末以來，伴隨著網絡技術的應用與普及，公共領域的一個新興形式——網絡逐步發展起來。

首先，從公共領域的主體來看，在公共領域中居于主體地位的是公眾。“公眾的形成標志著公共性在政治社會層面上的確立，這個過程常表現為政治民主化。”②在現代政治社會中公民身份的確立，直接導致了公眾身份的確立。在網絡中，作為主體的網民，扮演著這個虛擬空間的“網絡公民”的角色。在網絡傳播中，傳播模式的雙向互動，不僅使廣大網民成為信息的主體，而且使網民得到一定意義的平等地位，不受現實生活中種種社會條件的約束。網絡傳播中的受眾具有個體性、虛擬性、自主性和參與性等特點，網絡為公民提供了一個進行多重交流互動的自由意見平臺。從這一個意義來說，“網絡公民”具有“公共領域”中的公民特征。

其次，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中，“公共輿論是一個核心領域，它標志著公共領域的出現，并且承擔著公共領域的絕大多數功能”。③公共輿論的存在和傳播，依托著各種通信手段。從紙質媒體到電子媒體，再到新興的網絡媒體，都在為公共輿論提供著不同的存在形式，并以其技術發展為公共輿論開拓著越來越廣泛的傳播范圍。網絡的出現，使公共輿論的傳播在空間和時間上得到更大的突破。

再次，從形態上，公共領域也隨著網絡技術的出現和發展而得到進一步的拓展。從現實社會到虛擬空間，通過公民的主體性參與，得到緊密的連接和互動。網絡空間作為新興的公共領域形態，將網絡中的公共輿論折射到現實生活中，推動著現實社會的不斷革新和發展。

網絡空間積極和消極公共作用

公共領域介于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發揮著調節作用。在網絡空間中，同樣可以看到這種作用。“在中國由高度政治化的社會結構向現代民主社會轉型時期，政府與公民個體之間需要一個市民社會作為緩沖，即強勢的行政力量與弱勢的公民個體之間需要一個成熟的緩沖地帶。而網絡虛擬社團，有可能成為這樣一種緩沖地帶”。④但與此同時，網絡的不規范性、傳播的隨意性、受眾的復雜性，也使其在意見表達中潛伏著各種危機。

民意的表達與集體無意識。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征，是公民成為政治生活的主體，公民通過對公共權力的監督，保護著公共利益及個體權利。在網絡中，公民的存在狀態得到延伸，“網絡公民”出現，依托網絡的平臺，行使著公民的權利。

相對于傳統媒體，網絡以其技術特性和傳播特性及相對較少的體制性制約，逐漸成為重要的公共言論空間，給公民的意見表達及輿論監督提供了一個新的渠道?熏使受眾實現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傳播的角色轉變，受眾參與到網絡輿論傳播的各個過程。網絡將弱小的個體聲音，匯聚形成強大的集體民意，揭露社會弊端，反映社會問題，最終形成公眾意見和輿論壓力，通過各種方式影響著個案的解決，從而推動著社會系統的健康運行。

網絡空間的民意集體表達有時還會表現為一種負面作用。一方面，在社會轉型時期，利益分配的多元化，使社會矛盾日益增多并逐漸激化。在現實社會中壓制、積聚已久的社會情緒，在對焦點問題的關注中，找到宣泄的出口。而這種社會情緒往往會導致表達的非理性和個人的主觀化。另一方面，網絡輿論還表現為非理性的“集體無意識”現象，這與網絡中的表達方式密切相關。由于網絡中信息的快速傳播及網民自身知識層面的局限，使得網民在面對信息時缺乏深入理性的思考。網絡信息的碎片化，也使網民的個人認知片面化、情緒化。對于問題的某些易引起社會公憤的方面，做不恰當的過度放大，導致網民對于整體的質疑和否定，而這些質疑和否定多是基于其個人的社會經驗或想象推測。

對權力的規范與民意審判。公共領域在社會和國家之間，對公權力的行使進行監督，具有民主的內在使命。通過公民的參與，推動政治的民主化。在網絡中，這樣的個案比比皆是。如周久耕事件中，通過網友將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的一盒高價煙曝光，引起網絡上關于公務員腐敗問題的集體聲討，最終使有關部門介入對其進行查處。類似的案例還有林嘉祥事件和公務員公費出國旅游事件。

網絡為在現實社會中積聚已久的社會情緒提供了一個共同宣泄的出口，突出表現為對公共權力濫用個案的聲討。同時它還通過強大的民意表達，使得此類事件得到上層部門的重視和介入并得到解決。在這一點上，網絡媒體比傳統媒體具有更大的影響力。“盡管在今天，互聯網的興起并沒有真正賦予個人抗衡國家機器或資本意志的能力，更沒有徹底顛覆舊有的規則，但它的確提供了比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更加方便的信息接收渠道和意見表達機制”。⑤

公共領域中的公民角色，具有著良好的法律意識，自由被納入健康的有序軌道。而在目前的網絡空間中，網民的評判標準卻更多地基于自身的道德觀念。一方面，傳統媒體中要避免的“新聞審判”，在網絡中同樣應當避免。在網絡中匯聚的強大民意，在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干涉司法獨立，迫使司法屈從于社會情緒，“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是另一種形式的輿論審判或民意審判。另一方面，網民從自身的道德觀念、素質養成、社會經驗出發，用個人的道德倫理觀念作為衡量各種事件的標準，“法”的觀念普遍缺乏。當基于法律的理性思考，取代情緒化的非理性表達，網絡作為公共領域的新興形態或延伸，才可能真正發揮其最有效的作用。

對公共利益、個體權利的保護與多數人的暴政。“公民社會的核心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主張，它包含一組特定的權利和使權利可以實行的社會制度，其中制度是實施權利的保障”。⑥公共領域中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使之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沖突。而公共領域不僅保護著整體的公眾的政治自由，同時也保護著個體的政治自由。現代政治社會的公民具有強烈的權利意識，權利意識是公民意識的核心所在，對公共利益及個體權利的追求與保護，是公民意識的集中體現。

在網絡中，對于弱勢群體利益和底層個體命運的關注，對于公共利益及個體權利的保護，始終是網絡輿論所關注的焦點。如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使一個個案成為公案，并直接引發一個存在21年的不合理制度的終結。云南看守所“躲貓貓”事件的曝光，網民自發組成調查團，傳統媒體也對此類事件進行關注，《南方周末》甚至用數個整版，對監獄管理制度進行深度報道。強大的輿論引發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政府有關部門的及時反應。網絡作為新興的公共空間和公共話語平臺，在對社會弊端的揭露和對公共或個體權利的保護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力。

網絡在保護個體權利的同時，也會因其使用不當造成對個體權利的侵犯。在網絡中，得到自由的話語表達權利的網民，因網絡的約束性的缺失及匿名狀態帶來的安全感，極易產生“多數人的暴政”，即部分人通過可能基于片面的理解而對其未能了解真相的事件或人物進行輿論批判，并誤導多數人參與批判，以致干預了私人合法空間。具體體現為“人肉搜索”的濫用和“網絡暴力”的出現，這是對個人應受到保護的個人隱私和權利的集體侵犯。

作為公共領域的網絡的未來

拓展了公共領域的未來。社會學科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其內涵和領域也得到拓展和進步。“從公共輿論的技術發展來看，紙張媒體到電子媒體再到網絡媒體的發展，不僅提高了公共領域的影響力度，擴大了公共領域的影響范疇，也改造了公共領域本身”。⑦網絡對于公共領域的拓展，不僅體現在地域上，同時也使話題范圍更加廣泛，使參與主體實現了突破地域和身份限制的交流與互動。

從公共話語的角度來看，網絡傳播中信息資源的無限、傳播模式的靈活多樣和傳播主體的多向互動，也在一定意義上突破了開放有效的公共話語秩序的兩重藩籬：霸權獨白與無責漫談。公共輿論得到更加自由而開放的表達空間。于此，網絡空間是公共領域借助新技術發展的延伸，為公共領域開拓了更加廣闊的未來。

對“沉默的螺旋”的突破。諾依曼在她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論中談到，“意見的表明和沉默的擴散是一個螺旋式的社會傳播過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的增勢，使優勢意見顯得更加強大，這種強大反過來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見者轉向沉默”。⑧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由于意見表達渠道的缺乏及大眾傳媒所營造的“意見環境”對輿論的制約，“沉默的大多數”普遍存在。而在網絡空間中，由于網絡的虛擬性和匿名性帶來的安全感及言論表達和傳播的公開和平等，“沉默的大多數”也敢于發出自己的聲音，使在現實社會中啞然的民意，發出自己的聲音和力量。但是不應忽視的是，在虛擬的網絡中暢所欲言、針砭時弊的網民，在回到現實社會生活中后，又回到“沉默的大多數”，網絡身份與其現實社會角色的過度脫離，制約了網絡中的公共領域向現實生活的延伸。

推動民主化進程。在網絡輿論的浩大聲勢中，體現的是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各種矛盾沖突和對于社會公平的集體追求。“人們參與網絡意見表達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他們民主參與習慣的培養”。⑨“網絡的興起，是公民社會成長的表現之一”。⑩

但是在我國，意見表達渠道過于集中于網絡，網絡成為最為重要的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的工具，這本身也說明了表達渠道在現實和網絡之間的不平衡。“在自由觀念早已成為社會底色的國家里，言論表達的途徑比較廣泛，網民在互聯網上放縱言說的情形并不十分激烈，國家體制因此感受到的沖擊也不明顯。而在諸多民主化建設意義上的后發展國家，互聯網上相對寬松的自由則有力地推動了民主化進程，使得長期處于暗啞狀態的各種民間話語突然間找到了它們的出口。其結果是，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互聯網不過是既有媒體和生活方式的補充和延展，而在另一些地方，互聯網則成為民意涌流的巨大管道，成為人們介入現實化政治生活的重要工具”。{11}

只有當公民的社會責任、民主意識不僅僅在虛擬的網絡空間和匿名的狀態下所帶來的安全感中才敢于表達，當網絡空間不是唯一的集體爆發的意見表達出口，增加現實社會中其他形式的公共話語空間和表達渠道，才稱得上是健康的現代社會和公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