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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在借鑒西方公共管理學自然科學化的話語表達模式的基礎上，呈現出明顯的學科化特征：與公共管理實踐的隔離化，反映公共管理實踐的程式化以及話語體系的祛價值化。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學科化帶來了一系列的弊端：割斷了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文化根基，消解了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人文關懷，阻滯了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創新活力。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學科化的修正，應從如下方面著手：汲取中國傳統公共管理文化的精髓，積極關注日新月異的中國公共管理實踐，以批判的目光學習借鑒西方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

[關鍵詞]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學科化；反思；修正

通常意義上的話語體系是指，主體通過系統的語言符號，并按照一定的內在邏輯來表達和建構的結構完整、內容完備的言語體系。話語體系不僅是語言符號體系、言語內容體系、理論知識體系，更是思想理論的表達體系[1]。任何一門獨立的學科，都具有自己獨特的話語體系。公共管理學的話語體系是在公共管理實踐提煉出來的有關公共管理的概念、觀點、思想、方法等學術話語的總稱，是對公共管理實踐各個環節、各個構成部分特征的描述和概括，是公共管理學學術影響力的重要標志。一般而言，一門學科的話語體系應該具有兩方面的功能：一是理論交流的功能，即話語體系是本學科的研究者相互對話以及本學科與其他學科進行交流的工具和載體；二是理論與實踐溝通的功能，即話語體系承載著理論與實踐之間信息溝通的使命，實踐通過話語體系獲得理論指導，理論通過話語體系及時了解實踐的進程，進而不斷豐富、修正、完善相關的理論研究。但是，反觀當前我國的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卻未能很好地發揮上述功能，尤其是理論與實踐的溝通功能較為欠缺，即公共管理學形成了一個較為封閉的學科話語體系，未能實現與公共管理實踐的對接與互動，話語的表達變成了“自說自話”，話語體系從公共管理實踐中不斷汲取發展營養以及對公共管理實踐進行的指導功能未能得以充分體現。

一、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學科化

（一）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學科化的形成

應該說，有了公共事務管理活動，就有了對其進行觀察、分析和描述的話語，但在公共管理學科建立之前，這些話語屬于一種非學科化的話語。非學科化的公共管理話語是建立在話語主體個人的觀察、思考與實踐的基礎上，反映的是主體對公共管理活動的理解和感悟。每一主體都是從自身的立場、視角去看待和闡釋公共管理現象和問題，其對公共管理話題的論述沒有程式化的固定模式，在話語中所表達的行政理想、價值取向等具有鮮明的人格化、個性化特征，由此產生了多種有關公共管理的獨特話語風格，老莊、孔孟等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在論述政府公共管理問題時，其話語方式和話語內容即具有這些特征。例如，孔子在論述其為政主張時，采用了大量對立、勻稱的概念和范疇：“天”與“人”、“性”與“命”、“智”與“愚”、“損”與“益”、“善”與“惡”、“博”與“約”、“教”與“學”、“上”與“下”、“言”與“行”、“遠”與“近”、“學”與“思”、“多”與“寡”、“生”與“死”、“義”與“利”、“訥”與“敏”等等[2]，凸顯了孔子博大精深的行政思想和高超的話語表達藝術。又如，孟子在闡述其治國理念時，往往以“準確生動的用詞、鮮明突出的對比、氣勢恢宏的排比、排列整齊的對偶、形象生動的比喻、蟬聯而下的頂真、豐富靈活的問句、層層深入的遞進等，增強其語言準確、縝密和生動的特色”。[3]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一些成語如“明察秋毫”、“綽綽有余”、“不言而喻”、“言近旨遠”、“一曝十寒”、“金聲玉振”、“出類拔萃”、“左右逢源”等均是孟子治國理政思想的話語體現。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中國公共管理學是從西方引進的，經歷了從行政管理學（行政學）到公共管理學的學科演進歷程。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內一些學者翻譯和引進了國外的一些行政學著作,如美國學者的《行海要術》、《行政綱目》，日本學者蠟山政道所著的《行政學總論》、美濃部達吉所著的《行政法撮要》等[4]，這些譯著的出版，標志著中國公共管理學的誕生。建國初期,我國的許多院校,如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等都曾有行政學方面的研究。然而在1952年學科調整以后的20多年間,嚴重的意識形態偏見致使行政學未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被保留下來。直到1979年后,鄧小平明確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從而使得包括行政學在內的許多社會科學學科逐漸獲得恢復和發展。[5]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公共管理學科開始恢復發展至今，在對西方公共管理學理論與方法的全方位引進中，中國公共管理學也借鑒了西方公共管理學自然科學化的話語表達模式，進而使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呈現出明顯的學科化特征。

（二）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學科化的特征

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學科化是指，在公共管理學話語表達中講求嚴密的邏輯性、體系性，其所采納的基本模式是從固有的觀念或理論框架出發討論公共管理問題，努力在公共管理學的各個范疇和概念之間建構起內在的邏輯關聯，也就是從預設的理論框架出發，用它來對公共管理實踐進行闡釋和分析。例如，從下面的論文題目上就能發現上述特征：“新公共管理視角下我國政府管理模式的創新”、“新公共管理運動背景下的中國鄉鎮政府體制改革”、“借鑒新公共管理理論推進我國教育行政體制改革”等等。這種話語體系的學科化，是西方工具主義、理性主義哲學的產物，它使中國公共管理學形成了一種單一化的話語模式，陷入了自我建構的學科話語藩籬之中。具體而言，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學科化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1.與公共管理實踐的隔離化在技術理性的影響下，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在學科化的進程中，各種非學科化的、不能被納入學科邏輯結構中的公共管理思想、觀點逐漸被隔離在學科話語體系之外，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分離，進而使公共管理學的實踐指導價值乃至其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多方的質疑。

相關學者，如陳振明等認為，作為一門實踐性強的學科，公共管理學當前存在的以下一些問題：第一，缺乏關注現實問題的學術旨趣；第二，傾向于對西方理論進行研究而忽略社會發展實踐的實際需求導致的理論研究落后于實踐發展，或是理論指導實踐產生偏差等等。[6]而公共管理學作為一門具有明顯實踐特性的學科，其學科話語體系的建構必須考慮其學科特點，應在基于公共管理實踐和經驗的基礎上，總結提煉出相應的話語體系。2.反映公共管理實踐的程式化公共管理學話語與公共管理實踐緊密相關，公共管理實踐的豐富性決定了公共管理學話語的種類多且數量大。然而，當前我國的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中存在著試圖從某種固有的觀念或理論框架出發來分析公共管理活動并以此來引導公共管理實踐的傾向，公共管理實踐的豐富性被抹殺。公共管理中出現的盲目決策、官員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嚴重等實踐偏差，大多是由于“拿來”主義導致的外來理論“水土不服”以及學科本土化不足所致。一方面，總是秉著“拿來”主義，沒有將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進行對比就盲目指導實踐活動；另一方面，沒有進行我國公共管理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沒有形成屬于自己特有的學科指導思想和思維方式。同時，這類話語所呈現的是對公共管理實踐程式化的理解，而非對公共管理實踐本來樣貌的把握，這也是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逐漸喪失生機與活力的重要原因。3.話語體系的祛價值化在學科化的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中，從思維到方法乃至文字的表述，追求的是理性主義，在貌似理性、客觀的話語表達中，丟失了話語體系的價值判斷和實踐關照。此外，在工具主義觀念的影響下，完整的公共管理活動被主觀認定為是由孤立存在的單獨要素組成的，尤其是在缺乏價值導向的話語中，像效率、模式、流程、績效評價等具有工具化色彩的詞匯不加辨別地充盈其中，對精確性和可計量性的追求使公共管理的意義和精神世界被壓縮，有機統一性被瓦解。

（三）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學科化的弊端

1.割斷了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文化根基任何學科的話語體系都有其賴以生長的文化根基，公共管理學的話語體系必須植根于中國傳統公共管理文化之中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當前我國的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由于深受西方以邏輯實證為導向的話語體系的影響，出現了與中國傳統公共管理文化斷裂現象。在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發展過程中，對中國傳統的公共管理文化缺乏系統的梳理，引進的西方理論也未能與本土傳統文化實現有機融合，以致有關公共管理的思維和表達方式逐漸被西方模式的話語體系所取代，把作為整體的公共管理實踐劃分成若干個部分，進而形成了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體制、公共管理機制、公共管理方法、公共管理評價等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學科單元，框定了人們研究和探討公共管理問題時的話語構造和表達方式，使傳統公共管理文化中的家國情懷、修齊治平等優良傳統未能得以很好地接續，公共管理學話語的可持續發展喪失了文化根基。2.消解了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人文關懷公共管理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的活動，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具有豐富情感的有機生命體。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作為對公共管理主體進行觀察、分析和思考的言語體系，應該在字里行間滲透出強烈的人文關懷。然而，學科化的公共管理學話語秉持的分析式話語方式，在技術理性的框架下，無形中祛除了公共管理話語中的人文要素，變為純技術、操作性的話語。這種罔顧公共管理活動中主體情感去把握公共管理問題的思想方法，消解了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3.阻滯了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創新活力中國公共管理學的產生，是引進西方理論的產物。20世紀80年代，中國公共管理學開始恢復與發展后，又大量引進了西方的理論成果。在借鑒西方公共管理學理論方法的過程中，我們幾乎全面接納了西方公共管理學的話語模式。由于未能對舶來的公共管理學話語進行批判性的思考，“盲目追隨”的后果是造成了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輕視實踐以及對中國公共管理經驗的總結提煉不足，進而丟失了與時代共振的創新活力。

二、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學科化的修正路徑

（一）汲取中國傳統公共管理文化的精髓

中國的公共管理活動歷史悠久，其間產生了豐富的公共管理思想，要修正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學科化的傾向，需要從傳統的公共管理文化中汲取營養。中國傳統公共管理文化中，講求“天人合一、明德慎罰、德刑相濟、仁政禮治、禮法兼用”等公共管理思想，采用的是“感性的整體體悟”的話語表達方式，與西方的“經過嚴格的理性檢驗和細致闡述”話語表達方式截然不同，但恰恰是這種“感性的整體體悟”的話語在延續中國傳統公共管理文化、構建中國公共管理學本土化的話語體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營養基礎，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學科化的修正，不能離開它的滋養。

（二）積極關注日新月異的中國公共管理實踐

話語是實踐的表達，實踐是話語的源泉。修正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學科化的傾向，還需要積極挖掘和總結本土的公共管理實踐經驗。我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又處于經濟社會加速發展的時期，公共管理實踐呈現出日新月異的態勢，這為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創新提供了優越的時代背景。我們要從公共管理實踐和經驗中，總結提煉出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并將其納入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之中。同時，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要與時俱進，及時調整更新自身的話語方式，丟棄過時陳舊的話語，創新創造出新的本土化、時代性的話語。

（三）以批判的目光借鑒西方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

修正中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學科化的傾向，還要以批判的目光和辨證方法去借鑒西方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對西方的公共管理思想和理論的借鑒和吸收，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而不是簡單地移植或一味地“盲目追隨”。判斷西方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是否適于中國的現實國情和公共管理實踐發展的當下狀況要考慮它是否與中國主流的價值觀念相一致并能準確地反映時代的精神；是否能夠與我們的公共管理傳統文化進行有效的對話并能夠在此基礎上生長出新的思想、觀念和話語。只有充分考慮了這些條件，才能在積極引進的同時有效地消化吸收，才能為我國公共管理學話語體系的健康發展，提供更多高質量的外來營養。

[參考文獻]

[1]郭湛，桑明旭.話語體系的本質屬性、發展趨勢與內在張力——兼論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的立場和原則[J].學術界，2017，（2）.

[2]聶長建.孔子的語言觀和語言美[J].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

[3]陳明富.《孟子》語言修辭特點芻議[J].現代語文，2015，（9）．

[4]黃達強，劉怡昌.行政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5]薛瀾，彭宗超，張強.公共管理與中國發展——公共管理學科發展的回顧與前瞻[J].管理世界，2002，（2）.

[6]陳振明.公共管理學科定位與知識增長[J].行政論壇，2010，（4）.

作者：王楓云；任亞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