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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正處在急劇變革的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與利益交織，公共危機事件頻發，如SARS事件、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宜黃強拆”、“上海11•15大火”、貴州“甕安事件”以及因日本地震海嘯引發的“食鹽搶購風波”等等［1］。這些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給人民的生活和社會秩序帶來了十分嚴重的影響。頻發的公共危機事件不僅考驗著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更對黨政干部應對危機的能力提出了挑戰。一旦突發公共危機事件，黨政干部，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往往會處于輿論的焦點和“漩渦的中心”。稍有不慎，其言行便會經過現代網絡新媒介的迅速傳播和放大，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不僅會激化矛盾，惡化事態，影響著一方的和諧與穩定，還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透支著政府的公信度。透過近年來突發的一些公共危機事件可以看出，當前黨政干部的媒介素養參差不齊，處理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能力亟待提高。

一、突發公共危機事件中的官員百態

近年，我國黨政干部處理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能力總體上在不斷提升，但存在的問題仍很突出，綜觀他們在突發公共危機事件中的態度和表現，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消極回避型。當突發公共危機事件后，面對紛至沓來的媒體記者，地方黨政干部一方面由于對傳媒缺少正確的認識，認為媒體就是來找茬的、挑刺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員習慣于報喜不報憂，害怕因在自己的任期內、在自己的轄區內出現重大安全事故或群體性事件而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輕者受處分，重者丟烏紗帽。故本能地對新聞媒體采取警惕和敵視的態度，紛紛像躲瘟疫一樣躲避著媒體，以為躲避媒體采訪就能夠封堵住信息，就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面對媒體記者的采訪和追問，他們或避而不見，拒絕采訪;或支支吾吾，閃爍其詞;或者避重就輕，避實就虛;或者欺上瞞下，誤導輿論;或部門之間相互推諉，甚至不惜動用一切行政資源“全力防控”［2］。所以，在媒體對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追蹤報道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記者打算采訪的相關領導個個都不在;打電話聯系，領導們的手機都不約而同地關機;向辦公室工作人員詢問領導的去向，則一概不知。《大河報》曾一度密集報道農民負擔問題、亂收費問題，一些地方官員便驚呼要“防火防盜防《大河報》”。

2．反應滯后型。少數黨政領導干部不了解新聞傳播的規律，不熟悉現代新媒體技術，平時主要通過行政公文和當地傳統主流媒體了解社會信息動態，開展領導工作。因此，當本轄區內突發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公共危機事件，互聯網上已鬧得沸沸揚揚，當地主流媒體卻因傳統的慣性思維而失聲、沉默，當地黨政官員也渾然不知，或知之不詳，甚至面對記者的采訪而一問三不知。不少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起因其實很簡單，事情也很小，如果當地黨政領導能夠反應及時，迅速處置，且方法對頭，是完全能夠及時化解的，卻由于重視不夠，反應滯后，延誤了處理的最佳時機，結果小事鬧大，大事鬧炸。而在處理突發的公共危機事件時，他們不是采取即時“滾動式”的方式消息，讓公眾及時了解事情真相，以消弭謠言，安撫人心，穩定事態，而是習慣于事后公布調查、處理結果，從而出現信息“真空”，以致謠言四起，人心惶惶，事態擴大，造成無法挽回的影響。例如，2005年11月，受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影響發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因當地政府未能及時向社會公眾污染的程度和處置情況，以致謠言傳播，附近少數居民因恐慌而外逃，造成了工作的被動，后經當地政府通過媒體緊急通報事情的真相后，才穩定住局面。

3．簡單粗暴型。在現代政治生活中，媒體不僅是政府的合作者、從屬者，更是政府的挑戰者、質疑者，其對政府的監督功能日益凸顯。而一些黨政干部還沒有完全適應這種新變化，還不能正確認識政府與媒體的關系，仍不習慣于媒體的監督，常常表現出一種高高在上的權力傲慢。當突發公共危機事件時，不少地方黨政領導干部不愿面對媒體，嚴詞拒絕媒體的采訪。有的面對媒體的追問，常常是一句“無可奉告”，冷若冰霜;有的態度粗野蠻橫，圍堵記者，毆打、謾罵記者之事時有發生，甚至沒收或損毀記者的采訪設備;有的對記者的負面新聞報道進行打擊報復，動輒以“告上法庭”相威脅，甚至以“報道失實”為由，悍然動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資源，濫施淫威，千里緝拿記者。例如，2010年7月，《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因報道上市公司的交易內幕而遭浙江麗水警方全國通緝;2008年1月，因一篇涉及遼寧西豐縣委書記的負面新聞，《法制日報》記者朱文娜以“涉嫌誹謗罪”遭西豐縣警方的拘傳。一場場鬧劇的上演，折射出某些地方官員思想靈魂深處權力意識的膨脹，造成了十分惡劣的社會影響。

4．口無遮攔型。近年，一些地方黨政官員的“雷人語錄”在網上瘋傳，不斷刺激著公眾的神經，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與非議，也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這些“雷人語錄”的背后，折射出當前少數黨政干部黨性修養之差，官僚意識之重，反映了他們對群眾的關切和利益的漠視，對法律和社會公德的藐視，當然，更反映了一些地方黨政官員媒介素養的嚴重缺失。每當公共危機事件發生后，少數黨政官員不是抱著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積極配合媒體即時信息，告知公眾真相，以穩定事態，減少損失;不是認真地檢討自身工作中的失誤和錯誤，深刻總結經驗教訓，以挽回影響。而是面對前來采訪的媒體記者大耍官威，大放厥詞，口無遮攔，口出狂言。這些“雷人語錄”在網上的迅速傳播，不僅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也將這些“大嘴”官員們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例如，2009年6月，面對記者的采訪，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質問記者“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讓人大跌眼鏡。2011年7月，“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發生后，面對新聞媒體的追問，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的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是引起輿論一片嘩然。

二、黨政干部媒介素養缺失的主要原因

黨政干部媒介素養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黨性修養不高，公仆意識淡薄。綜觀許多黨政干部在應對突發公共危機事件中的表現，表面上看是他們不善于與媒體打交道，缺乏應對媒體的技巧;但從根本上講，是部分黨政干部黨性修養不高，公仆意識淡薄，官本位思想作怪，權力意識膨脹的必然反映。一些黨政官員之所以對媒體記者消極躲避，封堵信息，隱瞞真相，不敢正視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實質上就是把個人的得失看得比黨和群眾的利益還重，怕擔責任，怕丟掉烏紗帽;一些黨政干部之所以敢在媒體面前大放厥詞、口出狂言，從根本上講，不是不懂得如何應對媒體的技巧，而是黨性修養不強、宗旨意識欠缺。例如，一時引起輿論熱議的“替黨說話，還是替百姓說話”的荒唐言論，公然把黨與人民置于對立面，這完全暴露出當事者平時疏于學習政治理論，對黨的性質、宗旨的無知。殊不知，黨的利益和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黨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黨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有些黨政干部平時不屑于和媒體打交道，不愿與媒體交朋友，感到掉身價、跌份。說到底，也是官本位思想嚴重，公仆意識淡薄，總感到自己高高在上。因此，工作上也很難贏得媒體的理解與支持。

2．不了解新聞傳播規律，駕馭輿論的能力不足。黨政干部的媒介素養是指能正確認識大眾傳媒的功能、特點、運作、控制及傳播規律等，并能科學、有效地利用傳媒宣傳政策、組織群眾、塑造形象。由于目前我國黨政干部隊伍中新聞專業出身的極少，且在黨政干部培訓的內容中，也缺少媒介素養教育這一塊。因此，大多數黨政干部不熟悉新聞傳播規律，不知道該如何與媒體打交道，不善于利用媒介有效地指導、推動工作，更不情愿接受媒體的監督。因此，面對不期而至的公共危機事件，不少領導干部手忙腳亂，不知所措。在輿論監督面前噤若寒蟬、支支吾吾、遮遮掩掩，不敢說、不愿說、不會說，愈加引發公眾的質疑與批評，導致問題擴大化、復雜化，甚至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損害。

3．對現代新媒體技術不熟悉，難以占領“信息高地”。現代網絡已成為黨和政府與公民溝通的重要橋梁，是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的重要媒介。隨著我國網民數量的驟增，網絡的輿論力量愈加顯示出巨大的威力。當今許多重大事件都是由互聯網最先披露且得以迅速傳播的。但網絡是把雙刃劍，在突發公共危機事件中，一些小道消息、謠言等負面信息也往往是憑借網絡平臺不脛而走的，造成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但至今仍有不少領導干部對網絡新媒體的重要作用和影響認識不到位，認為網絡輿論無非是“瞎吵吵”［3］。因此，學習網絡新媒體技術的動力不足，不少領導干部不能熟練地掌握網絡新技術，只滿足于一般新聞信息的讀取或網絡游戲的娛樂，對網絡博客、播客、微博等新的媒體傳播方式還相當陌生，不愿使用，不會使用。一旦本轄區突發公共危機事件，就無法第一時間獲取相關信息，導致信息不靈，與公眾的溝通渠道不暢，以致延誤時機，造成被動。

三、黨政干部媒介素養提升的途徑

黨情、國情、世情的變化，使黨的執政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也對黨政干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培養和提升黨政干部，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的媒介素養已經成為新時期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1．加強官德教育，提高黨性修養。面對公共危機事件的高發態勢及“大嘴”官員的頻現，專家學者紛紛提出對策，一些省市也開展了諸如“突發事件媒體應對”等專題培訓班;一些社會培訓機構更是悟出了商機，各種提升“媒介素養”的專題培訓班便雨后春筍般冒出，大力兜售各種應對媒體的招數、秘籍。其實，對于黨政干部來說，增強自身的黨性修養遠比掌握一些應對媒體的技巧重要得多。因為，提高政治素質與提升應對媒體能力兩者之間永遠都是本與末、道和術的關系，不能本末倒置。如果沒有過硬的黨性修養和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即使具備一定的與媒體打交道的技巧，充其量只是巧言令色耍嘴皮子而已，很難贏得媒體和公眾的認同與信任。事實上，在現代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任何企圖掩蓋事實真相的做法都是徒勞的，“瞞得過初一，瞞不過十五”，一旦事實真相被揭露出來，將會更加被動。黨政干部只有具備了較高的黨性修養，才能夠在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關鍵時刻，做到從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不計名利，不計得失，敢于擔當，勇于負責，“用心”講話;才能夠做到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尊重事實，告知真相;才能夠以一種平等開放的姿態，坦然從容地面對媒體。因此，加強黨政干部的黨性修養，廣泛開展官德教育，不斷提高黨政干部的政治素養，使他們牢固樹立宗旨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和公仆意識，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自覺克服官本位思想，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而掩蓋真相，推卸責任，或與媒體虛于應付，對媒體監督進行打壓。

2．加強學習培訓，不斷提高黨政干部的媒介素養。

第一，要充分利用各級黨校這個平臺，對黨政干部，特別是各級黨政領導干部開展媒介素養教育。例如舉辦媒介素養專門培訓班，邀請新聞專家、學者和資深新聞人、記者授課，與參訓學員面對面地進行交流，使廣大學員掌握新聞學知識和新聞傳播規律，學會正確判斷媒介信息的價值和意義，提高輿論引導與駕馭能力。在學習培訓中，要注重采取案例教學法，通過對近年來發生的一些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剖析，提高學員對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應急處置能力和危機管理能力，尤其是學會如何利用網絡媒體，提高輿論引導的能力［4］。

第二，加強對黨政干部的職前培訓。在錄用公務員的招考中，應當有意識地加入新聞傳播學方面的知識內容，把媒介素養作為選拔黨政干部的一個重要參考因素。在公務員職前培訓中，應有針對性地加入媒介知識的相關學習與訓練，以提高年輕黨政干部的媒介素養，增強其運用和應對媒介的能力，逐步提升黨政干部隊伍的整體新聞執政能力。

第三，堅持集中學與自學相結合，增強干部學習的自覺性。由于黨政干部都肩負繁重的工作任務，不可能長時間離崗學習，組織部門也很難短期內對所有黨政干部進行輪訓。因此，必須堅持集中學與自學相結合，領導干部應帶頭學習掌握有關新興媒體的知識，努力提高自身運用新興媒體的能力。組織部門應制訂統一的干部學習計劃，組織編寫可讀性、操作性強的學習材料，供黨政干部自學之用，并定期進行檢查、考核，將其納入干部績效考核目標，以強化自學效果。

3．學會利用網絡新媒體，搶占輿論先機。現代網絡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并以其海量迅捷、傳授互動和超時空限制等優點日益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各種思想文化交匯的大平臺、各種利益訴求的集散地和意識形態較量的重要戰場。因此，領導干部只有熟練地掌握現代媒體技術，才能在突發公共危機事件中及時掌握網絡輿情，第一時間搶到“發言權”，及時權威信息，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讓真實正面的消息跑在小道消息、謠言的前面，才能引導輿論，凝聚力量，確保社會穩定。2011年3月，因日本大地震而引發的食鹽搶購風波，在網絡的助推下，迅速波及全國許多省份，一時人心惶惶。而有關部門對此迅速作出反應，利用新媒體及時進行辟謠，很快平息了風波，穩定了局勢。現在，不少地方黨政領導通過開博客、微博等方式，開展網絡問政。前不久，2011年中國政務微博客評估報告。報告顯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國政務微博客總數達到50561個，政務微博數量較去年初增長7倍多。政務微博加強了與民眾和媒體的溝通，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應當大力提倡和推廣。

4．建設一支德才兼備的新聞發言人隊伍。在當今知識爆炸的時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為全才，黨政干部也是如此。因此，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已成為必然的趨勢。新聞發言人是黨政機關中媒介素養較高的一群人，當突發公共危機事件時，授權專職的訓練有素的新聞發言人負責對外公布信息，接受媒體采訪，能保證的信息口徑、內容一致，避免因多頭而出現信息混亂。同時，通過及時、準確地權威信息，牢牢掌握輿論引導主動權，迅速占領輿論制高點，保障公共危機事件的及時應對和妥善處置。但是，根據近年來出現的一些新情況來看，也應加強對新聞發言人的黨性修養教育，不斷提高他們的政治素質，不斷增強其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使他們牢固樹立群眾觀點和大局意識，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當突發公共危機事件時，新聞發言人對外信息應始終堅持一個原則:忠實地說，迅速地說，好好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