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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政府層面上，《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規定，我國要在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十二五”規劃中也明確地將“轉方式、調結構”作為核心內容和重點任務;圍繞如何實現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創新驅動戰略目標，相關的政府政策陸續頒布出臺。支持和鼓勵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已經成為我國政府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的政策目標。在企業層面上，按照“經濟人”假設的隱含，作為“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新組合”的創新，提供了企業擁有持續競爭優勢的保障，應該是企業天生就具備的一種偏好和功能，然而，并不是所有企業都能將這種潛在偏好和沖動轉化為現實的創新行動。從企業的初始創新的決策情境視角，詮釋我國政府在激勵企業創新方面的政策努力，并且針對企業創新實踐偏離政府政策目標的現實困境，探析政策執行環節存在的問題，對于創新激勵政策的執行效果評價和企業創新的實踐指導都會大有裨益。

2企業初始創新的決策情境

受資源有限的約束，是讓孩子去打工，還是供應孩子上學?這種高度簡化的決策情境，正是企業家做出企業第一次創新的決策時所面臨的。供應孩子上學，是基于“知識改變命運”的信心，對未來有著較高的回報預期，但是，讓孩子上學不僅不能像打工那樣立刻帶來經濟效益，還必須要為孩子支付學雜費，也要考慮到不容樂觀的就業形勢擔心孩子畢業后的去向。選擇參與創新，意味著企業要冒極大的不確定性風險，舍棄機會成本，進行研發投入。用I表示企業創新的投入，相比之下，維持既有市場機會的投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用O表示投資其他機會的獲益，用R表示創新產生的預期收益現值。由于利潤是企業創新價值實現的核心，當R－I－O＞0，創新投入能給企業帶來一定回報時，企業才有從事創新的可能性;否則，企業必然會理性地拒絕從事創新活動。必須要強調，R－I－O＞0的關系式成立，只是提供了企業創新的必要條件，并不等同于企業一定會從事創新。考慮到決策主體的身份，如果決策者不是家長，只是一個有特定雇傭期限的管家，比如，對于受托履行經營管理職能的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即使在其契約期限內R－I－O＞0能成立，也并不意味著企業必然會采取創新行動，除非治理機制中能夠提供足夠的約束、監督或激勵。還有，考慮到資源約束的不同社會背景，對于掌握特定壟斷資源的企業，就像一個殷實的有保障的家庭里，因家長缺乏遠見而放任孩子的任何選擇一樣，即使企業不進行任何創新，依靠行政性的壟斷地位，企業仍舊可以獲取穩固的創新機會成本O，要這樣缺乏市場激勵的企業去進行創新投入I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其壟斷權力受到政府方面的解除威脅，或者企業的管理者有著極強的自我實現的需求。盡管企業是否進行初始創新，與R－I－O＞0的關系式是否成立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但是，關系式中的各決策變量R、I、E的取值，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企業外部的一些非可控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企業是否選擇從事創新，是企業對內外部各種決策影響因素綜合權衡的結果。所有這些，為企業創新的政府干預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現實依據。

3我國政府激勵企業創新的政策努力

一方面，創新機會成本O是一個典型的外生變量，近幾年來，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供給約束直接導致了創新機會成本O的下降趨勢，促使我國政府著手開始鼓勵和推動企業從事創新。而來自房地產等領域的暴利誘惑，引發了企業創新機會成本O的井噴式增長，我國政府不得不有意地通過約束企業的投資方向，引導企業的創新活動。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大量引進外資與國內供應充沛、價格低廉的勞動力相結合，“中國制造”成了中國在全球市場中的角色分工。在這樣的制造經濟模式下，政府將主要精力放在了招商引資上，并沒有激勵企業創新的意愿和政策。盡管創新機會成本O的價值占比不高，但依靠勞動力在數量和價格上的比較優勢，就可以賺取相對微薄的利潤，企業的創新意識普遍缺乏，很少有企業能主動地進行創新活動?！笆袌鰮Q技術”的策略使得一部分合資企業淪為名副其實的制造工廠，貼牌代工成了小企業的主流盈利模式，由于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大中型企業不自覺陷入了“引進、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1］。近幾年來，“民工荒”現象揭示出了我國勞動力要素供給的有限性約束，隨著我國要素資源的比較優勢的趨減，加上國際范圍內產業空間轉移的來勢兇猛、去勢也迅速，我國本土企業的創新機會成本O已呈現出了明顯的下降趨勢。我國政府在2005年適時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旨在實現由制造經濟向創新經濟模式的轉變，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創新驅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的戰略舉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外向型制造經濟的出口受阻，民間的實業投資明顯下降;與此同時，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獲益速度遠遠快于創新周期，土地出讓收益成了各級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財富驅動導致大量實業投資轉向不動產、證券炒作領域，企業不能靜下心來搞創新，創新活動受到忽視和冷落［2］。針對越來越多的企業不同程度地涉足房地產，在誘致型的政策需求下，政府開始動用疏堵并存的行政手段，將創新成果納入國企負責人的業績考核體系，勒令主營業務與房產無關的中央直屬企業退出房地產市場等，體現了政府有意通過創新機會成本O推動企業創新的決心和努力。另一方面，我國政府也圍繞著如何增加企業創新預期收益現值R、降低創新投入的成本I等，推出了激勵創新的政策舉措。其中，2006年出臺的“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以下簡稱“配套政策”)，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對鼓勵企業參與創新的政策工具做了系統又詳盡的規定。表1以“配套政策”為例，闡釋了政府推動企業創新的政策設計。通過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可以增加企業創新預期收益現值R;通過財政性科技投入、金融支持和稅收激勵，可以縮小企業創新的需要投入與實際投入的偏差，降低創新投入的成本I。這些政策工具為R－I－O＞0的實現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是政府鼓勵企業創新政策的系統反映。

4企業創新實踐對于政策目標的偏離

盡管政府出臺了“配套政策”等，期望以國家強制力提供推動企業創新的正式制度保障，但是，政府頒布出臺的促進企業創新的激勵政策，只是從企業外部增加了R－I－O＞0的企業初始創新決策的關系式實現的可能性，并不意味著企業一定有動力和壓力進行創新。利用《2010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以及往年的回溯數據，對我國企業的創新參與狀況進行統計［3］，可以發現:自2005年我國“創新型國家”戰略頒布實施以來，盡管設立研發機構或者開展研發活動的大中型工業企業呈現出了逐年增長的趨勢，但是，它們在所有大中型工業企業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自2006年至今，有研發活動的企業所占比重為35.7%，設有研發機構的僅占25.2%。也就是說，在大中型工業企業這樣的企業群體中，三分之二的企業沒進行過任何科技活動，四分之三的企業沒有設立科技機構。另外，自2006年至今，在大中型工業企業投入的科技活動經費中，代表自主創新能力的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R＆D)增長較快，但是在投入強度上，單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R＆D投入強度只有0.81%，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大中型企業2.5%—4%的平均水平。無論是按規模還是按行業，大中型工業企業創新的資源優勢本該是最突出的。大中型工業企業整體上的創新統計數據充分說明，企業的創新實力與企業的創新積極性之間并沒有呈現出必然的正相關關系，相反，有創新實力的企業創新積極性和主動性的遲滯特征明顯。大中型工業企業整體上對于創新的惰性和漠視，不僅與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資源優勢和社會責任極不相稱，也背離了國務院到各級地方政府激勵企業創新的政策目標設計。以大中型工業企業為代表的企業創新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高，各級政府的政策努力并沒有得到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的即時回應。這與政府積極倡導和鼓勵企業創新形成了鮮明對比，也反映了我國已出臺的激勵企業從事創新的政策效果不佳。

5政策本身及其執行方面的低效率

我國政府激勵企業從事創新的政策安排，屬于典型的政府主導的政策供應。盡管這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具有推動力度大、降低組織成本和實施成本等優點，但由于政策是設計出來的而不是利益主體重復博弈出來的，政策本身及其執行環節難免存在著某些缺陷?！芭涮渍摺币筘斦?、科技、稅務等部門加強統籌協調，這是很大的進步，但實施保障方面的規定仍顯得籠統、抽象，相關的監督和問責機制沒有明確，實施細則不細，可能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政策執行的低效率。按照林毅夫(1989)的界定，如果官僚機構問題、集團利益問題存在，就無法維持強制性的政策供應的有效性，導致政策安排失?。?］。就官僚機構的問題而言，統治者的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政策安排的能力，取決于有多少官僚機構能把統治者的目標當作他們自己的目標，并且，通過提供服務來落實執行統治者意志。國務院及其各部委頒布一系列激勵企業創新的政策安排，是基于長遠公共利益的考慮，而作為人的各級政府在任職期間內要追求政績創造，通過推動企業創新實現GDP增長的時效性長、不確定大，遠不如舉辦科技洽談會、科技成果推介會、科技經濟論壇等更能彰顯政績，盡管政府部門很認可這些活動的有效性，但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多半不予認可［5］。公共利益與政府自身理性之間存在一定的偏差和沖突，很容易導致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象。由于法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協同合力和監督機制，官僚機構問題的存在背離了決策者效用最大化的初始目標，導致了政策執行上的漏斗現象。激勵企業創新的政策目標難以落實到位，不僅增加了治理國家的交易費用，也難以有效調動企業創新的積極性，企業的創新收益R得不到保證，企業進行創新投入I必然不會是一種理性選擇。除了官僚機構的問題，集團利益問題也會導致政策執行的低效率。一項新政策的制定和頒布出臺，往往涉及到財富、收入和政治權力在不同群體中的重新分配。我國經濟的發展長期以來依賴于國有企業，從企業規模和行業特征上分類，又主要體現為大中型工業企業，國有的大中型工業企業構成了維持政治支持的主要群體。在我國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政府尋租等現象普遍存在，當民營科技型企業被迫在生死存亡的市場壓力下開展創新，國有企業則依靠非市場方式占有壟斷性資源的路徑依賴，就可以獲得一定超額利潤時，激勵企業創新的政策安排似乎不足引起核心利益集團的國有企業的關注，政策執行效果必然要打折扣，甚至導致政策的“形同虛設”。以大中型工業企業為主體的國有企業缺乏對市場需求的靈敏回應，對政府出臺的激勵企業創新的政策反應冷淡，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似乎只要與政府搞好關系，巧妙地利用政府提供的政策性壟斷資源，就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占有足夠多的財富，即:創新機會成本O大于企業自身的創新收益R－I，投入精力和資本實現財富再分配的收益率遠大于企業創新的收益率，企業必然沒有動力和主動性去進行I的創新投入。市場機制不會自動促使這些壟斷性企業進行研發投入，而且，集團利益的綁架下，政府的“有形的手”始終沒有對他們的創新使命給出清晰的厘定。余鳳翥(2008)曾形象地描述到，很少看到哪一個央企因為創新乏力而陷入困境，相反，倒是經常耳聞目睹一些產品一成不變的央企，因其特殊的壟斷地位而在某一領域昌盛、經久不衰［6］?？梢姡咝瓮撛O的“有法不依”比“無法可依”更糟糕。政府的正式政策安排本身及其市場執行方面的缺陷，都是阻礙企業創新的重要外因。在企業內部，企業家或經理人是創新的發起者、實施者和推動者，他們的創新愿望、創新動機和創新意識，是企業創新活動的內因和源泉，如果他們的創新偏好受阻，即便R－I－O＞0的企業創新決策關系式成立，企業也可能不會選擇創新。畢竟，R－I－O＞0的成立只是增加了企業創新的可能性，企業的創新精神如何才是決定企業創新行為的根本。創新精神是一種異質性的人力資本，在國有企業，繁冗的組織結構和行政化的管理體制讓國企領導人缺乏足夠的內在動力去做出具有較高風險的創新決策;在從事傳統產業的民營企業，“不創新慢慢死，一創新就快速死”的恐懼心態，使得企業家對創新普遍持謹慎態度;在科技型的民營企業，即使有企業家渴望通過企業創新實現自身價值，但由于鼓勵冒險、容許失敗的社會文化氛圍的缺乏，導致了企業家往往采取理性的風險規避策略，經理人甚至干脆采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策略，放棄創新機會，企業持續創新的動力匱乏，企業短期行為明顯。企業家創新精神不能發揮，群眾性創新的文化氛圍的營造也就無從談起，廣大員工創新的激情和實干也就不能彰顯，非正式的制度不能與政府的正式政策安排配套，企業創新的土壤不具備，創新不可能成為企業的一種本能式的自覺。

6結論與展望

通過一個企業初始創新決策情境說明，當R－I－O＞0成立時，企業會有從事創新的可能性。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過渡時期，我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企業創新的重要性，并且制定頒布了一些有利于R－I－O＞0實現的企業創新激勵政策，讓更多的企業從事創新，讓我國企業真正成為自主創新的主力軍，這順應了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創新驅動的宏觀形勢，也符合微觀層面上企業創新的決策需要。但是，這些創新激勵政策的實施效果遠遠偏離了政策初始設定的預期目標，企業普遍不愿意進行創新投入，尤其是對那些具備占優創新實力的大中型工業企業或國有企業而言，對政策的反應冷淡，創新的積極性不高，創新激勵政策在執行環節陷入了一種尷尬的局面。正如CharlesCarter(1981)所指出的，許多情況下，企業沒有進行創新，并不是沒有能力、機會或條件，而是因為種種原因所造成的動力不足［7］。探究起來，政策制定不嚴密，政策執行低效率，政策執行機制不完善，政策執行上存在漏斗現象，缺乏對創新決策群體自身的創新精神激勵等，都是導致我國企業創新實踐偏離政府政策目標的原因。在資源配置上，未來很長一段時期，我國政府相對于市場都會處在強勢位置，傳統的市場需求拉動、技術推動等創新實現模式很難發揮出其應有的效果，政府引導仍會是我國企業初始創新的主要動力來源。為了解決當前存在的企業對政府政策目標無動于衷的狀況，也為了有效規避強勢政府參與創新資源配置可能存在的擠出效應，我國政府應配合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深化經濟體制和配套機制的改革，切實以市場為導向，培育基于市場規則的競爭性環境，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創新活動真正地成為企業的自覺或自發行為，也才能使得政府推動創新的各項政策努力真正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