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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企業競爭優勢，企業如何創造并維持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一直是戰略管理理論領域的核心課題。經過多年的理論研究后，大多數學者終于達成了共識，一致認為，廠商建構的可持續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保持其核心競爭優勢并保持高利潤的發展狀態的主要原因(Rumelt，Schendel，Teece，1994)。沿此思路各家學者分別從各種不同的理論視角來解釋核心競爭力的來源，例如波特的強調從廠商所處產業環境的競爭力分析(Porter，1980)、Wernerfelt的關注企業專屬性資源與能力的資源基礎觀的分析(Wernerfelt，1984;Barney，1991)、演進到蒂斯的動態能力戰略觀(Teece，Pisano，Shuen，1997)。

這些理論思路的轉變，反映出各家學者們對企業核心競爭優勢看法的轉變，體現了不同時代背景下理論學者們理論思考的差異性［1］。隨著動態能力的戰略觀長達10年的發展，經過眾多企業戰略理論先驅們的多年理論研究，不同的學術流派在其不同范式的基礎上闡述了動態能力的理論內涵、理論架構與構成要素、以及動態能力觀的創建、發展及其重構，極大地推動了動態能力理論的發展、理論積累及其實踐創新，但是關于動態能力與組織知識的管理之間的相互關系卻研究不足。本文在構建動態能力與組織知識關系的演化模型的基礎上，力求搭建一個動態能力與組織知識管理之間的橋梁，以期從戰略的角度探討中國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本文采用Teece等人的方法，根據動態能力的理論立場，“將企業的動態能力視為比核心勝任更深層次的組織過程”(Teece，Pisano和Shuen1997)。同時采用巴頓的方法，從多個維度來分析核心能力的構成，通過分析企業獲得成功因素，如獨特性、稀缺性、難以模仿性和難以替代性等來識別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并通過一系列的標準來評估這些要素，以期找出更接近于構成“核心能力”要素的因素(Leonard－Barton，1992)。

一、動態能力理論的內涵

“動態能力”理論泛指一個活躍在經濟學、戰略管理、技術創新和企業史等領域的流派。這個理論流派以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創新理論(強調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為主要源頭，該理論流派的學者們以著重經濟和技術變化的動態演進性質為共同立場，批判了正統經濟學的靜態均衡分析;著重從組織的層次上考慮一種能闡釋技術進步動力的變量，認為工業競爭力的主要源泉是知識和能力的進步。動態能力理論作為當代戰略管理領域內的一個新崛起的理論，將企業組織能力發展與競爭優勢合理協調的聯系了起來———標志性的文獻是Teece等人的《動態能力與戰略管理》一文。該篇文獻構建了“企業資源觀”與演化經濟學關系的橋梁，并提出了里程碑貢獻的“動態能力”戰略觀的框架(Teece．Pisano和Shuen，1997)。這個框架以“組織過程、位置和發展路徑”作為關鍵要素，強調管理層在尋求進入市場的新領域和最佳時機時，需要根據企業具體情況識別出自己的獨特勝任。管理者需要具備將已經擁有的資源不斷重構的能力，此外，管理者為了提高其作為戰略基礎的特定資產、技能、和勝任特征，更應該關注企業內部的過程，在探尋未來企業組織能力的發展方向時，管理者可以通過投資決策來幫助分析，推動企業學習能力的提高。

二、動態能力與組織知識的演化模型

能力可以被認為是企業知識的集合。Zollo等人認為，“從組織知識的演化角度來看，企業的動態能力是一種組織的學習方式，企業通過動態能力可以不斷修整和完善其獨特的經營性慣例，從而達到提高企業的效率的目的。”(Zollo＆winter，1999)蒂斯等人將動態能力為一種企業改變其作為核心勝任的能力(Teece，Pisano＆Shuen，1997)。企業要改變自身的核心勝任能力，根本原因在于能力背后的不可見的知識已經超出組織環境的局限。企業建立了自己獨特的知識結構體系，這個體系的建立是其改變能力的結果。企業追尋新知識的過程的同時也實現了其改進自身能力的目的。本文采用Nielsen的觀點根據知識在企業能力中的作用分類，把企業的能力概括為3種知識:特殊性知識、整合性知識和配置性知識。特殊性知識，即企業所具有的某個具體領域方面的知識，如專業技術等。同時企業的能力需要具備整合性知識，該知識可以將具體領域的特殊性知識整合起來。特殊性知識和整合性知識的價值取決于能否創造商業上的價值。因此，要看一種企業能力是否有價值就要看它是否具備配置性知識，該知識能夠利用整合以上兩種知識。在企業生產經營的過程中，配置性知識通過配置能力使能力充分地創造價值。因此，由于需求的變化使得配置性知識發生了改變。以上3種知識構成了企業的能力。

在結合組織知識的演變過程的基礎上，我們以上文為基礎，對企業動態能力的產生和演變的過程進行了細致深刻的剖析，提出了一個組織知識與動態能力的演化模型(如圖1所示)。在組織的演化過程中，組織一方面不斷地從組織外部吸取知識，另一方面自身又會不斷地開發出新的增強組織自身競爭優勢的知識。因此，可以得出結論:(1)新能力的形成和過去能力的運行是同步的。知識循環就是這樣一個既不斷交替又同時進行的遞歸循環過程，管理者可同時根據需要處理這兩種過程，這也是動態能力建立的重點。(2)在組織知識演化的各個階段中企業的能力呈現獨特的變化性。在作為起點的變異階段，組織可以通過從外部吸收和內部反饋兩種渠道反饋的分析來改變自己的知識結構;在內部選擇階段(組織知識演化的第二階段)，組織通過對知識的解釋說明，實現了將隱性知識變成顯性知識的過程，從而出現了新的能力。最后，通過傳播和保持階段，知識通過不斷減少的抽象性將深深地嵌入到個人的行為里，從而使組織的效率得到提高。企業通過對知識的重復使用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因此在實踐中產生了新的整合性知識和配置性知識。(3)組織能力的改變具有漸進性。企業的能力是一個慢變量，而這個慢變量在在組織系統中卻對企業的狀態起關鍵的作用。組織對知識的吸收與創造能力由于受現有知識水平的制約，體現了組織學習的漸進性，也同樣決定了企業能力的漸變性。(4)從組織知識的視角分析，企業動態能力是一個不斷學習的動態過程。企業動態能力發生作用的過程也可概括為組織知識演化的過程。

三、中國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

隨著中國加入WTO，由于發達國家企業先行者優勢對中國的企業筑造了強有力的能力壁壘，使得中國企業面臨著激烈的競爭，但是中國市場有其獨特的需求結構，在性能特性上更符合中國本土需求特點的產品將更具有競爭優勢，所以中國企業仍然可以通過產品上的創新而獲得其競爭優勢。因此中國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是基于本土市場需求特性的創新和在組織層次上的技術學習和能力發展。本文認為，中國企業在產品創新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產品技術和制造能力是其在世界市場上獲得持續競爭力的能力基礎，這些能力是基于對產品系統的把握、市場概念等方面積累的大量知識和經驗。中國企業要想在已有的能力平臺上再次躍升，并且使自己的產品在技術上、性能上都處于世界的前沿地位，只有通過自身技術的不斷學習，發展出可以吸收和集成各種世界尖端前沿的“系統集成”。

我們把“系統集成”概括為以產品的創新作為導向的并且可以集成外部技術資源的能力。但是核心元件技術與系統集成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在技術瞬息萬變和掌控技術不完全的情況下，整合利用外部技術的能力是我國企業生產出自己獨特競爭優勢產品的有效渠道。要注意，系統集成并不等于簡單地采用外部技術，將兩者區別開來的關鍵因素是看企業是否具備在產品研發方面的自主能動性，即企業系統集成就要使自己成為產品的設計者和產品主導創新者。它與上游核心元件供應商的雙向互動的關系是實現系統集成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外部核心元件技術的供應結構通過這種關系變為開放性和競爭性，避免了個別壟斷現象的發生。新科在DVD市場的競爭優勢就證明了這一點［3］。在產品系統層次上的繼續學習是系統集成的直接原因。逐漸掌握了系統集成所需的能力中國的領頭企業的成功就證明了這一點:(1)更深層次的掌握了核心元件技術，即變不能做到像專門供應廠商那樣提供核心元部件;(2)實現整個產品的系統設計，并大批量的生產;(3)為核心元件供應廠商提供在采購量和價格方面的優勢更具有吸引力的市場。這些能力與產品的市場成功是分不開的，這些企業具備了多方面技術來源的更多的選擇能力，從而可以建造出獨特的上游技術供應結構。這些優勢就使得中國企業制造出世界上最先進的產品。

四、結論:若要不斷提高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本土企業就必須實現自身的能力發展，Dosi認為，“由于企業能力發展的累積的特點，選擇不同技術軌道的企業不能輕易地變換方向”(Dosi，1988)，所以中國企業通過堅持技術學習和能力發展是可以走出自己獨特的技術軌道的，以此來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更理解本土市場需求的中國企業通過建構技術開發出更符合本土需求特點的產品是中國企業產品性能優勢的來源，建構的技術能力會增強實現自己的產品概念的可能性。這就意味著，開發出具有獨特性能優勢的產品企業在技術學習上將會越深入。企業在其技術能力發展上的差異也決定著產品性能的差異，企業獲得競爭優勢有其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戰略資源只是其必要條件，企業的成功的充分條件也許在于擁有一種靈活運用各種資源和整合各種能力的能力。因此，在動態能力方面的探討將會是很有研究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