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村社會網絡的革新建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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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落社會網絡的斷裂對整體網絡的可能影響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村落空心化的現象越來越明顯。如果將村落視為由不同的人并且因有發生的實際社會關系構成的一個實體，那么村落的空心化意味著社會關系的數量越來越少。以安徽省霍山縣一個自然村的所有成年村民的社會網絡為例，根據村民實際發生的關系，將村落內發生的關系合計按照強關系和弱關系的類型進行劃分，并用Netdraw軟件繪制成圖，見圖1（左為該村村民強關系網絡圖，右為該村村民弱關系網絡圖）。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選擇的強關系是指在一起能夠聊得來，交流的時間長，但交往頻次可能根據空閑時間的多少而有所不同的關系。弱關系是指關系一般，交流時間也短，甚至一月都沒有的關系，這些人即使見面，也多表現為禮貌地問候或者開幾句玩笑。
圖1中的實心圓圈或空心圓圈表示為村民；圖1中未有連線的點表示該村民與其他村民沒有發生社會關系，有連線的則發生了社會關系；空心圓圈表示該村民為村落中的切割點，即如果沒有該村民，那么村落成員可能由此分裂為兩個群體。從圖1可推斷，一旦圖1中有更多的人口外出務工，那么強關系和弱關系網絡均會受到影響，個體的網絡密度均會減小。其獲得鄰里勞動力互助、信息、借貸等方面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在強關系網絡中，隨著勞動力外出，強關系網絡更易斷裂，并可能分裂為幾個孤立的網，這將導致村落成員中更多的人孤立在強關系之外。根據相關的研究，強關系承擔著有價值的且排他性很高的信息或者資源傳輸的功能，那么可以預見，農村人口的外出，將對強關系網絡的斷裂有更大的影響。
2．村落社會網絡斷裂影響的性別和年齡影響差異村落的空心化現象所表現出的社會網絡的斷裂對農村發展的影響論述較多，近年來尤其涉及對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影響的討論。已有的大部分研究討論了外出務工對家庭功能的影響———留守人口的物質支持、家庭情感等功能不能夠得到有效滿足。本研究的案例分析表明，社會網絡的斷裂存在性別差異和年齡差異。以強關系網絡為例，通過對村落成員社會關系密度的調查發現，男性和男性交往的密度為0．12，女性與男性的交往密度為0．4，女性和女性交往的密度為0．7。這表明，一旦有男性勞動外出，留守在村落中的男性勞動力的社會網絡比女性更易受到影響，并且由于其密度較低，其斷裂的可能性更大。
從不同年齡的社會關系差異來看，根據調查，村民的社會關系在同年齡段發生的可能性更高些。以強關系來看，在和村民討論的時候，得知年齡相差十歲左右的人均被村民視為“年齡差不多的人”。根據調查有22人的社會關系對象的年齡差異范圍在2～22歲，標準差小于或者等于13，基本上可以認為村民喜歡來往的鄰里主要是年齡相差不大的人，即可認為這些交往群體主要屬于同輩群體。那么可以推斷，大部分中年和青年群體外出打工對社會社會關系的影響也主要是對同輩群體的社會關系的影響，也就是說中青年群體將受到更大的影響，而留守的老年群體和兒童群體與村落其他同輩群體的社會關系斷裂的程度可能不大。
機會成本與外出務工
面臨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帶來的空心化問題，很多農村實踐者也積極研究甚至實踐了許多方法。特別是在一些資源型村落，積極提高資源的附加值，創造在當地的就業機會是其中的重要措施。然而即使如此，農村勞動力外出依然是難以阻擋的趨勢。已有的很多研究證明，當前農民外出與其成本和收益有直接的關系。筆者對資源型村落的調查發現也是如此，當外出的效益顯著大于在村落中從事農林職業的效益時，村民更傾向于選擇外出務工。被調查的村落為J村的兩個自然村，是當地一個典型的以林業為主的村落，共有59戶農戶。這些農戶中，從事非林業工作的有94名，其中82名外出打工，有39個家庭有外出務工人員，占68．42％。直接從事林業工作的有51名，占所有從業人員的28．65％。從事種植業和家務的有33名，占比例為18．54％。其中，在51名從事林業工作的村民中，僅采伐并直接銷售的占23．53％，其銷售產品主要為原木和楠竹；單從事林業相關加工的占31．37％，其主要是竹扇、香芊；既直接采伐銷售又從事加工的占37．25％，其產品主要是原木、楠竹和加工竹扇、木方以及木炭；加工商占7．84％，加工產品為木方和跳板簚。從事林業的村民的年紀總體偏大，其平均年齡約為45歲，而從事非林業的農民的平均年齡約為32歲。在J村的兩個自然村所普查的59戶中，雖然林業資源豐富可以利用，但共有16戶沒有經營山林，占總戶數的27．12％；有3戶將山林承包給了他人。
近兩年來，從事非林工作或者加工的家庭更達到34戶，約占59．32％；家里有勞動力經營山林的農戶共有25戶，約占40．68％。若將從事林業加工的家庭也計算為經營山林的，那么從事非林工作的農戶有29戶，約占49．15％；從事山林經營的農戶則占30戶，約占50．85％。通過深入訪談得到不經營利用山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第一，外出打工，家里沒有別的勞動力。第二，山場面積少，經營不劃算。第三，家里沒有勞動力經營山場。
進一步的統計表明，有3戶將山場承包給了別人，承包期為10年。一戶在南江橋從事修鞋，并且把家人和孩子都帶過去幫忙。另一戶家里的孩子在板江鄉衛生院從醫，年紀66歲左右，還有一老人91歲，都在家休息。還有一戶在板江幫人帶孩子，自己的兩個孩子大學畢業后在外打工。有9戶的山場委托給了別人管理，并且別人也能夠經營的。有兩戶LYJ和LSJ同為弟兄，山場委托給了自己的兄弟LXJ管理。分家后這兩戶山場規模有3個人的，其中一戶的戶主和妻子從事公交運輸，另一戶的戶主34歲在外打工，母親在鎮上做生意。
LXH家里的山場規模為3個人的，其委托給了自己的舅子管理和使用，自己和妻子在鎮上做賣肉生意，兒女都外出打工。XMY與父親分家后，家里有1個人的山，現在他和妻子都在外打工，山場委托給父親管理使用，LWH有3個人的山，委托給了自己的大哥管理使用，自己在鄉上開了一個竹扇加工廠。LJL的山由自己的父親管理，家里人都外出打工。LQH、LGH和LLH三戶共3個人的山，都委托給了弟弟LZH管理，LQH家在鎮上做生意，LGH一家在村里開診所，LLH從事木材加工和各種生意、包工等。
另外有7戶的山場則在近5年內沒有利用。ZGZ家里有2個人的山場，無男勞動力，自己在外打工，兒子15歲，在上學，另有一81歲母親。LMC家里有2個人的山場，身患心臟病，干不了重體力活，妻子和兩個女兒在外打工，兒子剛初中畢業。LQM家里有3個人的山場，自己開農用車拉貨，妻子經商，弟弟是船員，還在上學，老人在家做家務。LSM家里有1個人的山場，自己從事摩托車維修業務，妻子做家務，兩個孩子上小學。LFC有3．5個人的山場，自己和妻子以及女兒都在外打工，兒子上中學。LGC有3．5個人的山場，3個勞動力均外出打工，1名老人在家忙家務。LJM的山由哥哥負責管理，兩口子都在外打工，僅在上一年賣過800元左右。統計中另外15戶不撫育山場的農戶則是家里主要勞動力都外出打工，偶爾在中途或者過年回家時才采伐一些資源來賣。上述詳細的調查表明，即使村落中有資源可以利用，如果其外出的收入高于村落利用資源的收入如外出打工、商業、運輸等，那么村民更愿意外出。也就是說，當利用村落資源的機會成本高于外出務工機會成本時，村民更傾向于外出務工。
社會身份的選擇與外出務工
但是上述機會成本并不能夠代表所有村民均遵從這一邏輯。除了機會成本，外出務工還有結構性的因素，這一因素就是社會身份。對于年輕人而言，社會身份因素比機會成本因素更為重要。先對在J村從事林業加工和在外務工的收入進行對比（表1）。從J村從事各類職業的收入比較可以看出，外出務工的最低收入比在家從事扇架加工的最大值要低，但這些人依然不愿意在家從事林業加工。這種現象與上面分析到的機會成本現象相反，由此表明還存在別的因素影響外出務工的選擇。在J村調查中發現，未成家的年輕人外出打工并非單單是經濟理性的選擇，這和對職業身份背后附著的其他特征有關系。在J村訪問到的1名19歲的女孩，她中專畢業后在廣東打工，對于在家做扇子加工和香芊加工與外面打工相比，哪個收入好些，為什么要外出？她有明確的答案：“在家里做滿同樣的時間，那在家攢得錢多些，但家里不好玩，外面好玩。”
不少男青年也是如此，在大城市打工他們有更多的娛樂等活動，在生活方面也更為豐富。該村的青年YZG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沒結婚的時候出去打工好玩些，掙多少錢也沒多大關系；但結了婚后再出去打工就覺得壓力大，是帶一家人出去，一個人掙錢，要想著家里人的生活；現在家里做扇架一個月能掙1500元，如果是自己的竹子還能多掙點，在家干活可以照顧父母和孩子。這種負擔家庭責任的社會身份在已有的研究中也有相似觀點。”
這兩個個案表明勞動力外出，尤其是青年勞動力外出與城市生活的身份有密切的關系；青年YZG結婚后的表現則說明當其組建家庭，擔負起家庭責任后，其行為選擇又有所差異。其他地方的案例也表明身份的重要性。2004年在青海調查的一個案例則表明職業背后的身份偏好。在對當地實施職業技術培訓對生計替代的影響效果的評價中，訪問到一學了電焊技術培訓的青年。筆者問道：如果從事電焊和養羊能夠賺同樣的錢，你會從事哪個行業？青年回答到，從事電焊。問道：為什么？他回答道，電焊是個職業，養羊不是，聽起來電焊也要好聽些。這種附著在職業上的身份價值差異也正是青年選擇外出的重要原因。
身份價值的重要性不僅是面子問題，而且有實在的價值。筆者2010年在四川一農村調查到的一個個案也說明了這個問題。一青年在村中幫人養豬，月凈收入2000元，與在當地外出打工相當，但是每次說媒相親，對方問及職業就打住了。其中一原因就是因為他從事養豬。兩年后這位青年辭掉了養豬的職業，外出從事非農職業。由此可見，身份的重要性還在于其附屬的價值能夠有效地滿足農民社會需求。
結果與討論
上述分析表明，當前農村空心化的趨勢表現為村落社會網絡的斷裂，特別是強社會網絡斷裂的可能性更大。網絡的斷裂，將導致村落更多的人孤立，這就難以獲得依賴網絡傳播的信息和資源。除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支持網絡因為人口外出務工而斷裂，并出現留守人口現象外，案例分析表明：留守在村落中的男性勞動力的社會網絡比女性更易受到影響，并且由于其密度較低，其斷裂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大部分中年和青年群體外出打工對社會關系的影響也主要是對同輩群體的社會關系的影響，也就是說中青年群體將受到更大的影響，而留守的老年群體和兒童群體與村落其他同輩群體的社會關系斷裂的程度可能不大；但是當其中的切割點一旦外出務工，那么村落的社會網絡將進一步分裂，強關系網絡斷裂并分裂成幾個網絡的可能性更大。
恢復存在大量留守人口的空心村的社會支持網絡除了重在已有研究提到的對家庭功能的彌補，還應該注重對留守中青年社會網絡的恢復和重建，以及村落社會網絡整體的恢復和重建，或者建立功能性的支持單位以彌補村落整體網絡斷裂后帶來的各種損失。這實際也是重建空心化村落社會資本的重要措施。已有的研究表明，社會網絡承載各種信息流、資源流和物質流，而且不同強弱程度的社會網絡承擔著不同的信息流、資源流和物質流。
既然空心化存在各種分裂的網，如何橋接這些不同的網則是空心村治理需要關注的重點。有兩種可能的干預方式可以實施：第一是通過搭建各種生產和生活平臺來促進村落成員的交流，逐步實現各個斷裂的網絡的結點通過新的結點橋接在一起，實現信息流、資源流和物質流在村落中的廣泛流動；第二種是建立專門的功能性機構，來滿足各個村落成員信息流、資源流和物質流的需要。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一些公益機構和地方政府采取吸引勞動力回鄉繼續從事農業的措施，但考慮到本研究對農民外出務工的選擇因素的案例分析可以發現，勞動力外流除了考慮機會成本的經濟理性外，還涉及社會身份選擇的理性；特別是青少年更加重視社會身份的選擇，因為在這些身份背后還附有城市生活、結婚條件等等屬性。由此可見，當前村落空心化引起的留守人口問題以及農業勞動力匱乏等問題的治理不單單是在村落創造就業機會、改善農民待遇的問題，而是考慮到社會身份這一結構性因素后的綜合治理。在當前農業就業和非農就業這二元身份結構下，空心村社會網絡的恢復和重建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也只有充分考慮到職業的二元身份，農民回流，恢復社會網絡的可能性才會更大些。
作者：茍天來左停畢宇珠單位：京農學院城鄉發展學院副教授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京農學院城鄉發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