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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界定及問題假設

葉敬忠在《農民發展創新中的社會網絡》一文中首次對農民社會網絡進行劃分和定義，他根據交往與聯系的對象和性質的不同，把農民社會網絡分為功能性社會網絡和建構性社會網絡［9］:前者是指社區內農戶與戶外的機構與團體之間(即人與機構間)的功能性聯系與交往情況;后者是指社區農戶與其他所有社會角色之間(即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與交往狀況，這種聯系與交往的建立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周紅云在其博士論文中把農民參與的社會網絡分為家族宗族網絡、功能性網絡、象征性活動網絡和一般“人際關系”網絡［10］。家族宗族網路主要體現為因血緣、姻緣或者親緣等關系構成的社會網絡;功能性網絡主要體現為村民為達到某些特殊利益而自發設立的一些功能性組織所形成的網絡;象征性活動網絡主要指因習俗、慣例、宗教信仰等原因而形成的網絡;作為個人聯系的一般“人際關系”網絡，它主要體現為個體之間因地緣、業緣等而形成的個人之間的非正式網絡關系，這也就是葉敬忠所定義的建構性社會網絡。整合葉敬忠和周紅云關于農村社會網絡的分類，從農業技術擴散的角度本文可以這樣定義“社會網絡”:農業技術擴散中“行動者”在分享和交換各種資源的過程中而形成的各種關系的集合，這種關系集合按其存在形態可以分為家族宗族網絡、功能性網絡和建構性社會網絡。基于這一定義和分類，本研究將根據我國農業技術擴散的特點和農村社區的實情，重點探討在農業技術擴散過程中，農村社會網絡中家族宗族網絡、功能性網絡和建構性社會網絡如何變化發展，以及與農業技術擴散的作用關系如何?并以G鄉養豬技術為例，探討社會網絡和農業技術擴散在本土語境下的關系原因。

2社會網絡視角下的G鄉養豬技術擴散過程

本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樣”原則，又因社會關系的促成，獲得了G鄉為期四個月的深度調研機會，G鄉地處北緯27°51''''－28°34''''，東經113°10''''－114°15''''，屬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大陸性氣候比較明顯，總面積107．26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340公頃，轄新建、烏石龍、馬家灣、玉潭、西宏、金塘、新源、大源8個村，共198個村民小組。L縣是省內有名的養豬大縣之一，年產生豬200多萬頭，占農業總產值的一半左右。G鄉是L縣重要的良種豬養殖基地，其養豬業占到G鄉農業總產值的80%以上。G鄉良種養豬新技術具有可清晰追溯的三十多年的擴散歷史，20世紀70年代末L縣外貿局準備引進良種豬，籌劃在其中一個鄉鎮建立試點，外貿局負責這個推廣工作的秘書———何陽春的家鄉恰好在G鄉馬家灣村，因此就把良種豬養殖示范點選在了G鄉地理位置較好的馬家灣村，該村成為G鄉良種豬養殖基地和發源地。而這位推廣秘書何陽春，因具有“雙重身份”的社會角色，成為外貿局和G鄉間的“橋點”人物，從而成為G鄉良種豬技術的擴散源。

2．1家族宗族及擬親緣網絡與G鄉養豬技術擴散的興起20世紀80年代以前G鄉飼養的豬的都是地方品種(土豬)，飼養方式是喂吃熟食(潲水)，土豬具有生長速度慢、養殖周期長、瘦肉率低、經濟效益不高等缺點，而待引進的良種豬具有高產(增重快、出欄早)，優質(瘦肉多、味美)，高效(勞動成本降低、經濟效益好)等優點。但良種豬養殖作為新鮮事物，包括何陽春本人因為也不是養殖專業技術人員，因此對良種豬的飼養技術都還是處于摸索階段，村民對良種豬的引進都處于觀望狀態。據何陽春口述，外貿局第一批共引進15頭良種豬，其中馬家灣村就有7家人領養，共領養10頭，另外5頭由距離何陽春家較近并跟他本人很熟悉的G鄉其他村農戶領養。在馬家灣村領養的人群當中:何陽春本人領養2頭，何雪生(何陽春親大哥)領養1頭，何金成(何陽春親二哥)領養1頭，劉軍(何陽春親弟，過繼給劉家故姓劉)領養1頭，何陽春同學領養1頭，另有2頭分別被何陽春關系很好的朋友領養，還有2頭何陽春本人已不能確切記憶。從第一批良種豬擴散的網絡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新技術采納者都和技術推廣者何陽春本人有親緣關系或擬親緣關系。訪談記錄一:第一批領養良種豬的農戶回憶說:“我和何陽(春)關系特別好，他說這個豬長得特別快，肉質又好，香港那邊都要這種豬，價錢賣得好，(我們)關系咯么好，他不得騙我啵?我就相信了他。”可見第一批新技術采納者，對于技術的采納主要是建立在對推廣者本人信任的基礎上，對推廣者本人的信任度及其與推廣者本身關系疏遠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擴散的結果。由于農村社區中居民“信任半徑”狹窄，信任是建立在看得見的基礎之上的，以親緣信任和擬親緣信任為主，而技術作為一個“事物”，成為人際信任鏈條中的一種延伸，對技術的采納源于人際間的信任。第一批良種豬，從引種、飼料、防疫、配種和銷售等環節都是由何陽春負責，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難，諸如掌握不了發情時間、飼料供應困難等。第一批技術采納者經歷了從對推廣者的信任———到對技術本身的信任———再到對技術的懷疑———最后到對技術確認的過程。隨著采納者的增加，良種豬產業技術的各個環節也從何陽春個人中分化出來，出現產業技術鏈條的延伸。這些第一批加入良種豬產業技術鏈條的農戶，同樣與何陽春有這樣或那樣的“強關系”①:G鄉第一個趕公豬和進行人工受精配種的是董凱銀，他是何陽春的鄰居(距何家不到10米距離);第一個搞職業牲豬銷售的何雪生，是何陽春親哥;第一個牲豬經紀人②何金成，他也是何陽春的親哥;G鄉第一個飼料經銷商叫張應兵，也和何陽春關系很好，他先是被何陽春物色到鄉政府良種辦協助其調運銷售飼料，后來良種辦撤銷后，他就開始自己做起了經銷商。當然其它也不乏一些敢闖蕩的農戶通過其他“強關系”或“弱關系”加入到這個鏈條當中。可見，在農業技術擴散的最初階段，其“家族宗族網絡”或“擬親緣關系網絡”因其信任半徑狹窄，而更能發揮巨大作用，由此加快擴散速度。

2．2構建性業緣關系網絡與G鄉養豬技術擴散的發展隨著良種豬養殖技術的發展和產業技術鏈條的延伸，不斷有新的農戶加入到養豬產業技術這個鏈條當中，形成了鏈式延伸的發展局面:養豬原料供給鏈(飼料)———生產鏈———金融鏈———經紀人———銷售鏈。即G鄉生發了專業的良種豬養殖戶、飼料經銷商、種豬場主、人工受精站、職業趕公豬人、職業小豬販、牲豬經紀人和牲豬銷售商③等一系列新的社會角色。一項技術在擴散之前，擴散者和接受者之間可能沒有任何關系，也可能是其他的關系如親緣或擬親緣關系，一旦擴散成功兩者之間就建構了新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說構建成了新的社會網絡。這種聯系與交往的建立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在本研究中，養豬產業鏈中的村民因為養豬這樣一個相同的“業緣”而形成的同樣的經歷，進而形成了個人之間的非正式網絡關系，也就是說農戶利用自己身邊的強關系和弱關系構建了新的個人社會網絡。G鄉牲豬產業技術鏈條上的大戶，都是特別會利用和建構新的社會網絡，如G鄉的農民企業家陳檢平和羅正明就是典型的案例。案例一:G鄉陳檢平辦豬飼料廠的發展過程我是初中畢業，89年就開始賣飼料，中間有三年在廣州倒賣火車票，95年開始建門面正式做飼料經銷商，后辦牲豬交易市場，虧了三十多萬，所以在當時名譽不好，欠賬的人就借不到錢，最后就是，我的這些朋友都是搞飼料的老總，因為以前我跟他們搞過經銷，他們跟我關系比較好，愿意幫助我，并把這個養豬的飼料配方告訴我，我又想各種辦法找外地朋友借點資金，他們原來都是飼料廠的老總，我是有很多朋友支持我、幫助我。這樣我就慢慢從本錢很小的生產預粉料的小廠辦起。陳檢平的特點是，生活經歷豐富、敢于闖蕩、喜歡結交朋友，我們在訪談時進入他辦公室，在很顯眼的位置掛著他和遠在美國的初中同學合影，同時辦公桌上擺放著各類合作的廠商頒發給他的證明其友好關系的紀念牌或獎牌。訪談中他談到“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塊天，你有你的熟人，他有他的熟人，各人做各人的生意，只要你努力，誰都搞不垮你。”陳檢平就是因為善于建構個人的社會網絡，由一個普通農戶轉變成G鄉的民營企業家。案例二:G鄉最大養殖戶羅正明的發展過程羅正明年輕時被認為是個社會混混，現在是G鄉集種豬、牲豬飼養、銷售于一體的正明合作社的法人代表，當地人無人不知曉的養豬大戶，建了一個大型的養豬工廠。當地流傳著他發家的故事:當時羅正明年輕時沒成家喜歡在G鄉集鎮上晃蕩，當時一個廣州屠宰場的老板來G鄉調運牲豬，其貨車翻倒在附近農田里，因為該老板是外地人，農田的主人欺生想趁機勒索他，有些農戶還忙著搶車上的牲豬，羅正明為人善良，愛打抱不平，就從中幫忙調節，幫助廣州老板找起重機吊車，平息想從中做亂的農戶，這樣這個廣州老板很感激羅正明，就把牲豬販運的生意交給羅正明。羅正明做牲豬銷售積累了一定資金后，就開始一邊做牲豬銷售一邊養豬，并成為G鄉最大的養豬合作社的法人。通過這樣一個偶然事件構建的“弱關系”使羅正明成功加入到牲豬產業技術的鏈條中來。他也是G鄉第一個把豬銷售到上海的農戶，據他最好的朋友畜牧站的站長回憶說:當時有個江西老板來G鄉販運牲豬到上海賣，販運到上海的豬要求質量高，但是價錢也賣得更高，G鄉當時還沒和上海屠宰場建立過聯系，羅正明瞄上這個新市場，并把這個江西豬販作為突破口，當那個江西老板把販運的牲豬裝上大貨車，開往上海的屠宰場，羅正明就一路跟蹤著這個大貨車找到了屠宰場，并進行自我介紹，留下聯系方式，再回鄉請當地縣級畜牧局出面簽訂相關合同，新的銷售市場就此打開。羅正明很善于建構新的社會網絡，在和羅正明的訪談中，不停的被他的電話打斷，打電話給他的人是廣州等全國各地的養殖戶、銷售商和屠宰場老板等，電話內容涉及豬價格詢問、討價還價、資金周轉等問題。從訪談被打斷的次數和電話談話的內容，可以判斷羅正明社會交往非常廣泛，活動能力強，和各類相關農戶交流頻繁，有很強大的社會網絡。G鄉從事養豬產業的這些農戶之間經常互相交流經驗和信息等，當地稱為“打豬港”④，尤其是“地緣”關系更是為農戶交流縮短了時間和空間的距離，這種以“養豬業緣”構建形成的新的“社會建構性網絡”為G鄉養豬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持、信息供給和資金幫助，確切地說是技術、信息和資金等要素在這個社會網絡中流動。2．3功能性網絡與G鄉養豬技術擴散的加速隨著技術、資金和信息交流的進一步發展，G鄉農戶為了達到某些特殊利益，自發建立了一些功能性組織(表1)，并報政府登記備案。這些由農戶與相應機構和團體之間的功能性聯系而建立起來的“功能性網絡”增加了農戶的組織化程度，加強了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促進了農戶與政府的聯系，加快了農業新技術擴散的速度。

3討論與結論

3．1社會網絡對農業技術擴散具有正向功能從本案例中G鄉的良種豬養殖技術擴散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在G鄉農業技術擴散的不同階段，起主導作用的社會網絡依次主要是家族宗族網絡、社會建構性網絡和功能性網絡。隨著養豬技術的擴散和農戶之間交往的日漸頻繁，這三種網絡交織在一起，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而由此在G鄉也形成一定的養豬技術氣候，并出現技術分布密集區的現象(圖1)。其擴散規律與最初的擴散源有一定的關系，這個擴散源從地點上來看大致分布在馬家灣集鎮，也就是圖1的密集區，這主要根源于技術推廣者何陽春最初在馬家灣集鎮附近發展良種豬技術，當然也與集鎮便利的交通和信息等條件有關。其擴散規律大致以擴散源為圓心呈發散狀向四周擴散(圖2)，同時擴散中發散的每個節點之間又是“認識”或“熟悉”關系(如圖用虛線表示)，而這樣的“認識”或“熟悉”的關系也是雙方潛在擴散－采納關系的開始，同時也是農戶之間資金、技術和信息交流的橋梁，隨著兩個節點之間交流、溝通的加大，這個“虛線”也逐步轉變成“實線”，由此形成一個閉合型的社會網絡(見圖3)，也就是形成穩定了農業技術網絡。這樣閉合的社會網絡就是一種技術氣候，能加快農業技術擴散速度，使其向良性方向快速發展。在這樣一個閉合的農業技術社會網絡中，流動的主要介質是:技術、資金和信息，社會網絡對農業技術擴散具有正向功能。這是因為:(1)從農業技術的特點來看，農業技術的特點決定農業技術更多是“看中學、干中學”，這一特點決定農業技術在擴散時期主要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網絡起作用。農業技術是控制動植物的生命過程的技術，生產周期長，還受到環境和氣候等各種自然條件的影響;一項農業技術往往需要與多項相關技術配套形成技術體系，完成農業生產全過程;這樣其結果會因時、因地、因人的差異而大相徑庭。這就決定了農業技術的實踐經驗比理論知識更重要，更符合實際，農業技術更多是“看中學、干中學”。農業技術的復雜性和周期長的特征決定需要建立一定的穩定社會聯系，隨時進行交流溝通、互相學習進步，達到完全摸清規律;而且學習農業技術是個過程，農業生產中不斷有新的情況和問題出現，父輩的經驗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要不斷學習和更新。因此，一旦一個地區因社會關系形成一定技術氣候，就能形成良性的運轉和很好的社會影響力，農業技術擴散和社會效益也都能良性循環。(2)從農業弱質性特點來看，目前我國農業具有多風險、低收入和高勞動強度等的特點，這使得農業技術擴散也不是簡單的農業技術傳播的過程，還應在幫助農民增產的同時能夠增收，實現產、供、銷一體化。只有實現經濟效益，農業技術才能真正擴散成功，這使得農業技術擴散除了技術支持的同時還需要資金支持和市場等信息供給。技術、資金和信息是農業技術擴散中三個非常重要的要素。而目前農村資金外流，農業籌集資金困難，金融借貸門檻高，農民往往望貸興嘆，這使得民間借貸和民間賒賬現象十分活躍，而以“信任”和“熟悉”等強關系建立起來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輿論網絡，可以降低民間借貸的風險，同時解決了擔保和質押物等問題，以此降低金融成本，從而保證農業技術擴散的順利進行。(3)從農業技術傳播的場域來看，農業技術擴散的場域是農村，中國農村社會的特點是以親緣、地緣、情緣和學緣關系為核心的“強網”，農業技術擴散模式勢必與農村社會結構息息相關。農戶之間的交往與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社會網絡來進行的，“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軌跡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相比大眾傳播等其他傳播方式，人際傳播在農村社會中更具有可信度。社會關系網絡有利于農戶之間的合作和彼此信任，提供技術資金，相互介紹經驗、傳遞技術信息和市場信息，可以節省農業技術傳播和擴散的時間和費用。同時，社會網絡也是一張信息網絡，由于村莊內部特殊的地緣和親緣關系，導致各成員之間技術和市場等信息的交流及人員交往都十分頻繁，從而加快了技術信息和市場信息的傳播和擴散速度，大大縮短了農戶搜尋信息的過程，同時也極大地降低了信息費用。

3．2農業技術擴散與農村社會網絡重構的互動如果按照行為的結構性限制而不是按行動者的內在趨力來解釋行為，也就是說用在農業技術擴散當中，農業技術擴散行為是限定在社會網絡當中，是嵌入在網絡當中，農戶有自我趨動行為，但受到社會網絡的限制或助推。資金支持、技術信息和市場信息等介質在社會網絡中的流動支撐了農業技術擴散。農業技術擴散是一個過程，通常是按照點式嵌入、鏈式延伸到網式擴張的過程擴展。同時農業技術的擴散過程也是一個重構農村社會網絡的過程。農業技術擴散不是單一、線性、直線的擴散過程和方式，而是結構性的擴散，這種結構性擴散與農村現行的社會網絡是相對應的，其擴散方式是延伸性發展過程，也是有選擇性發展的過程。農業技術擴散的方式和當地的農村社會網絡類型相匹配。當地的農村社會網絡可能是多種類型同時都存在，也可能偏重一種類型，其農業技術擴散方式也就會因此呈現不同的狀態。農業技術擴散的結構與農村社會網絡的同源性。農業技術擴散的結構與農村社會網絡相關聯，農村社會結構是農村技術擴散的基礎，從這個角度講，他們是同源的，或者是同一的。農業技術擴散的結構與農村社會網絡的異質性。農村社會網絡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農業技術發展，農村社會網絡也隨著發展，其農業技術擴散結構是有規律的。一般而言，在一個農村內部同質性的網絡當中，是從建構性網絡向功能性網絡擴散，家族宗族網絡是發源，建構性網絡是發展過程，功能性網絡是發展方向。農業技術擴散過程就是農村社會網絡重構的過程，其擴散的結果會出現三種網絡交匯的狀態。總之，農業技術擴散實際上就是技術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也就是說農業技術擴散過程實際就是新的網絡形成的過程，而原有的社會網絡存在形態及其親緣、生熟和強弱關系等直接影響農業技術擴散過程，農業技術擴散過程在一定程度和農村社會網絡有很大的關聯。

作者：曠浩源單位：湖南農業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