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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回顧和研究問題的提出

1．社會網絡及其對風險行為的影響社會網絡是一種研究社會結構的理論和方法視角，它將個人或組織視為“節點”，將這些人或組織之間的聯系視為“線”，這些點和線形成了一個個網絡狀的結構，人類社會即由這一個個網絡結構構成，甚至整個社會都可視為一個大網絡［17］。社會網絡視角被廣泛地應用于社會生活各領域的研究之中，其中社會網絡與健康的研究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早期研究社會網絡與健康關系的學者主要采取一種“功能性”視角，關注社會網絡可能提供的“社會支持”對健康產生的直接積極作用或間接“緩沖”作用；其后有一部分研究者開始采取“結構論”視角，重點關注個人所處社會網絡結構對健康可能產生的影響。已有研究主要認為社會網絡從兩個方面影響人的態度和行為。一是通過提供知識／信息。有關網絡與信息傳遞的研究表明，網絡的規模和結構均對信息傳遞有影響，規模較大、異質性較高的網絡更有利于信息傳遞。二是通過提供社會支持，社會支持包括經濟、情感、社會關系支持等方面。個人除了從社會網絡中獲取信息以外，還能從網絡成員那里獲得各種物質70《科學與社會》（S＆S）和精神上的實質性幫助和支持。社會支持對精神和心理健康有積極的影響，社會支持可以促進心理方面的適應性、減少壓力和焦慮等心理問題，即社會支持的“緩沖效應”。緩沖效應的存在是因為社會支持促進“適應性評價（AdaptiveAppraisal）”和“應對（Coping）”。從生理學途徑來看，社會網絡有助于免疫系統、神經內分泌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健康。以往研究表明，強關系和同質性關系多的網絡在提供社會支持方面更為有效，親屬是最主要的強關系。網絡密度描述網絡的連接性，網絡密度與更多的合作、信息分享和責任有關，可以預測個體能夠獲得的物質支持的程度。網絡密度也影響個體獲得關系資源的能力［29］，高的社會網絡密度意味著非常親密的關系，有助于成員之間形成歸屬感。已有不少研究者關注了社會網絡對風險行為影響的問題。Berten研究了青少年在同伴網絡中的位置對個體風險行為的影響，結果表明中學生的濫用和風險性行為等不僅受到關系最好的同伴影響，還受到網絡中位置相似的同伴的影響；相比較中學3年級的學生，5年級的學生更容易受到同伴的影響；網絡凝聚力的影響大于網絡中同等結構位置的影響［2］。一項針對走失和無家可歸年輕人的研究表明，沒有社會網絡支持的個體，更有可能非法使用、有更多的性伴和生存性性行為；對于有社會網絡支持的個體而言，當社會網絡的規模較小、但情感支持特征明顯（社會網絡主要有朋友構成，通常包括酒精和非法使用者）時，社會網絡將不是他們風險行為壓力的來源。隨著社交媒體的流行，在線社會網絡開始引起研究者的關注，研究發現在線上青少年對風險健康行為有更加正向的態度，更多地使用（網絡）社會網絡媒介會增加個體的風險行為，比如吸煙、濫用酒精、吸毒等［30］。有關社會網絡與融資決策這種風險行為關系的研究也表明，社會網絡可以給決策者提供信息，幫助過濾掉復雜的信息，借款的社會關系會直接影響他的借款行為。總之，已有研究表明社會網絡可以從提供信息、社會支持兩個方面對風險行為產生影響，而且不同的社會網絡特征提供的信息和社會支持不同。比如網絡的規模、異質性、弱關系等更多地促進網絡成員之間的信息傳遞；而網絡密度、網絡同質性、親屬關系的比例、強關系等與網絡可以提供的社會支持相關。

2．社會網絡對有機食品選擇的影響盡管社會網絡對風險行為影響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具體研究社會網絡對有關食品安全風險行為影響的研究尚不多見。有研究表明公眾的主觀知識（信息）是他們感知的轉基因食品風險的風險因素［26，29］，也有研究表明給公眾提供生物技術相關的信息可以增加他們感知的生物技術帶來的利益，但是沒有減少他們感知的生物技術風險［6］。還有研究表明社會支持的緩沖作用是個體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風險的積極影響因素［23］。那么，社會網絡的不同特征是否影響公眾對有機食品的購買意愿？如果存在影響，網絡是通過什么機制來影響公眾對有機食品的購買意愿的？已有研究并沒有關注這些內容。本文以調研的數據為基礎，分析社會網絡的不同的結構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個體對有機食品的購買意愿。

二、數據與方法

1．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本文的數據來源于兩項調查，一是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課題組于2007年在北京市和湘潭市進行的公眾食品安全風險感知問卷調查；二是吉林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于2008年在長春市進行的公眾食品安全風險感知問卷調查。兩項調查均使用了基本相同的調查問卷和方法，考察了三城市居民關于食品風險的感知、行為傾向、信任和政策需求，三地數據分別代表中國大城市、大中型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公眾風險感知情況。三城市調查均采用多階段隨機抽樣的入戶調查方法，先在城市社區名冊中隨機抽取若干社區，再在每個社區中隨機抽取若干家庭，最后在被抽中家庭中用Kish表隨機抽取1人作為調查對象，被訪者是現居家中的18周歲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北京、長春和湘潭三市共獲得有效問卷2153份，三個城市的有效問卷數分別為987份、506份和660份。

2．變量與測量方法（1）因變量。我們在調查中詢問被調查者：假如市場上的一般黃瓜賣1塊錢1斤，您愿意花多少錢買沒有噴撒農藥的黃瓜？以此測量被調查者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2）自變量。本研究中的主要自變量是個人討論重要社會問題的討論網絡，具體測量方法采用提名生成法（Name－generator）。提名生成法是一種比較傳統的方法，具體做法是根據研究的要求，讓每個被訪者提供自己的社會網絡成員的姓名、個人特征以及這些成員的關系等信息［32］。然后根據這些信息描述社會網絡的情況。我們要求被訪者回憶跟自己討論問題最多的5個人，以及這些人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類型、討論的問題、關系親密程度等。然后計算社會網絡的密度、管理人員的比例、高等教育人員的比例等指標。以此為基礎，我們建立了研究的自變量，包括：網絡規模、平均熟悉程度、網絡密度，網絡中親屬的比例、討論食品安全人數的比例、管理人員的比例、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3）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收入、健康狀況、對我國食品安全狀況的滿意程度、自己或者家人的經歷、自己最近七天的健康狀況、已有的食品風險知識等。具體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

3．分析方法由于因變量是一個連續變量，我們在對其做對數處理后，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法構建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分析。

三、數據分析結果

本文使用SPSS軟件分析社會網絡特征對有機蔬菜購買意愿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表2的模型一中分析的社會網是討論網，即與被調查者討論任何重要問題的成員構成的網絡。統計結果表明，個人討論網絡的密度和網絡中管理人員的比例顯著地降低了公眾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網絡中討論食品安全人數的比例和受過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則顯著地增加了公眾對有機食品的購買意愿。研究結論也表明，相比較基準模型（僅僅包括控制變量的模型），在模型中增加網絡特征變量，顯著地增加了模型的解釋能力。就控制變量而言，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和相關知識都顯著地影響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女性的購買意愿顯著地高于男性；隨著年齡的增加，公眾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顯著地降低；文化程度和相關知識顯著地增加了公眾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在只有控制變量的情況下成立）。在前面的文獻綜述中我們提出網絡影響風險行為可能存在兩種機制，即傳遞知識（信息）和提供支持。根據以往研究的結論，一般認為密度較高的網絡更可能提供社會支持，同時網絡中的管理人員因擁有較多的權力資源而更可能提供支持，而網絡中討論食品安全問題的成員和受高等教育的成員則更可能提供知識和信息。為進一步驗證這一點，我們又單獨分析了食品安全討論網的情況，這時的網絡成員僅包括那些與被調查者討論食品安全的成員。我們的假設是：由于食品安全討論網的成員都會討論食品安全問題，因此在這種網絡中知識和信息傳遞是必然存在的，而社會支持的傳遞則不一定存在。從表2模型二的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出，在食品安全討論網中，只有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顯著地影響公眾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而其他網絡特征的影響不顯著。這一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們的推測，既網絡密度和管理人員的比例更可能是通過提供更多的社會支持而降低了公眾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而網絡中討論食品安全人數的比例和網絡中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通過提供信息而增加了公眾對有機蔬菜的購買意愿。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集中分析了公眾所處的社會網絡對其有機食品購買決策的影響。結果表明：社會網絡中討論食品安全人數的比例和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對公眾對有機食品的購買意愿有正向影響；社會網絡密度、網絡中管理人員的比例對公眾對有機食品的購買意愿有負向影響。根據已有研究的經驗，我們認為網絡中討論食品安全人數的比例和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之所以會提升人們購買有機食品的意愿，是因為擁有這類特征網絡的個人更可能獲得相關的知識和信息，使他們更有意愿來購買有機食品。與之相反，擁有較高密度網絡的人以及網絡中管理人員比例高的人更可能獲得物質支持和相關資源，由于社會網絡提供的社會支持減少了個體感知的食品風險，因此會降低其購買有機食品的意愿。這些結果與以往社會網絡研究的結果（例如，關于社會支持有降低風險的“緩沖作用”的結論）具有一致性，說明人們的行為和決策都是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下完成的，因此，對社會網絡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和預測人們的風險行為。本論文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結論，進一步豐富了社會網絡和食品安全風險的研究。但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1）本文沒有區分社會網絡中可能提供的不同類型社會支持（如情感支持、經濟支持、社會關系支持等）對有機食品購買意愿的影響；（2）本文沒有分析社會網絡影響風險行為的中介變量，在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引入諸如“感知的風險”等變量的中介作用：（3）本文中回歸模型的總體解釋力不高，未來研究中還需引入更有解釋力的自變量，以提升解釋的力度；（4）本研究的因變量比較單一，今后研究中還可以選擇多種有機食品，增加研究結論的效度。

作者：馬永斌趙延東單位：寧波大學現代管理研究中心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