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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會計信息具有預測公司盈利能力以及經營狀況的作用，多數文獻均一致證明了會計信息在債務契約建立中的重要性。因此，在銀行貸款決策中，公司財務報表中的一些主要指標是其作出貸款決策的重要依據。目前，在銀行是否能夠識別貸款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方面學術界并未形成統一的結論。楊楊和劉慧鳳(2011)選取2007－2009年1308個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銀行進行貸款決策時能夠區分不同盈余的持續性;但蔣東升(2012)［5］以2001－2010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得出，應計盈余管理與長期貸款顯著正相關，銀行并未有效識別貸款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特別處理公司在股權融資方面受到限制，獲取銀行借款對于公司擺脫退市風險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其為建立債務契約具有更大的動機進行盈余管理。同時，我國會計準則給予公司的一些可選政策以及現實經營中的靈活性為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留下了可能性。在我國特殊的經濟體制下，控制權性質是影響公司債務契約建立的重要因素。多數研究表明控制權性質對公司獲取銀行借款具有重大的影響。孫錚、李增泉、王景斌(2006)［6］運用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發現公有企業的會計信息在債務契約中的作用要低于私有企業;張敦力和李四海(2012)［2］基于社會嵌入性理論的視角認為，國有上市公司主要依靠政府影響力的介入獲取銀行借款，銀行很有可能做出非理性貸款決策。這意味著銀行在做出貸款決策時將更關注非國有公司的會計信息。特別處理上市公司本身經營狀況困難，而銀行比較關注非國有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又缺乏對盈余管理行為的識別能力，這無疑加大了非國有上市公司為獲取銀行借款而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因此，不同控制權性質的特別處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對其債務契約建立的影響是不同的。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特別處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影響了其債務契約的建立，但在控制權的影響下，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對其債務契約的建立影響更大。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考慮到2006年新會計準則出臺對上市公司的影響，文中以2007－2012年在滬深證券交易所上市的特別處理公司為研究樣本，并根據以下原則進行了篩選:(1)為保持樣本的同質性，剔除金融行業樣本;(2)為了保持樣本不同年份之間的可比性，剔除在所選年度內已退市并不再公布年度報告的樣本。最終的樣本量為201個。文中所使用的控制權性質數據通過公司年報數據手工整理取得，相關公司的財務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最終樣本分布情況如表1所示。

(二)主要指標文中結合控制權性質探討特別處理公司的會計選擇與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行為對其建立債務契約的影響，因此選用獲取貸款可能性Loan、盈余管理Em(主要包括會計選擇盈余管理以及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控制權性質Pri作為主要指標。為清除量綱的影響，貸款可能性指標用特別處理公司期初和期末長短期貸款(包括長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內將要到期的長期借款)的差額除以公司期初的總資產來衡量。若指標大于0，說明公司債務契約建立成功;反之，若指標小于或者是等于0，則說明公司資金充足或者是債務契約建立失敗，這與孫錚、李增泉、王景斌(2006)的研究一致。研究盈余管理的多數文獻只關注到了會計選擇盈余管理，而對于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關注較少。由于規劃交易的風險度較小，中期報告必須通過審計的特別處理公司為降低風險很可能選擇后者，因此有必要考察兩種盈余管理行為。在計算會計選擇盈余管理方面，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修正的瓊斯模型對于估計會計選擇盈余管理效果較好，故文中借鑒陸建橋(1999)［7］的擴展瓊斯模型，對樣本進行分年度回歸。需要指出的是，采用證監會的行業分類時，發現樣本中制造業比例達到了55%，且其他行業較為分散不符合大樣本的數量要求，因而在計算中并未分行業帶入數據。在計算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程度方面，Roychowdhury(2006)認為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包括基于銷售、生產以及酌量性費用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活動，且這些真實的盈余管理活動都與銷售收入有著線性關系，因此文中借鑒方紅星、金玉娜(2011)的研究，分別計算基于經營現金流量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Dcfo)、基于生產成本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Dprod)以及基于酌量性費用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Ddisexp)，并最終利用公式Dremi，t=|Dprodi，t－Dcfoi，t－Ddisexpi，t|得出真實活動盈余管理(Drem)。在研究控制權性質方面，多數文獻都是以最終控制人為判斷依據的，但是往往公司第一大股東對公司各項經營權具有實質的控制權，因此文中通過查閱上市公司報表，將第一大控股股東為國家或者國有法人的特別處理公司定義為國有，而將其余定義為非國有。樣本中，國有特別處理公司占總體樣本的64.15%，體現了我國上市公司仍以國有為主體的現狀。文中以Pri表示控制權性質，當為國有時取1，否則取0。圍繞貸款可能性、盈余管理程度、控制權性質這三項主要指標，可以繪制出如下關系圖(見圖1)。

(三)研究模型文中借鑒張敦力與李四海(2012)的研究，選取公司規模(Size)、成長力(Growth)、經營活動現金流(Cfo)、速動比例(Quick)、可抵押資(stru)等作為控制變量的同時，加入盈余管理程度(Em)以及控制權性質(Pri)因素(各變表3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特別處理公司的成長性十分不穩定，其建立債務契約時，銀行相應的風險較大，因此研究其盈余管理行為對債務契約建立的影響以及后果是十分必要的;Pri平均值大于0.5說明樣本中國有公司占據多數;從盈余管理行為看，國有與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在會計選擇以及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行為中差異較大，說明控制權性質影響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不同控制權的特別處理公司盈余管理行為與其債務契約建立的相關性分析為初步驗證盈余管理行為對債務契約建立的影響，對模型中的變量采用pearson相關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表4檢驗結果顯示:第一，獲取的貸款與控制權性質之間成正相關關系，說明國有特別處理公司獲取了更多的貸款，控制權對債務契約的建立具有一定影響;第二，特別處理公司的會計選擇盈余管理行為都與獲取的貸款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且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與其債務契約建立的相關性更大，同時只有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的真實盈余管理行為與其獲取的貸款成正相關關系，這些都初步驗證了假設。

(二)多元回歸結果分析根據模型，檢驗特別處理公司盈余管理行為對債務契約建立的影響時，由于一年內不同特別處理公司各指標之間的差異較大，通過對數據進行Hausman檢驗后，采用截面加權的GLS估計模型對數據進行回歸。同時，在進行雙尾檢驗時，數據容忍度(vif)均值小于10說明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表5回歸結果顯示:第一，Pri系數為0.15557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與獲取貸款指標正相關，充分說明了控制權性質對特別處理公司債務契約建立的影響，特別處理國有公司相對于非國有公司來說更容易成功建立債務契約。第二，從控制權性質與盈余管理的四個乘積項回歸系數來看，在會計選擇盈余管理方面，整體上特別處理公司的會計選擇盈余管理行為都與債務契約的建立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Pri×Da的系數0.51188要明顯小于(1－Pri)×Da的系數1.31575，充分說明了特別處理非國有公司的會計選擇盈余管理對債務契約的影響更大;在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方面，Pri×Drem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相反(1－Pri)×Drem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與獲取貸款指標成正相關關系，進一步說明了特別處理非國有公司正向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行為對其貸款契約建立的積極作用;就會計選擇盈余管理與真實盈余管理來說，特別處理公司的會計選擇盈余管理對其債務契約建立的幫助作用更加顯著。綜上所述，我國特別處理公司債務契約的建立受控制權性質因素影響較大，國有特別處理公司憑借政府的隱形擔保較易建立債務契約;正向的盈余管理行為幫助了特別處理公司債務契約的建立，其中會計選擇盈余管理具有更強的效果，正向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只有在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債務契約建立中起到了幫助作用。

(三)進一步分析及穩健性檢驗以上只是從整體債務契約方面考察了特別處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在實際債務契約建立的過程中，盈余管理行為也會對債務契約中借款的期限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文中以公司獲取長期借款(包括資產負債表上列示的長期借款和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與短期借款的增加額為基礎，計算成功獲取貸款的次數，當增加額為正數時表示貸款獲取成功。當短期貸款獲取成功次數較多時，歸類為獲取貸款主要由短期借款構成，否則歸類為主要由長期貸款構成。將樣本公司分為兩類進行檢驗，其中，第一類公司獲取的貸款主要由短期借款構成，第二類公司則主要由長期借款構成，相關檢驗結果分別對應表6中的短期貸款組和長期貸款組。表6顯示，公司規模和成長性對特別處理公司獲取長期貸款、短期貸款都具有正向的影響，所不同的是自有現金率前的系數由長期貸款時顯著的負相關變為短期貸款時的正相關，說明在短期貸款中，銀行更加關注特別處理公司的現金還款能力。從觀測數量看，短期貸款組的公司數遠遠超過長期貸款組，說明風險較低的短期借款請求較易獲得通過。從Pri系數看，國有特別處理公司獲取了較多的銀行借款，這與前述得出的控制權性質影響了特別處理公司進行銀行借款的結論相同。在考察不同控制權性質的特別處理公司控制權性質對其債務契約建立的影響時，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會計選擇與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均與獲取的貸款成正向關系，且在長期貸款時與獲取的貸款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國有特別處理公司只有在長期貸款時會計選擇盈余管理與獲取貸款顯著正相關。這充分說明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正向的盈余管理行為對其債務契約的建立有幫助作用，與前述論證結果一致，因此結論具有穩健性。以上實證證明了在不同控制權性質的影響下兩種特別處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對其債務契約建立的影響作用。但是，非國有特殊處理公司較大盈余管理程度獲取的銀行借款是否對公司后續業績不利?為此，有必要考察所獲取的貸款對兩類控制權性質特別處理公司業績的影響。本文將公司的總資產報酬率(Roa)作為被解釋變量，將控制權性質以及不同控制權性質下獲取的貸款和盈余管理作為解釋變量，將公司規模及速動比率、行業、年份作為控制變量進行回歸。回歸結果顯示，在獲取貸款的當年，所獲貸款與兩類控制權性質的公司業績都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將貸款滯后兩期時，只有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的業績與獲取的貸款之間仍具有顯著的正向關系，表明依靠盈余管理獲取的貸款對特別處理非國有公司業績的好轉起了正向的作用，尤其對于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擺脫困境具有更大的積極意義。

四、結論

文中選取2007－2012年滬深兩市特別處理公司為樣本，通過實證研究發現:(1)特別處理會計選擇盈余管理行為在兩種控制權性質的公司建立債務契約時均具有幫助作用;(2)正向的真實盈余管理行為只有在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中對其債務契約建立具有正向作用，且這種正向作用在長期貸款契約建立中表現更加明顯，因此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在其銀行債務契約的建立中更加依賴于盈余管理行為，但是獲取的貸款對特別處理非國有公司業績具有較長久的正向作用。上述研究結論表明:(1)現階段控制權性質仍然是影響特別處理公司銀行貸款契約建立的重要因素，銀行在貸款審查時對不同控制權性質特別處理公司的會計信息關注度的不同，導致兩類控制權性質特別處理公司在建立貸款契約時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行為。(2)會計信息受到更多關注的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其會計選擇盈余管理行為以及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行為均較大程度地幫助了其債務契約的建立，而獲取較多貸款的國有特別處理公司更多地則是依靠了其控制權優勢。(3)非國有特別處理公司較大程度依靠盈余管理獲取的貸款對其后續業績具有更長久的正向作用，對其擺脫經營困境具有較大的積極作用。基于以上結論，本文認為，銀行在貸款審查時應做到公平公正，貸款決策的確立應減少控制權性質因素的影響，更多地關注貸款公司的實際經營狀況，從而在降低貸款風險的同時，真正地優化資金配置;盈余管理對特別處理非國有公司擺脫經營困境客觀上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在貸款審查中不能一概否認盈余管理行為，應根據實際情況衡量其盈余管理。

作者：張云張健單位：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