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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型城市，其主導產業包括森林、礦產等本地現有或特有的自然資源的開采和加工等。從地域面積來看，資源型城市可大可小，既有地級行政區的資源型城市，如河北唐山市、山西大同市及四川攀枝花市;又有縣級行政區級別的資源型城市，如內蒙古的錫林浩特市、四川的綿竹市及華鎣市。“十三五”要求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對各類礦產資源型城市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更新的要求。我國資源型城市數量多、分布廣，歷史貢獻巨大，現實地位突出。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國家級重點建設項目156個，其中在資源型城市的項目有53個。這三分之一的重點項目占總投資額的比重卻接近50%，足以說明資源型城市在經濟發展中所做的巨大的貢獻，推進了我國完成獨立的工業體系的建設進程［1］。截至2013年，我國共有262個資源性城市———這一界定，首次出現在國家級專項規劃《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下面簡稱《可持續發展規劃》)中。這些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有助于推動工業轉型升級和新型城鎮化縱深發展的進程，促進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和能源資源安全。資源型城市的建設與發展是一個普遍問題，國外理論界對資源型城市的轉型發展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資源經濟研究和資源城市發展研究的主要理論基礎包括勞動力市場理論、產業發展理論及國際貿易理論等［2］。自20世紀末，對資源開發、地區發展、社區建設和環境保護等各方面可持續發展路徑和理論模式的探討成為資源型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相關理論基礎包括環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可持續發展理論和發展社會學等。本文立足于可持續發展理論，參照《可持續發展規劃》中攀枝花市的現狀、定位及潛力，結合中國創新型城市發展的相關理論及經驗，探討攀枝花市作為成熟型資源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及對策建議。

1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及評價指標

可持續發展理論(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ory)是在1987年聯合國世界與環境發展委員會(WECD)發表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報告對人類共同關心的環境與發展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從生態學視角提出關于資源的管理戰略。其后這一概念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學和社會學范疇，并加入新的內涵，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技術和自然環境等多個層面。EdwardB．Barbier［3］從經濟學角度指出可持續發展要在保持自然資源的質量和其所提供服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經濟發展的凈利益。可持續發展涉及經濟、生態和社會3方面的協調統一，其內涵包括在發展模式上，要改變忽視生態環境保護，只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舊觀念;在經濟驅動力上，要發揮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尋求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均衡;在結構調整上，要提高高新技術成果的轉化率，倡導清潔生產的模式。鼓勵文明消費的理念，使社會經濟的發展更注重長久效益，最終要求人類在發展中講求經濟效率、關注生態和諧和追求社會公平。資源的不斷開發、社會環境與經濟發展階段的不斷變化，決定了各種類型的資源型城市不同的發展態勢。《可持續發展規劃》中將資源型城市分為成長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這4種類型。其中，成長型城市，資源開發潛力大，經濟發展后勁足，整體處于上升期;成熟型城市，資源開發能力強，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整體趨于穩定;衰退型城市，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社會民生問題突出，資源整體趨于枯竭;再生型城市，經過一輪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后，擺脫資源依賴，經濟發展相對較好。

結合我國資源型城市發展現狀，要實現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首要任務是對其發展階段進行判定，進而才能因地制宜，促進資源型城市的升級與轉型發展。《可持續發展規劃》提出了經濟發展、民生改善、資源保障和生態環境保護4個方面的主要評價指標(表1)，為判定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路徑提供了參考依據。有關專家指出，不管哪種類型的資源型城市，處在什么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要注意什么問題，它的接續替代產業的培育應該按照什么路線和模式進行，這都要根據這個城市的資源狀況和可持續發展的狀況進行評價。因此，對礦產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而言，核心是摸清現狀、找準定位、發掘潛力，據此設計出有利于經濟發展、民生改善、資源保障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發展路徑。

2攀枝花市的現狀、定位與發展路徑

2.1現狀攀枝花市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總面積達7434.4km2，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殼運動，這里蘊藏著極為豐富的礦產資源，是中國西部重要的鋼鐵、釩鈦、能源基地和新興工業城市。攀枝花市已發現礦種76種，其中包括能源礦產、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稀有和稀土金屬、貴金屬等，查明有一定資源儲量的共39種。全市礦產地塊共計490余處，其中46處為特大型與大型礦床，30處為中型礦床，具有較強的組合配套性，擁有超大量的釩鈦磁鐵礦等優勢礦產［6］。現階段，攀枝花已初步形成以釩鈦產業為主、磷化工產業為輔的主導產業，形成了“中國釩鈦之都”的產業核心圈。從這個意義上看，攀枝花市正在由傳統的多種類礦工業經濟轉向更加專業的釩鈦產業經濟，從傳統的采礦、冶煉、粗加工為主，升級為機械、鑄造、復合加工。這也是攀枝花市礦產業發展的潛力所在。經濟發展方面，據統計，2013年攀枝花市的GDP為800.88億元，同比增長10.7%。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為27.88億元，同比增長4.5%，貢獻率為1.4%;第二產業增加值為597.19億元，同比增長11.7%，貢獻率為83.2%;第三產業增加值為175.81億元，同比增長8.0%，貢獻率為15.4%。人均GDP為65001元，同比增長10.1%［7］。可見攀枝花市的經濟發展嚴重依賴第二產業，尤其是礦業、鋼鐵、釩鈦、化工及機械制造等。民生改善方面，2013年攀枝花市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9838元，同比增長12.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4906元，同比增長9.2%;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57%，同比下降0.03%。資源保障方面，攀枝花市擁有四大釩鐵礦區，攀枝花礦區、紅格礦區、太和礦區及白馬礦區。2013年攀枝花市積極推進釩鈦產業園區、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的創建，確保釩鈦產業園區工業總產值超過200億元［8］。生態環境保護方面，2013年攀枝花市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3%，NO2濃度同比下降7.5%，SO2濃度同比下降25.6%。空氣優良率高達92.6%，污水處理率為84.25%，垃圾處理率為96.75%，綠化覆蓋率為38.47%。

2.2定位及發展路徑根據《可持續發展規劃》涵蓋的262個資源型城市資料信息顯示，成長型城市共31個，成熟型城市共141個，衰退型城市共67個，再生型城市共23個。其中四川省內共有13個地級行政區、縣級市和縣區等為資源型城市，攀枝花市是四川省10個地級行政區中的一員，處于成熟型資源城市之列(表2)。隨著礦產資源的深入開發和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攀枝花市的發展軌跡逐漸從成熟型資源城市邁向衰退型和再生型資源城市，而一旦進入原有優勢資源衰退和尋找資源再生的發展階段，城市的發展驅動力將由資源驅動轉向資本驅動，繼而演替為創新驅動和知識驅動。根據《中國創新型城市發展報告》(2013)中對創新型城市的界定和發展模式分析，攀枝花市的發展路徑應選擇工業創新驅動發展模式，通過管理創新與技術革新等方式，實現技術、人才、資源和設施等優勢條件的利用，從而實現傳統工業的轉型升級，進而促進傳統產業向更高層次發展，最終達到增強城市整體競爭力的效果［9］。

3對策建議

礦產資源型城市的主導產業緊密圍繞礦產原材料的采集、運輸、加工及服務延展。《可持續發展規劃》中指出，成熟型城市資源開發能力強，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整體處于穩定狀態，在我國能源與資源安全保障中擁有重要地位。因此，只有提高資源型城市的產業技術，實現產業鏈的延伸，才能培育出資源深加工的優質企業，形成產業集群效應。同時，應高度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加大生態環境恢復治理力度，切實做好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此外，還應該保障、改善民生，積極推動社會事業發展，強化城市功能，最終才能加快推進并實現新型資源型城市建設［9］。首先，從經濟發展角度。我國經濟正處于形態更加高級、分工更加復雜、結構更趨合理的演化階段。國內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更加注重質量效率，強調集約化發展，經濟發展的結構不僅要調整存量，同時也要做優增量，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也已經更新升級，這是當下多數政策制定者、學者的共識。因此，面對能源、原材料行業產能過剩的市場現狀，成熟型礦產資源型城市的經濟發展應在保持主導優勢產業良性發展、轉型升級的基礎上，加大培育新興產業，逐步增加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以基礎原材料加工為重點，在冶金、建材、機械和化工等領域培育潛力產品;重視資源深加工及加工轉換，延伸產業鏈，培育壯大新興產業;開拓新興市場，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加快開展區域合作，避免主導產業單一化和過度依賴資源。其次，從改善民生角度。步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面臨換擋降速的問題，而“民生優先”是始終堅持的原則。礦產資源型城市的升級包括收入分配的調整，即保障城鄉居民收入的穩定增長;居民生活消費結構的變化，即逐年降低居民恩格爾系數、降低總體物價水平;安居工程的實施，有力推進棚戶區的改造;以及加強安全基礎設施與保障，降低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等。有研究學者指出攀枝花市近年來工業企業盈利能力不強、物價水平居高不下、就業形勢仍然比較嚴峻，第三產業發展水平不高，居民恩格爾系數不但高于全省，還高于成都［10］。因此，攀枝花市的民生改善對策應加大促進城鄉居民收入的穩定增長，通過促進第三產業升級轉型，帶動產業結構優化;在推進棚戶區改造方面引入前瞻性理念，加大社區公共設施及服務的建設力度，促進社區教育、衛生和醫療配套設施的不斷改善;風險防控方面，著重降低礦產地區生產安全事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發生。再次，從資源保障角度。新常態發展模式要求資源開發要將規模粗放型增長的舊模式，轉向質量效率集約型增長的新模式。對此，攀枝花市要努力提高資源產出率，推進新增重要礦產資源接續基地的工作。應在原有地質工作及礦產調查評價的基礎上，根據社會發展需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擴大資源調查范圍和深度，根據市場情況確定合理經濟邊界品位。重視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查明潛在礦產資源，最大限度的開發利用礦產資源［11］。此外，還應加強建設城市綠化工程，推廣清潔能源，不斷完善再生資源回收、加工及利用體系。最后，從生態環境保護角度。國家環境保護部部長在2014年“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上提出主動適應新常態，構建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既要把控生產領域與流通領域，更要把控分配環節與消費環節以及再生產環節，進一步完善環境保護的法規與政策，形成監督與治理并重的環境保護機制。攀枝花市素有“礦在城中，城中有礦”之稱，然而植被破壞日益嚴峻，水土流失也越來越嚴重，生態系統遭到破壞，出現的一系列環境問題，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正常工作與生活。因此，應從行政法規、社會宣傳等方面入手，實行較為強硬的手段予以治理，此外，還應結合已有研究成果，尋求環境保護的科學化與高效化，最終促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和低碳發展的生態文明建設。

作者：劉婕 單位：成都大學 旅游與會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