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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國內外學者曾多次嘗試建立關于國際貿易、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理論模型.Ahmad和Wyckoff早在1999年對經濟開發與合作組織成員國的研究中發現,所有國家碳排放量中隱含碳排放量平均占14%,而一些國家對外貿易的隱含碳排放量占據其國內碳排放量的50%,甚至更多.兩人在2003年通過收集并計算24個國家在貨物貿易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證明產業地理轉移可以對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產生影響.Peters和Hertwich(2008)的計算結果顯示出2007年全球國際貿易中的二氧化碳隱含量高達53億t[2].Kano(2009)通過計算經濟開發與合作組織41個成員國和地區的17個產業的貿易數據,發現二氧化碳排放存在逆差的國家有21個.MauricioTiomnoTolmasquim和GiobaniMachado通過計算巴西對外貿易中各類商品的總產出耗能和碳排放量,表明巴西在1998年因對外貿易使其能源消耗增加了6.1%,碳排放量增加了7.1%.
Sanchez-Chofiz和Duarte(2003)利用垂直集成法和投入產出模型對西班牙的出口貿易和隱含碳排放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西班牙極大部分的二氧化碳是西班牙在生產滿足國內外需求時產生的,在其國內的各個產業之間也存在非常明顯的污染交換,并且為了滿足國內消費,也使得該國家進口了大量的隱含碳,從而使得西班牙的進出口貿易碳排放趨向于均衡.Peters和Hertwich(2006)對挪威對外貿易的研究中使用了包括反映區域技術差異的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分析了挪威因對外貿易產生的國際的污染物轉移,雖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進口產品僅僅占挪威進口量的10%,但是這10%所帶來的污染卻占了對外貿易中污染的一半;其次,對外貿易中進口部分帶來的二氧化碳量占挪威國內排放量的67%.本次研究使用的方法相比于以前的方法提高了準確度,對于處于不同技術水平、能源結構的地區和國家,得出的結論和挪威相比,能夠發現后者將會大大的低估挪威的碳排放量.對于丹麥的研究也表明,碳排放量會產生1%~4%的低估.Ackerman(2007)使用日本政府編制的1995年日本-美國投入產出模型研究了日本、美國兩國之間貿易中的隱含碳量,研究結果表明因兩國減少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而減少的碳排放總量大約占兩個國家總排放量的4%.與美國相比,日本相對應的部門或者產業的碳排放量僅僅為美國的十二分之一,但是,美國的碳排放量較高的部門對其國家的凈出口有小但是顯著地正影響,因此,當美國工業與日本處于同一技術水平的時候,該產業將減少至少一半的碳排放量.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發展也伴隨著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引起了許多國內學者的關注.齊曄等(2008)通過投入產出法,使用完全消耗系數,兩位學者按照日本的碳強度對中國進口產品進行調整后,樂觀估計,發現中國1997—2002年隱含碳凈出口量占當年碳排放量12%~14%,該比例在2002年迅速增加,到2006年達到了29.28%.魏一鳴等(2008)估算出2002年中國因出口貿易產生的直接和間接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13億t,超過中國一次能源利用碳排放量的30%.Wang和Watson(2007)研究發現2004年中國的凈出口隱含碳排放量為11.09億t二氧化碳,占中國2004年碳排放總量的23%.Li和Hwitt(2008)利用環境投入產出表,對中英兩國的雙邊貿易對兩國以及對全球碳排放量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分析結果顯示,英國在兩國貿易間獲得了碳排放量的轉移,而中國卻因此而增加了更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到了當年英國碳排放量的19%,全球的0.4%.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與分析,發現雖然各個學者和專家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運用的具體指標以及數據也有差別,但是殊途同歸,能夠得到一個類似的基本結論,那就是出口貿易是影響國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試圖在一個分析框架內從實證方面系統論證中國出口貿易、碳排放與經濟增長方式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
1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
1.1模型設計經濟學認為,只要是生產產品,無論是本國消費還是出口到國外,都會有不等的能源消耗,從而會產生或多或少的碳排放.其中含量最多的主要是溫室氣體二氧化碳.該氣體不僅會對本國的國民生活產生影響,還會促使全球氣候變暖.因此,出口貿易、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應該存在一種相對穩定的關系,并且該關系可能會隨著時間發生變化.為了探究三者之間的關系,將以公式(1)為基準,將三者統一在該公式之下。根據上述公式,對其部分符號進行如下說明:如果估計出來的β1為正,表示出口貿易具有“增排”效應,意味著出口貿易的碳排放具有轉移效應,假說成立;如果為負,說明出口貿易具有“減排”效應.根據對我國對外貿易現狀的理解,由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以及粗放模式下的影響,理論預期β1為正.β2符號根據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情況,這也是EKC模型中的論斷.如果β2為正值,說明經濟增長具有“增排”效應,反之,則具有“減排”效應.
1.2數據說明本文主要使用3組數據,分別是GDP、碳排放量以及出口貿易額.其中出口貿易額和GDP分別如表1和表2所示.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碳排放量的數據計算主要是通過《中國統計年鑒》中中國1991—2013年消耗的能源總量根據公式(2)進行計算得到.式中:C是碳排放總量,X表示能源消費總量,Si表示i種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所占份額,Fi表示第i種能源的排放系數(強度),即消費單位i種能源的碳排放量.各能源排放系數煤炭為0.7476,石油為0.582,天然氣為0.4435.中國1991—2013年能源消耗量如表3所示,碳排放量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公式(1)中lnCt、lnEt、lnGt數據如表5所示.
1.3實證檢驗結果
1.3.1單位根檢驗如表6中的數據,列示了ADF檢驗統計量的觀測值與其在1%、5%、10%、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數據顯示,lnC、lnE、lnG在原始數據以及一階差分下不顯著,二階差分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因此,3個變量的二階差分序列是平穩的.
1.3.2JJ協整分析協整特征根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最大特征值檢驗結果如表8所示.通過上述分析發現,無論是協整檢驗的特征根檢驗還是最大特征值檢驗,其對應原假設None的檢驗統計量均大于10%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這意味著可以在90%的置信水平下拒絕無協整關系的假設,說明lnC,lnE和lnG三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協整方程中括號內為對應的標準誤,估計方程的似然值為104.0275.由協整方程可以看出,出口貿易的系數為0.036,即出口貿易增加1個單位,則碳排放量增加0.036個單位;同理得出,中國GDP的增加未必導致碳排放量的增加.這說明中國碳排放和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脫鉤”發展的.
1.3.3因果關系檢驗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lnC,lnE和lnG三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如表9所示.由上表可以看出,出口貿易是碳排放以及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出口貿易的增加雖然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但是也同時帶來了負面后果,中國的碳排放量也在隨之增加,進而表明了中國成為了碳污染和排放轉移的對象.同時,經濟增長不是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則進一步印證了JJ協整分析的結果,碳排放量和經濟增長的“脫鉤”發展.
1.3.4脈沖響應分析運用脈沖響應分析方法,通過建立VAR模型得出lnC、lnE、lnG之間互相的作用關系以及它們對自身的影響.由圖1可以明顯看出,GDP對于自身的影響力小于碳排放量對GDP的影響力,GDP對于出口貿易的變化發生的改變最為的迅速,但是在第二期速度開始變緩,再稍微增加之后,開始降低,這說明了在國民經濟大量依靠對外貿易的情況下,經濟體系會變得不夠穩定.碳排放量則是跟隨者GDP的增加而持續的增加,并且將會在后面的期間會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而碳排放量對于自身的影響則是在前六期處于上升階段后面處于下降階段,出口貿易對碳排放量的影響最為明顯,說明我國部分出口貿易額是由造成大量的碳排放來產出產品獲得利益的.出口貿易額對于自身的影響在前三期處于波動階段,先減后增,然后趨于穩定,而GDP和碳排放量的變化在第一期就是出口貿易額發生變化,而后不斷增加.
2結論及建議
從上述檢驗中可以發現,出口貿易、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三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從得到的公式也可以觀測到出口貿易的彈性系數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036和-0.527.從而可以得出結論,在長期發展中,出口貿易是導致碳排放的主要原因,由于出口貿易的彈性系數為正值,從而說明當我國的出口貿易每增加1%,則相應的碳排放量增加0.036%,也因此證明了我國“轉移排放”以及“污染天堂假說”這兩個結論的正確性,并且也與一些學者的研究結論大致相似.但是,經濟增長在實驗結果中顯示并未對碳排放產生顯著的加速作用,相反卻會減少碳排放,因而可以得出結論,我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對溫室氣體的減排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從而可以歸結到“氣候問題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但歸根結底是發展問題,要由發展來解決”這一結論.三者間的因果關系中,出口貿易是其余兩者的Grander原因,經濟增長不是碳排放的Grander原因,與上述結論有類似的一點就是經濟增長不是造成碳排放的直接原因.因此,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得出如下結論,我國作為世界較大的經濟體,出口貿易在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促使我國碳排放量的不斷增加,但是,經濟增長卻沒有確實的證據導致碳排放的增加.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發展減排”.氣候變化問題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但最終是發展問題.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應清醒地認識到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以及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能源利用率還比較低,單位GDP碳排放量還略高,因此,國家應該積極調整經濟發展的步伐,加快實施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戰略,優化產業和能源消費結構,使我國的經濟能夠又好又快的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建立綠色貿易體系,轉變貿易增長方式,實現“貿易減排”.首先,通過改進我國出口貿易商品結構,逐漸增加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水平,降低資源密集型和高污染的商品在出口貿易中的比重,優化出口貿易結構.其次,建立完善的綠色貿易體系,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結合國際經驗,構建完善的以產品為支點、以企業為重點、以行業為主線的綠色貿易政策體系,包括綠色投資政策、環境關稅政策、市場準入制度等.再次,要抓住機遇,適時走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創建低碳導向的內向型經濟增長模式.
作者:齊建民 關佳美 單位:中國石油大學(華東)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