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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進入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要矛盾再次進行了論斷。此次轉化以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說明社會主要矛盾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其轉化內在動力，以質量互變原理揭示其轉化應然性，以否定之否定原理指出其轉化的邏輯方法，是辯證法三大基本規律的生動體現。深入了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內在原因，為把握其發展方向、提出解決途徑打下基礎，對進一步對助推中國社會的持續有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矛盾轉化;辯證法

在黨的報告中提到，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說明我國發展中心問題已經發生改變。辯證法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運動發展的普遍規律，運用其原理梳理中國不同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分析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不僅是黨深入認識并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內在要求，而且是深刻掌握社會運行規律的必要前提。

一、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顯示了事物的對立統一運動

對立統一規律“提供理解一切現存事物的‘自己運動’的鑰匙”，而要把握對立統一規律，也就必須要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是指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運動中變化發展的，具體表現為兩層含義:其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即橫向看從自然界、人類社會再到思維世界，矛盾無處不在;其二，“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即縱向看從事物產生到滅亡的總過程中，矛盾無時不有。“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事物便是在新舊更替的矛盾運動中的得到發展。這也就要求我們要承認矛盾存在的絕對性和必然性。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真正建立起來了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但并不說明從此中國社會就沒有矛盾的存在;隨后在黨的八大上就指出，我國工作的中心在于解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問題，中國進入到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無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黨都根據社會發展實際不斷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并以主要矛盾為中心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現在，改革開放已經過去了40年，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都取得了顯著成果，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也已經得到了基本滿足，中國開始以“強起來”為目標邁進，原有中心任務的基本完成，標志著原有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化，現在“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才是全黨工作的中心任務。唯物辯證法不僅主張矛盾具有普遍性，而且強調矛盾具有特殊性，這個特殊點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矛盾性質、地位以及解決方式的特殊性，其中矛盾地位的特殊性是指主、次要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區分。事物是諸多矛盾的統一體，主要矛盾是指在其中的占據支配地位、對事物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則是指占據主導地位，決定著事物性質的方面;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成為了劃分事物發展階段的依據。“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即解決矛盾、化解問題的關鍵在于要抓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部分。在把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問題上亦有體現:在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在此環境下，黨迅速認識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才是當前階段工作的中心任務，由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功抵抗日本侵略，成就了戰爭史上的一大奇觀。同時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具體所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相對的條件下，兩者都有可能發生轉化，由此“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帶主觀隨意性，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的分析”，即要從客觀條件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使矛盾地位的轉化與實際局勢的變化相符合。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性質是由矛盾主要方面決定的，也受到矛盾次要方面的影響，“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目的，而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因此前者可以才可以看作是主要方面，后者則只是次要方面。從主要方面來看，改革開放已近40年，人們的物質文化需要已經得到較大滿足，總體實現小康社會，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因此人民提出了更高的需要層次;從次要方面來看，我國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明顯提高，應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解決質量和效益并舉的問題，“落后的生產力”明顯不是當今中國的生產力狀況，相對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才是更需解決的問題。可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基礎就是中國現階段的發展實際，以此才能更好地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進步。不過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提出并不代表原有社會主要矛盾就完全消失，舊的社會主要矛盾只是退居到次要矛盾位置，少數地區的人民依舊待需得到實現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

二、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體現了社會發展的質量互變過程

事物的運動發展狀態是通過量變和質變表現的，事物的量變是指事物量的變化，是在原有性質的基礎上發生的不顯著的變化，如數量的增減、場所的變更等;事物的質變則是一種質態向另一種質態轉變的過程，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是事物連續性的中斷;同時，“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即事物的發展是一個從量變到突破一定度達到質變，又從質變引起新的量變的演進過程。在1952年底，隨著土地革命的完成、國民經濟的恢復，中國社會的形勢發生了變化，主要矛盾轉化為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由此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隨著工業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中國的工業、農業、民生等都得到極大發展，這些量的積累促使中國發生了質的改變。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此強調社會主要矛盾已不是階級斗爭，而是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不能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矛盾。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也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但這是一種特殊的量變過程，表現為階段性的部分質變，這種質變是由于事物的根本性質未發生改變，而較為次要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由于事物的根本性質未發生改變，所以事物依舊處在量變的過程之中，但由于其他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所以事物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這種變化是事物階段性和連續性統一的體現。因此，黨的上提出的社會主要矛盾和先前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并不是沖突對立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抽象共同性，根本都體現了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矛盾，只是兩者之間的層次有所區別。“物質文化需要”被提升為“美好生活需要”，說明我們“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同時也體現了我們與“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一目標的距離正在縮短;“落后的生產力”也提升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是人們實現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約因素，這都是由于生產力發展的不斷量變積累，促使人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質”的變化，這些積累的量變并沒有改變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根本性質，但是引發了社會形態的階段性質變，反映了主要矛盾和社會性質相對適應的關系，“解決了社會性質的相對穩定性和歷史發展的絕對變動性的矛盾。”

三、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遵循了事物發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

馬克思認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任何事物的內部都包含著肯定和否定的方面，肯定的方面是事物存在的原因，否定的方面則是使事物被新事物取代的部分。當肯定方面處于主導地位時，事物將保持原有狀態存在;當事物否定方面處于主導地位時，事物將發生質的變化。而否定之否定規律并不是一次簡單的否定，而是經過了兩次否定、三個階段，分別吸收了肯定階段和否定階段的積極成果，以此實現事物的自我完善。由于否定之否定規律，事物的發展則呈現出一種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的狀態。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也是黨對于建國后社會主要矛盾的預判;而在1950年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幾個政策問題》中則強調對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有斗爭，但更重要的在于團結;在打倒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之后，于1952年又作出了“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的批語，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問題再次被作為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提出。可見，在過渡時期中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較為復雜，集中體現在對民族資產階級作用、地位的判斷上，由此發生了對其態度的轉變，這種轉變看似對前一階段的否定，但這種否定之中依舊蘊含著肯定的因素，因為究其根本來說，均是圍繞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這一目的進行的。同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也遵循了這樣一個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在“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會生產”這一對矛盾中，通常我們將“物質文化需要”看作否定方面，一開始這兩者之間處于一定平衡狀態，即“落后的社會生產”依舊占據主導地位，但隨著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較大滿足，便會提出更高層次的需求，如“美好生活的需要”，于是對“落后的社會生產”提出否定，要求社會生產能夠滿足現階段的新要求，對“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解決途徑作出肯定，但不僅僅局限于生產力層面，即生產能力和生活環境都要實現質的飛躍，以此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難題。綜上所述，由于社會發展在不同的階段需解決的中心問題不同，其主要矛盾也會發生相應轉化，并且各時期的轉化并不是一種割裂式的變化，而是一種順序式的遞進，體現了保留與克服、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蘊含了豐富的聯系觀和發展觀道理。現在，中國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對社會主要矛盾也作出了新的判斷，其轉化的背后既體現了歷史和現實的規律性聯結，又凸顯了共產黨人對辯證法的靈活運用，將為我國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助添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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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古培霖 單位：四川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