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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唐朝初期，由于隋末戰亂帶來的破壞，洛陽原來的三個商業市場已蕩然無存，重建洛陽三個貿易市場，前后費時七十余年，武則天改國號周即位洛陽后，又從關中遷來數十萬百姓以充實洛陽，其中工商戶甚多。從此，洛陽的商業進入了空前繁榮時期。三個商業貿易市場的占地面積雖然比隋時減少了一坊之地，但其繁榮程度并不亞于隋代，到唐代后期，洛陽的商業已逐漸發展到市外里坊街巷，甚至形成了新的商業區，出現了眾多商店。表明當時洛陽的商業已進入鼎盛時期。商業網點分散到各個里坊，更方便了居民百姓。據《洛陽市志》商業卷記載，當時已有專門賣菜的豪華攤位，蔬菜供應極為充足，有的甚至客人到了才到市場買菜。

唐代洛陽的商業，除有三個規模宏大、店肆羅列的市場和其他零星店以外，還有一個極為豪華的商業特別交易地區，就是北市以南、洛河以北、漕渠新潭附進的承福里、玉雞里、銅駝里、上林里、溫雒里。該地區為“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余艘，填滿河路，商旅貿易，車馬填塞”之地。漕渠和新潭一帶商旅貿易之所以如此繁盛，是因為這里是全國水運交匯的中心。同時，全國各地的富商大賈以及沿絲綢之路從事商貿活動的中外商人，都要到這里來推銷貨物和采購商品。當時長安中央政府機構所需之貨物及貢賦，大多也要在這里卸船而后轉旱路運往長安。因而這里成了全國以至國際商品采購和銷售的集散中心，成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訖點。

許多外域蔬菜及香料等都通過各地貿易商的往來傳入洛陽。早在漢代以后，我國就不斷引進外域蔬菜，比如胡芹、黃瓜、茄子，都屬于引進品種。隋唐時期，外域蔬菜仍在增加，如《酉陽雜俎》卷一二九記載茄子“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這是朝鮮人培育出的新式物種，唐時傳入我國。《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記載貞觀二十一年，泥婆羅遣使者獻波菜、渾提蔥。菠菜在漢朝由西域傳入我國，唐朝時又傳入了最新品種。另如萵苣，隋朝時開始引種，《清異錄》卷上說隋人用重金買得菜種，因此當時稱它為千金菜。

《全唐詩》卷二二一杜甫有詩云：“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萵苣，向二旬矣。”詩中又提到“苣兮蔬之常”，這說明萵苣當時已成為唐朝人的家常蔬菜。唐朝人還不斷搜求外域香料，并借用于本土烹飪之中。如南洋島國出產的胡椒就成為風靡唐代的辛香調味品。看來唐朝人在飯食烹飪中使用胡椒與現代情況已大體相同。總的來說，商業貿易的極度繁榮，使洛陽成為當時的貿易中心，大大提高了當地的經濟水平和人們的消費水平，作為人們生活水平重要標志之一的飲食也就相應的發展起來了。

作者：楊麗單位：洛陽師范學院附屬中學

第2篇

王亥是商王朝開國帝王成湯的七世祖，是先商十四個部落首領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商朝的始祖叫契。據范文瀾、郭沫若等人研究，商部落活動的中心在商丘。商部落開始是夏王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王亥是商契的第六世孫，甲骨卜辭中稱之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山海經·大荒東經》中也作“王亥”，《竹書紀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楚辭·天問》作“該”或“眩”。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王考》一文中說：“卜辭作王亥，正與《山海經》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則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記》作振，則因與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訛。”在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湯四位，王亥是卜辭中所稱的三位高祖之一。在商朝的發展史上，契是商部落最早的首領，成湯是商王朝的建立者，而王亥、上甲微父子則是先商時期商族強大過程中的關鍵人物。

《爾雅·釋古》說：“王，君也。”《說文》說：“王，天下所歸往也。”這也就是說，商后代稱亥為王亥，卜辭中多次稱亥為高祖或高祖亥，說明了王亥為首領時所開創的事業及活動值得后人紀念，對商族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一點從甲骨文中多次出現“王亥崇我”的記載也可證明。當時，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牲畜多達三十牛、四十牛，甚至五十牛、三百牛，有時還用祭天的禮節來祭祀王亥。

王亥為什么被殷商后人如此重視呢？這還要從王亥所生活的時代及所從事的事業談起。

王亥大約生活在夏朝的中期，與少康同時。當時，夏朝正處于奴隸制社會階段，奴隸制的生產關系已逐步確立，社會生產力得到較快的發展。這種情形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與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所以，商部落的經濟在夏王朝時期應該是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郭沫若在《中國史稿》中說：傳說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也就是馴養牛馬，作為運載的工具。《管子·輕重戊》記載說：“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誤）牢，服牛馬，以為民利。”“皂”以養馬，“牢”以養牛。這說明，到王亥時代，商人已經馴用馬牛。但王亥所處的時代還是奴隸制初期，農業生產水平雖有進步，但還比較低下，飼養家畜無疑是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商部落畜牧業的興起，不僅提高了商族的生活水平，同時還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因此，胡厚宣等人在《殷商史》中認為：“王亥是中國畜牧業的創始人。”隨著農業與畜牧業的發展，隨之而來的就是商業的產生。隨著商部落經濟實力的增強與剩余農產品及畜牧產品數量的增加，王亥便開始了一項前所未有的事業，這就是開始從事商業貿易活動。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它創造了一個不從事生產，只從事產品交換的階級——商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也說：“商品交換過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的內部出現的。而是在它的盡頭，在它的境界上，在它與其它公社接觸的少數地點。這里開始了物物交換，從此深入到公社的內部，對它起著破壞作用。”王亥作為商部落的首領，他率領部落成員同其他部落進行的貿易已不是簡單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換，而是有一定規模的部落與部落之間的貿易活動。

王亥率領商部落，趕著牛羊到外部落進行交易，外部落的人把他們稱為“商人”。王亥最后一次貿易是與黃河以北的有易氏。《山海經·大荒東經》記載：“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山海經·大荒東經》注引《竹書紀年》記載：帝泄，“十二年，殷侯王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還說“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這就是說王亥由于在貿易時在有易居住時間過長，引起對方不滿，被對方殺死。在當時商族日益強大的情況下，王亥的這些商業貿易行為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王亥被殺除了商業貿易中雙方發生分歧之外，也不排除政治方面的因素。但王亥被殺并未影響商部落的強大，商人所從事的貿易活動也并未因此停止。王亥死后其子上甲微借助于河伯的武力，打敗有易氏，殺了有易氏國君綿臣，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勢力。商只所以能夠取代夏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商人所從事的商業貿易使其日益強大可以說是不爭的事實，商人的商業貿易活動為商滅夏打下了堅實的物資基礎。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就說：“湯滅夏以前，商已是一個興旺的小國。《詩經·商頌·玄鳥》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也說明了當時的商國已是房屋成片、人口眾多的狀況。隨著商業的發展，交易的貨物必需增加其數量，夏后氏早已利用奴隸，商應有更多的奴隸從事生產。商國的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比夏朝進步。因此造成代替興起的形勢。”在中國商業史上，殷人“肇牽車牛遠服賈”和王亥從事商業貿易并因此被殺害的記載是中國古代文獻關于商業和貿易行為的最早記載，王亥又是當時商部落的首領，所以，王亥可謂是中國商業第一人，即中國商業的鼻祖。因此，王亥受到殷商后代的隆重祭祀就決非偶然。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說：“然則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為先祖。”在《殷墟卜辭綜類》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辭，就多達96條。殷人有時用祭天的禮節來祭祀王亥，可見王亥在商朝人心中具有極高的威信。正是王亥所開創的畜牧業和所開始的商業貿易活動給當時的商部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商部落迅速壯大起來。《管子·輕重甲》記載，商湯時，夏王朝的統治者驕奢逸，揮霍無度，夏桀僅女樂就有三萬人，而且“無不服文繡衣裳”。商湯則采用宰相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落的婦女趕織“文繡纂組”，換取夏朝大量的糧食，通過這些商業貿易活動，為滅夏準備物資基礎。由此也可見，商國的強大應是從王亥所進行的商業貿易這場經濟革命開始的。通過持續不斷的商業活動，使商族的糧食日益增加，國力日漸強盛，商國終于在湯時取代夏朝，建立起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商王朝。

第3篇

關鍵詞：外資;股份制；商業銀行;影響;對策

1前言

2005年至2006年，是中國銀行業發展的關鍵時期。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銀行業開放過渡期的即將結束，中國銀行業的發展面臨著諸多機遇和挑戰，這些機遇和挑戰源于中國銀行業賴以生存的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對外資銀行業務的逐漸開放，將使銀行業的競爭更趨激烈。外資銀行的挑戰，使中資銀行面臨的不僅是發展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生死存亡的問題。面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嚴峻競爭形勢，如何加快中國商業銀行的改革進程，在保護期內建立符合國際慣例、適合中國國情、能夠有效運作的現代商業銀行制度，增強中國商業銀行的戰略規劃能力、業務創新能力、管理創新能力和防范風險能力，從而全面提升中國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是中國整個銀行業面臨的10分重要而緊迫的課題。引導中國銀行業抓住機遇，保證平穩過渡，并爭取在國際金融競爭中居于有利地位，對于我們制定競爭策略、維護金融業健康發展至關重要，也對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具有全局性意義。

股份制商業銀行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發展的產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陸續建立了10余家全國性或區域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建立,打破了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局面,給金融領域引入了競爭機制,并且顯示了旺盛的生命力,為完善我國的金融體系和現代金融制度做出了貢獻。目前，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民生銀行等在內的各家股份制商業銀行都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措施。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履行中國加入WTO時所做出的承諾，迎接2006年年底我國的金融市場全面放開以后所帶來的沖擊。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由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中國政府提出銀行業的開放時間表而顯得極為緊迫。為了切實搞好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改制，國家先后給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注資600億美金。相比之下，中央銀行早在1999年就明確提出將進—步依法支持股份制商業銀行在改革中發展，逐步擴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從1986年交通銀行重建以來，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實現了長足發展。截至2004年6月末，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產總額、存款余額、負債總額和貸款余額分別達到4.33萬億元、4.46萬億元、4.20萬億元和3.23萬億元，股份制商業銀行已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1]2002年12月30日獲國務院和中國人民銀行的正式批準，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引進花旗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根據協議花旗銀行持股比例為5%。拉開了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引進外資參股的序幕。到目前為止，我國10余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中，已經有9家批準引入外資參股。他們是深圳發展銀行(新橋投資持股17.89%，2004.5.29)，交通銀行(匯豐銀行持股19.9%，2004.6.7)，民生銀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香港上海商業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共持18%，2004.7.6)等等。[2]理論認為，作為股份制商業銀行，引進國外的戰略投資者，不僅能夠吸收—批非國有股金，增強資本實力，改變股權結構，而且有利于引進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業務技術，提高管理和業務水平。

以上幾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已經成功的引進了外資，但是關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如何更好的引進外資，1直備受銀行界和金融界的關注。關于中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引進外資的問題，目前有許多專家、學者都對此進行了研究。張月飛和郜樹松（2006）[2]從引進外資對我過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效率的影響來闡述，以某個具體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引進外資以后，其自身發展的變化和成長水平來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無論是我國經濟體制還是金融體制都處于劇烈的新舊交替的變革中。處在這種宏觀環境下的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正處于急速的上升期之中，而且相對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歷史包袱輕，機制靈活，決定了其能在快速的發展中既保持了總量的快速膨脹，又保持了質的發展。換句話說，就是規模與銀行效率同步發展。同時，我們也可以更加期待隨著中資股份制商業銀行內部治理機構的完善，組織結構的改造，有效風險管理體制的建立，其效率必然有更大的提高潛力，使其核心競爭力得到提高，在國際競爭中發揮更大的能力。鄧世敏（2001）[3]文中找出了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在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1些關鍵問題；WTO對中國股份制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的挑戰；中國股份制商業銀行自身基礎存在嚴重的缺陷；努力探索中國股份制商業銀行持續發展的方法。李大軍和何聰（2003）[4]文中研究了入世以后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所受到的沖擊,如外資參與國內金融市場后,逐步展開人民幣業務,銀行業務爭奪將愈加激烈；股份制商業銀行存在的問題,如資本補充機制不夠完善；入世的機遇，如金融監管部門的支持。

本文將按照以下結構進行闡述:第2部分研究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現狀及引進外資的具體情況；第3部分研究引進外資對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影響；第4部分對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引進外資后，面對受到的挑戰應該采取的對策的具體的研究和闡述；第5部分進行全文總結。

2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業現狀及引進外資的具體情況

2.1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