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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源于史學的“實錄”精神，表現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體現又因文體不同而有異，散文舉例證實，畫贊返實入虛，詩歌似虛而實。它是對李白浪漫主義文學思想的補充。

【關鍵詞】 李白/實錄

在唐代文學研究中，歷史傳統和唐代文士的關系已經得到人們的關注，但有些問題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李白與史學傳統的關系就是一例。不少相關的論文實際上已涉及這一問題，如李白詩歌中的歷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與六朝詩人及其文化傳承等。本文則從李白使用“實錄”一詞的意義，進而探討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及其在創作中的運用。

史學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錄”精神。《漢書·司馬遷傳贊》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是對“實錄”最權威的解釋，也成了后世優秀的史學家遵循的修史原則。“實錄”一詞，多出現于史學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幾部史書，都使用過“實錄”二字。如《晉書》卷94《隱逸傳》云陶潛《五柳先生傳》：“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陳書》卷27《江總傳》：“總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錄。”《南史》卷48《陸慧曉傳》：“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但“實錄”一詞卻很少出現在初盛唐作家的詩文作品中，人物傳記中偶有出現，如盧藏用《陳子昂別傳》云：“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而李白在《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中使用了這個詞，這自然引起我們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處“實錄”二字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是真實的記載，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對酒憶賀監序》也說：“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也是符合事實的，因為李白“素受寶訣”。

劉知幾《史通》多次提到“實錄”，《采撰》云：“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出于《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征彼虛譽，定為實錄。茍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實錄，不亦難乎！”[2]（卷5，P114）《浮詞》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敘事》、《直書》、《鑒識》、《序傳》都用到“實錄”一詞，大致是真實記載歷史事跡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實錄”正是源于史學的概念，當將之轉化為文學思想的角度來認識，可以理解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創作中表現出一種對真實的自覺追求和技巧的運用，這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見。為了追求真實的效果，李白自覺地運用了舉證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時人語坐實。他在贊美別人時，常引當時人的話來證明一種事實。如《上安州裴長史書》盛贊裴長史高義重諾，云：“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與韓荊州書》為說明韓荊州在士人中的聲望，云：“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

方法之二引輿論證實。《任城縣廳壁記》，稱贊縣令賀公，“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于楊葉，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后青衿向訓，黃發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于道路，任者并于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張的地方，但李白為了坐實對賀公的美譽之詞，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后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見，上文表揚賀公，不免有夸大之辭，但“竊聽輿論”一語，看似平常，卻意味深長，一慰賀公，免去賀公擔心過獎之慮，因為“輿論”如此，古人很重輿論，輿論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實際之處，因是來自輿論，也會得到別人的諒解；二安民眾，李白文中贊美賀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諛之處，但李白指出這是源于輿論，是公眾的意見，并非李白憑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細節坐實，《秋于敬亭送從侄端游廬山序》：“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予拜見預飲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來有成，郁負秀氣。”[1]（卷27，P1267）對往事的追記，用了“嬉游在旁”的細節，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有總的概括，也有細節的記載。“先時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幾百家焉。公訓為純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蔑聞為災。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個細節的勾劃，表現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層是表揚李公教化橫猾；二層是表揚李公正壓鬼怪；三層是表揚李公德變泉水；四層是表揚李公政贏頌聲。

特別是寫自己的行為品德時，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講求這種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學創作進入流通，真實性成了文學創作的重要價值判斷。下面舉《上安州裴長史書》以作說明。

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一文中，作者陳述事實，自舉例證：第一，以散金濟人來證明自己的輕財好施：“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白之輕財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證明自己存交重義：“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尸，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1]（卷26，P1245-1246）

同樣以別人耳聞目睹之事實證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廣漢太守親見其養高忘機之舉——“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1]（卷26，P1248）第二，蘇＠②贊其文之事，“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不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1]（卷26，P1247）第三，馬公盛贊其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視引用他人之言證明真實性，這里卻提示我們對李白個性和生存方式的進一步思考，細繹李白引用時人語之處，會隱約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別人信任的危機之中。一般與別人的交流中，只要陳述事實即可，但李白在每陳述一個事實之后，總是心有余悸，擔心別人不相信，故又向對方申述一下，這件事誰也知道，這句話誰也聽說過。如《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四海明識，具知此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就是如此。造成這一尷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誹謗，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云“謗言忽生，眾口攢毀”。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檢，他有時行事說話可能略帶夸張，并不考慮其后果和影響，這樣致使和他交往過的人對李白留下一個說大話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詩中說：“世人見我恒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這句話很值得體味。

【內容提要】

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源于史學的“實錄”精神，表現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體現又因文體不同而有異，散文舉例證實，畫贊返實入虛，詩歌似虛而實。它是對李白浪漫主義文學思想的補充。

【關鍵詞】 李白/實錄

在唐代文學研究中，歷史傳統和唐代文士的關系已經得到人們的關注，但有些問題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李白與史學傳統的關系就是一例。不少相關的論文實際上已涉及這一問題，如李白詩歌中的歷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與六朝詩人及其文化傳承等。本文則從李白使用“實錄”一詞的意義，進而探討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及其在創作中的運用。

史學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錄”精神。《漢書·司馬遷傳贊》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是對“實錄”最權威的解釋，也成了后世優秀的史學家遵循的修史原則。“實錄”一詞，多出現于史學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幾部史書，都使用過“實錄”二字。如《晉書》卷94《隱逸傳》云陶潛《五柳先生傳》：“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陳書》卷27《江總傳》：“總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錄。”《南史》卷48《陸慧曉傳》：“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但“實錄”一詞卻很少出現在初盛唐作家的詩文作品中，人物傳記中偶有出現，如盧藏用《陳子昂別傳》云：“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而李白在《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中使用了這個詞，這自然引起我們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處“實錄”二字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是真實的記載，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對酒憶賀監序》也說：“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也是符合事實的，因為李白“素受寶訣”。

劉知幾《史通》多次提到“實錄”，《采撰》云：“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出于《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征彼虛譽，定為實錄。茍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實錄，不亦難乎！”[2]（卷5，P114）《浮詞》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敘事》、《直書》、《鑒識》、《序傳》都用到“實錄”一詞，大致是真實記載歷史事跡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實錄”正是源于史學的概念，當將之轉化為文學思想的角度來認識，可以理解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創作中表現出一種對真實的自覺追求和技巧的運用，這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見。為了追求真實的效果，李白自覺地運用了舉證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時人語坐實。他在贊美別人時，常引當時人的話來證明一種事實。如《上安州裴長史書》盛贊裴長史高義重諾，云：“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與韓荊州書》為說明韓荊州在士人中的聲望，云：“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

方法之二引輿論證實。《任城縣廳壁記》，稱贊縣令賀公，“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于楊葉，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后青衿向訓，黃發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于道路，任者并于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張的地方，但李白為了坐實對賀公的美譽之詞，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后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見，上文表揚賀公，不免有夸大之辭，但“竊聽輿論”一語，看似平常，卻意味深長，一慰賀公，免去賀公擔心過獎之慮，因為“輿論”如此，古人很重輿論，輿論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實際之處，因是來自輿論，也會得到別人的諒解；二安民眾，李白文中贊美賀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諛之處，但李白指出這是源于輿論，是公眾的意見，并非李白憑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細節坐實，《秋于敬亭送從侄端游廬山序》：“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予拜見預飲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來有成，郁負秀氣。”[1]（卷27，P1267）對往事的追記，用了“嬉游在旁”的細節，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有總的概括，也有細節的記載。“先時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幾百家焉。公訓為純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蔑聞為災。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個細節的勾劃，表現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層是表揚李公教化橫猾；二層是表揚李公正壓鬼怪；三層是表揚李公德變泉水；四層是表揚李公政贏頌聲。

特別是寫自己的行為品德時，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講求這種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學創作進入流通，真實性成了文學創作的重要價值判斷。下面舉《上安州裴長史書》以作說明。

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一文中，作者陳述事實，自舉例證：第一，以散金濟人來證明自己的輕財好施：“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白之輕財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證明自己存交重義：“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尸，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1]（卷26，P1245-1246）

同樣以別人耳聞目睹之事實證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廣漢太守親見其養高忘機之舉——“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1]（卷26，P1248）第二，蘇＠②贊其文之事，“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不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1]（卷26，P1247）第三，馬公盛贊其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視引用他人之言證明真實性，這里卻提示我們對李白個性和生存方式的進一步思考，細繹李白引用時人語之處，會隱約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別人信任的危機之中。一般與別人的交流中，只要陳述事實即可，但李白在每陳述一個事實之后，總是心有余悸，擔心別人不相信，故又向對方申述一下，這件事誰也知道，這句話誰也聽說過。如《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四海明識，具知此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就是如此。造成這一尷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誹謗，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云“謗言忽生，眾口攢毀”。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檢，他有時行事說話可能略帶夸張，并不考慮其后果和影響，這樣致使和他交往過的人對李白留下一個說大話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詩中說：“世人見我恒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這句話很值得體味。

在不同的文體中、在不同的描述對象中，李白的寫實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比如李白筆下有一批間于文與詩之間的韻語——畫贊，分析這類文學品種更利于我們分析李白寫實的觀點。唐代繪畫以及雕塑大致以實為主，從流傳的文人畫看，韓干畫馬、吳道子畫人物，大致上屆于寫實一類，唐人稱為人物造像叫“寫真”；敦煌壁畫屬于民間藝術，由于繪畫的基本功欠缺，寫實也不能逼真，寫意如飛天的形象，除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外，表現出民間藝術的大膽活潑。

既然在“畫贊”中，李白面對的對象是繪畫中接近真實的事物，他在“贊”語中，就不能就實物論實物，而是要盡力表現其神韻，李白的畫贊，正是展示了一種返實為虛的過程：

《壁畫蒼鷹贊》：“突兀枯樹，旁無寸枝。上有蒼鷹獨立，若愁胡之攢眉。凝金天之殺氣，凜粉壁之雄姿。觜铦劍戟，爪握刀錐。群賓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為。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何意終年而在斯！”這里用了擬人、夸張、襯托的手法，“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正說明繪畫達到了“逼真”的效果。《方城張少府廳畫師猛贊》：“張公之堂，華壁照雪。師猛在圖，雄姿奮發。森竦眉目，颯灑毛骨。鋸牙銜霜，鉤爪抱月。”《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縹緲。紫頂煙赩，丹眸星皎。昂昂佇胎，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于風霄，終寂立于露曉。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傾市，聽似聞弦。儻感至精以神變，可弄影而浮煙。”在畫中物象逼真的基礎上側重展現其神采。

李白一方面贊美繪畫的“真”、“自然”：“粉為造化，筆寫天真。”（《金陵名僧＠⑤公粉圖慈親贊》）“愛圖伊人，奪妙真宰。”（《安吉崔少府翰畫贊》）“圖真像賢，傳容寫發。”（《宣城吳錄事畫贊》）“筆鼓元化，形成自然。”（《江寧楊利物畫贊》）另一方面也希望畫能體現出神采和空靈：“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志公畫贊》）“了身皆空，觀月在水。”（《魯郡葉和尚贊》）“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斥萬變，動不離靜。”（《李居士贊》）要能“窮神闡化”（《當涂李宰君畫贊》）。附帶提一下，“水月鏡影”比喻虛幻景象或作為藝術境界的形神虛實已包含在李白的畫贊中，“水中月、鏡中影”又作“水中月、鏡中像”，“水中月、鏡中花”，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云：“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李白“水中之月”、“如鏡中影”的比喻本質上就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之景，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追求文學創作的“空靈”、“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論家一般是在論述司空圖文學批評時提及的，司空圖在《與極浦書》中云：“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有云司空圖的看法可能受到劉禹錫《董氏武陵集紀》“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的啟發。[3](P676)如果從文學思想表述的相似性來說，在戴叔倫、劉禹錫、司空圖之前應當加上李白。

再說詩歌，李白詩歌極富浪漫情調，但仍然能體現其寫實的文學思想。比如李白詩中有一組關于鳥的意象群[4](P148-161)，這些鳥類，除來自傳統文學中那些神話、傳說的鳳凰、大鵬、精衛、天雞等外，大部分還是來自于現實中的黃鵠、雁、孔雀、子規、杜鵑、鷹、鷓鴣、白鷴、鵝、鴨、鸛、鸚鵡等。如李白筆下的子規，《蜀道難》：“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奔亡道中五首》：“歇馬傍春草，欲行遠道迷。誰忍子規鳥，連聲向我啼。”又如鷓鴣，《山鷓鴣詞》：“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秦地見碧草，楚謠對清樽。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秋浦清溪雪夜對酒客有唱山鷓鴣者》：“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越中覽古》：“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鄉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醉題王漢陽廳》：“我似鷓鴣鳥，南遷懶北飛。時尋漢陽令，取醉月中歸。”盡管這些鳥類在詩中所起的作用或有不同，但都是生動的現實生活中的意象。

李白詩歌多有寫實佳作，而有些詩歌因對所描述對象多渲染烘托之詞，而疑其為非寫實之作。李白的文學稟賦在于能將別人難以描述的奇特景象描寫出來。比如《蜀道難》就表現出李白的這一才能，南朝陰鏗有《蜀道難》詩一首：“王尊奉漢朝，靈關不憚遙。高岷長有雪，陰棧屢經燒。輪摧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比起李白的詩，陰鏗寫蜀道難相當單薄。李白詩中表現蜀道之險，雖有夸張，卻都是實錄，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難本事說》分析《蜀道難》主題諸種說法，甚有見地，其中匯通《劍閣賦》、《送友人入蜀》、《蜀道難》諸篇說明寫蜀道的情形也是對其險阻艱難的實錄，文云：“按太白有《劍閣賦》，題下自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賦中寫劍閣之險，與此詩極為近似。如：‘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云峰之崔嵬。前有劍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詩：‘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嵋巔。”劍閣崢嶸而崔嵬’，又：‘連峰去天不盈尺。”上則松風蕭然瑟颯’——詩：‘枯松倒掛依絕壁。”有巴猿兮相哀’——詩：‘猿猱欲渡愁攀援。’又：‘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涌而驚雷’——詩：‘飛湍瀑流爭喧豗，砅崖轉石萬壑雷。’‘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詩：‘問君西游何時還？’‘望夫君兮安極，我沉吟兮嘆息。’——詩：‘側身西望長咨嗟。’”[5](P34)其將《劍閣賦》與《蜀道難》相似或相同句意作了比較，無非使人們知道，他們的共同之處正說明其描寫的真實性。另一首名篇《夢游天姥吟留別》，開始是這樣寫的：“海客談瀛洲，煙波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云霞明滅或可睹。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這個開頭不容忽視，盡管李白此詩極想象之妙，但李白充分考慮到詩歌的真實性，瀛洲，是神話中仙山，李白用了“信難求”給以否定，而天姥山是現實存在的山，在今天浙江新昌。盡管此山云霞籠罩，但是可睹的，而且接下去描寫了天姥的高聳。詩是寫夢，夢中神游就不是真實的存在，故作者明晰交待了入夢與出夢的過程，由“我欲因之夢吳越”至“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

李白詩名極高而掩蓋了他的文名，應該說李白的文章在初盛唐的散文中是有特點的，當我們一旦注意到李白在文章中的論證方法時，發現李白清楚的思維能力和詩歌的邏輯力量，通脫而不迂執，能選用活生生的事例說明問題。這樣的行文特點在詩歌中也有體現，否則會錯讀了李白的詩歌。如《夢游天姥吟留別》詩有頭有尾，層次分明。《唐詩別裁》云：“詩境雖奇，脈理極細。”《唐宋詩醇》云：“此篇夭矯離奇，不可方物，然因語而夢，因夢而悟，因悟而別，節次相生，絲毫不亂；若中間夢境迷離，不過詞意偉怪。胡應麟以為‘無首無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說夢也。”這里對胡應麟的批評是正確的。

李白對真與美概念的理解是辨證的，運用也是辨證的，詩中的想象和夸張大多以現實為基礎。《秋浦歌》其五：“秋浦多白猿，超騰若飛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如果說“弄天上月”，肯定不真實，猿不可能達到那個高度，“弄水中月”，就很真實，不過月是水中月，只是真實月亮的影子，這就有了虛中寓實的意味，也表現了詩人觀察自然現象的敏銳。

李白有些詩記實性較強，如《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寫作緣起盡見序文，序云：“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宋沿吳相訪，數千里不遇，乘興游臺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后于廣陵相見。美其愛文好古，浪跡方外，因述其行而贈是詩。”詩較長，五言六十句，計六百字。如序所言，詩敘寫了魏萬相訪的過程和行跡，歷歷在目，夾帶詩人的才情和區域山水的高度概括以及對自然景物特點描寫的夸飾，成為獨特的敘事詩。此詩寫實性極強，如王琦注所析，首寫魏萬愛文好古，而隱居王屋之事；次敘其自嵩宋沿吳相訪之事；以下則敘其乘興游臺、越之事和自臺州泛海至永嘉遍游縉云金華諸名勝之事；最后則敘其自姑蘇至廣陵相見和其還山而相別。如其中敘述魏萬乘興游臺、越之事云：“遙聞會稽美，一弄耶溪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輝滿江城。人游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沉吟黃絹語。天臺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峰轉月色，百里行松聲。靈溪恣沿越，華頂殊超忽。石梁橫青天，側足履半月。”[1]（卷16，P748）臺、越之景，一一據實描寫。整首詩歌敘事和序中所記魏萬所到之地和所為之事次序一一對應，詩歌結構正是以事實為基礎而順次展開，其記實的條理性為理解李白詩歌的寫實一面提供了一個證據。

一個作家的文學思想不是單一的，而是復雜的，不僅因為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的并存，而且還表現為由于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呈現出異態分布的狀況。我們分析了李白寫實的美學思想和作品中的寫實傾向，但仍然認為李白詩歌以浪漫主義為主流，而本文的寫作只是對李白思想和創作的另一方面的分析，只是對李白主流文學思想和創作的補充，希望能豐富古代作家創作和文學思想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李白．李太白全集[M]．王琦注．北京：中華書局，1977.

[2]　劉知幾．史通通釋[M]．浦起龍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第2篇

關鍵詞：東噶·洛桑赤列；藏文文獻；文獻學

東噶·洛桑赤列（1927-1997） 出生在林芝地區，1931年被十三世達賴喇嘛認定為林芝地區扎西曲林寺的第七世東噶活佛的轉世靈童，1934年藏歷五月初三進行了坐床典禮，從此開始了學修佛經的求學之路，篳路藍縷十余載，于二十歲時獲得了佛學最高學位拉然巴格西學位，成為一名滿腹經綸的佛教學者。1956年開始他參加革命工作，1960年到中央民族學院任教，1986年被聘為教授。六七十年代他曾到日喀則地區江孜縣、拉薩市的農村參加勞動改造，并參與編寫《藏漢大詞典》、《布達拉宮歷史》等重要文史資料的工作。1987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東噶·洛桑赤列的著書頗多，由其弟子南杰拉·赤列整理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東噶·洛桑赤列文集》共計8冊，其中尚不包括先生利用畢生的經歷整理編寫的《東噶藏學大辭典》和一部分校勘、注釋的文獻著作。他的著作中有關文獻學類的主要有：《紅史校注本》（1981）；《藏族印刷術》（1981）；《藏文文獻目錄學》（1986）；《談與藏文古籍出版有關的若干問題》（1989）；《東噶藏學大辭典》（2004）。這些著作對藏文文獻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古典文獻的研究方法、分類方式；藏文文獻目錄學的發展史、目錄編制方法；藏文辭典的編纂方法等成為后期學者必然參考之學術指導思想和方法。另外，藏族著名歷史著作《賢者喜宴》、《青史》，著名人物傳記《頗羅鼐傳》等也是經過東噶·洛桑赤列的校勘整理后得以正式出版。

1 廣泛搜羅文獻，注重文化傳承

東噶·洛桑赤列不僅精通藏族傳統文化，而且系統掌握了克思主義思想和現代意義的學科知識，在藏族文化研究領域具有諸多開創性的成果，是一般學者所無法企及的。他在授課時如此說：“小時候，由于家庭和拉章的經濟條件差，我就從其它富裕的拉章借來大量的書籍進行學習。”“后來，我考取格西學位后經濟上有所寬裕，我就從安多和蒙古地區買了大量書籍，并托人從不丹買來紙張，然后運到安多地區印刷書籍，這些收集的書籍在我老家的八柱間的圖書館和在拉薩的四柱間的圖書館已是滿滿一屋。這些書籍我一個不漏地看完了，雖然我不敢狂言我已看過所有的藏文文獻，但我敢說我已看過其三分之一。”“后來，到了北京之后，我還學習了其它文化及漢文。”

正是對藏文古籍文獻的印刷收集與研讀中萌生了東噶·洛桑赤列對藏文文獻的保護意識和以此繼承和弘揚藏族文化的歷史使命；也正是由于他孜孜不倦地接受新文化新知識的過程中產生了對藏族文化研究的新的突破和創新成果。1960年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以后，繁重的教學工作之余進行了大量古典文獻的整理與校注工作，并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藏漢古藏文文獻研究工作者。他憑借單人畢生的精力完成的《藏學大辭典》的編纂工作也開始于這個時期。之后，雖然種種的客觀原因阻止了他的學術實踐，但他從未停止對藏族文化發展的思考和藏文文獻保護的責任心，為了保護他自己收集的無比珍貴的藏文文獻，他將全部收藏在他拉薩的住處中的文獻捐獻給了政協，卻不幸被革命者將其化為灰燼。結束后，他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投入到黨的民族教育工作中，并用自己掌握的豐富的藏文化知識和的思想理論，寫出了一部又一部威震學界的不朽之作。如《論政教合一制度》、《紅史校注本》、《藏文文獻目錄學》等等。

藏書并訪書，尤其是挖掘稀見文獻的獨特價值成為了東噶·洛桑赤列余生的主要工作，他的著書和言行中也無不體現出對于文獻的保護意識和文獻對于文化傳承的深刻意義的領悟：“藏文文獻是一代又一代的藏族先民們艱苦奮斗，匯集智慧創作的結晶，涉及藏族的歷史、文化等方方面面。但是，全國解放以來的數十年內不僅沒有全面的系統地挖掘和整理，而且由于十年慘遭破壞：一部分被燒毀；一部分被扔到河里；還有一部分被投入糞便當成了肥料。如今，剩下的部分中，有些成為了孤本；有些只能見其名于某些目錄著作，國內外都不見其書；還有一些面臨失傳，因此，我們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倘若我們還懈怠不予及時的重視和搶救，我們將會成為有愧于人民和歷史的罪人。”他一生的成果正是對這段講話的最好詮釋。

2 積累目錄實踐經驗，建立藏文目錄學學科

東噶·洛桑赤列的年譜中記載：“1974年在自治區檔案館革命展覽館編著檔案目錄”；“1977年3月至1978年4月供職于自治區政協文化歷史編寫所”；這些目錄工作實踐和自己收集的文獻編目的基礎上，東噶·洛桑赤列翻閱大量藏文文獻和目錄著作，完成了《藏文文獻目錄學》一文，該論文首次發表在藏文刊物《章恰爾》1985年第2、3期，并由著名藏學家陳慶英和敖紅翻譯成漢文刊登在《研究》1987年第4期、1988年第2、3期。《藏文文獻目錄學》主要是古籍目錄學，是東噶·洛桑赤列長年進行藏文文獻目錄工作實踐的總結，也是他對藏文文獻目錄史的一次概括，更是藏文文獻目錄與現代目錄學學科相結合確立藏文文獻目錄學的奠基之作。該文從介紹目錄學的內容和作用開始，著重探討了藏文目錄的歷史和典籍文獻的分類方案，藏文文獻目錄著錄細則和其中要注意的事項，并簡要論述了漢藏大藏經目錄比較研究的意義等。

著名藏學家黃明信如此評價東噶·洛桑赤列的《藏文文獻目錄學》一文：“此文原原本本，結合實際，應該說是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

3 校勘注釋，嘉惠后學

校勘是讀書治學的根本，為了給后起的學者和同仁提供學習和研究的可靠版本和學術資料，東噶·洛桑赤列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之余，校勘整理出一批以藏文史學著作為首的典籍文獻，并對其進行通俗易懂的注釋，其中《紅史》校注本是其代表作。1981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該書前言中東噶·洛桑赤列介紹了他對十余種不同版本的《紅史》抄本所進行校勘研究的情況并較詳細地介紹了《紅史》作者的生平。他對從國內外廣泛搜羅的《紅史》11種不同抄本、影本進行研讀后選擇了北京民族文化宮的藏本和自治區檔案館的藏本為善本進行了整，對其中的683條詞匯進行了注釋，文后還專列了索引，這在藏文圖書中尚屬首例。另外，東噶·洛桑赤列還對藏族史學名著《賢者喜宴》、《青史》、《王臣記》、《頗羅鼐傳》等一批文獻進行了校勘和注釋。

第3篇

論文關鍵詞：本杰明·布魯姆，掌握學習，初中歷史教學

 

本杰明·布魯姆是美國當代著名的心理學家、教育家。在學校教育方面，他倡導“掌握學習”教育思想，即強調教學應該面向全體學生，并堅信只要時間充足和方法得當，絕大多數學生能夠達到掌握的水平。這一觀點否定了一些教育專家認為只有大約10-15%的學生能正真成功的“天才教育”理論。因此，在當今中國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的背景下，學習和研究布魯姆“掌握學習”的理論，對我們教育教學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布盧姆“掌握學習”理論認為：“掌握學習”效果如何，取決于三個變量，一是先決認知行為，指學習者已掌握的基礎知識和各種能力。二是取決于先決情感特點，指學習者參與學習過程的動機作用的程度。三是教學質量，它是在學校和教師直接控制下發生變化的，對學生的學習和學習過程會有重要的影響。另外教育學論文，布盧姆“掌握教育”思想還重視教學計劃的制定以及教學評價體制的形成，其目的要求學生掌握學習中的主要內容，以實現相應的教學目的。這些原則和方法對初中歷史教學也有一定的指導和借鑒作用。

首先，歷史教學應以課程標準為準則，合理制定歷史課教學的計劃工作，嚴格按照課程標準的要求安排教學工作。因此，教師必須吃透教材，根據學生的實際水平，編制合理而科學的教學計劃，并按時、按量、按質地完成教學計劃。在寫教案的過程中，多注重歷史基本概念的解釋。在歷史教學過程中，突出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同時在歷史史實的教授過程中注重歷史事件的背景及影響的分析，讓學生把握住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講解課文的重難點的過程應該力爭深入淺出，還應體現出大歷史觀，培養學生把握宏觀歷史的能力，從而促進具體歷史問題的學習。

其次，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傳統歷史教學多以傳授歷史知識為主，老師在講解的過程中忽略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因此，在教學中更要關注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方式和學習效果，提倡教師積極引導學生參與教學過程，通過創設情景、收集資料等活動，讓學生主動參與，積極探求、體驗歷史過程。“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利用歷史學科的特點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可以要求同學在學習新課的同時查找相關歷史資料，豐富學生的歷史知識。再例如：在講解《全民族抗戰的興起》這一課中，可以分析日本為何有三個月內的狂妄之言？在教學過程中可以直觀的展現中日兩國海、陸、空三軍軍事實力對比，并總結近代以來中日兩國經濟及軍事實力由相當到相差懸殊的原因。最后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教育學論文，中國人民的英勇反抗，以及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日本的狂妄之言必將不攻自破。通過分析，讓學生在愛國之心的驅使下，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

再次，在教學的同時，授予學生一定的學習方法。布魯姆的“掌握學習”是一種有關教與學的“樂觀主義”教學理論。之所以說是“樂觀主義”是因為這一理論從根本上反對個別差異先天性和不變性的觀點，而“主張只要能找到幫助每一個學生的方法，那么從理論上說所有學生都能學好”。因此，在學習過程中學習方法很重要。從歷史學科的特點看，需要記憶的知識點多且雜。結合初中歷史開卷考試的特點，這就需要有良好的學習方法和學習習慣，來提高學習效率。例如：培養學生上課記筆記的良好習慣，老師的板書是一節課內容的梳理，也是一節課的主要知識點，因此記筆記能讓學生快速、準確的掌握本課的知識點。當然，不同學生記憶的特點和過程肯定有所差別，應該鼓勵學生探索符合自己學習習慣的學習方法。

最后，注重教學評價。“掌握學習”最后就是要形成一定的評價機制，檢驗掌握學習的效果，這就要求教師及時制定出科學的、符合實際的“單元教學目標”，通過適當的教學方法組織教學，對群體教學進行反饋矯正，包括了課后測驗，單元形成性測驗、補救教學、再次形成性測驗等過程，最后形成評價結果。這體現了集體教學到個別教學的全覆蓋，其最終結果是要求絕大多數同學都能掌握所學內容。在具體的歷史教學過程中，可以通過開卷和閉卷兩種形式，及時對所學知識進行階段性測驗。其中教育學論文，開卷考試試題內容應緊扣課程標準，符合課標中規定的對學生能力的要求。閉卷考試應緊扣書本，要求學生掌握書本的重要知識點。經過反復訓練，讓同學們掌握解題方法和思路，及時鞏固所學知識點，把握住書本的重難點，最終能提高學習成績。

綜上所述，在中學歷史教學過程中，利用“掌握學習”的方法和原則，客觀上對初中歷史教與學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對學生而言，在提高學習效率，激發學習動機；對教師而言，有助于教師面向全體學生教學，有效地因材施教，并對學生充滿信心，實現學生歷史學習成績的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