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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內涵指的是各個高等學校依據既定的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從經濟性，效益性和效果性上對各個部門開展的各項工作進行分析。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的主體是指由誰執行審計的問題，可以有獨立的具有法定資格的審計機構和高等學校內部審計機構兩種審計機構。高等學校的績效審計客體是高等學校的各個部門、資金、項目以及相關政策等。高等學校的績效審計評價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促進高等學校良好健康的發展。結合以上這些我們可以將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定義為：國家指定的審計機關或者高等學校內部審計機構，根據其自身發展管理的需要，依照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以及人們在這一領域的共同認知標準，對高等學校所屬的專業學院、高校內部的各個行政管理機構等單位的經濟活動、資源利用情況以及財務收支情況進行獨立的一系列的考量、評價、分析和考察，以確保高等學校能夠對學校自身資源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得到最優化管理，明確高等學校各個行政職能部門及廣大教職員工的經濟責任，最后做出審計結論，并提出改進建議，從而全面提高高等學校經濟效益的一種監督管理活動。

二、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的現狀

1、各高等學校在經費使用效益低下。在購置資產方面，缺乏統一規劃，重復購買，設備利用率低，有一些資產長期閑置，最終損壞，報廢；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改造是沒有長遠規劃，有些設計不合理，往往會出現建了拆，拆了再建的情況；對專項資金使用管理不規范，盲目的貸款，導致利息費用增加，從而使財政困難。

2、績效審計大多保持在事后審計上，很少在經濟活動開始時就參與進來，也沒有在經濟活動事中進行控制，忽視了對管理和效益的審計；不能對違反紀律的行為采取應有的防范措施；資金使用的過程得不到有效監管，只能在事后發表評論，對于過程中的資金浪費不能有效制止，缺乏一個科學的評價依據。

3、缺少規范的審計程序。系統的理論指導審計程序不足，自發狀態多，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在實踐中帶有盲目性，審計結果難以客觀，因此缺乏約束力，甚至完全是走形式，影響績效審計工作的權威性。

4、缺乏系統的審計評價標準和完善的評價體系。由于在高等學校中被審計對象的具體情況具有不確定性，這決定了每個審計涉及的數據、環節、事項、范圍很廣，但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高等學校自身的特殊性，目前我國的相關部門也還沒有制定權威的統一的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標準，所以目前還很難形成統一的績效審計工作規范和績效審計評價標準。

三、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

1、相關性原則

為了滿足績效審計評價的使用需求，績效審計指標體系在設計過程中需要考慮到所有使用者的不同雪球，另外還要考慮指標的構成形式。首先從信息使用者的角度來看,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對信息質量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所以績效審計評價系統指標在構建過程中就要考慮多方面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其次從指標的形式來看,一些指標存在片面性，因此，如果要選擇績效審計評價系統指標的話，要特別關注那些同時能反映不同學校獨特情況又能反映所有學校管理共同特性的重要指標，簡而言之，就是構建的指標需要充分的滿足各方面使用者的需求。

2、可行性原則

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使用績效審計評價指標的時候一些數據需要從財務資料以及會計核算數據中獲得，所以設計評價指標要根據研究的目的和需要來考慮它的科學性和完整性，同時在現實中也要考慮可行性與實用性，最終增加績效審計指標在應用中的可操作性。

3、多樣性原則

對高等學校進行績效審計范圍很廣，主要體現在物力、人力、財力等多個方面，近些年在高等學校資金來源的方式呈現出多元化的狀態，不管是從資源的利用，還是從成本的控制等方面不同的部門都有涉及，從這個現象來說，績效審計也體現在了多個層面，所以績效審計指標體系的研究具有多樣性，并且還需要具有角度深、層次多、范圍廣等特性。

4、整體優化原則

由于評價指標還處在研究階段，所以評價指標在設計過程中要注意將評價研究與評價實際工作相結合，要通過社會實踐調查并且進行反復的驗證才能完成，這些還需要在管理學、經濟學以及財務管理學等相關理論的指導下,正確分析客觀現象的數據表現,另外，由于評價體系涵蓋的范圍非常廣，是一個有著多變量輸出的系統,對各項管理的多個目標有決策依據，所以不能單一的指標進行評價,這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應該建立一套相互聯系并且又各有側重點的指標群，這樣才能反映高等學校的總體績效水平。但是指標又不宜過多,以免出現評價指標過多失去評價的重點的情況。

5、可比性原則

制定的績效審計評價指標如果成熟的話，應該會在各個高等院校普遍使用，所以指標的選擇就需要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實用性。就同一指標來說，應該能在各個時期實現自身的縱向比較；就同一時期來說,可實現各項指在不同高等學校的橫向比較。建立評價指標體系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對各個高等學校內部管理的進行評價后做出相互比較，才能使它的意義更充分地體現出來。因此，在制定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過程中，必須要考慮指標之間的可比性和通用性，并且要設立一定的標準，這樣才能進行量化的比較。

6、動態完善原則

學校所處的時期不同，對學校所提出的要求也不同，所以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是工作時一項動態工作，需要長期不斷完善。績效的評價需要充分的考慮到評價的趨勢性,從時間上來說,在績效審計評價過程中如果僅關注某一特定時期的評價結果,就存在一定的偶然性的影響,評價的結果也無法客觀的反映應有的績效,從而會導致失去評價的意義。所以要堅持動態完善原則,根據新的規章制度的變化,逐年修訂相關指標，這樣才能更準確地反映各高等學校的總體水平。

四、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依據

1、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

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是構建績效審計指標體系的重要依據。在國家宏觀調控的監督下，對被審計單位實施績效審計須在國家的法律、法規、政策的基礎上才能進行衡量。雖然目前在我國對績效審計還沒有形成一個具體的規定，但這并不是說績效審計是沒有意義的，是不重要的。如果能在相關法律、法規、政策中能夠明確提出要進行績效審計，這就能使的績效審計在各單位開展時有一定的法律依據，同時也為審計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由于績效審計經過國外一些實踐證明，對于很多單位來說是有積極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推斷隨著社會制度的進一步完善，與績效審計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行業標準，將會陸續被制定。而高等學校作為社會中非常重要的機構，它為社會提供了很多人才，同樣也是被審計的重點，這是對高等學校進行監督，只有這樣才能使各高等學校進行良性發展。所以與高等學校特點想關聯的績效審計標準體系也將被制定，這樣也為構建高等學校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提供了依據。

2、明確的目標和對象

任何一項工作都有具體的目標和對象，績效審計的工作也是如此，在做這項工作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清楚高等學校進行績效審計的目標，績效審計的對象是誰。英國審計署在《績效審計手冊》中將績效審計目標定義為：“通過績效審計，確保公共資源得到合理運用。績效審計的根本目標在于促進被審計單位改善管理，提高績效。”所以績效審計又可以被稱為“目標導向性審計”，就是說制定的績效審計指標體系必須緊緊圍繞著審計對象和審計目標來進行。

3、清晰的具體內容

對我國高等學校進行績效審計的內容主要應包括四個方面：對自有資源的績效審計，對資源利用的績效審計，對管理活動的績效審計，對產出的績效審計。除了這些還應該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1)高等學校自身的特點與規律。高等學校與一般的生產企業有很大的不同之處，一般的生產企業生產的是具體的產品，而對高等學校來說，合格的人才和和科研成果是它的主要產出。這樣的產品很難簡單的從數量上來對它進行衡量，所以在針對高等學校構建績效審計指標體系時要慎重考慮這些因素的影響作用。(2)不同的學校間存在著一定的個體差異。近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很快，有一些學校進行了合并重組，還有一些學校建立了新的校區，這些都是各個學校在管理上有很大的差距，它們各自資金來源都不相同。(3)各高等學校培養的學生層次不同。大部分的高等院校是以培養本科生為主，在此基礎上同時也培養研究生以及專科生，但是還有一部分高等學校以培養專科生為主，所以應針對不同高等學校的教育目標來設置相應的績效審計指標體系。

4、歷史和教育行業標準

第2篇

雖然看起來審計部門參與到了基建工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卻沒有把審計的職能體現出來，例如把已經更改不了的項目拿到審計部門進行審計，會導致有些問題不能糾正過來，一方面對學校也會造成損失，另一方面審計部門喪失了獨立性，缺少監督的作用。為了更好的解決事后審計所帶來的局限性，高校要打破傳統的做法，把關口前移，對投資項目進行嚴格的審計，也就是要以投資項目為基礎開展事前審計，以項目實施為主要內容的事中設計，以項目決算和效益為核心的事后審計，要把三個階段的審計合理的融合到一起，把審計監督、服務的效果完全的體現出來，加強每個環節的監督和管理，及時的發現、預防風險，盡最大的可能提高投資效益。高校審計部門要適應當前的發展形勢，不斷學習最新的審計方法，降低工程成本。

2基建工程管理不到位

目前高校基建項目的設計不合理、監督不嚴格，另外對基建工程的管理也不到位，對工程造價沒有仔細的詢價和驗收，導致工程中埋藏著隱患，造成經濟的損失。針對上述問題，審計人員要嚴格履行自身的義務，做好審計工作，為了獲得更多部門的支持，可以借助廣播、報刊等方法宣傳審計工作，向相關部門大力宣傳國家的法規制度、重點強調審計的意義，推動各個部門積極的參與到審計工作中來，只有領導和人員的支持，才能更好的理解、配合，嚴格的接受審計監督。

3審計制度不完善

有些高校基建工程審計的進行不完善，審計的制度不夠健全，例如對基建工程部門和審計部門的工作內容和權限沒有清楚的說明，對審計工作的程序也沒有嚴格的進行規范，審計制度的作用沒有體現出來。實施基建工程審計的重要核心就是完善的審計制度，規范的制度是對審計人員的規范性約束，同時也是對被審單位的規定，要依照完善的制度來約束財務、審計等部門的工作，清晰的劃分每個部門的工作范圍和權限；要針對每個環節都制定出合理的內控制度，包括合同、施工、驗收、付款等，要把高校基建工程審計工作真正落實，做到有法可依。

4審計隊伍較為薄弱

隨著基建工程的增多，審計人員卻沒有相應的增加，審計任務繁重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基建工程的專業性很強，因此對審計人員的要求也較高，但是目前審計人員的專業素質和自身素質都比較低，甚至對基建工程的基本知識都不熟練。要健全內審機構，強化審計隊伍的建設，可以從下面四個方向著手：①組建高素質的、專業的審計人員隊伍；②對審計人員進行針對性的培訓，提高審計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技能；③要經常開展基建、審計的專項會議，加強審計的交流和討論；④審計人員要多學習新技術，全面的掌握審計技能。

5總結

第3篇

［提要］本文在回顧了已有審計判斷績效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審計判斷績效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本文認為，審計判斷績效的影響因素包括審計人員、審計任務和審計環境三類，并探討了各類因素的具體內容。

審計人員的審計判斷最終要表現為一定的成果。這一成果的具體形式就是審計判斷績效。良好的審計判斷績效不僅是高質量審計工作的基礎和源泉，還是審計人員和會計師事務所積極追求的目標。同時，審計判斷績效也是衡量審計判斷質量和審計工作效率、確定審計人員責任的基礎。因此，研究審計判斷績效的影響因素以及審計判斷績效的評價問題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一、審計判斷績效及績效函數

(一)審計判斷績效的涵義

什么是審計判斷績效(AuditJudgmentPerformance)?最為典型的當屬Libby(1995)對審計判斷績效的定義，他認為：審計判斷績效是審計判斷與一定的判斷標準相符。顯然，此定義是對一個好的判斷績效的定義，并不是對審計判斷績效的一般定義，因為審計判斷績效可能好，也可能差。筆者認為，審計判斷績效是審計判斷結果與一定的標準的相符程度。這里所說的標準包括效果性和效率性兩個方面，一個績效好的審計判斷要同時滿足審計效果和審計效率兩方面的要求，既要有質量上的保證成本，又不能過高。修正后的審計判斷績效的定義是符合一般的業績定義的精神的，是以審計判斷的效果性或效率性作為指標或標準來界定審計判斷績效的。然而，在審計實踐中，審計判斷的效果性和效率性是比較難于確定的，從而也就導致了審計判斷績效的計量是比較困難的。

(二)審計判斷績效函數

在以往的研究中，涉及最多的是審計判斷績效的影響因素問題。比較有代表性的是Einhorn和Hogarth(1981a)以及Libby(1983)提出的等式(1)表示的審計判斷績效及其影響因素函數：

績效=f(能力，知識，激勵，環境)(1)

從等式(1)可以看出，他們認為審計判斷績效受審計人員的能力、知識、激勵和環境因素的影響。此后，一些學者進一步研究了知識與績效及其它影響因素的關系。Bonner(1990)研究了經驗和審計判斷績效之間的關系，Frederick(1991)研究了經驗和知識之間的關系，Bonner和Lewis(1990)研究了知識和能力與績效之間的關系。Libby(1995)指出，由于知識被其他三個因素及經驗決定，因而績效與四個影響要素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知識與其他影響因素的關系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知識=g(能力，經驗，激勵，環境)(2)

以此公式為基礎，Libby(1995)構建了知識與績效及其它影響因素的模型，具體模型如圖1所示。這一模型被認為是比較完善的模型。大量的研究都是以此模型和審計判斷績效函數為基礎的。在上述兩個公式中的環境因素都包括了任務的因素。

筆者認為，等式(1)和知識的前因和后果模型基本上勾勒出了審計判斷績效及其影響因素的框架，也與Campbell(1990，1993，1996)提出的績效行為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我們也認為Einhorn和Hogarth(1981)、Libby(1983)的績效函數存在著一些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績效的影響因素缺乏系統性和脈絡，比較零散；二是有些績效影響因素不恰當；三是對環境因素理解得太窄。從已有的研究來看，大部分集中在第一個因素，對后三個因素，尤其是環境因素研究比較少。

二、審計判斷績效的主體因素

根據認知心理學的觀點，審計判斷過程可以看作是一個心理過程，因此，審計人員是影響審計判斷績效最為直接的因素。任何一個審計判斷的都是針對一定的任務(客體)的判斷，因此，審計判斷任務就構成了影響審計判斷績效的又一個因素。根據系統論的觀點，我們可以把審計人員判斷看作一個由審計人員和審計判斷任務系統構成的系統。由于系統與其環境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系，因此，審計判斷環境同樣會影響審計判斷績效。根據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審計判斷績效是審計人員、審計任務和審計環境的函數。審計人員因素也稱為審計主體因素，是指由審計人員擁有的并帶到工作中去的因素；審計任務因素是指需要審計人員作出審計判斷的項目；審計環境因素也稱系統因素，是指與審計判斷績效有關的所有的審計判斷主體、審計判斷項目之外的因素，它們不受審計判斷主體的影響。據此，審計判斷績效函數可以表示如圖。(圖見11期雜志)

根據以上我們對主體因素的界定，影響審計判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Einhorn與Hogarth(1981)、Libby(1983)的績效函數中的前兩個因素知識和能力屬于主體因素。但用這兩個因素概括影響審計判斷績效的主體因素是不全面的，需要進一步研究。我們認為，審計判斷主體因素應包括：性格、陳述性知識、智力技能或經驗、努力程度。

(一)性格

性格是個人在現實態度和行為方式中表現出來的穩定的心理特征，是具有核心意義的人格心理特征，是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由于客觀事物對人的影響以及人對影響的反應而形成的一定的態度體系和與之相應的行為方式。性格最能表征一個人的個性差異。因此，它同樣能夠表征個體判斷績效方面的差異。許多心理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性格進行了分類。如A·培因和T·查理按照理智、意志和情緒哪一種在性格結構中占優勢來把性格分為理智型、意志型和情緒型三種。H·A·威特金按照兩種對立的信息加工方式把人分為依從型和獨立型。

在經濟學中，根據人們對風險的態度把人分為風險偏好型、風險中立型和風險厭惡型三種。審計人員在做出審計判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擔判斷錯誤的風險，但承擔的風險的大小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審計人員對待風險的態度。如果一個風險偏好者進行審計判斷，其判斷結果往往具有很高的風險性，從而進一步把其本身、會計師事務所以及會計信息的使用者置于高風險的境地。風險厭惡者在進行審計判斷過程中往往會設法使審計風險降到最低，從而導致審計成本上升、效率下降。應該說以上兩者的審計判斷績效都不好，但就兩者比較而言，后者的審計判斷績效強于前者。因此，我們認為風險中立者，或者考慮審計效率的風險厭惡者，具有取得良好審計判斷績效的基本素質。

(二)知識、技能、經驗、記憶

踐中所獲得的認識和經驗的總和。但對個體來說，知識是指儲存在記憶中的信息。顯然，這里所說的知識是指個體已經獲得的知識。認知心理學家安德森認為，人類的知識有兩種：一種是陳述性知識；另一種是程序性知識。陳述性知識是由人們所知道的事實組成，這些知識一般可以用語言進行交流，它可以采取抽象和意象的形式；程序性知識是指人們所知道的如何去作的技能，此類知識

很難用語言表達。比如，許多人都會騎自行車，但卻講不清這種知識；許多人能流利地說本族的語言，但卻說不清語法規則。在審計判斷過程也是如此，有經驗的審計人員雖然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但卻說不清審計判斷是如何做出的。因此，程序性知識也就是智力技能，即完成各種智力程序的能力。顯然，程序性知識是長期實踐逐步積累形成的。審計人員進行審計判斷，這兩方面的知識都是不可或缺的，審計判斷是一項專業性比較強的工作，審計人員從事此項工作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無論在哪個國家，要成為勝任的審計人員，就必須首先通過注冊會計師資格考試，因此，注冊會計師資格考試既是對要成為從事審計業務的人員的基本要求，也是對是否具備從事此項業務的基本知識的檢驗。同時，審計人員做出正確的審計判斷還需要具有程序性知識，也正是這些程序性知識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審計人員的個體的判斷績效的差異。因此，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都影響審計判斷績效，但后者影響更大。

在Einhorn與Hogarth以及Libby績效函數中，把能力(Ability)作為審計判斷績效的變量。這里所說的能力不是指普通心理學中所說的能力，而是指完成信息編碼、檢索和分析任務的能力。這一定義是從信息加上角度出發的。從普通心理學的角度看，我們認為，這里所說的能力相當于技能。技能是人在活動中運用有關的知識經驗，通過練習而形成穩定的、復雜的動作方式系統，這里的動作是廣義的既包括外顯的實際操作，也包括了內隱的智力動作。技能按其性質和特點可以分為動作技能和智力技能兩類，智力技能是借助于內部語言在頭腦中進行動作的方式或智力活動方式，包括感知、記憶、想象、思維，但以抽象思維為其主要成分。因此，Einhorn，Hogarth和Libby績效函數中的能力應屬于智力技能范疇，而智力技能就是程序性知識。

一些研究審計判斷的西方學者(比如，Libby，1995等)把經驗作了更加廣泛的定義，認為經驗是包括第一手和第二手與任務相關的能夠提供在審計環境中學習的機會的廣泛的境況。根據此定義，經驗不僅包括親自參與完成實際審計的境況，也包括復核其他人的工作、收到上級人員的復核評論、收到結果的反饋、與同事討論其他審計、閱讀審計指南和培訓。此定義存在以下兩個不足之處：一是把經驗界定為可提供學習機會的境況是不恰當的，各種提供學習機會的境況只能是為增加經驗提供了條件，或者說是積累經驗的過程，但不等于是經驗本身，經驗應該是這一過程形成的結果；二是過于寬泛，包括了學習間接知識和獲取直接經驗的境況，很難劃清知識和經驗的界限，也不能體現經驗的實踐性的特征。因此，我們認為審計人員的經驗應界定為：直接通過實踐形成的技能，或者說是技能經驗的具體表現形式。它通過技能的形式影響審計判斷績效。Marchant(1990)也指出，間接經驗形成一般知識，直接經驗形成具體知識。依此就可以比較好的解釋為什么經驗豐富的審計人員能夠作出正確的審計判斷，因為它們具有比較高的技能，而這些知識又需要長期的審計實踐的積累。

被認為與審計判斷績效有關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記憶。記憶是過去經歷事物的反映。記憶與審計判斷績效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呢?心理學家Hogarth(1985)指出，一個好的記憶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好的判斷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一些研究人員(Pumlee,1985;Moeckel和Plumlee,1989;Frederick,1991)研究了記憶與審計判斷績效的關系并指出：在完成一個具體任務期間，在收集審計證據的過程中，記憶對決策績效有著重要的影響。那么，記憶與經驗、技能等要素是什么關系?從已有的研究來看，它們是把記憶作為導致不同經驗差別的原因來看待的。大量有關記憶的研究是在有經驗的審計人員和新手之間進行對比。有的研究(Frederick,1991)表明，經驗的審計人員存在著一個圖表式的記憶結構，對內部控制優先回應，而新手只能根據線索回應；也有的研究(Choo和Trotman，1991)表明，有經驗的審計人員能回憶起更多的與持續經營假設不一致的信息。我們認為，記憶既是形成經驗的手段，也是經驗的內在形式。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審計人員的陳述性知識、智力技能或程序性知識是影響審計判斷績效的直接因素；智力技能是經驗的具體表現形式；記憶既是經驗的形成手段也是經驗的內容。當然，陳述性知識和智力技能也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雇員擁有的知識和技能是個體內部因素(能力和性格等)、個體的外部因素(所受的教育、培訓、經歷等)的函數。上述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及其與判斷績效之間的關系如圖。(圖見11期雜志)

(三)動機和努力程度

動機是激發個體和維持個體進行活動，并導致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心理傾向或動力。因此，審計人員的判斷績效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動機的影響。正因如此，一些績效評價的研究者(Campbelletal,1993)把動機作為影響績效的直接原因。我們并不否認動機在績效中的作用，但把它作為影響績效的直接因素是值得商榷的。

在影響審計判斷的績效的諸多主觀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審計人員的主觀努力程度，努力程度是一個主觀性最強的因素。在一項審計判斷中，審計人員努力和不努力、努力程度大小都會導致審計判斷績效的不同。努力應該是審計判斷績效的直接影響因素。而審計人員的努力程度來自于審計人員的動機，動機越強努力程度也就越高。一個特別重視個人聲譽的審計人員比一個不太重視個人聲譽的審計人員的審計判斷績效要好。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努力程度是影響審計判斷績效的直接因素，動機通過影響努力程度來影響審計判斷績效。審計人員的動機受需要和激勵兩個因素的影響。努力程度除直接影響審計判斷績效以外，還影響陳述性知識和智力技能，審計人員的努力程度與其陳述性知識和技能的獲得成正向關系。努力程度、動機、需要與審計判斷績效的關系如圖。(圖見11期雜志)

三、審計判斷績效的任務因素和環境因素

(一)任務因素

我們認為，任務是影響審計判斷績效的主要因素之一。任務的特點不同，對審計判斷績效影響是不一樣的。Hogarth(1985)指出，審計判斷的正確性是個體特點和任務環境結構的函數。任務對審計判斷績效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任務的復雜性、任務的重復性、任務的規范化程度、任務的類型和任務質量等，其中前兩項受到了廣泛關注。任務的復雜程度對審計判斷績效的影響如表。(表見11期雜志)

從上表可以看出，任務越復雜，其不確定性程度越高，需要的審計人員的判斷能力也就越強。因此，比較而言，復雜程度越低，或者說任務的結構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取得好的判斷績效。審計人員不斷重復的參與同類審計項目有利于積累豐富的審計經驗。

(二)環境因素

Libby和Lufut(1993)指出，審計判斷的環境因素包括：判斷指南和技術輔助工具、多層組織的背景、責任關系、連續的多期的判斷任務以及為了得到一個好的績效的相當程度的貨幣激勵、時間壓力等。無疑上述環境因素都

會對審計判斷績效產生影響，但這些因素基本上局限于會計師事務所的內部，范圍比較窄。事實上，審計人員做出審計判斷不僅要受會計師事務所內部的環境因素的影響，而且還受事務所外部環境的影響，比如行業狀況和社會環境等。因此，我們認為，環境因素應包括影響審計判斷主體和客體的各種環境因素，既包括會計師事務所的內部環境因素，也包括會計師事務所之外的環境因素。內部環境因素包括多層組織背景、責任關系、激勵和時間壓力、組織文化等；外部環境因素一般包括被審計單位環境因素、社會環境因素等。由于有關環境因素的研究相對較多，這里不再具體展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