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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水生態文明包括水生態認識文明，認識文明包括水科學、水倫理，本次生態倫理價值觀確立是水生態文明認識的統一。水生態觀念還包括水生態的制度文明，維護水生態系統穩定和高效利用水資源的制度安排。如何從制度上規范水資源利用，包括水資源開發的科學性、利用的高效性與有序性。水生態文明是水生態本身的物理載體文明。一個地區要實現水生態文明，應該表現為水生態本身的可持續，社會環境的安全性和水生態制度的完備性，以及水生態文明理念的制度性。

二、水文化的概念辨析

水生態文明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石，水生態文明是尊重水生態系統完整性的更高階段。關于GDP如何衡量浙江“五水共治”的關系問題，應該利用社會、文化、環境和生活等多個指標來衡量社會發展，將節約水資源、保護水環境與水生態和人口數量控制問題綜合考慮。浙江有5000萬人口，應將提高人口素質等發展戰略作為綜合考核的指標。從文化層面講，水文化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驅動力，是水鄉文化與生態相結合的產物。建設生態文明社會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能一蹴而就。生態文明意識的提高和生態文化的培育是潛移默化的過程，如果主要依靠法律法規和剛性措施難以奏效。水文化不僅滲透到了我國傳統社會的哲學觀與道德觀等精神層面，而且融入到歷史時期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方面和全過程，成為人們信奉的行為準則。可見，我國的水文化具有“知行合一”的特點。就此而言，我們理當將水文化研究從精神文化層面拓展到生產生活領域，使水文化建設成為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由“必然王國”邁向“自由王國”的驅動力。水文化是生態文明的重要構成和支撐，化解水危機、保護水環境、實現水的可持續利用有三條重要途徑，即文化的途徑、制度的途徑和技術的途徑。這三條途徑缺一不可，在當代尤其要重視文化建設。今天我們不缺處理水、建設重大水利工程的技術，也不缺管理水的法規，缺少的是正確使用水的觀念、利用水資源的價值觀、善待水的行為。因此，水文化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必不可少的環節，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強化水文化建設，擁有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水文化，就擁有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支撐。水文化是生態環境的守護神，水文化是浙江在社會發展中形成的對水的充分認識及利用的結果，是留給當代的一份豐厚的文化財富。對浙江水文化的認識，不僅有助于開發利用浙江的傳統生態智慧、總結水環境變遷的歷史經驗教訓、加深對于可持續發展觀的認識，也將對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一份特殊的貢獻。浙江文化寶庫中蘊藏著豐富多樣的水文化精華，既有意識形態層面的，也有生產生活層面的，具有“知行合一”的特點，也有很強的應用價值，甚至不乏產業化發展的潛力。我們應該對那些在當代仍具應用價值的水文化元素給予充分的重視，這樣既有效拓展了水文化的研究領域，又為當前的生態文明建設發揮了積極的驅動作用。水文化是生態文化領域傳播的載體，生態城市建設中生態文化培育，力求水文化與生態文化相融通，剔除傳統中與生態自然不相吻合的文化成分，生成“精致和諧、大氣開放”的人文精神。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文化，離不開水文化的融會貫通，這是生態理念融入城市生活的有效途徑，也是水文化向生態文化領域傳播的真實寫照。

三、水文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

水文化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水文化反映著人類社會各個時代和各個時期一定人群對自然生態水環境的認識程度，以及其思想觀念、思維模式、指導原則和行為方式。做好水生態文明建設，一方面要處理好水利工程建設和水生態的關系，另一方面要加強流域和區域之間的溝通和協調，重視生態文明的整體設計和細化，重視科技、經濟、法律等手段的綜合運用，重視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生態文明建設對水利提出了文化層面的要求，統籌水利建設與城鄉發展，以水資源的永續利用支撐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水的良性循環保障流域其他生物具有良性生態條件，以打造富有文化內涵和高品位的水工程和景觀性水環境，適應人們不斷增長的水精神需求等水生態文明建設，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水利、民生水利、利水水利的內涵，進一步拓展了水利的發展空間，這些現代水文明建設的主攻目標，都少不了水文化和新的水文化工程技術的支撐。水生態文明建設項目是水文化建設的重要載體。水生態文明建設往往是建設以水域及水利工程為主體的水利風景區逐步展開的，在建設中又以深度挖掘水文化內涵，做好水文化景觀開發，建立水利宣傳教育示范基地，加強水文化價值推廣，加強我國悠久的治水歷史和水利科學知識宣傳，讓人民群眾更多地享受水利優美環境，感受當代水利事業的巨大成就和水文化的豐富內涵。水生態文明建設項目的推進有利于水文化建設和水文化傳播方式的轉變，有利于統籌水利工程建設和文化建設，增加水利工程的景觀元素和文化元素，提升水利工程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品位。

四、用“五水”文化塑造水文化體系

通過愛水、保水、節水、治水、享水來實現水文化體系塑造，形成水生態文明引領的社會價值觀。

1．愛水。加強水生態文明建設宣傳，弘揚浙江優秀的愛水節水治水傳統，倡導資源高效利用、環境友好、產業帶動生態自然、景觀優美的新的城市發展指導思想和水文化理念，形成水生態文明引領的新型社會價值觀。

2．保水。推行飲水安全保護計劃，關停重污染企業，嚴格控制高耗水產業;全民參與水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在濱水社區和民宅建設中推廣中小型、家庭型潛流濕地;鼓勵民間成立水生態保護組織，形成“政府—企業—百姓”聯動保水凈水的社會氛圍。

3．節水。全面落實以供定需的用水總量控制制度，建立以單位產值用水量和節水效率為標準的產業競爭體系。在城市生活中推廣雨水收集、中水回用等技術，將節水作為浙江的文化品牌進行塑造。

4．治水。積極開展以治水智慧為主題的科普教育，興修水利、疏浚河道、截洪補源、造福百姓。

5．享水。通過制度建設和公共參與，讓群眾真正享受到水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果;通過濱水商業、節慶和賽事等文化活動的開展，創造樂水宜居的文化品牌。

五、構建“六水”城市水生態文明體系

第2篇

采擷的可能性在于民族生態文化的“生境血緣”。對其采擷尊重了民族文化與人類生產生活間的客觀聯系，回應了當下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破解思想資源貧缺與實踐乏力的需要。

(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蘊涵了豐富的生態思想資源蘊含于經濟生產、社會生活及精神信仰之中的生態智慧，衍生于人們在長時段生產生活中習得的經驗，積淀于生命環境在時空中的變化，詮釋了“人”對于生態系統之中“他者”的尊重與理解。1．人與自然的共生觀共生的生態環境塑造了共生觀念。各民族經濟文化類型多為對自然環境依賴性較大的攫取型經濟。各族人民在“采集漁獵經濟、畜牧與農耕”等經濟活動中，他們的“精神特征不在于它的邏輯而在于他對生命的情境。他對自己的觀點既不是理論的也不是實際的，而是共生。在自然世界中，他們并未將自己放置于一個獨特和優越的位置上。所有生命形態都具有親緣關系”②。以生活于稻作文化區域的壯族為例。壯族先民通過自然崇拜、萬物有靈、圖騰信仰的精神路徑，嫁接了同處生態系統中萬物與人的親緣關系，建立起共生秩序，以約束人類干預自然的尺度，實現人與自然環境的平衡。壯族創世史詩《布洛陀經詩》中“稻谷、魚、豬、牛、馬”等都各有“靈魂”。在共生狀態中，諸物皆靈魂與肉體合一，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一旦因人不當干預，將生境諸物的魂嚇跑(驅趕)出肉體，將導致人面臨生存危機。《布洛陀經詩•造火》中就有因人不當使用火，而致“王的三代祖宗不愿留，王的祖神不愿住”③的記載。共生平衡失調，“河魚妖怪，稻谷妖怪，牛妖怪，銀錢妖怪，首飾妖怪”④等人類生存條件惡化的災難必會出現，最后只得在布洛陀⑤的指點下，當事人通過儀式展開懺悔，并收斂起干預自然的尺度，才使得生存環境中的諸神、祖先、諸物恢復至共生秩序，人方得安居樂業。同樣，我國其他少數民族原生宗教文化中也都廣泛存在蘊含共生觀的現象。如:傣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納西族、布朗族等少數民族的“神林文化”、藏族的圣山圣湖崇拜、侗族的萬物崇拜、布依族的圖騰崇拜等，都表明各少數民族對自然規律的敬畏。在諸多稟賦共生智慧的文化內涵中，我們雖無法運用現代邏輯去理解其合理性。然而，無論禁忌是否符合現代人觀念的“情”與“理”，它作為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調控手段確實存在。“他們對待自然萬物的方式與對待，都體現了一種共生道德情感，進而成為一種集體意識和情感活動”⑥，并以此維系著人類與自然間的共生秩序，為人在特定自然生態環境中獲得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2．適度開發的發展觀適度開發觀闡述了人對大自然的“干預尺度”，它解決了人如何調和自身發展與自然資源保護的智慧。為適應區域地理條件與生產力狀況，“靠山吃山，靠林養林”成為生存于該時空中的少數民族人民獲得生存與發展的主要經濟思維，并“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耕作技術。如:為不傷害土壤中植物根系，盡可能地采取粗放的免犁技術;為順應不同植被的生態狀況，對土地進行功能區劃，實施差異化的耕作技術;為可持續利用土地資源，實行多時段土地輪歇制度等”①。以森林資源為例，“我國長江流域(26.69%)、黑龍江流域(24.82%)的森林蓄林資源占據了全國森林蓄積面積的51.51%”②，兩江流域之所以有森林資源的大儲量，除自然涵養外還同居住于該地的少數民族所秉承的適度開發理念分不開。例如:侗族有“愛護森林、植木造林、封山育林”的傳統，至今還有很多侗寨仍舊保留著“兒孫林”③的習俗;云南富民彝族，認為竹林的生長興衰象征民族的興衰;怒江傈僳族多以禁止采伐的茶樹、紫柚木等植物為氏族命名;蒙古族、赫哲族對所需保護的樹種、草原有明確的要求，不許砍伐的種類甚至連樹枝也不許采摘。可見，正因民族生態文化對自然資源的適度開發利用做出了要求，才有效防止了人們對森林資源的過度開發，保護了生物多樣性，保持了人與自然生態系統間的和諧。

(二)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中蘊藏了豐富的生態制度文化生態制度文化產生于人類的生活生產實踐，并通過意識干預與組織制度起到約束文化主體的作用。我國少數民族也正是通過這套制度文化的約束來保護生態環境。1.以習慣法保護生態環境形成于日常生活與勞作過程中的習慣法，是少數民族人民用以保護自然資源的主要制度性內容。“習慣法是獨立于國家明文法之外，依據民間社會權威與社會組織，賦有一定約束力的行為規范與道德準則的總和”④。我國清代“嘉慶”至“咸同”年間的貴州布依族村寨便出現了《護林碑》。貴州興義頂效的《護林碑》載道:“竊思天地之鐘，誕生賢哲;山川之毓秀，代產英豪。是以惟岳降神，賴此外城之氣所淤結而成。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賴以地靈。以此之故，眾寨公議，近來因屋后放牲畜，草木因之催催，巍石成嶙峋，舉目四顧，不甚嘆息。于是齊集與岑性面議，辦錢十千，木品與眾永人為后代，于后代培植樹木，禁止開挖”⑤。依碑文可見，村民已認識到人和自然之間的共生關系，并明文禁止開挖砍伐樹木，并將種植樹木作為一項社區規范確定下來。同樣，納西族在其原始經典教義《東巴經》中也同樣蘊含了水資源保護的制度性內容。如:禁止向水中扔垃圾;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在水源地宰殺牲口，禁止在水源旁排便等。分布于黔、湘、桂的侗族《侗款》在自然資源確權方面有詳細的規定:“屋架都有梁柱，樓上各有川枋，地面各有宅場。田塘土地，有青石作界線，白巖做界樁。山間的界石，插正不許搬移;林間的界槽，挖好不許亂刨。不許任何人，搬界石往東，移界線偏西。讓得三分酒，讓不得一寸土。山坡樹林，按界管理，不許過界挖土，越界砍樹。不許種上截，占下截，買坡腳土，謀山上草。你是你的，由你作主;別人是別人的，不能奪取。屋場、園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各管各業，各用各的。”⑥自然資源產權的明確，解決了私有資源與共有資源產權不明、環境責任不清的問題，進而為保護生態環境奠定了制度性基礎。2.有效的組織制度保障較為完善的組織制度保障了各項生態保護規則落于實處。首先，在組織領導上，由經社區民主推選出來的首領(組織)實施執事活動。如苗族“議榔”是苗族社會的基礎組織形式。“議榔”最高權力機構是合款大會，大會由榔頭、款首主持，制定“款約”，并選舉產生各種執事首領。“款約”涉及到社會生活道德規范、行為準則、地區安全等諸多方面。至今“議榔”在苗寨中仍發揮著自律作用;其次，嚴肅懲罰措施。族人一旦被認定違反習慣法，將按照習慣法所規定的內容實施處罰。“黔南瑤族，以習慣法為準則，審判時由寨老召集族眾，對違法者施以批評教育、請酒賠禮或懲罰示眾;貴州水族則由‘三老四公’負責履行鄉規村約的處罰權，對違反習慣法者給予懲罰”①;第三，以生態道德性施行制度內容教育。懲處是對身心的處罰，教育在于提升內心的意識。兩者的有效結合為鄉規民約秩序的運行提供了“道德”保障。“如壯族習慣法中的懲戒條約直接規定了，一旦觸犯習慣法，當事人沒有選擇余地，僅有接受和服從。違法者不僅要受到條約規定的懲處，個人還將在未來生活中背上‘罵名’。在廣西龍脊十三寨，對于違法者的‘游村’和鞭撻刑，不僅使違法者在身體上要接受處罰，還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村民的嘲諷、謾罵。”②同時，“在大部分甚至全體村民到場的情況下，對違反者實施懲處，以實例對村民進行現場教育”③。得益于上述生態管理意識與管理制度的存在，生態意識與生態行為才得以在“有形審判”與“無形教育”中獲得塑型，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也因此獲得了保護。

二、采擷的意義

采擷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汲取人類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處的智慧，對我國建設生態文明有積極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有利于民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開展區域是生態文明建設實施的基礎單元框架。民族生態文化不僅為我們思考制定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生態文化建設政策提供基礎性的依據，也憑借其生態智慧的共通性可為國內其他地域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智慧滋養。“我國地理空間是一個自西向東逐級下降的斜坡，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東連橫斷山脈，地勢下降至海拔1000～2000米的云貴高原、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其間又有塔里木與四川等盆地。向東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帶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三級階梯落差，南北又達30個緯度，溫度與濕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態環境。”④在如此特殊地理環境中，生成了具有不同文化性格的民族單元，孕育出多樣的民族文化。生態文明作為一項關系人類福祉的發展旨愿，如其開展能夠尊重民族地區經濟文化差異與歷史生態文化，可克服生態文明建設政策的“水土不服”，提升生態文明建設的質量，增強其信度與效度，真正滿足符合區域人民的長遠發展利益需要，從而達到保護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目的。

(二)有益于貢獻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建設現實環境問題并未因生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建設而消失，生態環境形勢依然嚴峻。“發生如此狀況的歸因在于，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子系統追求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同一生態系統之中，生態保護在執行依據上出現了‘文本規范’與‘實踐規范’的剝離”⑤。文本法與實踐法之間存在的溝壑，無疑會導致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實施無力，致使生態環境狀況惡化。事實上，文本法與實踐法之間存在溝壑產生的原因，有著深刻的“現代化”背景。“現代法律體系，是現代西方文明的組成部分。當代中國正處于在現代化過程中，這是文本法與實踐法分離的重要原因”⑥。其一，因自然歷史而形成的中國傳統社區，社區內的規則往往是根據具體情景做出行動判斷，其情境規則不以效率為協調指南，而以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間的和諧為目標。如此的“情景化法規意識”(行為規范意識)，距離依據西方文明法律制度設計而成的政策系統還有相當的距離;其二，當下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主要由外力主導，生態環境保護同樣也是借以“現代化”的力量，將民族文化排除出去，繼而選擇了一條不顧區域歷史傳統文化，發展經濟與保護生態環境的道路。預防與消解上述癥結，需調整社會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的關系，從認識與理解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子系統入手，促成社會文化系統與生態系統實現銜接，并為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的法律制度建設困境提供解題路徑。也因此，富含生態制度智慧的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關照了特定時空下的生態環境與人文環境，對其采擷于文本法與實踐法溝壑的彌合是大有裨益的。

第3篇

民間音樂生態系統在現代科技的沖擊下產生了極大的變異，這種變異一方面表現為功能生態系統之功能的喪失，另一方面又表現為生態系統之功能的變異。

（一）原生態生態系統功能的喪失。正如前文所述，民間音樂的原生態生態系統是基于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生產、生活等社會關系的，與人類所生存的自然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諸因素緊密相關的功能生態系統，其中，功能就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原生態的狀態下其功能極其多樣，因而，就存在極其多樣的子生態系統，形成了一個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群。但是，一旦其中的某些功能喪失，將會導致相應的子生態系統的消亡，從而導致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群的萎縮。20世紀下半葉至21世紀初，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諸因素之間的格局形式，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生產、生活等社會關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其中的許多事項不再需要依靠音樂就可以完成，因而導致民間音樂功能大量的喪失，如高速運載工具的出現，機器設備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指揮生產、協調勞動動作和鼓舞勞動熱情的勞動號子和勞動歌曲就喪失其功能；現代通信設備的運用，縮短了人們時間、空間和心理距離，以歌（樂）傳情、傳信、傳授生產生活知識的功能喪失；現代科學技術增強了人類認識自然、社會和人體自身的能力，破除了諸多的迷信，眾多用以主持儀式的音樂喪失其儀式功能，等等。隨著這些功能逐漸喪失，與之相應的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也就隨之消亡。接著，隨著這些子生態系統逐個消亡，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群也就漸次萎縮。

（二）原生態生態系統功能的變異。一方面，民間音樂原生態生態系統的功能在喪失，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在消亡；事實上，另一方面，民間音樂又企圖從別的地方尋找出路，生態系統又在轉化其功能，這就出現了功能的變異。顯然，變異產生的前提，是原生態功能的喪失，我們將變異前后生態系統各相關因素進行比較，就能找出其變異之所在。第一，原來豐富的企盼（動機），諸如希望順利完成勞動、風調雨順、找一個稱心如意的伴侶、家宅村坊平安、老人長壽、小孩順利入睡、獲得娛樂放松等，均已萎縮，有些已不復存在。如果要講有所企盼的話，那就是趨利的商業動機——希望掙錢，原來那五花八門的企盼都萎縮為這一個希望，它所表現出來的物質外殼是對民間音樂進行包裝。第二，原來的各種場所，如荒山曠野、牧場草地、田頭地角、路口水邊、祠堂廟宇、家堂香火、喜堂靈堂、街頭巷尾等，均不復存在，萎縮成一個方寸的空間——局限于舞臺之類的一個劃定的表演空間。第三，活動的參與者產生了分化。原來所有在場的人員均為參與者，其中有操作者，沒有表演者和觀眾的稱謂，而現在分化出表演者和觀眾，其涇渭分明，參與者萎縮成操作者（即表演者）。第四，原來豐富的活動項目和音樂程序，如儀式中的哭嫁賀郎、超度亡魂、驅災解難、祝壽等項目，大為簡化，并且從活生生的生活現實中剝離出來，成為一種表演，萎縮成一種殘缺的標本。第五，原來那眾多的目的也萎縮成一個“獲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各相關因素的變異之大，在這些變異后的因素作用下，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的功能必定產生變異，原來由眾多企盼所生成的、要達到與人類生產和生活緊密相關的眾多目的之眾多功能，萎縮成一個簡單的“獲利”功能。

（三）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的產生。由于上述民間音樂生態系統各相關因素和功能的變異，民間音樂生態系統必須產生變異，將變成為：包裝（商業動機）表演空間表演者和觀眾表演和觀賞獲利從整個過程及其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來看，它們已經嚴重的脫離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生產、生活等社會關系的實際情況，不再是原生態的生態系統了，在本質上它是一個追逐利潤的商業運作系統，那種原生態的功能性已經完全喪失，相反，其功利性是主要的。我們把它再進一步濃縮，就得到：包裝（商業動機）表演獲利這個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基于這一點，我們認為這一民間音樂的運作系統是一個以商業動機為驅動力的系統，因而，是一個以功利為主的生態系統，在此，我們將變異后的民間音樂生態系統稱作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在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中，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那些豐富的內容和形式業已消失，它缺乏子生態系統，因而沒有其生態系統群。

二、生態系統在旅游文化產業中的重建

原生態的民間音樂在其功能性喪失，生態系統群嚴重萎縮的情況下，走進旅游文化產業，企圖依附旅游文化產業以延續自己的生命力，重建新的生態系統，就目前的現實而言，如果任意發展的話，那免不了是一個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的出現。擺在眼前的事實說明，在旅游文化產業中重建民間音樂生態系統，是一個極其人為的過程，建構怎樣的一個生態系統能夠做到既有利于民間音樂的活態保護和傳承發展，又能利于旅游文化產業維持恒久不衰的效益，能做到二者的可持續發展，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一）民間音樂功能變異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在旅游文化產業中重建民間音樂生態系統的時候，首先應該理清一個問題，即我們要構建一個什么樣的生態系統？是恢復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是幫助構建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還是來一個折中，構建既原生態又變生態的合二為一的某種系統？還是別的某一種系統？這是頗值得探究的問題。

1.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不可恢復。民間音樂的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是經過千百年來民間音樂的傳承自然選擇而形成的，它的功能性決定其系統的運作，一旦功能消失，系統即停止運作，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導致諸多民間音樂的功能消失，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民間音樂的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的喪失是正常的，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我們要充分地認識這一點，必須明白的是：我們總不至于為了挽救一些原生態民間音樂的樂種，將歷史倒退過去，讓一部分人停留在業已過時的歲月里，不讓他們享受現代化的文明成果。在這方面曾經有不少的探索者做過實驗，他們模仿自然界建立自然保護區的做法，歷盡千辛萬苦保留或者恢復原生態的環境，建立或保護原生態的村寨，對一部分民間音樂的操作者、物品和場地，進行類似封閉式的保護，然而，這些被保護的人認為自己落后，渴望住現代化的洋房、聽流行音樂和穿時裝，渴望使用現代化的物品。這證明了一個事實：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在功能喪失以后不可恢復，所以，要想在旅游文化產業中重建民間音樂的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是根本不可能的。

2.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危機四伏。既然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在功能喪失以后不可恢復，那么，就讓它隨目前的現狀左右，成為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這樣是否可行？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注重的是經濟效益，就現在的狀況來看，許多項目的經濟效益相當不錯，呈現出一定的繁榮局面。但是，它們大多數注重的是眼前利益，沒有注重對民間音樂文化價值的研究和挖掘，多有膚淺的破壞性的開發利用。事實上，大家一同追逐利潤，項目雷同和重復，沒有深刻的文化內涵作為支點，會對民間音樂價值造成很大的破壞，最終，導致民間音樂更快地消亡，與此同時，相應的旅游文化產業也難以為繼。可以說，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顯現的是眼前的功利，而并非長遠的利益。它只能在“包裝（商業動機）表演獲利”這個框架下運作，不可能作為民間音樂和旅游文化產業二者可持續發展之可以依賴的運作系統。它隱藏著較多的危機。

3.能否構建既原生態又變生態的合二為一的某種系統？這個合二為一的思路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其合理性在于：民間音樂要生存，就要保持其生原生功能生態系統的特點；要它在現實的情形下存活，就要保持它變異后的變生態功力生態系統的特點，使其系統同時滿足二者的要求。按照理論上來講，它是有可能的，實際當中是否可行，那當然需要事實來證明。但是，原生態功能的喪失，不可能恢復，再者，原生態和變生態二者之間的調和，無論是在認識上還是實踐上，都有一個很艱難的轉換過程，看來，這個二合一的產物降臨的可能性比較小。至于別的某一種生態系統的建構，肯定是有可能的。

（二）再生態文化生態系統的構建。現在我們考慮在旅游文化產業中重建民間音樂生態系統的問題。這里先提出一個狹義的專業音樂生態系統，這是排除音樂與自然和社會等諸方面的功能，單就音樂自身而言的整個音樂活動過程所構成的一個系統。它包括創作、表演和欣賞三個方面，是由作曲者、作品、表演時空、表演者和欣賞者、表演和欣賞諸因素構成的一個小范圍的生態系統。即作曲者作品表演時空表演者和欣賞者表演欣賞一般來說，專供欣賞的音樂藝術活動，即遵循這個系統進行運作。在這個運作系統中，維持系統運作的關鍵性因素是欣賞者的欣賞。這個運作系統與原生態音樂的原生態功能沒有關系，它們主要是一種藝術的審美活動。假如我們把民間音樂拿到這個系統內進行運作，那就能夠排除其受原生態功能的制約，就很容易避免隨其原生態功能喪失而消亡的問題。其實，旅游文化產業中包含著頗相類似的運作環境，我們只要從專業音樂生態系統的視角去審視，就能夠將其轉換成與專業音樂生態系統相類似的形式。

在旅游文化產業項目中，其作曲者是一個隱性的因素，為民間無名藝術家；作品為民間音樂項目；表演時空中的空間由專業音樂的音樂廳、舞臺轉向為旅游景點的表演場所；表演者變成了民間音樂的操作者，他們的表演給游客觀賞，游客是觀眾。其運作系統為：民間音樂項目旅游景點民間音樂操作者和游客表演欣賞在這個運作系統中游客就是欣賞者，維持系統運作的關鍵性因素是游客的欣賞。由此可知，旅游文化產業中的民間音樂可以參照專業音樂生態系統的運作機制運作，這樣，就能排除原生態功能這種致命因素的控制，會有更多活態的潛力可發揮。當然，這個運作系統還得遵循旅游產業的運作規律。旅游產業的運作規律是以贏利為目的的，一般的運作原則是：投資產品打造產品消費獲利目前，民間音樂旅游文化產業就是按照這個系統運行的。這個系統強調的是產業的一面，旅游部門通過表演獲取收入，是最終目的，是推動系統運作的根本動力。如果從民間音樂功能變異的角度考慮的話，實際上就是一個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那么，它與專業音樂生態系統及其相類似的運作系統存在哪些相通之處呢？現在，我們將二者各因素做一對照：在民間音樂旅游文化產業運作系統中，“產品打造”就是打造“民間音樂項目”；“產品銷售”就是“表演”和“欣賞”；其中的“投資”和“獲利”，在專業音樂生態系統中作為因素是存在的，但不是那么突出，不具有顯性特征。

這樣，二者就具有了一致性，因而，就具有轉換的基礎了。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旅游產業的運作系統，具體地說是把目前民間音樂旅游文化產業的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通過轉換其著重點，強調其專業音樂生態系統功用的一面，就能夠轉換成與專業音樂生態系統相類似的形式。這種形式把旅游產業的運作系統、民間音樂的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和專業音樂生態系統三者結合為一個整體，具有綜合性的功用。尤其重要的一點是：它能排除原生態功能這種致命因素的控制，為民間音樂的活態發展創造了條件。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考慮在旅游文化產業中建構一個什么樣的民間音樂生態系統。我們要建構的關于民間音樂旅游文化產業的生態系統，是一個民間音樂文化和旅游文化產業雙重可持續性發展的生態系統。它既要滿足民間音樂活態保護和發展的要求，又要使旅游文化產業良性運作，我們必須把此二者結合起來。基于上述的分析，其關鍵主要在于，借助專業音樂生態系統的特征，建構起與之相類似的運作系統。然而，單是做到這一步，還是遠遠不夠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產業的運作方式用于文化，要謹防膚淺地理解文化，謹防對文化價值的破壞和傷害。這在原生態民間音樂功能變異的過程中，是有很深刻的教訓的。因此，必須投進科研和教育，發揮研究者和教育部門的作用，從保護文化價值的角度切入，保住民間音樂的文化內涵、代表性的風格特征，保住其珍貴的文化價值，方能保證民間音樂文化產業的雙重可持續發展。綜合上述諸方面的因素，我們專門為民間音樂旅游文化產構建一個生態系統：科研（文化價值動機）民間音樂項目旅游景點研究者、表演者和游客研究、表演和觀賞文化的交流與傳承、獲利在這個運作系統中，首先以科研為開路先鋒，探究民間音樂的文化內涵，代表性的風格特征以及文化價值，這是整個系統的動因。

旅游景點是民間音樂操作的場域。參與者大概由四種人組成：一是民間音樂的研究者；二是民間音樂項目的策劃主持（包括程序和音樂的改編）者；三是旅游產業中民間音樂的操作者——表演者；四是游客（觀者），他們在特定的情況下有相容的關系。其活動的過程包括研究、表演和觀賞三個方面的過程。最后的目的是達到文化的交流和傳承，并獲利。整個系統的運作過程起因是文化價值的挖掘，目的是文化交流和傳承，并在此基礎上獲利，其核心是文化價值。從整個過程及其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來看，它雖然脫離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生產、生活等社會關系的實際情況，不再是原生態的生態系統了，原生態的功能性已經完全喪失，但是，它卻保留了原生態民間音樂本質特色和精髓，能夠按照專業音樂的生態系統進行運作，并且包含著產業運作方式，因此，它是一個具有綜合功能的全新的生態系統。我們把它再進一步濃縮，就得到：科研（文化價值動機）研究、表演和觀賞文化的交流與傳承、獲利在本質上，它是一個以文化價值為內核的運作系統，這個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基于這一點，我們認為這一民間音樂文化產業的運作系統是一個以文化價值動機為驅動力的系統，是在民間音樂通過功能變異后，在融合功能性和功利性生態系統的因素，兼顧民間音樂本身的傳承和旅游文化產業的良性運作的雙重可持續性發展的一種新型的生態系統，對于瀕臨消亡的民間音樂而言具有再生的意義，因此，可以稱作民間音樂再生態文化生態系統。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