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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翻譯研究經歷了漫長的以感悟經驗為主的語文學時期之后，以專注語言層面機械對等的唯科學主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風靡一時，從70年代至今，經過理性回歸最終將視線轉移到翻譯背后的社會、歷史、文化等外部因素對翻譯過程和結果的不容忽視的作用與影響，翻譯研究從此得以“文化轉向”進入了文化學時期，其代表人物美國學者安德烈·勒弗維爾認為翻譯研究的著眼點不能只停留在探究兩種文本在語言形式上對不對等的問題，同時還要關注與翻譯活動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種種文化問題上去，如為什么翻譯外國文本，為什么選擇某個文本，誰選擇的，譯者自己、委托人，有沒有別的因素，譯文讀者什么反應又怎么去根據讀者反應去調整，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有沒有按當時社會、文學和意識形態去考量等等［1］242。而翻譯的跨文化性決定了以語言文化為載體的翻譯研究必然將學術的視角對準跨文化交流過程中產生的各種行為和現象，其中既有對翻譯內部的微觀研究，如語言技術層面以及文體翻譯的總結，又有對外部因素的宏觀關注，可以概括為三種:“目的語文化中的各種規范對翻譯活動和翻譯結果的影響;翻譯作品對目的語文化產生的影響;原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在地位上的差異對翻譯活動和翻譯結果的影響。”［2］而外部因素的作用與影響常常是跨文化翻譯研究的關注重點，所以這也是本文對兩個譯本進行跨文化比較的理論依據和主要探討內容。

二、《西游記》兩個英譯本的跨文化比較

截至目前，《西游記》有兩個最全的譯本。第一個將這項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華人、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和美國神學院教授余國藩(An-thony)。全譯本歷時14年，共分四卷，譯名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并同時在英國倫敦推出。而緊隨其后英國漢學家詹納爾(W．J．F．Jenner)的第二個全譯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著問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國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冊，再版時又分為四冊本和六冊本。兩個全譯本的連續問世可以說是世界范圍內的一項文化盛事，受到了當時的文學界、文化界、翻譯界乃至宗教界等多個領域的廣泛關注，在英語讀者中也得到了積極反響。

(一)兩個譯本的成書背景

在兩個全譯本成書之前，《西游記》英語譯介都是以節譯本、縮譯本或選譯本的形式出現的。“假如要詳細研究兩種文化對翻譯作品做成的引力，我們當然不能撇開其時代背景及譯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說要同時顧及宏觀的文化氛圍和微觀的個人背景。”［3］11全譯本推出的時候，中國已經實施改革開放，對外經濟的開放也意味著文化的開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謝天振在回顧中國20世紀文學翻譯史時總結說:“從1977—1979年，無論是重版舊譯還是新譯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認為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近現代作品。翻譯出版社選題基本上還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譯選擇規范為標準。”［4］“文學翻譯必須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由主管機關和各方面統一擬定計劃，有方法、有步驟地來進行。”［5］508這就是當時的規范標準。詹納爾版的全譯本是在1977年前后開始啟動的，無疑為成書的歷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腳。他于1962年從牛津大學中文學習結束以后就來到中國，連續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譯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國專家的身份為國家外文局從事翻譯服務。接受《西游記》翻譯任務之前，他在本國內已將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的動畫片《大鬧天宮》的電影腳本翻譯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來他在《西游記》翻譯后記中說道:亞瑟·韋利的譯本《猴》是一個非常出色的縮譯本，激發了他對《西游記》與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由此可見，詹譯本的出現是歷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訴求、政府的委托與個人興趣的共同結果。再來看余國藩的全譯本。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值得我們注意，就是英國本土人士的翻譯作品在中國出版，而華人的翻譯作品在海外出版，這種現象恰恰說明全世界當時對中國是怎樣的一個關注度。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社來說，把住時代的脈搏是保障其商業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這個時候出版《西游記》全譯本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從余譯本的成書過程來看，出版社或其他機構并沒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國藩的全譯本的先決條件是他在香港長大的背景賦予他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與傳統文化的修養，在美國求學教書的經歷成就了他在西方語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誘因是他從小就愛讀《西游記》，當看到亞瑟·韋利的縮譯本“對語言根本性的改寫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滿與痛心，并公開提出了批評與質疑。另外，余國藩在譯文的序言中說《西游記》是最受歡迎的中國小說之一，而且東西方學者也對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現諸多不同的譯本，但是譯者都是西方人沒有一個中國人，“除了1959年的一個俄文全譯本之外，還沒有一個全譯本適時地介紹給西方讀者”［7］40。由此看來，余國藩的全譯行為也是時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種個人選擇，而這種個人行為是基于他作為海外炎黃子孫對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歷史責任感和文化自覺。

(二)譯者翻譯策略的比較

語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譯的可能性，而語言文化的差異性導致了翻譯的必要性。文化專有項是翻譯中的主要問題，因此，選擇哪種翻譯策略來有效傳達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也直接關系到翻譯的結果，“翻譯已被越來越明確地視為一個決策的過程”［8］。《西游記》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說儒道釋三種宗教文化的綜合呈現，單是形形的各種制度文化、哲學神話、物質用具、風俗人情、習語方言、詩詞歌賦等等，匯聚一處就足以顯示該書翻譯的難度與高度了。兩位譯者在譯文中皆顯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轉換能力，而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也表現出不同特點與傾向。出于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國藩在照顧到一定程度的可讀性基礎上，翻譯策略的選擇總體是傾向于著名翻譯學研究專家、美籍意大利人勞倫斯·韋努蒂的異化策略的。他認為，隨著時間的遷移、交流的加深、知識的增加，許多不可譯的內容會變得可譯，那種只看重可讀性而舍棄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簡約主義，是“不可饒恕的歸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譯文中對文化內容大多采取忠實直譯加注釋的具體措施來拆除文化障礙，“每頁差不多都有半頁的篇幅作注解”［6］18，就連“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來歷也解釋的清清楚楚。另外，為了加強讀者對原書的了解，他在譯文的前言中敘寫了篇幅達62頁的導讀內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書過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紹以及研究現狀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錄中都標出注釋的參考出處，橫跨經史子集和一些學者的相關著作，足見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這樣一來，評、譯、注的結合就為余的全譯本添上了一層濃厚的學術色彩與人文關懷。詹納爾的全譯本是中國開放之初在政府部門委托下進行的，當時的初衷主要是有組織有計劃地對外推出一些有進步意義的名著作品，在傳播文化的同時，作品的可讀性還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納爾的母語文化背景對英語讀者閱讀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呈現異化與歸化并重、可讀性與忠實性并存的特點，而不是過多地在學術性效果上下功夫。這可以從他的翻譯后記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對我來說不是擔心自己的翻譯怎么樣，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豐富無窮的觀察力與創造力就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了。我在翻譯中獲得的這種樂趣如果我的讀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9］2341-2343所以為了讀者閱讀的流暢性與愉悅性，詹納爾也沒有像余國藩那樣做出那么多的注釋，雖說他在附錄中也提供了一些原書有關的研究著作書目，可這不過是出版作品的一種常規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嚴肅創作態度，再者也是為感興趣的有心讀者進一步延伸閱讀提供幫助。

(三)譯本讀者接受的比較

“譯入語讀者對譯文的接受，在我們判斷一個譯作的價值時，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6］22兩個譯本的先后問世，既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也受到了普通讀者的廣泛歡迎。在余譯本的第一二兩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紐約書評》發文大力贊揚:“余用一種既忠實于原文又可使英語讀者理解的方法將精妙深奧的原文翻譯出來。他甚至將其中難以處理的詩詞也全數譯出，借助這本真正意義上的全譯本，那些熟悉亞瑟·韋利縮譯版的讀者終于能夠領略到原小說的博大豐富，定會驚嘆不已的。”［10］西游記研究專家、哥倫比業大學夏志清教授給予余本充分贊譽，認為是對英語世界文學的豐富和補充。普林斯頓大學普萊克斯·安德魯教授(PlaksAndrew)認為詹的譯本“沒有學術機械感，非常具有可讀性”［11］283。由于學術條件與區域范圍的限制，筆者沒有找到確切的西方讀者對兩譯本的評價資料，但是借助互聯網查到了美國最大的圖書銷售網站亞馬遜網關于兩譯本當前的銷售情況，并且看到了讀者的評價。西方人的良好的學術習慣使得他們在網站上的評價往往不是三言兩語而是以不少的篇幅嚴肅、客觀地寫下自己的想法。筆者認為這就是描述兩譯本在海外接受情況的最直接最鮮活的數據。從網站上提供的數據看，余譯本的銷售排行第53399名，遠遠超出比詹的譯本的第224822名，這里要說明的是后者的譯本是亞馬遜的引進版，所以上架時間不同這里不作為比較依據。從譯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從寫評價人數的活躍度看，余版27人遠低于詹版的60人。購書的讀者大多都給予兩譯本肯定的評價，其中一個叫Luke的讀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長達732字的關于這兩個譯本的評價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簡單介紹了兩譯本的出版與譯者的情況，然后評價說詹本語言地道易懂，注釋不多可讀性強，高中水平就可以閱讀;余譯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實，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隸)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犧牲譯文的可讀性，不過余本更嚴肅、更有學術性。他最后總結說，兩個譯本翻譯水平不相上下，難分高低都值得推薦，如果讀者傾向于忠實性，余本是首選;如果讀者傾向于語言地道故事流暢性，詹本是首選。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讀者對待中國文學的態度已經“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不聞不問”［6］17改變為熱情而又理性的接受，當然這既要歸功于《西游記》自身非凡的藝術魅力，也要歸功于兩位譯者的嘔心瀝血的付出。若從比較的角度來說，兩個譯本在學者中的認同度與讀者中的受歡迎度確實是各有千秋、難分伯仲。

三、全球化語境下經典翻譯的跨文化視野

第2篇

1、創新思想理論，發展審計文化。所謂創新，就是要把富有時代特征的新理論、新觀念、新道德作為審計文化創新發展的內在核心，與時俱進，為我所用，推動審計文化的發展。黨的十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審計署提出了“責任、忠誠、清廉、依法、獨立、奉獻”的審計核心價值觀。兩個“核心價值觀”，是統一的，是融合的，是包含的。發展審計文化，必須統一這些理念，融合這些思想，弘揚這些精神，在凝聚共識的基礎上，培育和踐行這些核心價值觀，使之成為一種共同追求，根植于靈魂深處，內化于心靈深處，成為一種思想，一種理念，一種素養。

2、豐富文化載體，展示審計文化。現代社會已進入信息化時代，要廣泛利用電視、報紙、網絡、廣播等傳媒，展示審計文化，要逐步全面開放，根據審計文化的發展需要，設立豐富多彩的頻道和欄目，要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向發展，要滿足審計文化的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需要。

3、科學規劃建設，推動審計文化。審計文化建設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要把審計文化建設納入審計工作整體規劃，整體建設，整體發展，同審計任務同布置、同檢查、同考核、同總結、同表彰。努力探索審計文化建設的規律，制定出與審計事業發展相適應的審計文化建設短、中、長期規劃，切實從人、財、物上做好充分準備和投入。

4、提高社會參與度，宣傳審計文化。審計工作是綜合監督部門，審計工作涉及方方面面，離開了各級黨政領導的支持和被審計單位、社會有關方面的理解，審計機關是很難履行職責、發揮監督作用的。提高審計文化建設的社會參與度，能讓社會更加了解審計，認知審計，支持審計。審計機關決不能關起門來搞審計文化建設，應當切實提高審計文化建設的開放度，努力把審計文化建設溶入社會文化建設之中，加強與相關行業文化建設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第3篇

縱觀巖畫研究的歷史不難發現，中國是最早以文獻形式記載巖畫的國家，《韓非子》《史記》等先秦和秦漢時期的典籍中已有相關記載。《水經注》是北魏時期地理學家酈道元留下的巨著，其中《河水》篇中關于北方草原巖畫的記載和描述尤為詳盡：“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戰馬之狀”“故亦謂之畫石山也”。在此，我們且不論先秦、秦漢，就是北魏距今也有千年之久，其歷史價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上述有關巖畫的重要記載長期以來一直湮滅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之中，確實遺憾。20世紀末葉以來，隨著北方草原巖畫考古的深入，研究者開始用一種新的視角審視巖畫與中國北方草原音樂文化的關系、與蒙古族音樂的關系，頗具創意。時至今日，有關北方草原巖畫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主要標志是，繼《陰山巖畫》《烏蘭察布巖畫》《巴丹吉林沙漠巖畫》等早期研究著作問世之后，《賀蘭山與北山巖畫》《紅山巖畫》《達茂巖畫》《西桌子山巖畫》等著作陸續出版，其研究成果所包括的范圍涵蓋了整個北方草原。與此同時，《古代巖畫》《中國巖畫》《中國巖畫藝術》等諸多有關巖畫研究的理論著作相繼問世。上述有關巖畫的研究成果對草原音樂文化，特別是蒙古族音樂的研究者來說具有重要價值。其原因是：材料不僅完整、系統，更具原生性質，實屬難得。但我們在肯定成果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就研究的深度而言，目前仍處于初始階段，可以拓展的空間很大。

二、蒙古音樂與草原音樂的關系問題。

蒙古族集草原文化之大成，這已經是學界的共識，應該說音樂文化也在其中。我們所說的“集大成”不僅體現在宏觀視域，也包括實例佐證。就宏觀而言，歷史上曾經生活在中國北方草原的匈奴、烏桓、鮮卑、黨項、契丹和奚等游牧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創造了各自的文化，這些文化用“輝煌燦爛”來表述很是準確。從文化生成的環境看，上文所涉不同時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鮮明的同源性。也就說，這些民族文化所生成、所依附的自然環境是一致的，其范圍同在被稱為“草原地貌脊梁”的陰山——大興安嶺山脈和南北兩麓的廣闊草原。在此，我們將其概括為所處的自然環境一致、社會環境一致、生產方式一致。正因為如此，以上民族在文化（包括音樂文化）上表現出了較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蒙古族代之而起，成了這塊廣袤土地的統治者。就生產方式等而言，蒙古族與此前的民族存在著明顯的繼承性。正是這種繼承性導致學界從“同源角度”看蒙古族和其之前民族在音樂方面的聯系，并且得出了“蒙古族的樂器潮爾、四湖等都是從奚琴演變派生而來的”之結論。就實例佐證而言，同樣不乏例證。據有關文獻記載，成吉思汗“從西夏征用舊樂”，窩闊臺“在燕京征用金朝太常寺遺留的雅樂”。進入忽必烈時期，活躍在宮廷中樂師、樂士、舞者數以百計，有的來自草原，有的來自內地。不難看出，蒙古族音樂與曾經存在于草原上的各個北方游牧民族的音樂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二者互為依存。離開了對草原音樂文化的研究，對蒙古族音樂，特別是蒙古族早期音樂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而將草原音樂文化的研究不適當地放大，就會偏離研究的主體，進而失之偏頗。

三、有關早期蒙古音樂的系統研究問題。

對早期蒙古族音樂的系統研究到涉及到音樂本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因研究力量較為薄弱，研究方法較為滯后，研究所需的基礎材料較為缺乏等原因，目前對此問題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其成果缺乏系統性和學理性。正因如此，草原巖畫的恰當“介入”，會從另一個側面推動研究領域的拓寬和相關問題的解決。所謂系統研究離不開音樂形態、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解決，此前的研究者已付出了相當多的努力，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有學者將早期蒙古族音樂的基本特征概括為“曲調簡短，節奏急促”“粗獷有力，稚拙古樸”；另有學者將蒙古族早期的音樂，也就是“狩獵經濟時代”的音樂置于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加以關照，并提出“歌、舞、樂融于一體，唱歌跳舞、游戲娛樂”“邊唱邊舞”的觀點，在業界具有很大的影響。以上論述對于早期蒙古族的音樂文化研究之所以有導向意義，其根本原因在于透過現象而關注了問題的本質，進而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路徑。通過對具體的巖畫作品進行分析、解讀，不難發現，在如此眾多的畫面中，粗獷有力、稚拙古樸的作品不在少數，而將歌、舞、樂融于一體，在同一時空內唱歌跳舞者也可謂比比皆是，如果將其視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找出具有規律性的東西并非沒有可能。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