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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在其著作《作為文化的傳播》里,將傳播的路徑抽象為兩類——“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傳播的傳遞觀”源自地理和運輸方面的引喻,被認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圍內拓展信息的一種模式,這是傳統傳播研究的一種重要思路;而凱瑞更為認同的傳播路徑是后者,他將“傳播的儀式觀”定義為“以團體或共同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禮”,提出傳播實質上是一種通過符號來使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過程,是一種分享意義的文化儀式。

從本質上講,國際傳播是一種跨文化傳播。跨文化的交流是來自不同文化體系的個人及組織、國家等社會群體之間進行的信息傳播活動。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判斷,而這一切又會影響傳播方式和傳播對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國際傳播中,如果缺乏對傳播對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價值尺度去評判他方的行為,常常會引發歧義、曲解,甚至造成沖突。

文化差異制約著文化交流的有效進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實際上就是克服文化差異的過程。國際傳播中影響跨文化交流的障礙主要有三個:一是傳者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事物的判斷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這會影響到對新聞事件的取舍和報道中的態度;二是傳播過程中會因為語言、文化習慣不同,帶來表現方式和風格的不同,從而造成認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異,也會帶來主觀評價的多義性。

要建立一套適合全球的話語體系是十分困難的。任何國際傳播都承擔著弘揚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優秀文化的雙重責任,同時還要克服傳播的消極因素。目前,國際傳媒通常采取兩種態勢: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現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時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實行本土化的傳播版圖擴張策略,不但內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實行本土化,針對不同地區的受眾特點,提供不同形態、不同面孔、不同包裝的內容產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風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來適應跨文化傳播的原則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語境下報道世界。

事實上,任何從事跨國界傳播的全球性媒體,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國家、超越意識形態、超越文化,成為“無國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體都不可能脫離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獨立生存,而且傳受雙方均處于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這使得在許多情況下,對國際事務的評價不可能形成統一的標準。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沖突、溝通與理解將會長期并存。

二、單向度的媒介帝國主義

加拿大經濟史家、傳播學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傳播偏向論”和“帝國模式論”。在其著作《傳播的偏向》和《帝國與傳播》中,他沒有給“帝國”下定義,而是將概念建立在傳播媒介的性質偏向上,對歷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釋。這把解釋的鑰匙就是他的“偏向論”——媒介、傳播、時間、空間、政治組織和宗教組織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導媒介的時間偏向表現在它對文化和制度產生的影響上。倚重時間媒介的文明固守傳統,強調連續性,突出社會的黏合力,緊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傳統。相反,所謂空間偏向的文明是:強調地域擴張,強調中心對邊緣的控制,世俗制度發達,宗教體制薄弱,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區生活逐漸瓦解,甚至衰亡,個人主義盛行。

國與國之間不能不交往,然而這種交往并不總是平等的關系。以美國學者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為代表的“依賴/全球系統論”(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認為,在全球系統中,所有國家通過交往而相互依存、聯系,經濟一體化將各種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經濟力量的差異導致了國與國之間交往的不平等。發達國家總是利用自己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優勢,將一些不平等的新聞交流條件強加于發展中國家頭上,并對發展中國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從而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在各方面的依賴。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統是一個動態發展的國際網絡。由于國際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導致了國際關系的不斷調整和變化,因此,國際傳播中的信息流動實際上便是國際關系發展、變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

1971年,美國學者嘎爾滕提出的“中心-邊緣結構”(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認為,在“中心-邊緣”結構中,發達國家處于中心地位,發展中國家處于邊緣地帶。這種結構實質上是全球帝國主義的表現。

國際傳播領域的帝國主義表現在經濟、政治、軍事、傳播、文化五個方面。其中,傳播作為當今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圍內信息交流過程中不平等的權力話語關系。在信息時代,傳播科技的跨越時空特性使得中心國家能憑借雄厚的財力和科技成果,通過全球性通訊社來操控世界范圍內的新聞傳播,從而達到新的殖民主義。最明顯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邊緣國家傾銷傳媒產品,形成了以單項流通為特色的媒介帝國主義。

中心國家在國際新聞傳播中充當主角的表現形式有兩種。首先,作為產品形式的國際新聞傳播,絕大多數內容都是關於中心國家的報道;其次,作為國際新聞傳播領域最大的傳播者,在國際新聞輸出和期刊貿易的數量上占據著中心地位。邊緣國家由于沒有占據全球傳播系統的中心地位,任何產生于或關於這些國家的報道都得通過更多關卡的過濾,方能在國際新聞中聊備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類法以及考慮到不斷變化的新聞中心等因素,現在的“中心-邊緣”國家劃分情況是:美國、西歐(特別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為中心國家;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瑞士、俄羅斯)、亞洲的中國、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為半邊緣國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獨聯體的一些國家)則被劃為邊緣國家(Chang,1998)。

三、重構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寫道:“地球是圓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攤平或鏟平,全球化也正在進入繼國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時代,即個人全球化時代。”

處于全球化時代,媒體將為人類呈現一個無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離將被極大地拉近,人們朝夕相處,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賞和關心著對方的文化和現狀。這時,媒體將很難分清對內、對外,而是要具備人類共通的價值取向。

實際上,自全球化理論出籠之日起,西方學者就沒有停止過對它的質疑。赫茲和湯普森認為,現代社會充其量是一個國際化的社會,某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術進步,在制造貿易和資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時,事實上拉大了區域間的貧富差距,為自身積蓄著統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夫尖銳地指出,全球化是人們在興致勃勃地享受技術發展帶來的全球化便利時,面對斑斕世界所產生的錯覺,其實它是政治家宣傳的結果,全球化進程將永遠局限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

全球化不是單極化、西方化、同質化,不是全球資本主義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領域和層次,在每一個層次上,全球化都是一個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實現的目標。全球化不應該也不可能磨滅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異,更不能消解各個國家的。

全球化與多元化既是對立的兩極,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歷史進程。只有超越二元對立的僵化思想,尋找兩極之間的平衡,才能創造一種有利于世界各國人民和各種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斷地以任何一種民族文化作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導。

其實,廣義的全球化是一個貫穿人類歷史的進程。全球化是人類文明重構的過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審視、判斷、篩選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給自足走向世界市場,由相爭、相搏走向多元一體,在各種矛盾對立中走向和諧統一,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全人類的唯一選擇。

參考文獻:

[1]張振華.堅持實事求是改進國際傳播.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3).

[2]金初高.當代世界傳播研究.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9.

[3]劉繼南.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86-405.

[4][美]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華夏出版社,2005.

[5][加]英尼斯.傳播的偏向.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第2篇

“關氏模式”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提出了中國學者的國際傳播模式，具有重要意義。傳播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使用模式來描述和解釋傳播現象。目前關于傳播的模式已有數十個之多，但很少中國人提出的模式。由于國際傳播比較特殊，不能簡單的使用一般的傳播模式，因而關于國際傳播的模式并不多，較重要的有諾沃特尼（EricJ.Novotny）于1981年提出的“跨國信息流動模式”（Novotny1981）、美國美利堅大學著名國際傳播學教授莫拉納（HamidMowlana，曾于1995-2000任“國際媒體與傳播研究協會”主席，現為該組織名譽主席）于1986年提出的“國際信息流動模式”等，②其中莫拉納的“國際信息流動模式”具有代表性（見圖2a、圖2b）。“關氏模式”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的崛起并躋身于國際傳播研究的前沿，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

2、突出了國際傳播的跨國界跨文化特點。國際傳播具有跨國界跨文化的特點，但很少有國際傳播模式能將這一特點既簡明又突出地表現出來。在“關氏模式”中，兩個大方框表示國際傳播中有信息交流關系的兩個國家或兩種文化。與莫拉納模式相比，關氏模式更突出地揭示了國際傳播的這一特點，而且十分簡明形象。

3、揭示了影響國際傳播的國內外因素：同國內傳播相比，國際傳播要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約。如何表現影響國際傳播的各因素，是各種國際傳播模式面臨的一個難題。莫拉納模式突出了技術因素，并揭示了國際傳播機構內部與外部的影響因素，但卻忽視了民族文化、國際組織機構和國際關系等因素的影響。“關氏模式”彌補了莫拉納模式的這些不足，它突出了政權和文化等國內因素的主導作用，同時也體現了國際組織、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等國際因素的影響。

4、體現了國際傳播的互動和反饋方面。同國內傳播和同文化中的傳播相比，國際傳播的難點在于互動性差，反饋困難。但國際傳播中的互動和反饋是存在的，而且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因特網的迅速發展和廣泛使用，互動和反饋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容易。以前的國際傳播模式，包括莫拉納模式，都忽視了國際傳播的互動和反饋方面。“關氏模式”中的雙向交流模式，將國際傳播的這一方面體現出來。

5、反映了國際傳播中的不平衡問題。兩國之間的信息流動基本上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關氏模式”中兩國之間的雙向交流，用粗細不同的箭頭表示不同的信息流量，將國際信息流動不平衡問題表現出來。

總之，“關氏模式”更全面更完整地揭示了國際傳播現象，有許多創新之處，極有學術價值、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關氏模式”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關氏模式”雖然對以前的模式作了重要改進，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這表現在以下幾點：

1、忽視了莫拉納模式所強調的技術因素。國際傳播的發展，尤其是國際大眾傳播的出現和發展，技術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沒有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無線電技術的發展，就沒有國際廣播；沒有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衛星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就沒有國際電視和國際互聯網。正因如此，莫拉納將技術因素最突出的體現出來，將“技術軸”作為構成其國際傳播模式的兩軸之一，是很有道理的。可惜“關氏模式”丟掉了技術這一關鍵因素，盡管補充許多其它影響因素，但仍有因小失大，舍本求末之嫌。

2、忽視了經濟因素的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經濟在國際傳播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地位越來越高，已上升到與政治同樣的高度甚至更高。③這是因為，國際電視和國際互聯網等新的國際傳播方式需要大量的投資，因此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是不行的。另一方面，隨著西方國家文化產業的發展，其文化產品如電影、電視節目、書刊的出口貿易成為其國際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跨國傳播公司迅速發展，成為國際傳播的重要角色。西方國家文化產業和跨國傳媒公司主要是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而不是為了政治目的從事國際傳播活動的。因此，在全球化時代，經濟的因素異常重要。可是經濟因素在“關氏模式”中沒有得到足夠反映。

3、過高強調了政府的作用。“關氏模式”將政治作為影響國際傳播的首要因素，認為國家機關在國際傳播中具有決定性作用。這在冷戰結束以前或許是正確的，但在冷戰后政府在國際傳播的作用明顯下降。這表現在以下方面：a、西方國家對東歐國家的政治廣播是冷戰時期的主戰場，但在東歐劇變后，西方國家對東歐政治廣播大大減少了；b、國際電視媒體如CNN、MTV、HBO等主要是商營的，很少受政府操縱，雖然接收國政府可以對其入境進行限制，但隨著微型天線和互聯網的出現，接收國政府的控制也受到削弱；c、互聯網是開放的媒體，政府是無法徹底控制的；d、冷戰后東歐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實行媒體商業化和自由化，對媒體解控，其對外政治宣傳也大大減少；e、跨國傳媒公司的發展也削弱了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因此可以說，在冷戰結束后，國家機關的對國際傳播的影響大大下降。而“關氏模式”仍將其作為影響國際傳播的首要因素，已經有些不符合新的國際傳播形勢了。

第3篇

【關鍵詞】國際傳播；英語強勢；影響

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越來越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在用一種語言即英語相互交流和傳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歡英語，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趨勢和信息化浪潮，并開展有效的國際傳播，或成為一個在世界范圍內有一定影響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學家，那么你必須（至少學會）能夠用英語進行國際傳播。“英語語言的這種強勢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雪球，幾乎無法阻擋”。[1]

一、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的表現方式

首先，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表現為使用英語的人口數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億人口把英語作為母語，約2.5億人口把英語用作第二語言。而學習英語的人數則更多。英國文化委員會估計，全球正在學習英語的人口大約為10億，另有15-20億人口每天使用接觸英語。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會較熟練使用英語。[2]

語言學家把上述使用英語的人口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指把英語作為他們的母語的人們，通常也是他們惟一的語言。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冰島、南非。第二類是指把英語當作第二語言的人們，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經是英國殖民地或美國擁有較大影響力的國家和地區，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的香港。第三類是指把英語作為外語來學習的國家和地區，一般與美國和英國沒有十分密切關系。[3]

雖說把漢語作為母語的人口目前也要超過13億（包括海外華人），但講漢語人口多限于中國人和華人，外國人把漢語作為母語或第二語言畢竟鳳毛麟角。這些年，隨著中國的國力的增強，也出現了漢語熱，但與英語熱相比，還不能同日而語。

其實，國際傳播中的英語強勢不但體現在使用的人口數量上，更多體現在英語的應用范圍之中。冷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來，英語在全世界各個領域被廣泛應用，包括政治、經濟、貿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術研究等。據統計，目前世界上有60多個國家把英語作為官方性的語言。[4]有85%的國際組織把英語列為通用語言（聯合國、歐盟等）。世界上有75%的郵件是用英語寫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聯網信息都是用英語出版和的。[5]英語強勢在科學研究領域的交流中尤為明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德語曾替代英語成為科學研究的主要語言。但是隨著二戰后（尤其是冷戰后20年中）美國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確立，英語的強勢已勢不可擋。據科學引用指數（SCI）的創始者尤金·加菲爾德（EugeneGarfield）教授對1997年全世界幾千份主要科學期刊調查發現，1997年全球共發表925，000份科學論文，其中95%是用英語撰寫，而且這些論文中只有一半是由來自英語國家的作者撰寫的，也即有一半的論文是非英語國家的作者用英語撰寫的。英語的強勢可見一斑。[6]

國際傳播中的英語強勢在我國也較為明顯，尤其是在過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國英語媒體的大量出現便是例證。到目前為止，我國以傳播新聞為主的英語媒體包括一個英語電視頻道、一個外語電臺、9家英文日報和周報、10家英語雜志和9大英文網站。這對于一個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國家而言，已足以顯示我國在對外傳播事業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英語語言的重要性。[7]上述的統計中還未包括全國各地以英語學習為主的英語報紙。

除英語媒體的發展外，中國的英語學習人數之龐大也足以說明英語強勢的影響。據估計，我國約有3億人口在學習和使用英語[8]，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英語熱，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

我國英語熱的出現與國家的開放政策有密切關聯，這一點在我國入世后更是如此。現在，我國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學生必修英語，從2001年起，還要求在有條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學三年級英語教學[9]。英語也是我國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試的必考科目，還是提拔干部和晉升技術職稱的必要條件之一。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一個人的英語能力還可以決定他是否能夠成為國際化人才的標志。

二、國際傳播中形成英語強勢的成因

英語語言的強勢是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語還只是英格蘭的“下等人”所說的語言到1500年以后，現代英語才開始形成，主要指英語已擁有相對穩定的拼寫、發音和詞義[10]。但英語真正作為國際性語言的出現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語的國際性地位。

1.從宏觀角度講，英語強勢并非語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語強勢在國際傳播中的出現并非只是這種語言本身的強勢。正如牛津大學教授瓊·艾奇遜（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樣，一種語言的成功或失敗與語言的內在特性并無多大關聯，而與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關系。[11]

就英語而言，這一點最明顯不過了。在18-19世紀中，工業革命使得大英帝國的影響力開始遍及世界各個角落。英語也隨著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的士兵和商人開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語言的目標邁進。英語不光在英國的殖民地使用，就連非英語國家的外交談判也用英語進行。1940年，德國和日本兩國在商議建立反英美的聯盟時，兩國的外長（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語進行談判。[12]

不過，無論英語的適應性有多強，也不管英語勢力曾覆蓋多大面積，目前英語的國際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戰以后講英語的美國的大國地位。丘吉爾在二戰結束后意識到大英帝國的沒落不可避免，于是設想用美國的力量來維持英國對世界的領導地位，當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間的“特殊關系”。隨著全球影響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轉移，一種新的英語（美式英語）在全世界流行[13]。美式英語的流行與英式英語稍有不同：美式英語主要不靠政治和軍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體市場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廣，其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現了“可口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等新的術語來描繪英語在國際傳播中的強勢。

除上述原因外，20世紀末，全球化的經濟發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種“國際性”的通用語言，于是，英語語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為首選目標。

2.從語言層面講，國際傳播中的英語強勢與英語語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關聯。首先，英語與印歐語系的所有語言都有聯系。對于東方人而言，英語也許會很難。但對于西歐人、俄羅斯人甚至伊朗人來說，英語也許不那么難學，因為他們會發現英語的語法和詞匯與他們的母語有相似之處。

與印歐語系的語言相比，英語又獨具“世界語言”的特性，即英語的多樣性、靈活性和適應性。盡管英語強勢源于英國和美國英語，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國家把其列為官方語言。同時，英語雖然詞匯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語言，至少有50萬個單詞，比德語（近20萬）和法語（10萬）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個英語單詞就可以用英語有效交流。

此外，英語能允許非英語人士進行“本土化”，創造出適合他們的英語，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語（普通話和英語混合）、西式英語（西班牙文加英語）、日式英語（日文加英語）、克里奧耳語（西印地語加英語）、甚至法式英語（法語加英語）和德式英語（德語加英語）等[14]，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現的“洋涇浜”英語。總之，英語的強勢表現為其“能容忍非英語人士用蹩腳的英語使用英語”，進而使他們覺得英語的便利性和親近性[15]，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語的這些“世界性”當然與其文化價值體系有密切關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價值觀能更多地鼓勵創新、能容忍“異己”。也許正因為如此，像比爾·蓋茨這樣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現在美國，他不太可能出現在強調集體主義的歐洲和東方國家。

其次，英美媒體強大的市場化傾向和技術強勢也足以使英語在國際傳播中占主導作用。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萊塢效應”和“硅谷現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產品，包括英語媒體、電影等娛樂產品；后者主要是指電腦和互聯網為基礎的技術產品。這些產品在世界的風靡必然導致產品所包含的英語語言流行到全世界，這些產品在世界的主導地位當然也會幫助英語在國際傳播過程中取得強勢。

最后，英語強勢的形成還因為現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數已以英語語言形式出現。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獻是用英語撰寫的。要把這些文獻轉化為其他一種世界性的語言，如世界語、漢語或德語等，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語的強勢的形成就成了一個輪回邏輯：英語是世界性的，因為它本來已經具有世界性了。[16]

、英語強勢的特點

從上述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的三大特點。

1.首先，英語強勢的實質是講英語國家的強勢。這在英語國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語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語也只是對美國在世界格局中作為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和實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語言雖然還被稱為“英語”，但它攜帶的內容卻是美國文化。[17]

2.這種英語強勢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時期內較難改變。非英語國家可以選擇順應這種強勢還是拒絕，但無法阻擋這種英語強勢的出現。

3.由于語言和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傳播業等領域是緊密相聯的。英語語言強勢必然也會反過來進一步強化這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傳播業上的強勢。也就是說，英語強勢不是簡單的語言世界性的問題，它會通過其強勢地位運用各種手段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各個方面（包括語言）產生影響。

四、英語強勢的影響

英語強勢的影響像把雙刃劍。它們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也可以同時出現，即一個看似是負面的影響往往也會伴隨著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這一點不但適用于非英語國家，也同樣適用于英語國家本身。

1.對英語國家的影響

對英語國家或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而言，英語強勢所帶來的影響應該說正面、有利的影響要多于負面、不利的影響。首先英語強勢使得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強勢進一步強化，這些強勢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加強英語的強勢；其次，英語強勢還會促使這些國家的國民自然產生一種民族優越感，使他們覺得作為英語人口的榮譽感。從長遠講，這是英語強勢給英語國家帶來的最大好處（或有利影響），因為這會使得整個國家和民族始終保持一種高昂姿態并會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凝聚力。當然，這種優越感和榮譽感在各個英語國家中的表現程度也會有差別，實力最強的美國可能表現最為強烈。

但是，這種強勢所帶來的優越感和榮譽感有時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例如，由于英語在世界范圍內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數英語國家的國民沒有興趣去了解其他國家和文化，較少關心國際新聞,也不想學習外國語。據了解，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使用其他語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學學習阿拉伯語的人中，只有9人畢業，而英國是歐洲使用語言最單一的國家。這種惰性使得他們會越來越封閉，思維方式也會逐步僵化。[18]

此外，英語強勢及其普及性也會導致英語的變種，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語（普通話和英語混合）。這種變種不但會引起某種語言交流障礙，同時對英美兩國的英語語言本身也產生了影響。《金融時報》指出對英語的真正挑戰來自那些把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人口，因為目前這些人口不但在數量上已遠遠超過英語母語人口，這些人口人數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長。該報預言這種情況必將對英語本身產生深遠的影響。[19]

2.對非英語國家影響

英語強勢給非英語國家帶來的影響可能與英語國家正好相反，其負面不利的影響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響。英語成為全球通用語言帶來的直接好處是不同國家的人們能夠自由地進行交流，但是語言并不僅僅是傳播的工具，它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和身份的標志。面對英語強勢的不可抗拒性，許多非英語國家覺得無可奈何，但對英語強勢所帶來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國主義）又表示擔憂，因為這些文化入侵所帶來的影響雖然看不見、摸不到，但確確實實存在，而且在短時間內無法改變。有人甚至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這些殖民宗主國過去炮艦政策的延續，只是現在殖民的手段相對文明了一點。[20]

尤其是對那些少數語種和民族而言，英語的強勢可能是毀滅性的，甚至意味著他們的語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語言的消亡這種情況古已有之，只是現在規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說到本世紀中有一半的語言會消失，而有人說是90%。[21]

對于那些也想成為語言強國的非英語西方國家（如法國）而言，這種無可奈何的心理更為明顯。現在，法國盡管每年花費一億美元來推廣法語文化，但是法語在世界語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語的衰落仍到處可見。法國的科學家們清楚地意識到他們的處境，“要么用英語發表文章，要么說著法語默默無聞地死去”[22]。

于是，非英語國家便會面臨一種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現代化，還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現代化就必須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會對于本民族的語言和傳統文化帶來一定的變化。從目前情況看，能否成功地走出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能否有效處理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的問題。

3.對中國的影響

英語強勢對我國來說正面和負面的作用都有。從正面角度講，英語強勢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語在我國的大范圍的普及，從而有效提高了我國國民的素質和國際化程度，改善了我國與世界接軌的軟環境。試想：如果在過去20年中沒有英語這座語言橋梁，我國改革開放的結局會怎樣？如果我國不引入英語強勢，不重視英語學習，不把英語水平與接受教育、晉升和就職等方面掛鉤，那么過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現一個又一個的英語熱：從新概念英語，到3L,到《走遍美國》，到瘋狂英語，也不可能出現所謂的“英語經濟”，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國莘莘學子赴國外留學，也不可能出現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語媒體。

總之，沒有20多年來對英語強勢的有效吸收，就沒有我國現在具有初步國際化程度的大環境，而沒有這樣的大環境，我國要能夠加入世貿、申奧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國的經驗表明，只要能把英語強勢處理得當，只把英語當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們就能用較少的成本較快發展本國現代化，縮小落后的時間，為盡快進行“趕超”打下基礎。

當然，許多中國學者對目前的英語強勢和普及所帶來的潛在危險表示擔憂。1998年在哈爾濱召開的“技術進步和當今世界發展”研討會上，他們認為在當今信息技術時代，語言的強勢必然會觸發文化強勢，從而產生新的不公正。[23]

這種擔憂顯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語在漢語中的滲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員在記者招待會上隨口會說出WTO、PNTR、APEC等英語縮寫，仿佛說自己家鄉話一樣。年青人中更是滿口TOEFL、GRE、NBA。即使你問一位老太太去醫院干嗎，她會回答：“我做CT”。

著名社會語言學家陳原認為這是漢語的奇觀，奇在沒有任何紅頭文件規定的情況下，英語單詞會如此自然地出現在漢語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為何義但照說無妨。[24]

那么，如何看待英語強勢在帶來積極作用時也可能帶來潛在的危險（負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語強勢對漢語甚至我國文化可能會產生的負面作用？本文認為首先我們沒有必要杞人憂天。正如陳原教授所說的那樣，有生命力的語言（或文化）從來不怕異物的“入侵”。任何語言都不是自給自足的，時不時會攙雜一些異物才能豐富和發展自己。[25]從另一個角度看，漢語在英語強勢面前能夠有效吸收眾多的英語單詞，正是漢語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現。因此，面對英語的強勢和我們漢語的彈性，我們應該充滿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滿懷憂慮感。

語言如此，文化當然也如此。中華文化五千年來之所以能源遠流長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過英語強勢必然會影響我國的文化。但是，從長遠講，我們如果能吸取外國文化的精華，去其糟粕，中華文化也一定會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礎上獲得新的發展，更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五、結束語：英語強勢的未來

在英語強勢之前，其他語言（如拉丁語、世界語、法語和德語）也曾出現過強勢，但是隨著講這種語言的國家影響力的下降，這些語言的強勢已經不復存在，有的甚至已經死亡。那么，英語也會沉浮嗎？英語會像其他語言一樣出現頹勢嗎？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既然其他語言都會沉浮，英語也不應該是個例外。那么英語頹勢的標志是什么呢？《英語的未來》的作者大衛·格雷多爾（DavidGraddol）認為科學技術是一大標志，他認為英語出現頹勢的標志可能是當重大技術發現不斷出現在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時候。這個時候英語的重要性可能會大幅度下降。[26]

科學技術當然是一個標志，但筆者認為英語出現頹勢肯定還會在其他方面（如政治影響力、經濟實力等）有所表現，畢竟一種語言的強勢是靠其他強勢來支撐的。事實上，英語國家公民中對國際新聞缺乏興趣、對世界事務缺乏了解以及學習外國語言所表現出的“低能”都表明了這些英語國家（至少在這些方面）的不靈活性甚至僵化趨勢。從長遠來講，這也許是英語走向頹勢的開始，但是應該承認這一過程將是漫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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