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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自然觀的缺失以及缺乏相應的土壤；

2、中國崇尚實用主義，擅長總結經驗而非創新；

3、“學而優則仕”的第一追求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讀書人的思想被束縛在名利上，過度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經濟管理，缺乏數字進行管理。

二、主觀因素的影響

1.閉關鎖國政策在政治制度上的體現。我們國家沒有積極走出去了解其他國家而是一直以“天朝大國”自居，在其他國家開展科技革命的時候，自認為我們國家物產富饒，固步自封，仍舊過著三跪九叩的生活。這種夜郎自大的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我們國家各個方面日趨落后，嚴重阻礙了我國近代科技前進的步伐，甚至成為挨打的罪魁禍首。

2.實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上，忽視了資本主義萌芽。我國古代一直是“重農”，這固然無可厚非，但“抑商”政策的實行卻產生了很多消極影響，嚴重阻礙了社會工商業的發展。中國古代歷代統治者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并與之緊密相連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們過著男耕女織的生活，這不僅可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還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的物質生活，但是對商人采取嚴格的限制管理措施，壓制商業經濟的發展，這些苛刻的條件嚴重地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正是因為工商業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壓制的這種現象到了近代中國依然沒有緩解，從而使我國沒有充分產生和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經濟。

三、對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啟示

第2篇

依林教授之見，如果說“最佳政制的問題”引導著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話，那么，正是理想政治主體和最佳治道的問題引導著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基于上述深刻認識，林教授借鑒和參照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史家斯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定義，并依據中國政治哲人“固有的問題意識、義理結構和思想脈絡”，從“政治主體”的角度給“政治哲學”下這樣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定義：“政治哲學就是試圖真正了解政治事務的性質以及最適宜于統治天下或作天下王的政治主體這兩方面的統一之道。”具體而言，“所謂‘了解政治事務的性質’，對中國的政治哲人而言，主要指的是了解和探究天下的事務和本性”；換言之，“對中國的政治哲人來講，最大的政治問題便是由誰和如何來平治和統一天下的問題，答案是最好或最理想的就是由圣人作王才能平治和統一天下，而圣人作王并不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而是一個主體性的問題”。因此，“了解天下的事務與本性并期之以必待圣人而治之，這便是中國政治哲人的最根本的政治信念”［2］22。

根據林教授的上述定義和見解，圣賢與天下無疑是中國古典政治哲學所特有的概念，它們之間的政治性關聯，正是中國古典政治哲人問題意識的核心關切，體現了一種迥異于古希臘政治哲學以城邦政體的制度架構為核心問題關切的極富中國特色的政治思維理路。不過，中西古典政治哲學也有其基本的相似處，那就是“哲學與政治的統一”，即中西政治哲人都希望將他們的哲學反思落實于政治實踐，他們都“要求即知即行”［3］191。具體就中國古典時期的政治哲人來講，他們無不希望將他們各自關于“內圣外王之道”的政治理想落實于政治實踐的領域，贏得實際統治者或執政當權者的認可與踐行，從而使自己的政治理念得以貫徹實施，而且他們都深信由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圣賢式政治主體來實行其各自的治國理政之道便可以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

誠如清代學者章學誠所說，諸子紛紛而言道，“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文史通義•原道中》）。余英時先生亦曾指出，正是基于其各自對“道”的信念，諸子各家學派“各自創建了一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系統學說”，“而且他們所尋求的‘道’雖各有特色，但在大方向與終極目標方面，卻殊途而同歸”，共同造就了具有中國文化特性的“軸心突破”，諸子對“道”的追求正體現了作為“軸心突破”的最顯著標志的“超越世界的出現”［3］50－52。對此，林存光教授同樣借用西方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理論［4］，從中國古典時期“軸心突破”或精神覺醒的角度來解讀孔子、老子以及諸子百家之學的思想意義與歷史貢獻，以期在那個時代的哲學與政治的思想統一中，找到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源頭活水，與余英時先生的看法可謂有不謀而合之處。梁啟超先生曾說：“中國學術以研究人類現世生活之理法為中心，以今語道之，即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所包含之諸問題也。”

第3篇

證券交易技術的發展并沒有伴隨無紙化證券登記、存管、交易、結算法制的完善。立法層級、立法理念、法律規則、法律關系、法律風險和權益保護等構成證券無紙化時代的主要挑戰。

一、證券無紙化下中國證券登記存管法規范體系

我國證券登記存管法律規范體系目前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行業規范(業務規則)以及相應的習慣做法等構成。盡管行業規范的效力層級最低，但從數量來分析，其大約占90%以上，在實踐中發揮著指導和規范證券登記存管的作用。

(一)證券登記存管法律的滯后性

從法律性質分析，證券登記是對公司發行的證券的資產確權行為，而證券存管則在證券存管機構與證券所有人之間建立起保管合同關系。登記的確權功能以及保管合同在民事法律中都有一般性的規定，但這些規定仍主要基于動產和不動產這種實體物而言。證券的無紙化徹底消滅了紙質證券的實物載體，投資者也不再通過持有“證券”而證明證券所有權，證券登記表現為登記機構儲存的電子記錄，證券存管也是以證券賬戶的形式保管的電子記錄。這樣，以實物為基礎建立的民法上的登記和保管法律規范就無法真實、完整地表彰無紙化證券權利，確立無紙化證券的保管關系。

無紙化證券登記存管規則在典型民事法律中的空缺在《證券法》中仍沒有彌補，第159條、160條和166條雖基本確立了證券直接登記、證券登記確權以及證券存管制度，但證券直接登記的唯一化使之前和之后立法規定的間接登記面臨合法性問題，以“證券登記結算的結果”作為確權依據含糊不清，證券存管的規定則更顯簡陋。顯然，《證券法》此次修訂并沒有為無紙化證券的登記存管提供完整的指引性規范。

(二)其他證券登記存管規范的合法性問題

部門規章以及行業規范對無紙化證券的登記存管做出了詳細的規定，其中有以行業規范為主，從證券持有方式，到證券登記確權，再到證券托管存管，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但行業規范在證券登記存管操作中的主導性地位在我國的法制環境下卻面臨合法性問題。首先，配合證券登記存管業務發展需要而創制的行業規范或者習慣做法可能與傳統的法律原則或規則不一致;其次，無紙化情況下證券登記、轉讓、抵押的效力和結算規則的效力等還沒有得到立法確認，近年來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依據業務規則做出的許多行為被訴諸法院，嚴重影響了結算秩序和證券市場安全運行。

二、證券無紙化與我國證券登記存管法規范的不適性

《證券法》確立了我國證券登記結算體制的基本框架，即“集中登記、存管與結算”模式。從時間來看，我國證券登記存管的法律制度建立在證券無紙化之后，立法基礎比較充足，但從規范內容來看，立法質量并不高，證券登記存管法律規范仍表現出相對證券無紙化技術性規范的不適應性。

《證券法》將我國證券登記體系建立在證券直接持有模式基礎上，但國務院及證監會、中登公司等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行業規范等則在法律之外創造了證券間接持有模式。如國務院早在1995年《關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內上市外資股的規定》就確立了境內上市外資股的間接持有方式，即“境內上市外資股的權益擁有人，可以將其股份登記在名義持有人名下”。中登公司2002年《關于落實證券賬戶管理規則中有關B股賬戶業務補充通知》第7條規定：“境外投資者可以名義持有人的名義開立證券賬戶。”而證監會《證券登記結算管理辦法》通過“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和中國證監會的規定，證券記錄在名義持有人證券賬戶內的，從其規定”的規定，以例外的方式將證券間接持有方式一般化。盡管如此，證券間接持有還是因上位法依據的欠缺面臨合法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