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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字：愛德華?薩丕爾 《語言論》 文學

一、愛德華?薩丕爾與《語言論》

愛德華?薩丕爾是美國語言學家、人類學家，他先后從事文學、哲學、人類學等方面的研究，并專注于美洲原住民語言的研究。薩丕爾對于語言與文化的關系、語言與思維的關系、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都有著非常獨到的見解。此外，他是語言學中形態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并在比較語言學方面做出巨大貢獻。

《語言學》共11章，分別從語言的概念、成分、形式、結構類型以及語言的歷史、交互使用、與文化和文學的關系幾個層面對語言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論述。[1]薩丕爾認為，語言是一種通過后天學習、非本能獲取的功能，屬于文化層面。語言可以表達人們內心的感受，進行意義的詳述，屬于社會習慣的產物。關于語言的構成，薩丕爾認為，語言的構成整體來說是通過“詞”。語言通過句子進行表達，而詞是構成句子的主體。每個詞都具有其獨特的意義，說話人根據自己語言的特性和潛在的規律，將詞語進行組合，構成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句子。這些詞語如果順序發生了改變，那么語句的意思也會發生變化，詞和句的關系非常微妙，它們的不斷演變構成了語言的紛繁復雜。

此外，薩丕爾還把不同的語言根據其語言結構進行了有效分類。根據各種語言的變化方法及變化程度，將這些語言分成四個類別。這些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種族文化相互關聯，語言成為了精神文化的直接反映。全書最后一章薩丕爾論述了語言和文學的關系，他認為語言是文學家思想意識的反映，當這種表達“非常有意思”的時候，就形成了文學。這種學術的關于語言和文學的論述對后世影響很大，并對于該領域新的研究方向起到了指引作用。

二、語言與文學的關系探討

（一）語言與文學的辨析

語言是一種符號，自成體系，它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交際使用的工具，能夠在人們的正確使用下準確地表達出說話者想要傳遞的信息。[2]語言通過不同的載體進行傳遞和表達，而文學就是其中一種。文學歸根結底是一種藝術的表現形式，文學通過語言進行描述，使得聽話人了解說話人的所思所想，并感受到文學帶來的藝術魅力，以不同的文學表現形式呈現語言與文學的關系。所以說語言是文學的載體，文學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

（二）語言與文學的辯證關系

語言和文學在人類的發展史上都占據著重要地位。關于文學和語言相輔相成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話題之一。首先不可否認的是，先是有人們的一般化語言，進而才上升為文學。在遠古時候，人們通過不成系統的語言進行交流，隨著語言的逐步發展，世界各地開始出現不同語系的萌芽，但當時語言并不能夠以藝術的形式展現，只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交流符號或載體。直到人們產生藝術表達意識，將語言進行藝術化包裝成為文學，語言的發展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隨著文學的進步與發展，人們也不斷加深對語言的認識與研究，使其成為語言學學科雛形。文學和語言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相輔相成，不斷進步和發展，曾經相互交融的兩部分如今各自開辟了不同的領域。[3]語言學和文藝學的產生源自二者的進步和發展。在這里，語言不再只是物質媒介這么簡單，而是成為了文學生命力最熾烈的表現。然而優秀的文學作品對語言的豐富和發展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語言的構詞法、語法在文學的進步和演變中也產生了改變，語言系統不斷完善，語言和文學的關系一直緊密交織。

三、薩丕爾眼中的語言與文學關系

（一）文學通過本土語言進行最全面真實的表達

薩丕爾在著作《語言論》中的第十一章明確闡述過他所認為的語言和文學的關系。他認為語言是文學的媒介，文學家通過語言表達出自己內心的精神世界，這樣的文學是獨一無二的。[4]甚至，一種語言所寫出的文學作品，倘若使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就會明顯感覺文學效果大打折扣。在生活中我們不難發現，很多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一旦表達就會產生違背我們日常閱讀及說話習慣的問題，因為語言習慣發生了變化，譯者在表達內容的時候既要尊重作者的原文，又要中和讀者區域的語言習慣。可即便是這樣，也經常會有違背日常說話方式的文本情況發生。如簡?奧斯汀的著作《傲慢與偏見》，第一章，班納特太太和班納特老爺在討論新搬來的鄰居“闊少爺”時的對話，其中有一句，班納特老爺問起這位闊少爺是否單身，班納特太太說：“噢！是個單身漢，親愛的，確確實實是個單身漢！一個有錢的單身漢。”這種多次強調并使用插入語的行文習慣在漢語中是鮮有出現的。由此可見，若是將語言處于科學中，那么它只是不帶任何感彩的一般化媒介，可稱之為“語言程序”。但倘若將語言處于文學中，它則具備了作者的個人色彩，是帶有生命力、感彩的思維和情感的表達。作者對于主觀性的表達方式遵循其日常語言規范，即母語語法及表達形式，所以一旦文學作品被轉換表達為另一種語言時，便是兩個語言系統、兩種語言方式之間發生了轉換，因此語言的轉變也會影響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當作者的內心被自然的、習慣的語言所主導時，讀者絲毫不會感到違和。如薩丕爾在書中舉例，當人們讀到海涅的時候，會感覺整個宇宙都是在說德語的。這也就說明，語言和文學的結合和交融使得語言這種“媒介物質”完全消失，與文學相交融，彼此互通，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合二為一。

（二）文學作品的價值與語言種類無關

作家對于文學作品的創作根植于本土語言，內心的所感所想通過語言這個媒介向讀者進行傳遞。但文學作品的語言魅力來自于作者對于語言的把握以及對于詞句的靈活運用，與不同語言的本身沒有任何區別。世界上的語言本沒有三六九等之分，就如同不同種族的人類亦是平等，各自語言各具特色。正如薩丕爾所說，“英語的元音級次生來比法語的遜色，然而它在節奏的活潑上卻得到了補償。”[5]在薩丕爾看來，任何的語言都具有其獨特的魅力所在，這種魅力通過作者對于文學的應用來體現。薩丕爾認為，不同的語言都有獨特的魅力，不應按照其他語言的模型來強加于另一語言上，每一種語言都應該在各自的軌道上自然而流暢地運行。

在漢語世界里，李白、杜甫的詩平仄有聲，能通過押韻、比興來寫出宏偉的詩篇，就像薩丕爾所說：“今天的英語詩人會羨慕中國即興湊句的表達方式，不費力氣就能達到的那種行云流水的境界。”雖然漢語的詩詞是簡練、優美和具有東方特點的，但是當我們讀到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作，亦會感慨英文的魅力所在。莎士比亞將語言的韻腳、韻律發揮到了極致。看莎士比亞和李白的詩，讀者都會感受到語言的典雅和奇妙之處，他們的文學作品在今日世界文壇都享譽盛名，兩人的威名不分伯仲，我們很難將他們孰高孰低進行排名，只會感嘆任何一種語言表達都是美麗的花。[6]

（三）語言的語法形式能夠給文學風格以方向

薩丕爾在《語言論》中表明觀點：“一種語言能不能創造復合詞，它的結構是綜合的還是單一的，詞在句子里的地位是相當自由的還是排成嚴格確定次序的，這些都能在風格的發展上起重要作用。”也就是說，作者所使用語言的風格決定了文學作品的表達風格和整體風格。如我們所常用的漢語，在語言上用詞簡單、詞句靈活多變，漢語言作品，特別是古漢語作品大多言簡意賅，但卻生動翔實。特別是駢文、詩歌等文學形式，雖用詞甚少，但卻華麗工整，充分展現了語言的精髓。英語在表達上具有邏輯性強的特點，對時態、語序的把握非常嚴格，但是在修辭和詞匯量上略有欠缺。于是英國文學作品的特點是非常簡潔準確的，能夠通過語言本身明確作者表達的邏輯關系，讓人讀起來思路清晰。日語的特點是曖昧性強，難有明確直接的回答，所以在日本文學作品中，從始至終都貫穿了一種內斂、禮貌、含蓄的氣質，加之日本文學對人稱、代詞等稱呼過份細化，總給人一種自律不逾距的規矩之感。

在不同的語言中，對詞序要求和詞語排列的差異，構成每一種語言或每個文學家特有的風格。這種構詞和詞序的特點是語言本身賦予的，不可逃避的，是語言形成和語言被人運用時潛移默化的，它不會制約作者的表達，但卻能賦予文學作品獨一無二的特質。

每個語言都自成體系，所以在語言甲中恪守的規則，在語言乙中卻是毫無意義甚至是多余的。作者使用自己的母語行文時，這種與生俱來的表達運用將會使得文學作品大放異彩。他們在語言使用的時候，不會刻意想著語言的規矩和語法，而是憑借自己多年來的積累或日常應用的習慣進行使用，所以這樣產生的文學作品會流露出一種自然不造作的氣質。倘若讓作者去使用其他非母語的語言，哪怕他對那種語言的構詞法、語法句法再了解深入，也無法產生一種從心里、精神上傾其身心、原汁原味的表達。

結語

語言與文學的關系始終是密不可分的。在薩丕爾看來，文學通過本土語言進行最全面真實的表達，語言的語法形式能夠給文學風格以方向，但是語言無法直接決定文學作品的價值和意義，語言只是文學作品的載體和表達方式之一。語

參考文獻

[1]薩丕爾.語言論――言語研究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2]郭曉英.論愛德華薩丕爾關于語言與文學關系的闡釋[D].復旦大學，2012.

[3]翁向華.符號學視闕下的語言模糊性探源[J].語文建設，2014（05）.

[4]胡敏.基于交流語境的寫作教學研究[J].語文建設，2014（31）.

第2篇

【關鍵詞】痰淤肝纖維化

肝纖維化是現代醫學病理形態學的概念，常由于肝內慢性炎癥，膽汁郁積，免疫損傷等原因引起，中醫學并沒有肝纖維化的名稱，但根據該病的臨床表現，多歸屬于中醫的“黃疸”“脅痛”“積聚”等范疇，目前西藥對該病沒有特效藥，而中醫中藥對該病有著較好的優勢和療效，且慢性乙型肝炎在我國人群中普遍存在，更是引發肝纖維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對肝纖維化的中醫發病機制的探討有著重要的意義。

1中醫對痰淤的認識

痰是中醫病理學中的重要病理產物。痰最早見于《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膈上病痰滿喘吐。”仲景將痰飲列為四飲證之一。隋唐至宋代痰已成為獨立病癥。唐·孫思邈的《千金方》溫膽湯、宋·陳師文的《和劑局方》二陳湯已為治痰的經典方劑。至明清，痰的理論進一步深入，痰生百病。“百病多兼痰”已成為眾多醫家之共識。在辨證上有內痰與外痰，有形痰與無形痰之分，在治法上有健脾補腎、利氣化痰等多種見解。痰為津液不歸正化而形成的病理產物，其產生與臟腑氣血功能失調密切相關，外感邪氣、內傷情志或脾腎虧虛均可導致機體水濕停聚，或熱灼傷津聚均可成痰。

淤亦是中醫病理學中的重要病理產物。中醫認為，淤血指體內有血液停滯，包括離經之血積存于體內，或血運不暢，阻滯于經脈及臟腑內的血液，均稱為淤血。《內經》雖無“淤血”但有“惡血”“血菀”“留血”等近似淤血的名稱30余種，其對血淤證的成因、癥狀也有明確的闡述，“輸其血氣，令其條達”為治淤法則。《神農本草經》也有了活血化淤藥的記載，漢代以后，張仲景總結了血淤證的辨證規律，其在《金匱要略·胸痹心痛短氣病脈證并治》認為痰飲乃胸痹的病機之一，治則以除痰通陽為主。隋唐至金元血淤證的理論闡述與治療方劑進一步發展。明清醫家在繼承了前人的學術思想上又有深入的研究，張介賓提出了“氣逆而血留，氣虛而血滯，氣弱而血不行”，豐富了血淤證理論。比較突出的是王清任，他強調氣血為人之本，處方用藥思路更為廣闊，指出治胸痛用木金散，若無效則需用血府逐淤湯。其治療胸痛倡用活血祛淤的治則，頗具獨創精神，創立祛淤諸方，擴大了活血化淤法的治療范圍，使血淤證與活血化淤的理論更加完善。

對痰與淤的關系，歷代醫家認為：痰是津液的病變，淤是血的病理形式，二者關系密切，中醫學關于痰淤同病，痰可致淤的認識，淵源甚早。《靈樞·百病始生》指出：“濕氣不行，凝血蘊里而澀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丹溪心法》談到：“痰夾淤血，遂成窠囊”，強調痰中夾淤這一病理在致病中的廣泛性和重要性。《外證醫案匯編》分析道：“流痰，蓄則凝結為痰，氣漸阻，血漸淤，流痰成矣。”《血證論》中的“須知痰水之壅，由淤血使然，但去淤血，則痰水自消”，“血積既久，亦能化為痰水”。由于津血同源，所以痰淤不僅互相滲透，而且可以互相轉化,因痰致淤，或因淤致痰。

2痰淤阻絡是肝纖維化的重要病機

一般認為，肝纖維化的中醫病因多為感受濕毒疫邪，肝氣郁滯，肝腎虧虛等，導致臟腑功能失調，痰濁淤血阻滯肝脈而逐漸形成肝纖維化。其中，痰淤阻絡是肝纖維化的病理基礎。臨床發現，肝硬化病人多伴有肝掌，蜘蛛痣，肝脾腫大，舌質紫暗或有淤斑，脈澀等癥，這些均為血淤的臨床表現。除此之外，血淤在肝纖維化中與肝臟微循環、肝纖維化結締組織增生及肝功能指標都有密切相關性［1］，劉宏元等［2］結合現代病理學指出，肝細胞及血竇內上皮細胞的壞死變性，引起肝組織微循環障礙而產生血淤證，同時貯脂細胞及肝細胞增生分泌大量膠原蛋白，形成膠原纖維束，逐漸發展為肝纖維化也形成血淤證。可見，淤血在肝纖維化中的病理表現為肝臟微循環障礙及纖維結締組織增生，并始終存在于肝纖維化過程中。大量研究結果同樣表明：肝血淤阻程度與肝纖維化程度密切相關，并進一步指出血淤證患者血清型前膠原(PCIII)、透明質酸(HA)、層黏蛋白(LN)均比非血淤證患者明顯增高，肝纖維化血清標志物PCIII，HA，LN可作為血淤程度的客觀指標［3，4］。另有學者通過實驗研究得出了相似結論：血淤證肝病患者血清總膽紅素(TBIL)升高及A/G降低顯著高于非血淤證肝病患者，血淤證肝病患者血清HA，LN明顯高于非血淤證肝病患者及正常人，提示A/G下降或倒置及血清HA，LN的含量可作為慢性肝病血淤證辨證的客觀指標［5］。

【摘要】歸納中醫關于痰淤理論的學說，探討了痰淤與肝纖維化的密切關系，提出痰淤阻滯肝脈是肝纖維化發生發展的重要病理因素。

【關鍵詞】痰淤肝纖維化

肝纖維化是現代醫學病理形態學的概念，常由于肝內慢性炎癥，膽汁郁積，免疫損傷等原因引起，中醫學并沒有肝纖維化的名稱，但根據該病的臨床表現，多歸屬于中醫的“黃疸”“脅痛”“積聚”等范疇，目前西藥對該病沒有特效藥，而中醫中藥對該病有著較好的優勢和療效，且慢性乙型肝炎在我國人群中普遍存在，更是引發肝纖維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對肝纖維化的中醫發病機制的探討有著重要的意義。

1中醫對痰淤的認識

痰是中醫病理學中的重要病理產物。痰最早見于《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膈上病痰滿喘吐。”仲景將痰飲列為四飲證之一。隋唐至宋代痰已成為獨立病癥。唐·孫思邈的《千金方》溫膽湯、宋·陳師文的《和劑局方》二陳湯已為治痰的經典方劑。至明清，痰的理論進一步深入，痰生百病。“百病多兼痰”已成為眾多醫家之共識。在辨證上有內痰與外痰，有形痰與無形痰之分，在治法上有健脾補腎、利氣化痰等多種見解。痰為津液不歸正化而形成的病理產物，其產生與臟腑氣血功能失調密切相關，外感邪氣、內傷情志或脾腎虧虛均可導致機體水濕停聚，或熱灼傷津聚均可成痰。

淤亦是中醫病理學中的重要病理產物。中醫認為，淤血指體內有血液停滯，包括離經之血積存于體內，或血運不暢，阻滯于經脈及臟腑內的血液，均稱為淤血。《內經》雖無“淤血”但有“惡血”“血菀”“留血”等近似淤血的名稱30余種，其對血淤證的成因、癥狀也有明確的闡述，“輸其血氣，令其條達”為治淤法則。《神農本草經》也有了活血化淤藥的記載，漢代以后，張仲景總結了血淤證的辨證規律，其在《金匱要略·胸痹心痛短氣病脈證并治》認為痰飲乃胸痹的病機之一，治則以除痰通陽為主。隋唐至金元血淤證的理論闡述與治療方劑進一步發展。明清醫家在繼承了前人的學術思想上又有深入的研究，張介賓提出了“氣逆而血留，氣虛而血滯，氣弱而血不行”，豐富了血淤證理論。比較突出的是王清任，他強調氣血為人之本，處方用藥思路更為廣闊，指出治胸痛用木金散，若無效則需用血府逐淤湯。其治療胸痛倡用活血祛淤的治則，頗具獨創精神，創立祛淤諸方，擴大了活血化淤法的治療范圍，使血淤證與活血化淤的理論更加完善。

對痰與淤的關系，歷代醫家認為：痰是津液的病變，淤是血的病理形式，二者關系密切，中醫學關于痰淤同病，痰可致淤的認識，淵源甚早。《靈樞·百病始生》指出：“濕氣不行，凝血蘊里而澀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丹溪心法》談到：“痰夾淤血，遂成窠囊”，強調痰中夾淤這一病理在致病中的廣泛性和重要性。《外證醫案匯編》分析道：“流痰，蓄則凝結為痰，氣漸阻，血漸淤，流痰成矣。”《血證論》中的“須知痰水之壅，由淤血使然，但去淤血，則痰水自消”，“血積既久，亦能化為痰水”。由于津血同源，所以痰淤不僅互相滲透，而且可以互相轉化,因痰致淤，或因淤致痰。

2痰淤阻絡是肝纖維化的重要病機

一般認為，肝纖維化的中醫病因多為感受濕毒疫邪，肝氣郁滯，肝腎虧虛等，導致臟腑功能失調，痰濁淤血阻滯肝脈而逐漸形成肝纖維化。其中，痰淤阻絡是肝纖維化的病理基礎。臨床發現，肝硬化病人多伴有肝掌，蜘蛛痣，肝脾腫大，舌質紫暗或有淤斑，脈澀等癥，這些均為血淤的臨床表現。除此之外，血淤在肝纖維化中與肝臟微循環、肝纖維化結締組織增生及肝功能指標都有密切相關性［1］，劉宏元等［2］結合現代病理學指出，肝細胞及血竇內上皮細胞的壞死變性，引起肝組織微循環障礙而產生血淤證，同時貯脂細胞及肝細胞增生分泌大量膠原蛋白，形成膠原纖維束，逐漸發展為肝纖維化也形成血淤證。可見，淤血在肝纖維化中的病理表現為肝臟微循環障礙及纖維結締組織增生，并始終存在于肝纖維化過程中。大量研究結果同樣表明：肝血淤阻程度與肝纖維化程度密切相關，并進一步指出血淤證患者血清型前膠原(PCIII)、透明質酸(HA)、層黏蛋白(LN)均比非血淤證患者明顯增高，肝纖維化血清標志物PCIII，HA，LN可作為血淤程度的客觀指標［3，4］。另有學者通過實驗研究得出了相似結論：血淤證肝病患者血清總膽紅素(TBIL)升高及A/G降低顯著高于非血淤證肝病患者，血淤證肝病患者血清HA，LN明顯高于非血淤證肝病患者及正常人，提示A/G下降或倒置及血清HA，LN的含量可作為慢性肝病血淤證辨證的客觀指標［5］。

此外，痰濕在肝纖維化中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現代醫學研究認為，中醫痰證的主要特征和生化物質基礎為血清總膽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6］，而由肝纖維化導致的肝篩失窗孔化，毛細血管化，肝竇紊亂短路等肝內微循環障礙亦影響肝內脂類代謝，且有資料研究顯示肝臟功能輕、中度損傷時血脂水平與肝纖維化血清學指標呈正相關［6］。因此，血脂水平及肝內血流速度可作為肝纖維化痰淤互結證的療效判定指標。劉為民等［7］認為肝纖維化除淤血外，痰濁作為一種病理因素，也參與了肝纖維化的病程。在肝纖維化的發病過程中，肝郁氣滯，橫逆犯脾，脾失健運，水濕不化，釀生痰濁；飲食所傷，素體濕盛，嗜甘厚膩，過度飲酒，更傷脾胃，水濕內停，聚為痰飲；正虛邪戀，毒邪內蘊，日久化熱，煎熬津液，凝聚成痰；正氣虧虛，水濕難運，聚濕成痰，均可導致痰濁內生，痰淤互結，阻于肝絡。因此痰濁淤血是肝纖維化的最終病理產物，同時又可阻滯氣機，使氣血運行不暢，津液輸布不利，痰濁淤血沉積更甚，加速肝纖維化的發生發展。陶翠玲等［8］以痰淤并治為主要治療原則，應用肝纖康治療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纖維化痰淤互結證，結果表明該方具有降低痰淤互結證積分水平，降低肝纖維化血清學指標，抑制肝臟炎癥，改善肝功能，增加肝門靜脈血流速度，降低甘油三酯水平的作用。并認為其治療機理可能是降低血脂，改善肝臟微循環，增加肝臟血流速度，抑制和改善炎癥反應，改善肝功能，從而阻止和減慢肝纖維化的啟動和發展過程。

3結語

在肝纖維化的發病過程中，血淤與痰濕又相互伴生及互為因果。淤血阻絡，必阻礙氣機，氣機阻滯，津液不布，水濕不化，而聚濕生痰；同理，痰濕阻絡，亦必阻礙氣機，血為氣之母，氣為血之帥，氣機阻滯，血行不暢，而致淤阻經絡，從而導致肝纖維化的發生發展。

【參考文獻】

［1］唐智敏，茹清靜，朱起貴.論肝血淤阻與肝纖維化的關系［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6，2（3）：14.

［2］劉宏元，劉作恩.慢性乙肝早期纖維化的治療研究［J］.天津中醫，1997，14（3）：101.

［3］陳麗萍，張詩軍，馬翠玉，等.慢性丙型肝炎血淤證與血清HA、hPCIII的相互關系及中藥對其影響的研究［J］.國醫論壇，1995，1：30.

［4］唐智敏，茹清靜，朱起貴.論肝血淤阻與肝纖維化的關系［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6，2（3）：14.

［5］沈吉云,燕忠生,趙淑媛.肝病血淤證與肝功能肝纖維化標志物的關系［J］.遼寧中醫雜志，1997，24(6)：243.

［6］方永奇.痰證宏觀辨證的計量化研究［J］.遼寧中醫雜志,1995，22(11):490.

第3篇

    “語言不是人與人之間唯一的交際工具,但它是人類社會中最重要的交際工具。”①眾所周知,語言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它儲存了一個民族的社會生活經驗和文化特征。每個語言對象國的文化都具有其獨特性,為了進行順利的跨語言交際,必須了解語言的文化背景。對于學習外語專業和將來從事涉外工作的學習者而言,除了要在外語上要具備扎實的語言基礎以外,還要面對跨文化交際中的文化差異,通過習得該語種來認知這個民族的行為、思維、心理、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等,從外語學習中觀察,對不同語言與文化差異進行對比。

    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和國際形勢發展的多樣化,對非通用語種人才提出了在知識結構和綜合素質上的新要求。對如何提高非通用語教學中語言與文化課程的教學質量,加強課堂教學策略,實現非通用語種人才培養的目標,是每位非通用語種教師的責任。本文以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泰語專業為例,探討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課程的教學實踐。

    1 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的教學目的和要求

    2010年起,廣西民族大學為2007級泰語專業本科生開設了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根據學校本科培養計劃,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屬于專業任選課,課程設置在大學四年級的第一學期。該課程語言與文化并重,要求學生更深入、更系統地了解語言和文化的概念、泰語語言特征、文化特征、泰國語言與文化的內在關系,以及當前語言與文化關系的相關理論。旨在讓學生通過各種實例的研究,探討語言與文化的各種內在及外在關系,學會分析語言背后的文化特征。課程的開設不僅有利于拓寬、更新學生的專業技能和知識結構,整合四年所學知識,還能讓學生在四年級撰寫畢業論文時奠定理論基礎,發展學生的個性和興趣,提高文化素質。

    2 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的教學現狀和存在問題

    2.1 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的教學現狀

    外語教學中,語言課程總是作為主干內容來進行設置,我校在培養泰語本科專業學生傳統的語言訓練,如聽、說、讀、寫、譯技能方面一直有較好的經驗。但語言教學無法與文化背景相脫離,外語教學中無論采用什么樣的語言教學方法,總會自然地融入相關的文化教學,并形成多種多樣的語言文化教學模式。我校在培養泰語本科人才中一直非常注重對文化的導入,授課教師通常會根據上課內容涉及的主題進行補充介紹,灌輸人文領域的基本知識和經歷見聞,但內容較為零散。在低年級階段,針對泰語專業的學生在國內也開設有專門的文化課程,如:泰國概況和東南亞歷史與文化。課程側重的是橫向的文化知識鋪墊,內容覆蓋面廣而泛。大學第三學年,在學生赴語言對象國學習期間,開設有泰國社會文化課程。雖然我校的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課程尚處于任選課的地位,但對于加深對語言對象國的認識又是不可缺少的課程之一,在高年級專門開設語言與文化兼并的課程對外語學習者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教學存在的問題

    第二語言教學是跨文化交際教學,包含了教授語言交際和非語言交際。教師在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課堂上的作用就是提出語言現象結合文化因素,把語言放在社會語用背景下教學,提高語言學習者對語言文化的認識。筆者通過關注2010年至今泰國語言與文化課開設的情況看,從教學設計、教學效果和學生反饋等方面發現,其中有值得借鑒的可取經驗,同時也存在許多影響教學質量的因素。

    2.2.1 教材問題

    針對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這門新開設的課程目前沒有適合的固定教材可供直接使用,暫時給教學帶來了一定難度。由于泰國語言與文化課設定為專業任選課,但語言與文化涉及內容范圍廣,教師不可能把包羅萬象的語言文化現象和特征囊括在36個課時內介紹完整。加上可搜集整合的教材資源有限,時間緊、內容多、任務重,教學準備不足使教師沒有完全吃透教學內容,對于語言文化知識不夠深厚,缺乏教學經驗的教師則容易產生畏難情緒。因此,如何上好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保證授課質量,是任課教師面臨的棘手問題。

    2.2.2 國內外教師教學方法問題

    2010年筆者曾教授過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課,之后分別由另外兩位泰籍外教繼續擔任授課教師。毋庸置疑的是,中泰教師由于文化差異,教學經驗各具特點,教學方法也會存在差異,這包括授課內容、手段和側重點不盡相同,教學成效也必然會有所差異。

    筆者在正式上課前曾具體調查過學生對課程的期望,讓學生寫下希望從中收獲到些什么,以便及時調整教案和盡量滿足學生的求知需求。提前做好教學計劃后,在第一堂課上會先告知學生整個學期的教學計劃及上課內容,讓學生在沒有課本和教材的情況下明確本學期該課程的學習目標和學習任務。筆者從“泰語語言特點”的角度出發,采用主題分類的方式,利用每周3個課時教授一個相關主題的內容,如泰語語言等級、泰語中的外來詞、泰語稱謂詞和泰國姓名文化等。筆者分主題制作課件,并打印分發課件講義作為上課資料。授課過程中先鋪墊基礎理論導出本節知識點,讓學生學習該主題中相關的語言與文化理論,舉例論證,盡可能地把本節中語言和文化的背景關系分析清楚,然后進一步介紹目前現有的相關研究成果與論文。最后,安排全班分組后在下一次課進行小組報告,開展自由討論。目的是讓學生在課后去查找更多其它的有關理論書籍閱讀,搜集更多的實例來論證,增強理論基礎。筆者還特別強調學生的作業報告中所引用資料的可信度,嚴格要求參考文獻、參考書目的書寫規范。

    從與泰國外教交流教學經驗中得知,泰國學生一般是通過民俗學或文學類課程中習得語言文化知識,而授課老師如果是語言學家則會選用歷史紀實、史記類書籍作為教材授課。泰國外教主要從“文化”的角度來設計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的教學內容,例如:泰國農村社會和城市社會中的語言文化、泰國風俗中的語言文化和泰國文學作品中的語言文化(以警示詩為例)。同樣采取主題分類和課件的方式授課,重點講解一些實用、優美的詞匯,分析詞匯的含義、詞根、文化背景和現今的使用方法,目的是讓學生掌握詞匯后能夠學以致用。最后,布置相應的練習或完成課后作業,如造句或寫作等進行檢查。

    學生一致反饋泰國語言與文化課相比過去所接觸的語言文化知識課難度更深,層次更高。學生對筆者采用先分析后報告的教學方法的評價是,授課內容有深度、有條理,與泰國教學方式相似,對提高泰語專業學生研究水平起到積極作用。而外教身為對象國語言文化的“代言人”語言地道,是可靠的目的語文化信息來源,教學風格具有本土化特色,課堂文化氣氛多元,在闡述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的背景時更駕輕就熟。可以說,聘請外教授課本身就是一種加深學生對對象國語言與文化學習的過程。

    雖然國內外教師的教學方式各具優勢,但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也捉襟見肘。國內教師在課堂教學上的弊病之一是力求一次講全講透、面面俱到,筆者在初次授課時一直忙碌于閱讀和搜集大量而分散的資料信息制作課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學生的需求,盡可能解答學生提出的疑問,但由于準備的材料多,往往會造成對教材不夠熟悉,照本宣科的情況出現。聘請外教教學同樣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外籍教師的流動性大,部分泰國外教是非泰語專業出身,出現教學水平良莠不齊等情況。外教通常對我們國內的教學大綱不熟悉,上課缺乏教學計劃,教學設計不夠規范,授課內容經常與學生在泰國留學期間已學習過的知識重疊。此外,由于缺乏系統教學和理論參與指導,課堂上容易出現跑題,講述漫無邊際,教學效率不高的弊病。外教也反映,因為泰語中不少詞匯是來自巴利文、梵文并且涉及宗教的文化背景,詞匯的含義較深,所以要花大量的時間來講解一兩個詞匯的文化根源,有時需要加快語速或者借助圖片教學,學生雖然最終能夠掌握,但整個學期下來在專業上的收效甚微。

    2.2.3 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問題

    大學本科教育一向都提倡培養復合型的高素質人才,外語專業學生語言能力的提高依賴于對語言使用文化環境的理解。每個學生掌握語言的水平高低和進度不同,文化接受能力不同,自身對新事物新文化的理解和遇到的障礙也不同。是否能夠準確地領會語言與文化的聯系,取決于個人語言的能力、文化素質和生活經歷。現今社會中不少大學生的人文素質相對薄弱,甚至對本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優良傳統了解甚少,身為外語專業的學生對語言對象國文化的學習了解遠遠不夠。如果只具備了專業素質,而欠缺人文素質,最終只能成為“單面人”。另外,筆者在布置學生進行課后分組報告中還發現,一些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滯后,獲取、處理及運用信息的能力比較弱,這體現在搜集資料的方法和渠道單一,范圍窄。再則,由于缺乏理論研究的培養,理論基礎薄弱使很多學生不善于分析和綜合歸納問題,在報告的論證中往往缺乏可信的依據,并且出現抄襲的情況,小組報告的信息來源、內容及分析結果雷同,缺乏新意。若能加強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提高觀察的敏銳性,學會分析語言文化差異,對加強大學生專業素質具有重要意義。

    3 泰國語言與文化關系教學的實踐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