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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從經濟學的角度，政府干涉市場主要是因為存在市場失靈、外部性或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等原因，而干涉結果是希望能使社會福利增加。同其他行業一樣，最早的保險費率監管也是為了糾正市場失靈，應該講，監管的效果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卻鮮有人問津。

截至2007年，中國市場上共有保險公司102家，多主體的市場格局基本形成。根據中國保監會統計的2007年全年保費的份額來看，中國人壽占壽險市場39.73%，平安保險占16.00%，太平洋保險占10.24%，泰康人壽占6.92%，四家合計達到72.89%；財產保險收入中中國人保占42.46%，太平洋保險占11.23%，平安保險占10.28%，中華保險占8.78%，四家合計達到72.75%。可見雖然保險公司的數量在增加，但市場的大部分份額仍掌握在幾家大公司手中，市場的集中化程度很高。但從變化趨勢來看，集中度卻呈明顯下降的趨勢(見表1)。財產險市場的CR4指標從90年代的接近100%下降到2006年的76.79%和2007年的72.75%；壽險市場的CR4指標也同樣從1996年的98.92%下降到2007年的72.89%。

應該注意的是，與其他某產業內的高集中度不同，中國保險市場這種高集中度的形成并不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而是由歷史原因形成的。在1986年以前，中國保險市場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一家獨占，直至新疆兵團保險公司、太平洋保險公司和平安保險公司的成立，才打破了原先一家獨霸天下的局面。一般而言，凡是成立較早的保險公司，其市場份額也就相對較大，但隨著保險市場主體的增多，市場份額會越來越平均化。雖然新成立的保險公司因為時間太短，優勢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再加上目前各保險產品的差異性并不大，難以在短期內對老公司構成威脅。但無論如何，目前市場份額較大的保險公司并不是由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機制而形成的，并不是以保險公司勞動生產率水平的高低和市場競爭力的強弱為邊界的，且資本實力仍然較弱，因而，隨著保險業的市場競爭不斷加劇，保險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就會越來越平均，表1中四家保險公司的市場份額不斷下降就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階段中國保險市場結構處于向競爭型市場轉型時期，從而價格競爭是保險公司的必然選擇，這也是實施費率監管的原因之一。2004年中國保監會下發了《保險公司管理規定》，規定保險公司使用的費率應報經中國保監會審批或備案，可見，目前我國對保險費率仍然實施較嚴格的監管，采取事先批準和先備案后實施的方法。

本文希望能結合中國保險市場發展的現狀，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費率監管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從理論上闡述費率市場化的原因。

二、費率監管與效應分析

(一)費率監管帶來的價格提升效應分析

1.價格提高帶來的社會福利損失

我們一般用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之和來衡量費率監管政策的福利效應。如圖1所示，在競爭性市場中，市場均衡價格嚴由保險需求曲線D和保險供給曲線S決定，在沒有外部干涉的情況下，保險費率能隨時根據需求和供給的情況進行調整，達到市場均衡。

如果政府對保險費率進行監管，要求價格高于市場出清價格嚴，比如說限定在P1，在較高的價格水平下，保險的供給數量為Q2，但消費者愿意購買的數量下降為Q1。這時如果生產者以銷定產，市場產出水平為Q1，消費者剩余減少P1P*EC的面積，生產者剩余增加P1P*BC的面積，但減少BEF的面積，凈社會福利損失為ECF的面積。

事實上，在政府制訂最低價格時，由于此時價格水平較高，保險的意愿供給數量遠遠高于Q1，如果保險公司按Q2的量供給，其無謂損失將大大超過面積ECF。

2.價格監管(限價)下的生產者行為分析

假設在一個競爭的、同質投保人的保險市場上，保險公司是價格的接受者，面臨的需求曲線具有完全的價格彈性。保險公司的長期總成本由期望索賠成本和生產成本構成。生產成本包含了營銷和服務費用，期望索賠成本等于純保費，因為投保人是同質的，所以純保費是所出售保單的線性函數，邊際純保費和平均純保費是常數。如圖2所示，APP代表平均純保費，APC是生產成本，ATC等于APP+APC，MR是邊際收入，MC等于邊際生產成本加上邊際純保費。在價格不受監管的市場下，MR=Pc=MC，均衡點為(Pc，Qc)，保險公司在總成本的最低點組織生產。

假設此時政府規定一個限制價格，PR(PR>Pc)，如果保險公司按照利潤最大化的規則PR=MC組織生產，最佳供給量應該是QR。但隨著費率的提升，需求量會下降。這時，一家保險公司為了讓他的實際供給量能維持在QR位置上，可以有兩種方法：一是搶占其他公司的市場份額，另外是擴大市場總需求。目前我國各家保險公司提供的險種在保障范圍和責任內容上大致相同，要搶占市場份額，擴大市場需求，首先想到的是低價策略。在政府直接定價的約束條件下，保險市場競爭突出地表現為以手續費競爭為主要手段，于是出現了目前市場上各保險公司不計后果的降價行為，如提高人手續費比例；違規違法支付現金手續費和現金無賠款優待；不顧承保風險直接降低保險費率或擴大保險責任，變相降低費率爭搶市場或以其他各種名目向大客戶返款來變相降低費率等。這種不正當的價格競爭給保險業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導致保險業的風險累積加劇，使保險企業的經營成果嚴重失真，嚴重影響了保險業的健康發展。當然，保險公司也可以通過提高服務質量來擴大銷售量，即通常所講的非價格競爭，但這樣會使APC和MC增加，再加上由于費率上升所引起的初始利潤的增加會吸引新的保險公司進入市場，來瓜分市場份額，最終使保險公司縮小供給量到比如QR′的位置上。在該點上，我們可以看到，保險公司并不是在平均總成本的最低點組織生產(事實上，即使保險公司能供應產品的數量為QR，該點也同樣不是平均總成本的最低點)，造成企業資源浪費；而且，此時市場上也存在著一些由于費率上升而不再參保的個人，他們的風險損失得不到保障，使得社會福利下降。

總之，政府對保險市場的費率監管——提高費率，不僅造成社會福利的無謂損失，而且在保險公司擁有過剩的生產能力的同時，市場又存在著得不到保險保障的個人，資源沒有得到最佳配置。

(二)費率監管帶來的價格僵化效應分析

2004年保監會下發的《保險公司管理規定》中規定，保險公司對已經批準或備案的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進行變更的，應當重新申報審批或備案，說明保險公司在變更費率時，同樣受到嚴格監管。

保險費率由兩個部分構成：純保費和附加保費，其中純保費由保險標的的期望損失成本所決定。我們用P代表一個類別的風險單位的總保費，L為該風險單位的預期損失額，一般根據保險公司以往的數據統計而得，k為保費附加率，則有

P=L+kP(1)

或者

我們再以Lt代表第t時期該類別風險單位的預期損失，Pt為第t時期該類別風險單位的應收總保費，Pt-1為第t-1時期的總保費，則(2)可寫為：

在(3)式兩邊同時除以Pt-1，整理可得，

該式意味著，如果第.t時期的預期損失額超過上期的保費，那么第t時期的應收保費也應該相應增加，反之則需要減少，這也是保險費率制定的充足性和公平性所要求的。但在現實社會中，價格的調整不會那么及時和完全，(4)式的左右兩邊，即實際費率調整和所需的調整之間會存在一個比例系數α(0≤α≤1)，使得

成立。如果α=0，意味著實際上費率沒有進行調整；如果α=1，則費率的實際調整是完全的。

在費率被監管的情況下，價格調整的幅度一般會小于費率未被監管時，即αreg<αnoreg，其原因是，當外部因素發生某些變動導致保險標的物的預期損失增加，或發生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需要上調費率時，基于政治壓力，調整的幅度一般不大或不進行調整；同樣，當需要進行費率下調時，為維護保險經營的安全性，除非進行調整的需要非常明顯或迫切，一般情況下也不會進行調整。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嚴格的費率監管，保險公司在變動費率時要審批或備案后才能實施，使得保險價格調整存在滯后性，不能充分及時地反映當時保險標的物的預期損失。往往是當保監會批準價格調整并開始實施時，引起價格變化的因素已經發生變化，造成調整后要實施的新的保險費率偏高或偏低，又不能反映真正的保險產品成本及供求狀況。

關于保險費率偏高，上文已經做過分析；關于監管造成的保險費率偏低，我們可以以同樣的方式進行分析。如圖3，競爭市場均衡價格P*由保險需求曲線D和保險供給曲線S決定，而監管價格低于市場出清價格P*，比如說為P1，在較低的價格水平下，有的保險公司會退出市場或減少供應數量，市場總供給量為Q1，雖然此時消費者愿意購買的數量為Q2。這時消費者剩余增加P1P*BF的面積，但因為產品供應不足，減少BCE的面積，生產者剩余減少P1P*EF的面積。與價格偏高的情況一樣，存在大小為ECF的面積的凈社會福利損失。

(三)監管帶來產品價格下降的效應分析——以商業車險為例

以前，對于商業車險，保監會實行嚴格的價格監管，統一條款、統一費率，希望能保護消費者利益，但由于被管制的保險公司存在較大的利潤空間，作為自利的各個公司事實上處于“囚徒困境”：只要一家公司不按監管要求進行降價，其他公司必然跟進。雖然費率高度統一不能變更，但各公司在手續費上做文章，最終導致市場秩序混亂。于是，從2003年元旦開始我國對車險費率放松監管，各公司在車險費率結構中引入了風險調節系數，最大優惠幅度可達到50%，希望能使費率水平更加公平合理，與客戶實際風險狀況更加匹配。這種監管方式確實使商業車險費率降低，但是否真的有利于消費者，使社會福利上升，卻值得討論。

1.保險公司方面

目前，我國保險市場環境還不成熟，各家公司車險產品和服務同質性很強，難以形成差異化經營與競爭模式的情況下，風險調節系數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被各公司嚴格按規定使用，也沒有發揮細分市場與區別客戶風險的真正作用，反而和50%的優惠幅度一起成為參與價格競爭的手段與合規途徑。低折扣帶來的是違規承保，最終要么使得客戶出險時遭到拒賠，有違保險的最終目的，同時影響了保險公司的形象；要么使賠付率大幅度上升，保險公司面臨著經營風險。

2.消費者方面

消費者對保險認識不足，消費需求簡單，存在著僥幸和投機心理，投保時對車險產品的質量和售后服務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注重的不僅是車險保費的最終水平，還有保險公司給予的折扣幅度，由于對價格折扣有了明確預期，價格敏感度增強，在客觀上更加刺激了保險公司之間的價格競爭。這種對保險的低層次消費需求難以刺激保險公司進行產品的開發和創新。同時，失去理性的惡性價格競爭導致保險公司償付能力不足，影響了安全運營，服務質量下降，使原本在車險“大戰”中應該屬于最終受益者的消費者反而成了最終的受損害者。

鑒于這種情況，2006年3月，保監會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機動車輛保險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通過無賠款優待、隨人因素、隨車因素等方式給予投保人的所有優惠總和不得超過車險產品基準費率的30%，將車險最高優惠幅度從50%降低到了30%。限折令的推出也反映了前段時間對車險費率的監管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這說明在價格監管的過程中，并不一定是產品實際價格下降就能讓消費者得到最大收益，而是應該引導市場走向規范。

三、主要結論與啟示

對于競爭保險市場，費率監管，不管是限價還是實行最低價格，都會使社會福利遭受損失。筆者認為，我國現階段應逐步放寬費率監管，實現無事先批準要求的寬松監管模式，實現費率市場化，其原因為：

首先，保險市場上已初步形成多元化的競爭格局，目前中國保險市場結構處于向競爭型市場轉型時期，一家保險公司獨占市場份額的局面已不復存在。

其次，隨著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和競爭的日趨激烈，保險企業的競爭手段也在不斷豐富，保險企業運用價格策略進行競爭只是暫時的。

第2篇

一、社會保險費率降低的客觀要求

1.社會保險費率過高，覆蓋面不廣，該基金結余存量足（除基本養老基金外）。勞動者生、老、病、傷、殘、失業的社會保險費率之和高達40%，參保人不堪重負，法人故意逃避社會保險，使應參保人數遠大于實際參保人數，許多勞動者參加社會保險的合法權益長期得不到保障。按現在某一基金年支出水平計算，其現有結余規模可支付幾年的社會保險待遇，如失業保險。

2.社會保險的社會公益性。該基金籌集的原則是以支定收、略有結余：當社會需要多少社會保險基金支出時，就向參保人去籌集多少。即該基金結余不能多，體現政府非營利性。

3.社會保險基金的財政性。①該基金是政府基金，財政專戶管理。②財政補貼性。隨著國家財富的積累，財政對該基金補貼逐年增加。體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財政分配原則，減輕參保人的交費負擔，逐步擴大財政補貼占該基金結余的份額。③財政保底性。當該基金支出出現風險時，財政及時追加補貼，確保其正常運轉。

4.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①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勞動者的收入逐漸提高，社會保險單位基數就會增加，該基金結余就會擴大。②隨著社會保險事業進一步發展，社會公眾對社會保險認識提高，參保人數會逐年增加，社會保險總量基數也會增加，該基金結余也會擴大（當收大于支時），這些為降低社會保險費率提供了條件。

5.政府社會保險機構占據了社會保險基金積累的主動地位。政府制定社會保險政策時，為了降低社會保險基金支付風險，一般都會制定高費率，維持該基金的高結余。而參保人卻很希望政府降低費率，減輕負擔，但無力抗爭，使現行社會保險費率長期高位運行。

二、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風險評估

1.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實質就是降低該基金積累（結余）。這是有風險性的：降低該費率，該基金結余增長緩慢，甚至規模會縮小，其支付能力下降，遇到經濟蕭條期，存在較大的支付風險。

2.社會保險基金結余的風險評估。（1）該基金結余的風險系數為R。R＝累計某一保險基金結余/月平均該保險基金支出。（2）R取范圍值。當社會經濟繁榮時，社會財富積累越來越多，社會保險基金積累也就越高，但R最高等于6（經驗判斷）；當社會經濟蕭條時，社會財富積累應降低，該基金積累也應降低，但R最低等于2（經驗判斷）。即2≤R≤6。理由是：①社會經濟是持續、波動發展的，該基金積累也應與社會經濟發展同步。②現代社會抵御經濟波動能力增強、經濟波動影響周期越來越短，一般為一年左右。③社會經濟蕭條時，社會保險基金拖欠嚴重，但該基金籌集大部分是可以收到的。④國家財政預算可追加補貼。

3.社會保險基金積累函數。設該基金累計結余為U、參保人數為x、享受待遇人數為y、該基金期初結余為k（包括該基金收支結余和財政補貼結余），那么U＝ax－by＋k，x＞0，y＞0，a＝年人均工資（g）×籌集比例（i），叫做年人均某一社會保險繳費基數，b叫做年人均某一社會保險支出基數，在通常情況下，剔除物價因素，其參數是可以預見的，可視為常數。這個函數表達式突出了參保人數、享受待遇人數對社會保險基金收支結余的影響（即更有相關性）。（1）當社會保險基金積累函數U＝0時，即某一年社會保險基金積累全部耗盡，則ax－by＋k＝0，即x與y是同向的線性函數關系。只要能保持這個線性函數關系，社會保險基金就能夠正常運轉，這是底線。（2）風險系數R＝12（ax－by＋k）/by。當R＝2時，則y＝6ax/7b＋6k/7b；當R＝6時，則y＝6ax/9b＋6k/9b，那么y的風險區域為：［6ax/9b＋6k/9b，6ax/7b＋6k/7b］，x＞0，y＞0。（3）分析a、b的關系。在通常情況下，x和y的值是可預測的（在一定的誤差范圍內），即是一定的。那么b＝（ax＋k－U）＞y，x和y的值一定，那么a、b也是同向的線性函數關系。而a＝年人均工資（g）×籌集比例（i），綜合分析x、y、g、i、b、k的值，從而找到社會保險恰當費率，以便政府制定社會保險政策，如降低或提高社會保險費率。

4.社會保險基金籌集基數與比例的確定：以支定收、略有結余。以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為起點，充分考慮x、y、a、b、k之間的關系，結合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基金支出負擔狀況，其籌集基數或比例可上下浮動幾個百分點。經濟繁榮期，適當上浮；經濟蕭條期，適當下浮。一般認為經濟較好時，社保基金增長速度略高于同期經濟發展速度；經濟較差時，社保基金萎縮速度略低于同期經濟下降速度。

三、社保費率降低的效果

A、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讓更多的勞動者參加社會保險，享受國家社會保障。

第3篇

目前,我國保險監管部門對保險費率實行嚴格的管制,集中表現在對個別險種執行全國統一頒布的條款和費率,對大多數險種的條款和費率則要求必須報經中國保監會批準。在這種管理體制下,出現了諸如統一的保險費率與各地區保額損失率不一致、相對固定的費率與其賴以制訂的條件不協調等矛盾,隨著中國保險業入世的臨近,有些人主張放開保險費率,實行費率市場化。對此,本文認為近期內我國不宜實行保險費率市場化。

一、實行費率市場化不利于中資保險公司的生存和發展

加入WTO,中資保險公司將直面外資保險公司礎礎逼人的挑戰,競爭會異常激烈,所使用的競爭手段也會多種多樣。但無論如何,保險費率都將是進行競爭的重要籌碼,國內外的經驗表明,在保險商戰中,價格往往是最有力的競爭手段,在這方面,相對于中資保險公司來說,外資保險公司具有較強的優勢。

首先,外資保險公司的大規模經營、高水平管理所帶來的成本降低和費用節約,使其能以較低的費率銷售保險產品而不至于虧本。外資保險公司規模巨大,表現為擁有的資產總量大,1998年全球最大的50家保險公司(已在中國營業和即將在中國取得營業資格的外資保險公司基本都在這50家之內)中的任何一家的資產總額都高于我國整個保險業所擁有的資產總量;雇用職員人數多,保費收入多,以法國安盛一巴黎聯合保險集團為例,該集團在全球五大洲逾50個國家和地區經營保險業務,1996年,職員總數約9萬人,總收入649億美元,其中保費收入558億美元。大規模經營能使有限的資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使用,在更大地域范圍內優化分支機構設置,進行人員的優化組合,開辟新的有效的營銷渠道。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水平高,表現為在經營管理上突出穩健發展,注意業務規范和業務管理基礎工作,倡導業務管理與業務發展同步進行,追求一種長期的發展戰略,并且對成本費用控制嚴格,財務管理十分科學。大規模經營、高水平管理所帶來的成本的降低和經營費用的節約,為降低保險費率奠定了基礎。所以,入世后,如果我們實行費率市場化,外資保險公司一定會依仗大規模經營、高效率管理的優勢,用低價格手段拓展市場空間,屆時,規模狹小、管理水平低下的中資保險公司,只能甘拜下風,甚至在嚴酷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出局。

其次,外資保險公司的資產已成為其業務的重要保證和強有力的利潤增長點。外資保險公司往往以承保微利甚至為負數的目標制訂費率,以此吸引客戶,擴大銷售量,增加市場份額,然后,通過合理運用資金獲得較高的回報率來彌補由于低費率造成的賠付虧損,并取得利潤。外資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率一般在85%左右,且自由度較大,可投資于股票、債券、房地產甚至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產品。相形之下,中資保險公司無論是在資金運用總量、資金運用范圍,還是資金運用水平、資金運用效益上都無法與外資保險公司相提并論。到目前為止,運用范圍還局限于存入銀行、購買國債、購買金融債券、購買財政定向債券、進入同業拆借市場和基金入市方面,運用率也只在10%一20%,在近乎半數的資產都以現金和銀行存款的形式存在、銀行存款利率一降再降的情況下,運用效益自然是很不理想。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既不能依靠資金運用獲得足以彌補承保虧損的收益,更不能依靠資金運用獲得企業應賺取的利潤。于是,在同臺競爭中,外資保險公司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制訂費率時,中資保險公司被逼入了尷尬的境地,照此辦理則虧損嚴重,公司無力承受;按兵不動則等于拱手讓出市場,公司無法發展。

二、近期內不以具備實行費率市場化的條件

一般來說,實行保險費率市場化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建立以償付能力為核心的競爭型監管模式,即主要對償付能力、財務制度、資產負債的比例進行監管。二是有一套完善的監管法律系統,即有一套規范保險人、中介人行為,規范展業、承保、理賠等各個業務環節,規范財產險、人身險、再保險等各種業務的嚴密而系統的法律。三是市場操作透明、行業主體運作規范,即市場信息化程度較高,各行為主體的經營活動處于政府和公眾的監督之下,且它們著眼于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選擇使其有一套保持公司正常運營的制約機制,所以運作規范。

盡管我國保險業最終也要實行以償付能力為核心的監管模式,但囿于前面已提到和后面將要提到的以及監管模式轉換的復雜性和長期性等原因,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時間內,還將繼續實行市場行為監管與償付能力監管并重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不能放開費率,因為在新的監管模式建立起來之前,放開費率就意味著放棄了對保險業務的直接監管,就會出現監管“真空”,進而導致監管失效,其后果不堪設想。盡管我國在1995年制定并頒發了《保險法》,隨后又陸續制定了《保險管理暫行規定》、《保險人管理規定(試行)》、《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定(試行)》、《保險公司管理規定》等管理細則,但應該承認,這離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嚴密的法律法規體系相差甚遠。經過幾年的實踐檢驗,《保險法》中的一些條文與保險業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已充分暴露出來,須抓緊加以修訂;有關外資保險、出口信用保險、保險投資、保險保障以及再保險的一系列管理規定還有待建立。在依法經營、依法監管的局面短期內尚難以形成的情況下,行政性、強制性的保險監管是必不可少的。盡管我們有保險法律法規的制約,但由于市場信息不對稱,政府和公眾對保險行為主體的監督不夠,以及企業自身的短期行為,使市場操作處于“灰箱”狀態,經營運作欠規范。突出表現在,各保險公司片面追求業務規模和短期利益,忽視業務質量和長遠利益,各級機構的經營目標不一致,短期行為嚴重,違規經營時有發生。不容否認,處于快速成長階段的我國保險市場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保險公司以追求保費規模為中心的粗放型經營方式。這方面的典型例子莫過于央行7次降息,保險公司卻以高預定利率擴大業務規模。1996年以來,銀行7次調息,迫使保險公司降低預定利率,切換條款以降低風險,但在每次切換條款時,保險公司都大量吸收高利率條款業務,以達到擴大規模完成任務的目的。殊不知因此而埋下了極大的隱患,嚴重地影響保險公司的穩健經營,會導致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嚴重不足,最終結果可能是部分保險公司被兼并,部分保險公司勉強維持現狀并逐步失去市場。為了擴大保費規模占領保險市場,保險公司普遍采用高手續費、高返還、低費率即所謂“兩高一低”的手段搶業務,并心甘情愿地做賠錢買賣,保留著一些虧損險種,致使公司經營成本急劇上升,經濟效益不斷下降。值得欣慰的是,對盲目擴大業務規模、降低費率的危害,保險公司高層領導已有所認識,并提出從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型經營轉變,從追求規模向以效益為中心轉變的策略。可以預見,不規范運作行為將隨著經營策略轉化的深入而逐漸減少,尤其是當保險公司從自發的經營者變成自覺的經營者,自覺的把利潤最大化作為追求的目標時,會建立規避風險、保證公司收益的機制,會有維持公司形象不受損害的管理方法,會有保持公司永續經營的制約機制,而不會采取任何對自己不負責任的經營手段。目前我們畢競還站在轉化的起點上,保險公司畢竟還缺乏成本觀念、可持續發展觀念,有效的自我制約機制畢竟還沒有建立起來,當然,那些片面追求規模的短期行為、那些盲目降低費率的非理性競爭現象就不會消失,政府也就有必要對主要的費率和條款進行嚴格的監管。如果稍加注意就會發現,那些實行費率市場化的國家,并非放棄了對保險費率的監管,以美國為例,對有關財產和火災保險,明確規定了厘定費率的原則、方法和需要申報的詳細材料,基本要求是費率不能過高,使保險人獲得超額收益,費率也不能過低,影響保險人的償付能力。保險監管當局會根據保險公司的申報材料重新核定保險費率,一旦發現違反了公正適當的原則,有權責令保險公司予以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