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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背景
我國股市迅速發展壯大,而且正在逐步完善、走向規范化,而價值投資已作為一種收益手段被采用,同時股票投資逐漸成為我國投資者的主要投資途徑[1]。
到2005年12月19日,中國擁有的上市公司已經達到1400家左右,而中國股市只有15年的歷史。隨著中國股市正在逐步走向完善,價格向其內在價值回歸是未來股市發展的重要方向。近年來,我國的股市與股民已從最初的盲動無序逐漸轉入理性,走向成熟,投資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同時投資理念也發生著轉變,理性投資、注重價值將成為主流,投資者將會更重視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重視股票自身的品質。隨著股市發展,投資手法和證券監管方法的成熟,以及上市公司數量、評價指標的不斷增多,如何科學合理地進行股票的分析和選擇是每一個投資者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2]。
1.2 方法說明
因子分析的綜合評價方法目前已廣泛應用于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研究領域。因子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用來描述隱藏在一組測量到的變量中的一些更基本的,但又無法直接測量到的隱性變量。它由研究原始變量相關矩陣內部的依賴關系出發,把一些具有錯綜復雜關系的變量歸結為少數幾個綜合因子的一種多變量統計分析方法。面對上市公司財務表中的眾多指標,使用該方法可以用三個因子得分指標來代替原來眾多的原始指標,同時這三個指標包含了絕大部分反映股票之間差異的信息,使投資者能夠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有一個簡明、清晰的認識[3]。
1.3 概述
本課題的研究背景是基于上市公司財務指標、財務數據來選擇經濟效益良好的上市公司。選取了17家上市公司的主要財務指標的數據作為備選方案,其中涉及到營業收入、營業利潤等17個相關財務指標。運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結合SPSS軟件進行數據分析,最終提取了3個公共因子,計算因子得分和綜合得分,在數據中找到規律,找到評判的標準。
2.分析過程
3.總結
3.1 結論
價值投資不僅考驗人們分析數據的能力還考驗價值取向等方面。在股票的作為一種價值投資方式的選擇中,由于選購股票要考慮到各上市公司的多個財務指標而選擇出經濟效益良好的上市公司,數據的繁多而冗雜給數據的分析帶來困難。本課題的研究目的就是基于各種量化的數據用客觀的方法來評判各種價值投資備選方案,以幫助人們更好得進行投資決策。本文通過對多元統計中因子分析方法的運用,建立了對于上市公司經濟情況評價的指標體系和評判準則,從客觀上,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為人們進行價值投資提供一種視角和方法。
3.2 局限性
由于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是實時更新的,因此,本次采用的數據不能統一到同一時間標度,也沒有采取平均的方式進行選擇,因此在數據的選擇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次進行投資分析是基于理性選擇的基礎之上,是從客觀數據出發,運用科學的軟件和計算方法進行考核,而實際進行投資價值選擇時,還要考慮到長遠投資以及受到個人價值觀的影響,因此,本案例僅限于給出一種分析問題的方法,而非答案。
4.前景展望
通過因子分析對各指標的定量分析提取影響股票表現的公共因子,能夠對上市公司的股票表現作客觀評價,為廣大中小股民進行股票選擇投資時,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評判準則。因子分析只是多元分析的一種方法,此外的因子分析的基礎上,還可以通過判別分析、對應分析等方法進行更為詳細的分析。
參考文獻:
[1]李喆.因子分析法在股票評價中的應用[J].金融在線,2004.5
一、行為決策理論的興起
自Herbert A.Simon于1983年將行為決策理論引入我國后,關于行為的研究一時風靡學術界,產生了行為金融學、行為經濟學、行為財務學等學科。追溯行為決策理論的起源,要從阿萊斯悖論和埃爾斯伯格悖論的提出開始,這兩個悖論引發學術領域對人類實際“決策過程”的研究。隨著心理學的發展,心理學被引入到了經濟學、管理學的研究之中,使很多謎團得到解釋。“行為決策理論”之父Edwards(1961)總結了1954年以后的實驗研究,提出了“決策權重”的思想,對后續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隨后,行為學研究進展并不大,直到20世紀70年代,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成果,使行為決策理論得到學術界廣泛認可。之后,行為決策理論研究視野不斷擴大,微觀、宏觀經濟決策和管理決策研究成果豐富,尤其是在證券投資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不同于建立在“經濟人”假設之上的理性決策理論,行為決策理論假設人是“社會人”,面對時間和資源的限制,采取的是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尋求滿意解。行為決策理論通過研究決策者的認知和心理過程,也就是在傳統決策理論中加入行為變量,使其得到修正和完善。即傳統的理性決策理論是行為決策理論的特例。行為決策理論的研究范圍涉及行為科學、認知心理學和管理科學,它將是這些學科未來的研究方向。
目前,國內外大多數研究者已不再研究和批判“理性決策”理論的不足,主要致力于發現各種行為變量,據此修正理性決策模型,而且善于吸收本學科和其他學科的新理論和新方法,使行為理論的研究外延擴大了很多,這些豐富的研究成果為決策者提供更切實際的決策依據。當然,要在實際運用中檢驗新模型,進一步修正模型,并且尋找該模型的新推論,再論證其對誤,如此不斷深入。
二、行為決策理論對投資者“行為”的研究
行為經濟學提出的“多心理賬戶”投資決策理論,認為在不同心理賬戶中,人們具有不同的風險偏好。如著名經濟學家Shefrin和Statman 就在論文中把人們的收入分成三類,即固定的薪酬收入、資產收入和未來收入,并按這些不同收入的現有價值來消費,這就是“多心理賬戶”決策的體現之一。
本文所說的“行為”指的是投資者的各種心理特征,這些心理特征會使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偏離理性。“行為”是行為決策理論需要不斷發掘的對象,目前學術界已經有較多的文獻提出了各種“行為”。被發現的行為之一就有“損失厭惡”心理,如對于一個投資者來說,若未來財富低于預期,他就覺得遭受了損失,此時投資者的心理主要是要避免損失,故而往往會產生冒險行為,成為風險進取型投資者;反之,就是風險回避型的。“過度樂觀”也是一個在投資決策中經常出現的重要的心理特征,大多數投資者習慣于相信自己有超常人的感知、判斷和決策能力,從而相信自己的決策優于別人。投資者的決策過程和行為中還會表現出“后悔規避”的行為特征。Bernard分析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對股票價格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投資者對企業的收益沒有太大反應,而對其他較好的或熟悉的信息反應較為敏感,至于與自己的預期或判斷不一致的信息,則會被回避掉。
目前研究者發現的“行為”還在不斷增多,而且大多數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還停留在對“行為”的尋找上。但是,如何將這些“行為”引入投資者的決策過程,研究其對投資者決策的影響,并力圖避免其負面影響,這才是學術研究的重點。但是國內外這樣的研究成果還比較少,本文試圖在這方面進行探索,建立一個股票投資組合的行為決策理論分析模型。本文的模型是一個框架模型,而且僅僅涉及股票,屬于行為投資組合研究的一個初步探索。
三、股票投資組合的行為決策理論分析模型
在學術界,關于行為決策研究目前主要有兩個主流分析模型:一是采用經濟學的理論,從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展開;二是從收益—風險的角度展開,在收益一定情況下追求風險最小,在風險一定情況下追求收益最大。本文采用第一種模型,一般是通過將人類的情感、認知等行為通過數學處理后引入效用函數,力求新的效用函數能更好地描述投資者的行為。比較出名的效用函數有CRRA型效用函數。本文在這個思想的啟發下,通過量化“行為因素”對股票投資組合的影響,建立一個基于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股票投資組合的行為決策理論分析模型。
由于投資者具備各種各樣的“行為”,要想把所有行為一起考慮在目前的研究現狀下是很難實現的。一般來說,投資者會表現出一種主要行為,而且只有研究好了單種行為的影響,才可能把所有行為一起考慮。因此,本文只研究單種行為對股票投資組合決策的影響。
其一,建立“行為”效用函數。針對每一種典型的“行為因素”,修改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使效用函數能夠反映投資者的行為特征。如新的效用函數可表示成u(c,si)或者u(w,si)的形式,其中w表示財富,c表示消費,si表示一種或多種行為特征。本文用財富的多少和變化來衡量投資者的效用,主要是期末財富的數量和各種“行為投資者”的主觀認為即將獲得的財富(主觀財富)和期末財富的對比,建立期望效用最大化模型為:
其二,描述“行為變量”。研究如何用v(·)表達各種“行為”,即用數學的語言來描述各種“行為投資者”在財富變量的作用下的效用分布。如Kahneman和Tversky的財富變化價值函數:
其中r'為各種“行為投資者”主觀認為即將獲得的收益率(主觀收益率),所以這一問題轉化為如何確定r'。關于r'的確定,本文總結和提出三種方法:
(1)期望收益率。
(2)行為者決策心里模擬法。如“縱向代表性偏差”型投資者的收益確定方法。因為縱向代表性偏差為將某一事物當前的局部特征作歷史的比較,在其歷史發展軌跡的角度上,判斷和預期事物的未來走勢。為此,模擬其決策思維為:投資者選取股票過去的歷史收益率數據,將與今年某些特征相似的股票選出來作為參考,把股票過去的績效當作未來的代表,進行錯誤的趨勢預測。按從小到大的順序將某一投資組合所含資產的N年歷史收益率,表示為r1,r2,...,rn,分別賦予權重η1,η2,...ηn,且η1
四、結論
本文將行為決策理論引入股票投資組合決策的研究領域,研究如何通過考慮投資者的“行為”以建立更符合實際的投資組合選擇模型,最終確定投資者對各股票的選擇權重。首先,論述了行為決策理論的興起、發展過程及當前的主流研究模式;其次,總結了現有研究中涉及到的一些主要“行為因素”;再次,在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下,建立了一個股票投資組合的行為決策理論分析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建立的僅僅是一個框架模型,后續可在此框架下進一步研究各種“行為投資者”的投資組合選擇,而且應當考慮將所有行為變量一起考慮,建立一個符合實際的投資組合選擇模型。
參考文獻:
[1]普勞斯著,施俊琦、王星譯:《決策與判斷》,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
[2]Edwards W.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61,12:473~498
[3]Tversky,A.,Kahneman,D.,1974,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185,1124-1131.
[關鍵詞]住房財富;股市參與;股票投資
[DOI]10.13939/ki.zgsc.2017.08.076
1引言與文獻綜述
近年來,我國房價飆升。面對房價的持續大幅上揚,住房投資成為城鄉居民投資的重要途徑。住房既為必需品又為投資品,住房擁有率及其價值的高低能否對家庭股票投資決策造成影響,日益引起學者們的關注。
從現有文獻來看,關于住房價值對股票投資影響的分析集中在住房對股票參與度、股票投資額的影響。學者普遍認為住房資產在家庭總資產中的比重越高,家庭的股市參與率越高(Kullmann和Siegel,2005;吳衛星等,2010)。關于住房價值對股票投資額的影響,目前尚無統一定論。部分學者認為二者呈負向變動關系(吳衛星和齊天翔,2007);部分學者指出二者正相關(Waggle和Johnson,2009);也有學者認為住房價值對股票投資額沒有影響(Yao和Zhang,2005)。
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實際的金融市場面臨著較嚴重的不確定性和流動性約束。流動性約束會制約家庭的可支配資金水平、不確定性會使得家庭表現出較高的風險厭惡程度,進而影響家庭的股票投資決策。隨著住房價格的上漲,住房財富隨之增加。住房財富增加所引起的家庭財富水平提高,能夠緩解家庭的流動性約束(Liao等,2012),使得家庭的風險厭惡程度下降(Peress,2004),從而提高家庭的股市參與的可能性和股票投資份額。
關于家庭住房對股票投資影響的研究文獻頗豐,且成果顯著,這些文獻提供了一系列可能影響股票投資的控制因素,為后續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但這些研究多以美國家庭為研究對象且多針對家庭的首套房或房產總價值。但僅有一套房的家庭與擁有兩套住房的家庭在家庭總財富、風險厭惡水平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鑒于此,本文以“住房財富”為切入點,以中國家庭為研究對象,并將研究對象按住房數量區分為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和擁有兩套住房的家庭,研究兩類家庭的住房財富對其股票投資決策的影響。
2住房財富股票投資影響的實證分析
2.1樣本及變量選擇
本文采用的家庭資產、家庭成員特征等數據來源于CHFS,物價指數等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以住房價格指數與住房購置價格的差異來衡量住房財富;考慮到住房存量的影響,本文以住房的市值與購置價的差異來衡量住房的增值。對股票投資的衡量采用兩個指標,一是是否參與股市;二是股票的投資額度。同時,引入了一系列的家庭特征變量,如家庭收入及總財富,戶主的年齡、學歷、風險厭惡度,家庭所處區域,是否擁有自營企業、是否按揭貸款等對家庭的個體特征進行控制。另外,實證分析中,所有以價值形式出現的變量均使用對應年份的CPI指數進行平減,消除物價變化的影響。
2.2描述性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無論是中位數水平還是均值水平,擁有兩套住房家庭的家庭總財富、住房財富均高于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其風險厭惡水平則低于一套房家庭。就股票投資額、股票投資占比和股市參與率來看,一套房家庭和兩套房家庭的中位數水平均為0,反映出我國“股市有限參與”的普遍性;從均值水平來看,兩套房家庭明顯高于一套房家庭。
2.3模型檢驗
按擁有一套房還是兩套房對研究對象進行分組,采用回歸分析法測度住房財富對兩類家庭股票投資決策,一是否參與股市;二是對股票的投資額度的影響。為了分離出住房價值本身對股市參與的影響,在解釋變量中引入了住房價值;由于住房財富對股票參與的影響可能是非線性的,引入了住房財富的平方項;另外引入了家庭及家庭成員的特征變量作為控制變量。據此,設定模型:
其中,stocker表示是否參與股票投資;s表示股票投資在金融資產中的占比;dh為住房財富,dh2表示住房財富的平方項,h表示住房的價值,i表示第i個家庭;x表示其他控制變量。
回歸結果(見表2)顯示:住房財富水平越高,家庭參與股市的可能性越大,住房財富提高會促進家庭提高金融資產中的股票投資額,并且其影響呈倒“U”形特征。其他變量對股市參與率及股票投資額的影響是相同的:家庭收入、總財富、按揭貸款、學歷對家庭股市參與度、股票投資額有正向影響;年齡、家庭成員數量、風險厭惡程度與家庭股市參與度、股票投資額呈負相關性;與東部地區家庭相比,中西部地區家庭參與股市的可能性更大、股票投資份額越高。
將研究對象依擁有住房的數量進行分組回歸,結果顯示:住房價值提高會促進家庭提高股市參與度、增加股票投資份額,并且對一套房家庭的影響更加明顯。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一套房家庭的總財富水平低于二套房家庭,進入股市的固定成本僅對一套房家庭的股市參與度產生影響;一套房家庭的家庭財富相對較低,隨著住房財富水平的提高,其流動性約束得到顯著緩解,所以股票投資額明顯上升,以實現優化家庭資源配置。二套房家庭的家庭財富相對較高,因此持有的股票份額目前已經達到家庭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即使住房財富提高會引起股票投資的份額提高,但是影響的程度低于一套房家庭。
3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就我國家庭住房財富對股市參與度、股票投資額的影響展開分析。回歸結果顯示,住房財富增加能夠提高家庭參與股市的概率,刺激家庭持有更高的股票份額,并且住房財富對一套房家庭的影響更加明顯。本文的結論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及證券公司的營銷業務的開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對房地產行業的政策調整應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對房價的急速調整,會影響家庭住房價值及住房財富,這不但會對房地產市場造成沖擊,同時會對股票市場帶來聯動效應;同時,政策應當具有針對性,對僅有一套房的家庭和二套房家庭的措施應當體現一定的差異性,以期達到最好的調控效果。就證券公司的營銷業務開展來說,應主要集中在一套房家庭,將這些客戶中尚未擁有股票賬戶的家庭作為潛在客戶,將已經擁有的客戶作為重點關注客戶,以期獲得較高的營銷效果。
參考文獻:
[1]吳衛星,齊天翔.流動性、生命周期與投資組合相異性-中國投資者行為調查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07(2).
[2]吳衛星,易盡然,鄭建明.中國居民家庭投資結構:基于生命周期、財富和住房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增刊,2010(S1).
[3]KullmannCornelia,SiegelStephan.RealEstateanditsRoleinHouseholdPortfolioChoice[R].EFA2003AnnualConferencePaperNo.918,2005.
[4]LiaoWen-Chi,ZhaoDaxuan,SingTienFoo.RiskAttitudeandHousingWealthEffect[R].IRESWorkingPaperSeries.IRES2012-0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