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風險管理的意義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稅收風險管理的意義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稅收風險管理一體化的現狀
各級稅務機關按照稅收風險管理的架構，初步構建以提高納稅遵從為目標，以風險管理為導向，以信息平臺為依托，征管資源優化配置，專業分工清晰明確，縱向互動、橫向聯動、銜接有序、運行順暢的稅收遵從風險管理一體化機制。在一體化工作規程框架內，稅務機關圍繞“明確部門責任，確保良性互動，實現信息共享，提高征管質量”的工作目標，牢牢把握“征、管、評、查”四個關鍵節點，按照稅收風險管理的程序要求，統一規劃、明確職責、分工協作、密切配合，形成統一協調、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工作格局。
二、深化稅收風險管理一體化制約因素分析
綜上所述，稅收風險管理一體化進程已經開啟，但仍處于探索階段，由于受制工主觀認識水平和客觀條件制約，實踐中還面臨諸多制約因素，分析如下：
1.資源配置失衡
現階段，稅務機關資源整合不力，各職能部門未能統一步調，多個部門對同一風險點或相近風險點分別下發應對任務，多頭部署、層層加碼的現象時有發生，導致基層部門疲工應付，也造成了基層一線征管力量的缺失，制約了稅收風險管理一體化進程。
2.信息數據缺失
稅務機關各部門間獲取涉稅信息渠道不同，基礎數據不足、不實、不準、不及時的問題普遍存在，數據共享性差，政府部門第三方的信息獲取難度大，直接影響了稅收風險的分析識別，也影響著風險任務確定和實施的及時性。
3.團隊效用薄弱
面對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和零亂冗雜的涉稅數據，憑借單個部門的風險分析識別是遠遠不夠的，導致涉稅數據的利用不夠充分，風險點的識別不夠精準，阻礙了稅收風險管理職能的發揮。
三、深化稅收風險管理一體化的途徑
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稅收執法及管理中的潛在風險，成為推動深化稅收風險管理一體化進程中亟需解決的現實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核心在工強凋統籌，增強協調，最大限度地發揮整體效能，要將統籌協凋的理念貫穿于稅收風險管理全過程，重點通過抓“三個統籌”（統籌工作任務、統籌征管資源、統籌數據信息資源），實現最大程度的稅收風險管理一體化。為此，應從以下幾個途徑積極探索：
1.立足強化工作，推行以市局為平臺的一體化任務管理
一是推行一體化管理切實轉移市局工作重心，樹立大基層的理念，市局作為征管主體，重點是淡化科（室）層級管理職能，強化其流程作業職能，使市局機關科（室）與縣（區）局、稅務所（分局）共同成為稅收風險管理“流水線”上的不同節點，圍繞風險管理在各自的工作環節履行職責。二是創新模式構建一體化管理新格局，著力創新稅收風險管理于段，把項目管理的理念引入風險管理，各職能部門將風險任務進行有機整合，變模糊管理為項目管理，對項目的執行、監控、考核進行全程管理。三是落實稅收風險管理委員會的議事機制。市局和縣（區）局每月通過稅收風險管理委員會例會集中安排部署工作，實行任務統一下達，項目同步實施，績效統一考核，成果共同分享。
2.著力加強過程監控，推行以市局為平臺的一體化流程管理
一是在稅收風險管理一體化框架下，初步構建“以市局為平臺、以項目為核心、以工單為載體、以網絡為支撐、縱向互動、橫向聯動”的一體化管理模式，將項目以“工單”為載體，層層下達，各級稅務機構、稅收管理員依據“工單”執行工作任務，進行任務反饋，開展績效考核。二是加強過程控制，市局和縣（區）局根據上級工作部署和當月工作情況，通過月度稅收風險管理委員會例會將工作任務形成“工單”后，分別下達給縣（區）局、稅務所（分局）。按照風險項目，以“工單”的形式和網絡支撐于段形成任務鏈條。三是健全績效考核機制，市局按月對縣（區）局進行績效考核，以月度任務“工單”完成情況和綜合征管質量指標作為考核主體內容，變年終盤點、主觀評判為過程監控、數據說話。縣（區）局對稅收管理員實行任務執行、征管質量、稅收執法、納稅服務等綜合績效考核。在深入推進稅收風險管理一體化的過程中，引入項目管理理念，以推行工作任務“工單式”為重點和突破口，建立長效績效考核機制，全面實現一體化管理目標。
第2篇
風險投資是指在高風險的情況下，向處于起步階段或發展初期、具有市場前景和風險的高科技項目進行的投資，是一種高風險和高收益的長期投資，它不需要任何資本抵押和擔保，一般通過企業上市或收購、兼并獲得回報。從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可以看出風險投資在拓展融資渠道、克服高新技術產業化資金障礙、加快高技術成果轉化、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知識經濟的重要支持體系。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為了提高我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培育和發展風險投資體系在我國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擬從稅收政策的角度探討如何對我國風險投資進行扶持。
風險投資在我國的發展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發展起來的。1985年，中央在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對于變化迅速、風險較大的高科技工業可以設立創業投資給予支持”。同年初，選擇以深圳為代表的華南地域四個經濟特區作為第一批研究風險投資可行性的調研地。9月，第一家專營風險投資的全國性金融機構一一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中創公司)成立，1987年全國第一家風險投資基金在深圳成立。
90年代后期，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批超大規模的風險投資基金開始形成。例如，經過近一年的調查與研究，中國國家科技部、深圳市科技局、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深圳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及國情證券有限公司聯合發起，于1997年12月決定成立“深圳科技風險投資基金”，該基金的規模為10億元。再如1998年10月28曰由中青旅股份有限公司發起創立的“北京科技風險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冊資金為5億元人民幣。至1999年底，全國規模超過1億元的風險投資基金已經超過30個。
國外的風險投資資金也開始進入我國，例如，中外合資的“北京太平洋優聯風險技術創業有限公司(BPTV)”，它是美國國際數據集團所屬的美國太平洋技術風險基金會與北京市優聯科技發展公司共同創辦的。該公司擁有注冊資金1000萬美元，投資總額達3000萬美元。與此同時，我國一些企業也開始積極地引進外資，例如四通利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最初是在吸引500萬港幣種子貸金的基礎上創立的，它經過長期準備與精心挑選，終于得到美洲銀行羅世公司、華登國際投資集團、艾芬豪國際集團等三家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的650萬美元新投資。
顯然，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發展是比較快的，它在促進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的創立和成長方面起到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看到，我國的風險投資業只經歷了較短的發展歷史，至今尚處于初始階段，還無法獨立支撐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風險投資在發展中還存在大量的問題，其發展的主要障礙主要表現在：
1、風險投資資金來源不足。據統計，1990年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需要的資金總額為1257．3億元，而實際僅投入資金188．49億元，存在1068．8億元的缺口。
2、風險投資主體單一。目前，我國許多風險投資總會看到政府的身影，主角大多是政府，或者是帶有很明顯的行政色彩。
3、風險投資人才極度缺乏。搞風險投資既要有經驗豐富的風險資本家，又要有具備創新能力和創業管理能力的風險企業家或創業家。而我國這方面的人才還是比較匱泛的。
我國現行稅收制度不利于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
風險投資的最明顯特征，即這種投資行為具有較高的失敗率。從一些發達國家的有關數據可以看出，它的失敗率平均在50％以上。例如日本，1983年所進行的26項重要投資中，有10項最后成功了，另外16項卻失敗了。另外根據美國權威雜志《風險投資期刊》刊登的研究報告中對1969年至1985年接受了風險投資的393家風險企業進行統計表明，有6．9%的風險企業當初的投資在回收時翻了10倍，而投資收不回來的企業占60%。
正是由于風險投資具有高風險性，收益很不穩定，與傳統投資相比處于不利的地位。而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卻不利于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從企業所得稅來看，主要存在兩個問題。首先，風險企業的無形資產(技術投入)投入比重大，資產更新換代的時間短，而當前折舊速度不夠快，往往是資產的自然壽命尚未到達就因為技術進步而不得不被淘汰。其次，當前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措施重產品和企業，輕研究開發過程，但風險企業的研究開發費用往往占企業支出的相當大部分。
2、從增值稅來看，生產型的增值稅不利于鼓勵投資。接受風險投資的企業通常是高科技企業，一般都是知識密集型企業，尤其是軟件開發行業的風險企業，其產品附加值高，銷售收入也較高，但由于它消耗的原料較少，而且由于技術轉讓費不能抵扣，所以風險企業增值稅的進項稅額就低，因而事實上承受了比一股企業更高的增值稅負擔。
3、從個人所得稅來看，沒有年度抵扣制度，不利于發揮風險資金提供者的積極性。對于投資者來說，他們進行投資必然希望獲得一個較高的收益，而風險投資者的收益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有的年度可能會獲得很高的收益，而有的年度則一無所獲，甚至要承受較大的虧損。而個人所得稅是累進的，并且沒有虧損前轉或后轉的條款，顯然這非常不利于風險投資者的經營，在他們獲得較高收益時，他們要承受較高的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在虧損時則只能完全自己消化，而虧損的情形對于風險投資者來說又是經常發生的。而且，國家對高科技企業有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對高科技企業的投資者卻沒有所得稅方面的優惠。
我國應該制定促進風險投資事業的稅收政策
從理論上講，稅收政策的制定者在設計稅收制度時，必須考慮稅收的兩個基本原則，即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筆者認為，從稅收原則的角度出發，我國應該制定促進風險投資的稅收政策，它既有必要性又有現實可能性。
前面已經討論，風險投資由于它獨有的特征，使得它在稅收負擔方面與傳統投資相比處于不利的地位，即處于劣勢地位。而通過對它實行稅收上的優惠政策，讓政府也分擔部分投資風險，這顯然可以降低風險投貿的風險程度，從而使風險投資的競爭條件有所改善，使之與其他類型的投資處于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風險投資實施稅收激勵措施具有必要性，它有利于維護稅收的公平原則。
稅收效率原則要求稅收制度的設計應該有利于提高資源在全社會配置的效率，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即通過稅收的征收，引導或促使資源從低效率部門流向高效率部門，并促進人們更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積極探索開發新資源，以此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促進社會的進步。對風險投資實施優惠的稅收政策，可以促進風險資金的形成，推動對高科技企業的投入，加快高技術成果的轉化，從而可以把資金引導到效率更高的部門，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益和效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所以，從稅收效率的原則來看，對風險投資實施稅收激勵措施是可行的。
我國促進風險投資的稅收政策措施選擇
既然對風險投資實行稅收優惠政策既有必要性，
又是切實可行的，那么，我們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稅收激勵措施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首先，企業所得稅應當給予風險投資適當的優惠。企業所得稅是對企業生產經營所得和其它所得依法征收的一種稅，它直接關系到企業凈收益的多少，影響著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最終結果。風險投資是一種高風險的投資活動，其收益也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在對風險投資適當給予企業所得稅上的優惠時，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允許接受風險投資資金的企業在計提折舊時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高新技術生產部門是風險投資的主要對象之一，它們所采用的生產設備及技術更新速度大大高于傳統生產部門，經常在它們的自然壽命結束之前就不得不被淘汰，因而，對于這類資產應當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計提折舊，以支持其技術發展。2、允許把風險投資的損失直接用于抵減其他投資的資本利得。風險投資發生虧損的情況是很常見的，這項措施可以直接降低風險投資的風險，有利于增強風險投資者進行投資的愿望和信心。3、對風險投資者實行再投貿減免。也即如果風險投資者把從其風險投資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風險投資，則這部分收益應當免征所得稅。從理論上說，這項措施可以促進新風險投資行為的發生，加速風險投資資金積累。4、適當降低風險投資企業的所得稅邊際稅率，或者實行所得稅的適當減免。這是最直接的措施，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許多國家已經實際采取了該項措施，例加瑞典的稅收改革之一就是實行企業所得稅的減免，其減免總額達到股東所獲股利的70％，減免額最高達到70萬克郎。這樣做可以鼓勵小企業支付股利，從而促進小企業的股票交易，增加小企業吸引權益資本的可能性。
其次，結合風險投資企業及被投資企業的特征，應當改革當前增值稅的征稅方法，即由生產型增值稅改革為消費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不允許把購入固定資產所含增值稅額作為進項稅額去抵扣當期的銷項稅額；收入型增值稅則允許隨著固定資產的使用而分次把其所含增值稅額納入進項稅額進行抵扣；而消費型增值稅則允許把購入固定資產所含增值稅額一次性地用于抵減當期銷項稅額。顯然，消費型增值稅對于新企業和生產設備更新速度快的企業來說是一個有利條件。這也有利于扶持風險投資的發展，因為風險投資企業大多投資于那些高技術產業，相對而言，它們所投資的企業一般都是比較年輕的企業。由此可見，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可以促進接受風險投資的企業加速生產設備更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從而鼓勵風險投資行為的發生。
再次，促進風險投資行為還要注意發揮風險投資資金提供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這主要從個人所得稅上入手。為了確保風險投資者不至于在稅收上處于劣勢，可以采取一種求平均的方式，即對于投資于風險行業所取得的收益，在每年年末按其實際收益適用稅率預交個人所得稅，然后按照一定的期限(例如5年)確定該期限內每年的平均收益，并根據這個平均收益選擇適用的邊際稅率．按照該稅率計算出風險投資者在此期限內(投資期限內)應該繳納的稅款。假設該稅為B、而投資者實際已繳納的稅款為A，比較B與A，以此來決定是否應當對投資者退稅或補征稅款，若B大于A，則應當對其退稅，反之則應當補稅。而對于投資管理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其實也在進行投資，只不過他們所提供的不是貨幣資金，而是人力資本，他們代表了一種先進的管理理念，體現了管理技能與資金的結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對其進行扶持的，因此，對他們的個人所得也應該適當照顧，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以促進他們更好地進行風險運營，具體采取的措施可以是提高他們的免征額，或者專門為他們制定一個減稅條款，降低其所得適用的邊際稅率。
對促進風險投資稅收政策措施的效應分析
那么，對風險投資實施稅收優惠，將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呢?我們不妨以個人所得稅為例來分析一下實施這些稅收優惠措施的效應。
我們現在假設有一個風險投資者，其擁有的資金總額為Q，市場利率為r，稅率為t，他們可以投資于三個方案，其投資項目稅前收益的概率分布情況如表1：
────┬──┬──┬──┬──┬──┬──┬──
收益率│-2r│-r│0│r│2r│5r│6r
投資│││││││
────┼──┼──┼──┼──┼──┼──┼──
A│0│0│0│100%│0│0│0
────┼──┼──┼──┼──┼──┼──┼──
B│0│15%│20%│25%│40%│0│0
────┼──┼──┼──┼──┼──┼──┼──
C│20%│40%│0│0│5%│15%│15%
────┴──┴──┴──┴──┴──┴──┴──
A方案相當于進行儲蓄，B方案是一般性的投資方案，而c具有風險投資的特性。該投資者投資于A，B，c方案，稅前收益的期望值都為r，(A方案顯然是r，而對于B方案，為：
-r×15％＋O×20%＋r×35％+2r×40％＝r，對于C方案，為：一2r×20％十(-r)×40%十O×O十r×5％十2r×5％十5r×15%十6×15%＝r)
可以看出，這三種投資方案的稅前預期收益率相等，但我們接著再考慮稅后的情況，則會發現c方案將處于很不利的地位。由于現行個人所得稅一般沒有虧損后延的做法，所以這三種方案的納稅情況加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投資于方案A，該投資者預期繳納的稅收頗為Qrt，投資于方案B，該投資者預期繳納的稅額為Q(O．35rt+O．8rt)，而投資于C方案，預期繳納的稅額為Q(O．O5+O．1+O．75＋O．9)rt＝1．8Qrt。顯然，C方案明顯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而且，如果我們注意到絕大多數國家奉行的都是累進的個人所得稅制。則這種稅收上的不利地位將會更加突出。如果不給予其一定的稅收方面的優惠。顯然，任何理性的投資者都會把資金從這種方案撤出，造成大量類似c方案的投資項目不能獲得足夠的資金，不利于新興企業的成長與發展。
而扶持新興產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是大多數國家的一貫做法。從稅收方面，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來彌補這種不平等的狀況。假設我們對高風險產業實行減稅的政策，減稅率為50％，則經過計算后，可知C方案應納稅額將降為O．9Qrt，此時c方案在稅收上不僅沒有處于劣勢，還擁有一定程度上的優勢。就一般情況來說，任何產業都會經歷產生、發展、成熟和衰弱四個階段，從此意義上說，風險投資行業目前可以被歸入處于發展階段的行業，它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尤其是在以高科技為競爭基礎的當今，它的發展對于國民經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應該對其采取一定的扶持措施。因此，對c方案實行減半征收后，稅收負擔為O．9Qrt，這在短期內可能被看作是產生了新的不公平(不考慮到實際中的累進稅制，情況也許未必如此)，但從長期的產業發展計劃來看，這其實是符合公平原則的，因為所謂公平并不是平均主義，對弱者的扶持就是對強者的激勵，只有采取相應的支持策略，才會有更多的弱勢產業成長為強勢產業。
另外，從表現來看，對c方案實行減稅后，國家就會減少從類似c的產業中獲得的稅收收入，便如本例中該投資者所交納的稅收額將會減少0.9Qrt,但注意到長期的效應，我們就會發
現情況就未必如此了，假設實行優惠措施后，該投資者的經營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他的投資資金迅速成長為3Q，那么盡管稅率下降為以前的50％，但稅額反而多于減稅之前的稅額。因此，對c方案實行一定稅收優惠措施，從長期來看，并不會導致國家稅收收入的減少。
總之，一系列實踐和理論證明，稅收激勵措施對風險投資行業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至少它可以使風險投資相對于其他類型的投資而言不會處于不利的地位，并使之在“公平的基礎上”競爭。許多發達國家從相關的稅收政策方面給予了風險投資一定的優惠，我國也應及早重視和完善有關的稅收政策。
注釋：
①見《風險投資：理論、政策、實務》第217頁經濟學出版社99年12月黃寶印等著
②《風險投資和中國經濟建設》《中國對外貿易》99年第5、6期作者：張海燕
②《資本利得—一無原則的稅種》《稅收譯叢》99年第5期羅寧、杜毅輝譯
參考資料：
王峻峰主編：《風險投資：實務與案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
Venturecapital作者：MIKE·Wright
Ken·Robbiel994
BuildingEuropeanVentures編者：SUE.BIRIEY1995
RISKYASSETSANDTHECHOICEOFTAXBASE作者：IBA·KOBOWITZANNR．KOROWITZ
第3篇
[關鍵詞]wto；對外貿易；稅收政策；風險管理
人世五年多來，我國經濟高歌猛進，在得到國際社會積極評價的同時，我國所面臨的一系列嚴峻挑戰也日益凸顯。近年來，我國的稅收政策越來越受到一些貿易伙伴國的高度關注與質疑，稅收問題也不斷成為一些國際貿易爭端的焦點。下文將基于風險管理的視角，在評析我國被訴至wto的兩起典型涉稅案件的基礎上，結合國際上其他涉稅貿易爭端的分析，探討我國在wto后過渡期的貿易稅收政策的風險問題。
一、我國被訴至wto的兩起涉稅貿易爭端案件評析
(一)案件簡況
集成電路增值稅案(以下簡稱為“案件一”)：美國于2004年3月向wto投訴中國，理由是中國對進口的半導體產品征收17％的增值稅，而中國國內廠商雖然也要交納增值稅，但可以享受即征即退政策，這樣致使美國半導體出口商“處于非公平競爭的地位”，構成了歧視，違反了wto規則。該爭端始于中國財稅[2002]70號文的規定：“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對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產的集成電路產品(含單晶硅片)，按17％的稅率征收增值稅后，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實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稅款由企業用于擴大再生產和研究開發集成電路產品。”經四輪磋商后，雙方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中國了財稅[2004]174號文，稱財稅[2002]70號文自2005年4月1日起停止執行。
汽車零部件關稅案(以下簡稱為“案件二”)：美國、歐盟和加拿大于2006年3月和4月相繼向wto提出申訴，要求wto專門成立專家組，對中國零部件關稅政策進行調查。理由是中國對進口的汽車零部件征收高額關稅，迫使汽車制造商從中國本土采購大量的轎車零部件，違反了wto的貿易協議。該爭端始于2005年4月1日中國開始施行的《構成整車特征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辦法》規定，如果進口零部件的價格總和達到整輛汽車總價格的60％以上，應按照整車進口征稅。中國整車進口關稅稅率通常在28％上下，而零部件則通常為10％左右。中方認為，該項規定是為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整車和零部件的稅率差來規避海關監督、偷逃關稅，也是為了打擊ckd(全散件進口組裝汽車)，保護消費者利益，是符合wt0規則的。但中方后來仍然做出了一定讓步，2006年8月4日，海關總署、商務部、財政部和發改委等四部委聯合發出公告，宣布《辦法》中構成整車特征的3個標準中的1個推遲兩年實施，該標準推遲到2008年7月1日才實施。但美歐加三方仍不滿意，于9月28日在wto爭端解決機構會議上正式要求成立專家組對中國的做法進行調查，在遭到中方拒絕后，又于10月26日再次要求wto爭端解決機構就中國汽車零部件進口案設立專家組。根據wto規則，設立專家組的要求只能被拒絕一次。于是，專家組當天“自動”成立。目前為止，該案尚未最終水落石出。
(二)案件分析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我國連續兩次被發達國家投訴至wto，而且非常“湊巧”的是，這兩起案件都與稅收緊密相關，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我國人世后，稅收與對外貿易的關系日益密切，政府近年也經常性地運用稅收政策作為調節對外貿易的工具，比如關稅稅率和出口退稅率的多次調整。既然貿易稅收政策直接影響著我國對外貿易的規模、結構和對外貿易關系，那么在連續多年保持大額貿易順差的形勢下，我國的貿易稅收政策為貿易伙伴國所關注、質疑甚至指控也就在所難免。下面對這兩起案件進行一下具體的比較分析。
1．兩案相同之處。這兩起案件都發生在我國人世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背景下。自2001年我國加入wto以后，對外貿易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遞增(見表1)。如2004年對外貿易進出口規模突破1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6年對外貿易進出口高達1.76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并進一步縮小與第二大貿易國的差距；人世5年間合計進出口總值已超過從改革開放到“人世”之前23年的總和。但同時我國的貿易順差也在不斷攀升，2006年的順差額高達2001年的6.87倍。國際上判斷貿易是否平衡，通常用貿易順(逆)差額與當年進出口總額相比，在10％以內的為基本正常，這個“10％”也可稱為貿易失衡“警戒線”。2006年我國貿易順差1774.6億美元，約占當年進出口總額的10.1％，剛剛觸及“警戒線”。
而且對我國提起訴訟的國家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是中國的重要貿易伙伴。以美國為例，2001－2006年一直位居我國前十位貿易順差來源地的第二，且順差年年遞增。另外，對歐盟的順差在2005年以后增幅明顯(見表2)。在這種貿易不平衡的形勢下，這些國家都千方百計地想增加對中國的出口，故而對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政策(包括稅收政策)高度敏感。當他們認為我國的國內增值稅政策和關稅政策導致了他們對我國出口的減少，影響了其貿易利益，便提起指控。另外，這兩起案件與其他貿易摩擦案件還有一個顯著的不同在于，這是他國對我國進口貿易政策(關稅和國內增值稅政策是其組成部分)的指控，而其他大量的涉及紡織品、鞋業等的傾銷案件主要是針對我國的出口貿易政策。
2．兩案不同之處。第一，時間及具體背景不同。案件一發生在2004年，這時我國人世兩年多，進出口雖然呈增長趨勢，但順差還不是特別突出。據美方統計，2003年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產品總額高達20多億美元，中國是美國半導體集成電路產品的重要出口市場，且2004年是美國大選年，故美國政府提起申訴與其國內的一些利益集團的要求有關。而案件二發生在2006年，中國已進入wto后過渡期，2005年繼續位列世界第三貿易大國，順差更是激增到1000億美元。除了美國外，歐盟、加拿大也加入起訴行列，加劇了貿易利益的博弈。第二，案件一的誘因是國內增值稅，美方認為我國即征即退的稅收優惠政策屬于對內資企業的生產性補貼，形成了對外資企業的歧視。而案件二的誘因是關稅，美歐加三方認為高關稅迫使汽車制造商大量采購國內零部件，不利于國外零部件的進口。在起訴方看來，無論是國內增值稅，還是關稅，都發揮了“貿易壁壘”作用，阻礙了他們對中國的“自由”出口。第三，案件一的影響力較小，只涉及美國一個國家，而在案件二中，美國、歐盟、加拿大三方聯合抵制中國的關稅政策，影響力相對更大，充分體現了稅收政策對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影響及國家之間貿易利益爭奪的日趨激烈。第四，案件一是以雙方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了最終的爭議，但實際上是我國以默認爭議中的措施違反了有關規定，從而取消了爭議中的稅收措施為條件的。從可以接觸到的材料看，我國似乎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的申辯。…這實際在某種程度上起了“信號”的作用，使得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此之后，一有機會便向中國的稅收政策“開炮”。而在案件二中，中方有了進步，敢于堅持自己的政策沒有違反wto有關原則，沒有直接取消自己的政策，但也出于其他考慮在2006年做出了一定的讓步，目前案件的最終裁決結果還待定。
二、國際上的涉稅貿易爭端案件及啟示
上述兩起訴至wto的案件貌似稅收爭端，是其他國家對中國進口稅收政策的質疑及指控，但其在實質上仍屬于國際貿易爭端，即由稅收問題引發的國家間貿易利益的摩擦。鑒于稅收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wto越來越關注稅收。這一點可以從1993年12月的烏拉圭回合后達成的幾個多邊貿易協定中反映出來。這些協議包括《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sen)、《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農業協定》和《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這些協定既涉及了直接稅。也涉及了間接稅。這些協定反映出各國政府逐步意識到多邊協定在調整稅收措施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大，尤其是當這些措施會影響到商品、勞務、資本、人員和技術的跨國流動時尤其如此。隨著wto涉及貿易和投資規則的不斷延伸，會進一步引發各國稅法和wto規則的沖突，使wto越來越多地干涉成員國制定其國內稅收政策的自由。因此，在wto內涉稅爭執越來越多已不足為怪，這意味著各成員國的稅法和wto規則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國際上曾發生過多起與稅收直接相關的國際貿易爭端。迄今為止，大多數的爭議都是關于間接稅的，包括對酒精飲料(日本、韓國和智利)的征稅，對期刊雜志(加拿大)征收消費稅，對汽車征收銷售稅(印度尼西亞)。另外也有一些與直接稅有關，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如1984年美國推出《外貿公司銷售法案(fsc)》，規定有海外業務的美國企業可以免除占其出口收入15％－30％的稅金，以法律的形式確定繼續推行向其出口企業提供補貼的制度。1998年歐盟再次向世貿組織提出了新的訴訟，2002年8月30日，世貿組織最終裁定：fsc是不公平的，違反了世貿組織的規定，應予廢除；如果美國方面不服從判決，歐盟將有權對來自美國的產品征收高達100％的報復性關稅。又比如。美國頒布《2002年持續傾銷與補貼抵消法案》(即“伯德修正案”)，將上一年度向外國公司征收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稅款，按比例直接分配給提起和支持反傾銷和反補貼訴訟的本國公司，而不是上繳財政部。這一做法實際構成了對外國公司的雙重懲罰。歐盟、澳大利亞、巴西、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泰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等11個世貿組織成員，就該法案向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起訴美國。2003年世貿組織要求美國廢除該法案，美國拒不執行。2004年8月31日。世貿組織授權歐盟、加拿大、韓國、日本、巴西、印度、墨西哥和智利對來自美國的部分產品征收報復性關稅，其數額不得超過美國根據“伯德修正案”向外國公司征收的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總額的72％。毫無疑問，世貿組織的這些裁決將會對成員國未來制定的國家稅收政策產生重要的影響。
綜觀這些案件，可以發現其中的共同點：一方面，各個國家(包括美國這些經常責難他國稅制的發達國家在內)都將稅收視為提高國家對外貿易競爭力的工具，常用手段就是通過稅收補貼來鼓勵本國企業出口，或者把稅收作為一種限制他國進口的貿易壁壘來使用。而另一方面，各國在運用稅收政策時，在一定程度上仍要考慮wto原則體系的制約。如果一國的稅制設置不完全符合wto的有關規則，那么由此而引發的貿易利益競爭就很容易演變為貿易爭端，而這些貿易沖突最后還必須在wto框架下找到妥協機制。中國人世后所遭遇的這兩起涉稅案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這一特點。而該領域最新的發展趨勢是：wto在稅收方面關注的不僅僅是確保各成員國遵守各項協定。無論各成員國是否遵守wto準則，各國的稅收政策、行為和措施，都越來越被wto貿易政策審議機制(tprm)監控。由此可推論，我國的貿易稅收政策未來還可能面臨更多的被指控的風險。
三、加強wto后過渡期我國貿易稅收政策的風險管理
(一)在貿易稅收政策的制定中引入風險管理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風險管理是20世紀初興起的研究風險發生規律和風險控制技術的一門新興管理科學，從20世紀70年代起，風險管理技術已被廣泛應用于政府、企業的管理活動之中。1895年，美國學者海斯從經濟學角度給出風險了的定義，認為所謂風險就是“損失發生的可能性”。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f·h·奈特于1921年提出了風險與不確定性的關系問題，認為“風險現象，或者說不確定性或不完全信息現象，在經濟生活中已無處不在……。如果一個經濟行為者所面臨的隨機性能用具體的數值概率來表述……那么，就可以說這種情況涉及風險。”可見，風險一般包括“不確定性”和“會帶來損失”兩個基本要素。因此，可以將一個事物的發展具有不確定性并會帶來損失的情況定義為風險。那么，政府出臺一項稅收政策，如果其政策目標(組織收入或調控經濟)的實現是不確定的，而且還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帶來損失，那么這種稅收政策便是有風險的。風險來源包括政策制定的偏差、實施時機選擇的失誤、政策傳導的時滯、稅收外部環境的變化等因素。
一方面，稅收政策風險不僅體現在政府組織稅收收入的過程中，而且可能產生于政府試圖利用稅收政策調控經濟時。具體到貿易稅收政策而言，政策風險表現為哪些進出口稅收收入可能無法征收入庫，哪些調節進出口貿易的作用可能無法實現。前述兩起案件所體現的主要是后一種類型的風險。由于我國在制定相關的增值稅和關稅政策時欠缺風險意識，也談不上采取什么風險防范與控制措施，那么當風險突然發生時，只能倉促應對。如在案件一中，集成電路的增值稅優惠政策被完全取消，案件二中的有關政策也做了部分調整，這些都是稅收政策本身的風險損失。因此，加強我國貿易稅收政策的風險管理具有必要性。
另一方面，近年來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日漸抬頭，尤其是2006年wto多哈回合多邊談判中止后，各主要貿易大國為緩解國內經濟壓力，獲取更多政治資本，都有計劃地將對華貿易爭端推到前臺，稅收待遇問題則首當其沖。貿易摩擦目前無疑已成為我國對外經濟所面臨的重要風險之一，特別是在進入wto后過渡期以后，巨額的貿易順差不僅增加了國內流動性泛濫的壓力，防范及控制貿易摩擦風險更是刻不容緩。貿易摩擦的成因是紛繁復雜的。在前述兩起案件中，我國的國內增值稅和關稅政策先后成為了引發貿易摩擦的直接而重要的“導火索”，這為我們研究貿易摩擦風險問題提供了一種嶄新的稅收視角。正是因為在人世后的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稅收政策的外部性效應在日益突顯，所以在制定一項新的貿易稅收政策時，我們就不能僅考慮它在國內的收入和調節功能，還必須考慮到它是否符合wto的有關規則。可能對貿易伙伴國利益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否會招致他國指控而帶來意外損失等。顯然，這時的貿易稅收政策風險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稅收領域的風險問題，而且會直接牽連、波及或延伸到對外貿易領域，成為貿易摩擦風險的誘因之一；或者是，貿易摩擦風險是稅收政策風險的表現形式之一。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強我國貿易稅收政策的風險管理更具緊迫性。
(二)防范及控制貿易稅收政策風險的幾點建議
第一，加強稅收政策的風險研究并用于指導實踐是前提。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從風險管理的角度看，在前述兩起案件中，如果我國在相關稅收政策出臺之前能多考慮與wto規則是否相符，樹立風險意識，并采取一些風險防范及控制措施，那么在突然面對他國指控的時候就不至于倉促應對而造成較大損失了。吃一塹。長一智。那么在今后的貿易稅收政策的制定及執行中，應引入風險管理理念，樹立風險管理意識，并加強政策風險防范及控制措施的應用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