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環保公益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公益環保事業發展狀況近年來，面對不斷出現的各種復雜環境問題，人們向環保事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3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意見》以及今年四月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等領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環保基礎設施建設成為重點投資領域之一，這無疑給我國環保事業的發展帶來難得的發展機遇，必將極大地刺激和推動公益環保事業的發展。同時，傳統的粗放型生產方式正逐步轉變為集約型生產方式，在生產過程中實行清潔生產，減少各種廢物排放，節約資源和能源，提高經濟效益，這也擴大了環保事業的領域以及發展需求。可見，公益環保事業的發展收益于內外動力的共同結合、相互作用、相互促進。

（二）公益環保的范疇公益環保事業與環保產業的概念和范疇既緊密聯系，又有明顯區別。環保產業一般是指在以防治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為目的所進行的技術開發、產品生產、商業流通、資源利用、信息服務、工程承包、自然保護開發等活動的總稱。公益環保事業是指在環保產業中，由國有資金參與投資建設的涉及公眾利益、非盈利性環保項目的建設運行管理行為的總稱，例如污水處理、固體廢物處理等。公益環保事業不僅與廣大社會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且是現代環保產業的主要力量，也是提供社會公共環保產品和環保服務的基礎設施。公益環保項目的建設單位是指負責組織項目前期工作、落實資金來源、進行項目建設管理以及后期運行維護管理的政府機關或其授權行使國有資金投資管理職權的企事業單位。公益環保項目的承包企業是指通過法定程序，承接公益性環保項目勘察設計、施工及設備材料供應以及安裝調試的企業法人及相關其他主體。

（三）公益環保項目的招標投標活動依據我國《招標投標法》規定，公益性環保的市政項目屬于依法必須招標的范圍。在不少地方為了緩解政府資金壓力，還采用BOT、BT等方式建設公益性市政設施，在BOT項目中公益環保項目的中標（投資）方（也有可能是建設單位或發包人）有權對項目的技術方案、招標條件等進行設置，因此相對于建設單位或發包人來說，招投標階段的各投標企業處于相對劣勢。但是，項目最終的投產運行效能需要由中標企業的施工、供貨、安裝、調試等一系列具體行為來實現。可見，招標投標活動的科學性、合理性對項目最終能效的發揮有著相當關鍵的作用。

二、公益環保項目承包企業面臨的問題

與公益環保項目本身所需的高標準、高要求的特性相比，承包企業在實際的項目招標投標競爭中所面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投標企業技術競爭優勢不足首先是科技創新能力不足。在公益性環保項目的施工建設和運行管理中，較大程度依賴于設備的技術水平，加之施工建設單位受制于技術水平，往往缺少對設備運行條件的充分考慮。實際上，國內環保企業的總體技術自給率不高，尤其是在重大成套技術裝備及高技術產品的核心技術和關鍵環節上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技術的不足和不平衡是當前實施環保項目的主要難題。其次是近年來在公益性環保項目的招標投標環節，企業間的競爭進一步加大。由于目前我國并未對環保施工做出明確的資質標準要求，企業在投標過程中面對激烈競爭，互相壓價導致利潤率進一步降低，進而導致這些企業在進行先進技術研發時缺少充足的資金來源，進入低收益、低投入的惡性循環。

（二）企業管理能力不足企業內部管理能力的不足，既影響到企業本身的發展，也影響了整個行業的發展。實際上，近幾年我國環保產業及整個國家基礎設施產業都面臨著勞動力和材料價格上漲過快的事實。雖然部分成本可以通過提高生產率和約定合同調價條款的方式來緩解，但是持續上漲的人力、物力及價格指數只能迫使企業進一步想辦法降低成本參與競爭，這就對企業的管理水平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一方面企業要盡量運用科學、合理的機制培養和留住優秀人才，另一方面企業需要進行管理創新發展，否則最終會削弱企業的綜合競爭力。可見，面對大幅度波動的人力、物力成本和復雜的市場環境，企業的管理能力受到嚴峻的考驗。

（三）地方保護主義仍然普遍《招標投標法》對公益性環保項目大多數實行了強制公開招標投標制度，與此同時，一些地區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仍然普遍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受原有計劃經濟觀念影響，為了保護地方企業，沒有在招標過程中嚴格制止違規操作的行為，默許甚至鼓勵地方企業采取非法手段中標。這種情況帶來的后果是環保項目的施工質量得不到保證，同時導致了這些企業缺少機會到市場中充分鍛煉，缺少市場競爭力。隨著招標投標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細化，這些受地方保護又沒有足夠實力的企業一旦失去地方主義的保護而直接面對市場競爭時，將面臨較大的沖擊，處于不利位置。綜上情況，由于缺乏足夠的軟硬實力和受到政策法規環境的影響，在公益環保項目的招標投標環節、后續建設施工以及運行管理中，一系列的問題和風險也在不斷累積和顯現。由此可見，投標企業需要進一步加強競爭力的同時，公益環保事業的規范成長更需要政策法規為導向，才能促進整個環保產業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三、規范投標企業資質標準的價值和意義

（一）符合公益環保事業的本質要求環保事業的發展過程其本身必須是高品質、高效能的，承包企業的綜合實力是品質提升、效能保證的基本前提。公益環保項目因其特殊的形式、影響廣泛的社會作用而成為了環保事業的主要力量，而在公益性環保事業的發展過程中，需要技術實力雄厚、經濟效益較好、社會作用明顯的承包企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在環保產業發展中目標依舊遙遠，全國范圍內的發展不平衡、不規范、不科學問題依然突出。除了受各地域的政策限制等，承包企業本身存在著戰略觀念不足、技術力量不足、管理能力不足等多方面原因。鑒于公益性環保項目發揮著關系國計民生的深遠作用，其承包企業理應承擔重要責任，有必要進一步規范該類企業的市場準入條件。

（二）符合國家對公益環保事業的宏觀要求現行的企業資質管理規定未對公益性環保項目承包企業做出明確規定，在公益性環保項目招標采購中，對投標企業的資質要求往往是適用市政公用工程相關資質標準。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的品質不斷提高，社會大眾對環保事業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這就對環保項目的勘察設計以及施工單位的綜合實力、資質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較為粗放、落后的環保產業模式已經不能滿足新型經濟社會的內在需求，產業升級、技術革新是環保事業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基于經濟市場的需要，國家有關部門有必要進一步規范該類企業資質標準。此外，公益環保項目不僅涉及國計民生、社會效益，更涉及公眾安全，公益環保事業已經成為國家戰略規劃的重要組成。按照相關準入制度的政策法規開展建設和運行管理，并不意味著提高壁壘，而是引導整個公益環保事業向更好、更高、更可靠的階段發展。

（三）符合公益環保項目承包企業的發展需求在實際的招標投標活動和建設過程中，公益環保項目的投標企業成為了施工承包企業后，往往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可以遵循，而是按照類似的規定辦理相關手續。在建設活動中，管理職能交叉、職責不清、辦事困難等現象客觀存在，這與我們所制定的環保目標和進度規劃相差甚遠。盡管我國公益性環保事業一直在不斷發展，相關的制度規范也在不斷完善，但相對整個環保產業的發展以及社會其他產業的發展速度，依然有不小差距。各項資料表明，我國的環保產業在全球經濟大國中處于較低水平，公益環保事業在整個環保產業中發揮的作用亟待提高。公益環保事業在經歷了最初發展階段并已具備了一定的產業發展基本條件之后，加強公益環保企業的規范化管理已成為當前的重要課題。在環保產業的系統工程中，不僅需要企業自身的努力發展，還需要國家從產業政策引導和配套環境建設方面，給予企業方向上的鼓勵、支持和指導。我們要想實現和諧社會、宜居中國的目標，就必須加速彌補環保產業制度規范的缺失，而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出臺統一的準入制度，規范環保承包企業的準入條件，明確管理流程和職責，以適應不斷發展的公益環保事業的需求。

（四）環保產業發展大勢所趨隨著招標投標制度的運用，環保企業有了較大變化。在近年來公益性環保事業的發展過程中，涉及國有資金投資的項目，廣泛運用了公開招標投標的采購模式。在競爭中，一些企業的綜合實力不斷壯大，技術力量不斷提升，管理水平逐漸向國際化的優秀環保企業靠近，優質環保企業正努力提升自身各項競爭實力。巨大的市場機遇帶動了相關企業的快速發展，一些優秀的環保企業在施工技術、產能規模、生產工藝、產品品質、技術研發、經營質量等方面都有了快速提升，并開始著手進行品牌建設。環保產業的基礎核心是效能作用，公益環保事業的發展也基于效能作用。近年來，各環保企業在提升效能作用方面下了很多功夫，為環保產業穩步升級轉型，打造了較為成熟的基礎。一些優秀的國內企業在這方面進行了長期的、大量的投入，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技術研發能力和品牌價值，效能作用得到了很大提升。同時，企業的環保意識國際化、管理水平科學規范、技術水平先進、產品線豐富、自主知識產權等都意味著較為成熟的產業基礎。這類企業逐步成長為公益環保事業的重要力量，公益環保事業在整個環保產業中將會發揮更多作用，公益環保事業的新發展已經是大勢所趨。

四、規范公益環保項目承包企業資質標準的幾點建議

（一）出臺公益環保承包企業準入制度建議參照現行建設工程承包企業資質管理規定的原則，制定公益環保項目承包企業的市場準入制度，將公益環保項目的承包活動納入國家強制性許可的范圍中來。準入制度既可以解決公益環保項目監管職責明確的問題，又可以對承包企業做出明確的法律向導。

（二）制定公益環保項目承包企業資質標準建議在執行準入制度的基礎上，結合已有的建設工程承包企業資質標準，進一步制定公益性環保項目承包企業適用的資質標準。同時，在技術能力、質量控制體系、安全、環保、能耗、質量、服務以及品牌力等方面建立一套可量化的認證體系，形成強制化標準，承包企業必須在多個方面提升自身實力和產品品質，獲得相應的資質等級，才能承接公益性環保項目的施工。資質標準將有利于促進企業積極采用先進技術，全方面提升企業綜合素質和研發能力。

（三）制定相關優惠政策建議結合公益環保項目準入制度，適時推出鼓勵優秀的承包企業在參加國有資金投資項目招標投標活動中能夠得到優惠政策。例如，可以在招標投標評審過程中，強制規定將企業環保資質標準等級納入商務評審，鼓勵有能力、有技術、低排放、低能耗的企業投標。

（四）建立環保企業公共信息平臺結合公益環保項目信息公開、廣泛監督的特點，有必要建立環保項目前期工作、招標投標、建設施工、驗收運行全過程監督管理信息平臺。通過信息平臺的監管和服務作用，在資質認證、市場信息等方面為投資人、建設企業雙方提供便利支持，有利于規范企業招標投標活動，有利于企業開展合法經營活動。（五）規范公益環保項目多種建設承包模式建議適時引導和鼓勵國內環保項目采用BT、BOT等多種建設投資模式，制定對應的規范制度和具體規則，并給予承包企業必要的融資支持。多種建設模式有利于充分配置資源，將社會優質的資金、技術引進到公益環保事業中來。

五、總結

第2篇

論文摘要：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同時也是環境保護的目的和手段。公民環境權利問題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理論關注，而且不少國家的法律做出積極回應。倚重行政環境權力而輕視公民環境權利是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律體制的基本特點，這很不利于我國的環境保護。我國環境保護法律應當確立公民在環境保護中的主體地位，并且具體確認公民的環境權利。法律確認公民環境權利應當兩條進路并行：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融合。

公民的環境權利(或稱為公民環境權)是指公民擁有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通常包括環境使用權、知情權、參與權和請求權。它區別于:(1)公民、集體或國家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權;(2)國家在環境保護過程中擁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3)私法上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所有權、人身權和相鄰權;(4)傳統人權理論中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在當今國際社會，公民的環境權利作為一項新興的基本人權而受到廣泛關注。本文試圖說明，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律體制存在倚重行政環境權力而輕視公民環境權利的弊端;為實現我國環境的有效保護，我國法律應當具體確認公民的環境權利;法律確認進路應兩路并行: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融合。

1環境保護中公民環境權利問題的提出

立法出于技術考慮，并不必然在法律規則中既對要素(假定條件、行為模式、法律后果)做出規定又對所要保護的權利內容進行宣稱。如我國《民法通則》(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規均為簡稱)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損壞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的，應當恢復原狀或者折價賠償”，該規則就并未對國家、集體和公民享有財產權及其內容進行表述。一般地，這樣簡潔的表述在司法實踐中并不會產生理解上的困難，因為這樣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條文中對所要保護的權利及其內容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在這些法律規則的背后，存在著一張清晰的權利譜系。然而在權利規定比較模糊的時候，法律規則實現對權利的保護則無疑會受到一定的影響，我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我國從1978年首次在憲法中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來，經過近30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包括憲法、環境保護基本法、環境資源法、環境保護專項法、環境保護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性規章、環境標準、國際環境保護公約以及刑法、民法相關規定在內的龐大灼環境保護法律法規體系，并從“國家保護環境”出發，衍生出了與環境保護相關的一系列行政權力和義務。在我國實行的是各級政府對當地環境質量負責，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監督管理，各有關部門依照法律規定實施監督管理的環境管理體制。環境保護方式呈現出了以政府管制為主的特征。在政府管制的模式下，政府對于環境保護享有廣泛的權力，宏觀上包括制定和完善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及政策，引導經濟結構調整，制定環境保護的規劃、目標和計劃，制定環境保護的標準并監督執行，進行跨行業、跨部門、跨區域的協調等。微觀領域包括環境行政許可權，環境行政處罰權等等。政府通過行使環境權力，對環境違法主體科以相應義務，從而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此外，國家公權力還通過刑事手段介人環境保護，我國97刑法第六章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罪”的規定就是重要的體現。

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相對于國家的環境權力而言，我國公民環境權利的規定則顯得薄弱并且模糊不清。政府權力介人環保領域，并沒有明確以保護環境權利為目的。如《環境保護法》的立法目的是“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業化建設的發展”(第1條)。這里的“保護環境”和“保護環境權利”雖然密切相關但是并不相同，前者從實用主義出發，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的，而后者以價值目標為導向，事實上是環境保護的基礎，也是目的和手段。我國從憲法到具體的行政法規，沒有專門對環境實體權利做出明確的規定，因此有學者認為我國對于公民環境實體權利的規定是“隱形規定”。對于程序性權利，除了受到環境侵害的訴權以外，我國《環境保護法》還規定有檢舉控告權，《環境影響評價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在一定條件下享有知情權和建議權④，但都并不完善。此外，盡管有一些權利與環境保護密切相關，并在實踐中發揮著保護環境的作用，如所有權、人身權及相鄰權等的正面規定，但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環境權利，因為其主旨并不是保護環境法益。傳統民事權利制度對于環境保護力不從心，盡管現代民法理論中的財產權、人格權及侵權理論都在發展，但它們離環境保護的要求相去甚遠。如北京市某建筑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產生大量噪聲、震動和粉塵，嚴重影響了周邊四戶村民的正常生活，四戶村民向北京市某區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但某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以“不屬民事審判范圍”為由，駁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訴訟請求。

2公民環境權利對于環境保護的意義

環境權利為人類一直自然地享有，并不隨著法律的改變而改變，因此也可稱為一項自然權利或基本人權，其正當性是不證自明的。隨著工業革命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人類開發利用環境的財產權與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產生沖突，才引起了現代意義上公民環境權利的關注和討論。即便是在這種沖突中，公民環境權利的正當性也是不容質疑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確定這種沖突中各種權利的位階關系和如何協調沖突。美國當代著名學者彼得·S}溫茨(PeterS.Wenz)教授在《環境正義論》一書中寫到，“倘若發生沖突，財產權至少在某些時候應該做出讓步”，“人權如此重要，不能為了更小的目標而妥協。例如，人們不應該為了他能夠擁有更廉價的電力而遭受癌癥的痛苦”。

就公民環境權利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來說，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同時也是目的和手段。政府權力對環境保護的廣泛介人，有著深刻的合理性，環境外部的不經濟性⑤和為避免環境的公地悲劇⑥都需要政府權力的介人才能予以克服。在國家，環境保護的行政權力固然來源于憲法的授權，但最終來源于民眾的授權。可以說，權力都是直接或間接源于公民權利。英國早期啟蒙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在論及國家的起源時認為，人類是為了避免“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才“把大家所有的權力和力量付托給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的意見把大家的意見轉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這個個人或集體就是者，即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繼后的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Locke)同樣認為，“開始組織并實際組成政治社會的，不過是一些能夠服從大多數而進行結合并組成這種社會的自由人的同意。這樣，而且只有這樣，才會或才能創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這些思想后來為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所采納，《獨立宣言》宣稱“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的”。時至今日，各國憲法基本都確立了“在民”，這是各國政府及公權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據。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因此，在權利與權力的關系上，權利是權力的來源和基礎，權力為保護權利而存在。環境保護的行政權力，同樣地來源于公民所具有的環境權利，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權力存在的正當性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環境權利為政府參與環境保護提供合法性的基礎，環境保護應以保護公民環境權利為目的。

公民環境權利不僅為政府參與環境保護提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合法性基礎。近年來，我國因環境問題引發的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人民群眾改善環境的迫切性與環境治理長期性的矛盾突出，環境問題已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這種非制度化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屬于公眾參與的非常態，由于非常態的公眾參與表現為組織的非程序性，動機的多層次性，性質的復雜性，行為的非理性以及后果的消極性，對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發展有諸多的消極影響。公民有了法律上確認的環境權利，就可以依據環境保護的權利實施相關行為，可以要求義務主體為或不為一定的環境行為，在受到侵害時可以獲得法律上的救濟，同時也明確了公眾環境保護行為正當性的邊界。因此，公民環境權利的確立對于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

公民環境權利不僅是主體參與環境保護的合法性基礎，而且在實際運行中起著對公權力的制約作用。在公共選擇理論看來，政府在提供大多數(包括清潔環境在內的)共用品和服務方面是低效的，表現為浪費、冗員和低生產率，在行政權力介人市場的時候，可能還存在權力尋租的問題。政府低效的原因在于，政府是有自身利益的社會主體。在公共選擇中，實際上并不存在“根據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的過程，而只存在各種特殊利益之間的“締約”過程，社會上并不存在所謂的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從公共選擇理論上講，權力需要制約。從政治文明的發展來看，權力的制約問題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以權力制約權利階段、以權力制約權力階段和以權利制約權力階段。以權利制約權力，是指公民用自己的法律權利制約政府權力，以防止政府權力的變異和濫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環境保護是利益沖突比較集中的領域，政府可能會為了地方經濟發展而不顧環境保護，也可能會為利益集團的利益而犧牲環境利益，加上政府行為的低效性，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以權利制約權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3域外公民環境權利考察

公民環境權利主要是由各類國際會議和文獻倡導的。1970年國際社會科學評議會在東京發表的《東京宣言》提出，“我們請求:把每個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環境的權利和當代傳給后代的遺產應是一種有富自然美的自然資源的權利，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1972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該宣言表達了這樣一種信念:人類有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的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1973年在維也納歐洲環境部長會議上制定的《歐洲自然資源人權草案》中，環境權被認為是新的人權并將其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補充。1986年作為地區性人權文件的《人類與人民權利非洲》第24條規定，所有人民應該享有能夠適合他們發展的一般的令人滿意的環境權利。1987年2月國際環境法專家組擬訂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原則建議》指出:全人類對能滿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環境擁有基本的權利。1989年《哥斯達黎加促進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責任宣言》在序言中寫到:認識到國際社會確認人類有在保障尊嚴和福利的環境中生活的基本權利。1991年《關于國際環境法的海牙建議》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國家應該承認對于確保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生存與精神福利的個體與集體的基本環境人權。1992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宣稱，人類享有以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過健康而富有生產成果的生活的權利。1995年國際自然保護同盟起草的《環境與發展國際公約草案》第十二條規定:締約方努力逐漸全部實現任何人對環境的權利以及為了其健康、福利和尊嚴的足夠的發展水平。

在全球化的對環境權的呼吁中，部分國家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了公民的環境權利。如1980年《智利共和國憲法》第3章第19條規定:“所有的人都有權生活在一個無污染的環境中”。1980年《秘魯政治憲法》第2章第123條規定:“公民有保護環境的義務，有生活在一個有利于健康、生態平衡、生命繁衍的環境的權利”。1987年《菲律賓憲法》規定:

“國家保障和促進人民根據自然規律及和諧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健康的環境的權利”。1993年《俄羅斯聯邦憲法》第42條規定:“每個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環境和獲得關于環境狀況的信息的權利，都有要求因生態破壞導致其健康或財產受到損失而要求賠償的權利”。1993年《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憲法》第12條規定:“共和國公民有享受有益于生活和健康的環境的權利”。據統計，全球有四十多個國家即全球五分之一的國家通過的憲法或法律中都規定了環境權。其中，20世紀70年代以后通過的憲法和憲法修正案都沒有忽視這一權利。

除了憲法的規定外，部分國家還在環境保護的法律或法規中確立了公民環境權。如1979年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規定:“國會認為，每個人都應當享受健康的環境，同時每個人也有責任參與對環境的改善和保護”。1998年《法國環境法典》規定:“有關的法律和法規明確規定每位公民均有權擁有一個有益于健康的良好環境，并且由他們確保城市和鄉村地區之間的平衡與協調發展”。2002年《俄羅斯聯邦環境保護法》第11條第1款規定:“每個公民都有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有保護環境免受經濟活動和其他活動、自然的和生產性的緊急狀態引起的不良影響的權利，有獲得可靠的環境狀況信息和得到環境損害賠償的權利”。

綜觀國外公民環境權利的文獻，我們可以發現:(1)非官方領域對于公民權利的呼吁或宣稱對于公民環境權利在法律上的確立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既反映了現代工業社會環境問題的嚴峻態勢，也反映出了公眾對于環境保護所蘊含著的巨大熱情和力量。(2)公民環境權利是一項基本權利，這一過去自然就獲得和享有的利益在受到侵害過后，開始尋求法律的保護，在傳統的人權內容不能涵蓋環境權利內容的情況下，不少國家直接將公民的環境權利明確寫人了憲法當中，豐富了基本權利的內容。公民環境權利也主要是被規范在憲法當中，是作為一項基礎性權利而存在的。(3)環境權的表述上各個界定并不相同，反映出了內涵的豐富性，但其權利主體上并不包括國家，權利內容并不包括主體對環境的開發和利用。因為國家對于環境保護具有的是權力和職責，與環境權利相去甚遠，而對環境的開發和利用屬于傳統財產權規定的范圍，環境權利是與環境保護的需要相聯系的。

4我國公民環境權利的法律確認進路

環境權利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一權利在現實地受到威脅和侵害的時候，需要法律的確認和保護。我國面臨的環境保護的形勢是嚴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流經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許多城市空氣污染嚴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危害開始顯現，土壤污染面積擴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劇，核與輻射環境安全存在隱患。生態破壞嚴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廣，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劇，生物多樣性減少，生態系統功能退化。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近20多年來集中出現，呈現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特點”。環境保護面臨的嚴峻形勢與制度層面公民環境權利的缺失有關，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目的和手段。在相對單一的環境行政管制方式下，公民的環境權利訴求未能充分實現，環境保護組織不發達，司法權力保護環境的成效不明顯(環境公益訴訟難以得到支持)。因此，我國確立公民環境權利，既是正本清源明確環境保護的真諦，也是環境保護的現實需求。

公民環境權利的確認是一項系統工程，要達到有效調動社會力量以及司法權力參與到環境保護中來，切實實現公民環境權利的有效保護，我們認為，在憲法確認以公民享有良好環境為內容的公民環境權后，可沿著兩條進路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細化。一是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相結合，在以權力保護環境的立法中注人公民環境權利的內容。這些權利主要包括:(1)環境知情權。即公民對環境狀況、國家的環境管理狀況以及自身的環境狀況等有關信息獲得的權利。(2)環境參與權。即公民擁有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預測和決策過程，組成環保的團體，實施公益性環境保護行為等權利。(3)環境行政請求權。即公民的環境權益受到侵害后可以向環境行政部門請求保護的權利。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細化的另一進路是與傳統私權相融合，將公民環境權利在私法上進行規定。這一類公民環境權利主要包括: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清潔產品權、環境審美權、環境文化權、戶外休閑權、避免噪聲污染權等。超級秘書網

第3篇

【關鍵詞】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正交設計

萘普生(naproxen)又名消痛靈，化學名為（＋）-α-甲基-6-甲氧基-2-萘乙酸，為非甾體抗炎鎮痛藥。其療效確切，耐受性好，副作用較少，是目前臨床上解熱止痛藥中較為理想的藥品。

目前萘普生流通于市場的基本劑型有片劑、注射液、栓劑、膠囊、顆粒，收載于中國藥典05版第二部［1］。制成傳統劑型的優點為：口服吸收完全，起效快，生物利用度也高。但由于其分子中羧基的存在，對胃刺激性較大，常引起出血性潰瘍等不良反應，同時存在腎及肝損害。故本研究將萘普生制成β-環糊精包合物［2］，以改善其在水中的溶解度，促進吸收，并降低口服后對胃黏膜的刺激，以提高其臨床應用價值。

1儀器與試藥

1.1儀器SHIMAZU-UV2450紫外可見分光光度計（日本島津），AB265-S型電子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恒溫磁力電子攪拌器（常州國華電器有限公司），RS-8G智能溶出試驗儀（天津大學無線電廠）。

1.2試藥萘普生對照品(購于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批號100198-200403)，萘普生原料藥（江蘇恩華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惠贈，批號0710120），β-環糊精（上海化學試劑公司，批號T20010308），其余試劑為分析純。

2實驗方法與結果

2.1檢測波長的確立分別對萘普生對照品、β-環糊精的氫氧化鈉溶液在200～600nm范圍內進行全波長掃描，在330nm處萘普生對照品溶液有最大吸收，β-環糊精及溶劑均無吸收，與文獻報道相同［3］，故確定330nm為檢測波長。見圖1、2。

2.2標準曲線的制備精密稱取萘普生對照品5mg，用0.1mol/L氫氧化鈉溶液配成0.2677g/L的溶液，再用相同溶劑稀釋成濃度分別為0.2008g/L、0.1606g/L、0.1004g/L、0.0803g/L、0.0402g/L的溶液，在330nm波長處測定其吸光度，以吸光度（D）為縱坐標，濃度（c）為橫坐標，繪制標準曲線，回歸方程為c=0.1631D-0.01406（r=0.9998，n=6）。結果表明，萘普生濃度在0.0402～0.2677mg／L范圍內線性關系良好。

2.3原料藥純度測定精密稱取萘普生原料藥5mg，計3份，分別置于25ml容量瓶中，加入0.1mol/L氫氧化鈉溶液適量，振搖使溶解，定容至刻度，搖勻。在330nm波長處測定其吸光度，利用回歸方程計算其純度，結果：其平均純度為82.93%，RSD為1.81%。

2.4包合物的制備根據文獻［3］，按處方比例稱取β-環糊精適量，在一定溫度下制成飽和水溶液；另稱取4.6mg萘普生，用少量無水乙醇溶解；恒溫攪拌下將萘普生乙醇液緩慢滴入β-CD飽和溶液中，滴畢，繼續攪拌一定時間，得白色混懸液，停止攪拌，冰水浴冷卻，置冰箱中冷藏16h，抽濾，用適量乙醇、水洗滌，將濾餅于60℃真空干燥，即得。

2.5萘普生-β-CD包合物的定量分析稱取包合物，記錄重量。按式〔收得率=M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Mβ-環糊精+M萘普生)×100%〕計算收得率；精密稱取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約10mg，置于25ml容量瓶中，加入0.1mol/L氫氧化鈉溶液，振蕩，超聲10min，使之充分溶解，定容，搖勻，在330nm波長處測定吸光度，利用回歸方程計算樣品溶液中萘普生的含量，按式〔包合率=M被包合的萘普生/M投入的萘普生×100%〕計算包合物的包合率。

2.6正交設計為尋求最佳包合工藝，根據文獻及初步篩選的結果，β-環糊精與萘普生的用量比例、攪拌時間、包合溫度3個因素對包合物的包合率有較大影響。因此選擇上述3項為考察因素,每因素各取3個水平，因素水平安排見表1。表1因素水平表

2.7工藝篩選指標的確定包合率是衡量包合效果的重要指標。包合率越高，包合效果越好，因而權重系數定為0.7；收得率在大生產中也很有意義，在β-環糊精和藥物投入量一定的情況下，收得率越高，包合效果越好，故收得率作為次要篩選指標，權重系數定位0.3，將包合率和收得率的綜合評分作為工藝篩選的指標。公式為：綜合評分=萘普生包合率×0.7+包合物收得率×0.3。

2.8正交試驗及結果根據表1，選擇L9(34)正交設計表（表2），按上述方法進行9組實驗，每組平行3次，共制得27份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并測定包合物收得率及包合率，結果見表2。方差分析結果見表3。由方差分析結果可知，影響萘普生包合因素主次為A>B>C，最佳工藝條件為A1B1C1，即萘普生與β-環糊精的比例為1∶1、包合溫度70℃、攪拌時間0.5h。表2L9(34)正交試驗結果表表3方差分析結果

2.9包合物物相鑒別β-環糊精包合物的鑒定方法有相溶解法、薄層鑒別法、紫外分光光度法和熱分析法等方法。本實驗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進行物相鑒定。將萘普生、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β-環糊精的氫氧化鈉溶液分別做紫外掃描，掃描范圍為200～400nm。結果表明，萘普生已經與β-環糊精形成包合物。見圖3。

2.10驗證試驗稱取萘普生原料藥6mmol，按照以上實驗結果所得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最佳包合工藝，即萘普生與β-環糊精的比例為1∶1、包合溫度70℃、攪拌時間0.5h，共制成3份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并求得其包合率及收得率，結果見表4。由表4可知，該法簡便易行，重現性好。表4驗證試驗收得率和包合率統計表

3討論

采用正交試驗設計，對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的工藝進行篩選。確定最佳包合條件為：萘普生與β-環糊精的比例為1∶1，包合溫度70℃，攪拌時間0.5h。并在此條件下制備了3批包合物，其收得率和包合率分別為(52.93±1.08)％和(85.44±1.82)％，工藝簡單可行，且重現性好，得到的產品細膩均勻，質量容易控制，具有推廣應用價值。

包合時間可影響包合率，但0.5h包合率最高，分析原因可能是，當包合物形成后，繼續攪拌可使一部分包合物溶解于溶劑中，產生平衡，而使收率及包合率下降。

【參考文獻】

［1］國家藥典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05版二部［s］．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644-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