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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二程；朱熹；陸九淵；語言哲學

與先秦經典化過程及漢唐解經傳統相比，兩宋儒學的語言哲學突破了訓詁師承的傳統，以“自得”、“體認”為基本致思取向，以“理義大本”為范閾，提倡“大自奮拔”、“自作主宰”的自由學風，其語言哲學表現出以求“學”問“道”為特點，在“文字”——“文義”——“圣人之意”之間的緊張與沖突中尋繹恰切的解釋。正如朱熹所言：“圣賢形之于言，所以發其意。后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注解而失其主。凡觀書，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曉，然后以注通之。”這表明兩宋儒者以語言為工具，以直探圣人“本意”與經典“本義”為主，其注疏等訓詁方法則僅作為輔工具。本文集中分析兩宋儒者語言哲學中的終極關懷、解經方向及其文本觀。

一、“求圣人用心處”：兩宋諸儒語言哲學的范式轉換意義

兩宋諸儒的確信之一是，透過文本可以求得“圣人用心處”。程頤在早年所作的《顏子所好何學論》一文中，認定“圣賢可學而至”。他著《周易程氏傳》，是要振起士人于沉迷之境，“俾后人沿流而求源”。而求得“理義大本”，是兩宋儒學語言哲學的理性支點。普遍懷疑而又遵從“理義大本，’以求切己自得，使兩宋儒學在經典解釋方面形成了不同于漢唐注疏的新范式，即由注疏轉向了對經典大義的創發。

歐陽修在《易或問》中指出：“大儒君子之學也，理達而已矣!”他主張恢復儒家經典的原始本義，摒棄離經的“雜亂之說”，并又指出“所以尊經”的理由是為了獲致“六經”的本義，可以質疑漢唐經學的流弊，將現存的各種注疏“相攻”，而“勇斷”地“去取”。對“理義大本”的闡述，最為典型的當是朱熹。他說：“理義大本復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于世故也。”朱熹的這一觀點突破了只是“不越注疏而已”的舊習，開了新的“運數”，無疑給南宋儒學界吹進了一陣新風。

兩宋儒學極其重視探求和重建經典的“原意”，并透過經典的原意而觀察自然之理，如朱熹說：“讀書以觀圣賢之意；因圣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這一觀點既包含了他們與經典之間的“視域融合”，也體現了解經者實現天人貫通的終極關懷。

在兩宋儒者看來，自孟子之后，道學暗而不明，因此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正是為了發明往圣之“用心”，重新闡明圣賢之學。朱熹說二程發明道理，突破了“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圣賢意思”的局限，開示學者“求圣人用心處”，重建接續了道統。二程自己也說：“讀書者，當觀圣人所以作經之意，與圣人所以用心，與圣人所以至圣人。”只有做到“句句而求之，盡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才能使“圣人之意”涌現出來。

朱熹則主張除去自己私見，解釋文字要著意玩味，虛心玩索，才能得圣人用心處。他說看書“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讀書著意玩味”。玩味其實就是熟讀精思，使義理從字里行間涌現出來。他主張“多聞前古圣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朱熹反復說要看古人“用意”，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要看它“用意”在哪里。所謂“解經之解”，就是將“圣賢之語解開了”。他批評那些只能守經者，只是“理會講解而已”，主張“理會身己，從自家身己做去”，立志去切己做工夫。

與朱熹在思想體系上截然不同的陸九淵，在解經的思路上其實與朱子也是一致的，即要去求得古圣賢之精義。他認為在昔人之說、存在的事實、今人的解釋之間，有很大的出入，而“圣賢教人，句句實頭”，因此，在經典閱讀過程中“當勉致其實，毋倚于文辭”。他要求學者通過“文”、“言”求得言說者的“德行”之“實”，不能“倚于文辭”，“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以至于“人心不服”；他還說，不從“本”上、“實”上下工夫，只能是“學無端緒”，其旨歸只能是“悖戾，龐雜膚淺”，無法立足于世。

既然“圣賢心無不同”，只要將圣賢之意解釋清楚了，切己去做，就會與圣賢為一，實現天道人事相貫通，上下與天地同流，這是宋明儒學基本的終極關懷。張載《西銘》“民胞物與”思想表明，“子夏‘四海一家，觀念，在張載這里已經演變為‘天地萬物一家’的思想，人的終極境域實是整個天地宇宙”。為了抵達這種境界，深解圣賢之意，宋明諸儒采用了除“私”去“蔽”的解經進路。在這樣的解經過程中，我們深窺宋明儒學，尤其是兩宋儒學就文本而“取正意”的文本觀。

二、就文本而“取正意”：兩宋儒者語言哲學的文本觀及其解經進路

在現代西方的解釋學看來，任何解釋工作都必然有先入之見，它是在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視見(Vorsicht)和先行掌握(Vorgriff)中先行給定的，如海德格爾說：“解釋奠基于一種先行掌握之中。”然而，兩宋諸儒在解經過程中則要求不先立說，不人為地設置理解的障蔽，努力從文本中尋批古圣賢的意思。如朱熹所說：“圣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這種尋求經典原意的思想與現代西方的解釋學思想顯然有較大的距離。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兩宋諸儒主張解經時要除“私”去“蔽”，如張載就說：“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他們在解經過程中，力圖盡量避免“先行視見”所造成的弊病，主張去“舊見”才有利于獲得新解。這同現代西方解釋學主張有暗合之處。朱、陸在學術品格上有很多相異之處，但在去“私”除“蔽”這一點上，二者卻有著驚人的一致。這是值得重視的地方。

朱熹還說：“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有先入之說。”而且，某種程度上，這種“先入之說”就是個人“私意”，“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朱熹批評時人以己意代替圣賢之意，并給了一個恰切的比喻，“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道光明”，私意之蔽圣賢之意、經文本義，正如燭籠骨子障蔽籠中外放的光明。為了解除私意之弊，朱熹一再提倡“平心”、“虛心”，不要“立見解”、“先立說”，“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個字”，這樣才能達到“熟讀涵味”的效果。他反復告誡學者要尊重文本，尊重作者，讀經要“虛心隨他本文正意看”，“以他說看他說”。

朱、陸在學術品格上有很多相異之處，但在盡量避免“先行視見”所造成的弊病這一點上，二者卻有著驚人的一致。陸九淵也主張除去“前見”、“前識”，不能讓先入之見障蔽了對真知的認識，既要“平心”去讀，又要空其已知，“打疊田地凈潔”，立志去讀書。陸氏之所以強調這樣，一是出于“自作主宰”的考慮，強調“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要求“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二是認為“前見”往往會遮蔽很多很重要的方面，造成“虛妄”不實，“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在陸氏看來，“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而“私意是舉世所溺”，由于這種“私意”、“私欲”等的“蒙蔽”，使人學不見道而成為私智穿鑿的“小人”，“學不至道，而囿于私見”。不過。陸氏也深深地意識到，即使是賢智者也不能免于“意見”之蔽，而有“失其本心”的時候，所以，他提倡一種深切反省的去私蔽的方法，他說：“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加剖剝磨切”，使心不蔽于物欲，“蔽解惑去”，從習俗與聞見中超，“聞善而慕，知過而懼”，從而不失君子之德。

三、“理會本原”與得理忘言

兩宋諸儒將“自得”精神落實到講學上，主要表現為對著之于文本的圣賢之意的體察，即如何由載道之文契通圣賢之意，這就必然涉及到他們文本觀中的“言意之辨”問題。

朱熹主張要去“理會本原”，“一切莫問，而惟本文本意是求”，以“自家身心做根柢”，不能從冊子上講論文字。在他看來，“理會本原”其實是為了“涵養于未發”。他批評時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在他看來，讀書當“切己體察”以“求道”，不能拘泥于“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且當看其大意”。他要求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一切從原頭理會過”，“須要就那個大處看”，因為“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著眼于“壁角”，就會“地步窄，一步便觸，無處去了”。

在程朱一系的儒者看來，“義理”與“圣人之意”，大都是“道理平鋪”，一切自然地呈現著。他們認為“天下同此一理”，“天地人只一道”，“才通其一，則余皆通”，物我一理相通，天道與人道相貫通，故格物窮理，一通皆通。如朱熹認為萬物“一理”，故“格得多后自能貫通”。他還說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但只要不“拘滯于文義”，“細心看他名義分位之不同”，就能“一一分曉”出此番道理。

在對理——經——傳三者的關系上，大概也可以說是在文義——文本——歷史上的解經者之意三者之間的關系上，朱熹也認為通“經”可棄“傳”，得“理”可忘“經”。朱熹認為，所謂“通經”，其實就是“理得”，只看他“影象”與“大概路脈”，不用理會“邊旁四畔”，不能強求對于經書細部的理解。在朱熹看來，“理會文辭”是通達“理義大本”的必由之路，在沒有得“理義大本”前，心里也必以通達“理義大本”為目標，對經典文辭要“切己用功”，“就事物上理會”，不能“把這道理作一個懸空底物”。得“理義”于心以后，便可“視言語誠如糟粕”了。二程主張學者應重在求“圣人之意”上，“于簡策之外脫然有所獨見”，反對“固執”文本而要求“通達”，正是要求“得意忘言”。不過，程頤又說：“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這樣，在言意之間還沒有走到完全輕視語言的地步。

第2篇

論文摘要：高校環境的新變化必然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挑戰和要求。如何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創新發展，特別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融入人文關懷，探尋其實現途徑，成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現。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必須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這為新世紀新階段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現代社會的巨大變遷對當代大學生的社會行為、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倫理道德、交往方式、人際關系等方面產生很大的影響。由于他們還沒有形成穩定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因此加強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關懷，成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現。

一、人文關懷的內涵及其價值體現

重視和強調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關懷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創新的內在要求。從哲學意義上說，人文關懷關注人自身的命運與價值，是對人生意義的思考。人文關懷以人文精神為主導，其內涵包括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自由尊嚴、道義良知的人道精神，公正平等、民主法則和理性精神。人文關懷的現實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和平等。維護人的尊嚴和價值，著眼于培養人們樹立開拓進取的人生態度，莊嚴崇高的道德感、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鮮明的個性意識與集體主義風格，健康開放的文化心態與精神風貌。從現實意義上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人文關懷是指尊重人的主體地位和個性差異，關心人豐富多樣的個體需求，激發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對當代大學生而言，人文關懷就是以大學生全面發展為根本，尊重他們的主體地位和個性需求，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理解、關心和引導他們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的實現途徑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在于培養人，塑造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關注人的生存狀態，特別是人的精神存在及其發展，追問人的存在價值和人生意義。因此，人文關懷體現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最為本質的內容，其實現程度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要把人文關懷完全融入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應從以下三個途徑展開。

1.轉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觀念和工作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堅持什么樣的教育觀念或者教育理念，直接影響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倡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的積極意義，就在于充分肯定人，充分實現人的心靈自由、精神解放的人文主義理想，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基本關系中，追求和諧統一，目的是使當代大學生在認識世界、認識人生、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實踐過程中獲得和諧、自由和具有創造性的發展。因此，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改變思想政治教育中那種不從人本身、人的需要和人的發展出發，而是把社會的道德規范作為一種外部力量來束縛人的傳統做法，改變原來那種硬性地要求人無條件地、機械地按照道德規則行事以及人在社會道德規范面前只能是被動服從者的不良現象。我們必須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說教式、灌輸式的教育而向對話式轉變，實現教育者、受教育者雙方平等對話、自由交流和相互磋商。對話式教育會引起教育者、受教育者雙方熱烈的討論甚至爭論，這是人與人平等相處的基本方式。對話式教育顯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對學生主體地位的尊重和教育者的情感投入，從而在師生之間建立起溝通的橋梁。

2.把思想政治教育與學生生活緊密聯系起來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關懷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將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為學生現實生活服務的具體實踐活動中去。這也是國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個特色。在歐美發達國家，學校普遍具有良好的服務中心和服務設施，一般的學校都配有學生活動指導員，并設有咨詢處、宿舍顧問、貸款和獎學金部、紀律顧問、法律援助部門等服務機構。同時，學校還聘請一些顧問，如社會工作者、心理咨詢專家、精神病治療專家等，來診斷和解決學生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問題。通過這些人性化的服務，在解決學生具體困難的過程中使學生感覺到國家的存在和社會的溫暖，其公民的主體人格和愛國情懷也由此得以萌生。這種人文關懷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原有的強制化和灌輸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既容易激起學生的逆反心理，也不符合現代教育的主旨精神。

3.豐富學生的心靈世界，培育高品質價值觀

學者周圍平認為，人之為人，一個更為本質的特征就是超越性。超越性是指人對超出生存以上的意義的尋求。與理性相比，超越性更是人所特有的本質。超越性有三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對自己人生的責任心。這是心靈生活的開端和最基本要素?，它根源于對生命的愛，因為這種愛，不愿生命流逝，便會珍惜自己的生命體驗和感受，發展豐富的內心生活；也因為這種愛，不愿虛度生命，便要尋求生命的意義，對人生進行思考。二是靈魂的認真。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必然會引向對人生意義、價值的追問。三是在精神上與某種宇宙精神本質建立聯系的渴望。上述的人文精神或人文關懷其實質是對個人內在的心靈生活的無比關注，周國平認為，這比外在的生活更重要。因此，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須采取學習、體驗等各種方式豐富學生的心靈世界，培養他們形成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加深他們對人生意義的理解，提高他們的精神品質。

總之，人文關懷充分體現了對人性的尊重，對人的主體性的肯定，對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視，體現了人學思想的發展和完善。包含了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和目的。人文關懷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進行審視、把握和闡釋。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應在繼承和發揚過去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體系，在教育理念、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教育環境和價值追求等方面實現全面創新。

第3篇

盡管“財務”并非一個古老的概念，但在自然經濟狀態下，財務管理作為一門學科出現也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當人類步入近代社會，尤其是以公司經濟為支撐的近代市場經濟產生之后，公司財務與會計不僅處于并駕齊驅的地位，而且財務在公司經營與管理運作時序上要先于會計，成為公司經營運轉的開端。管理學家認為，至近代社會“財務控制可能是早期管理控制中最發展的一種”（克勞德?小喬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即便是起源于地中海沿岸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萌芽階段的威尼斯兵工廠，在產業革命之后的“工廠制度發展階段”，客觀上“財務”也已成為這個古老工廠里的管理“王國”（克勞德?小喬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1918年世界著名管理學家亨利?法約爾，在公司經營與管理組織體系構建中，正式把“財務”作為公司組織運作中的先導性部分（亨利?法約爾：《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隨著股份公司制的產生與演進，公司意義上的財務便日益社會化了，財務控制隨之成為資本市場管理基礎層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至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政府還是公司，對資本市場管理，如果不在管理工作中把財務、會計、審計置于市場經濟管理控制上的基礎地位，充分發揮它們在基礎控制中的作用，那么發生在宏觀經濟與中觀、微觀經濟管理上的失誤便不可避免。

因此，談多嬌教授2013年出版的《西方財務理論發展史》與2008年出版的《西方理財思想史》這兩部書，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及現實意義。這兩部著作填補了中國財務史研究上的空白，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企業和大學經濟學與管理學的學者，以及學士、碩士、博士正確認識掌握財務理論與實踐都具有指導性作用與啟示性意義。這兩部著作給學者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的財務理論參考，它們對管理者如何端正市場經濟下的財務管理思想與如何進行管理實踐，提供了典型的歷史案例與可茲借鑒的歷史經驗及其可記取的歷史教訓，并且對于碩士與博士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開展財務管理方面的實證研究，具有指引作用。

理財思想史與財務理論發展史，在歷史邏輯上完全具有一致性。這兩部書開展的研究，表現為一個科學、完整的財務史研究體系，所以，如學者通讀這兩部書，一定受益匪淺，通過它有利于加深對現代公司財務的認識，在財務管理工作中創造新的業績。僅就《西方財務理論發展史》而言，筆者認為它是一部頗具創作特色的著作，分析作者立論所開設的八章財務理論發展專題史的邏輯體系，其特點在于：

（1）研究具有前沿性。這部書的一至八章都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探討現代財務管理中的前沿性問題，盡管這八個史論專題各自具有研究上的獨立性，但在對重要財務研究方面，又彼此關聯，形成現代財務理論上的完整體系，對公司財務管理活動實踐具有系統的指導意義，對財務管理原理的學習也具有全方位啟示性作用。（2）系統揭示了現代公司財務運行的基本歷史規律。這部書的一至八章，作者在研究中都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時空觀為指導，從歷史分期上研究現代財務的基本理論問題與各歷史階段的問題，每個專題都把剖析問題的成因放在重要方面，并把前后協調貫穿起來，總結某一理論的發展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