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社會文化的概念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所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服務意識有待加強

在公共文化服務社會的建設中，政府對于文化管理的服務意識依然還是停留在“辦文化”上，在實施的過程中還是會通過一系列的監管手段直接參與到辦文化中，使得社會的公共資源被占用，加大了財政的支出。也正是這種“辦文化”的思維方式，使其沒有認識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忽略了非政府組織以及個體群眾在公共文化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從而導致公共文化服務市場社會參與力量的不足、市場開放程度低下等問題。而這些問題都不利于公共服務社會化的發展。

（二）相關制度法規的完善

現如今，雖然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在自身角色和管理職能上有了一定的改變和轉換，但是在公共文化服務向社會化發展的過程中，由于沒有完善且健全的制度與法規，使得社會力量以及文化服務建設還是有著一定的欠缺。

（三）公民沒有明確自身的主體地位

在公共文化服務走向社會化發展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制約其發展的因素，就是公民自身并沒有明確自身的主體地位，沒有相應的主體意識。在傳統思想以及傳統管理制度下，有大多數的公民都沒有意識到公共文化建設是每個人都需要參與的，在享受公共文化的過程中，公民也應該參與到公共文化的建設中，這是公民的權利，也是義務。

二、促進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的措施

（一）轉變觀念，創新制度，構建社會共同參與機制

要想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的發展，相關政府部門首先要做的就是轉變自身的觀念，改變之前大包大攬辦文化的思維方式，然后再創新相關的制度，制定相關的政策，對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的發展提供相應的指導。對于一些公共文化場所進行相應的籌資興建，例如，圖書館、體育館、歷史博物館等各種具備文化藝術的場所。在建設的過程中，可以加大宣傳和推廣，鼓勵社會各界參與到項目的建設中來，在進行建設的過程中，政府可以通過相關的免稅或者是資金補助的獎勵方式，對參與建設的企業或組織進行適當的獎勵，加大相關企業和組織參與的熱情。

（二）創新構建公共文化服務的形式，吸引更多的人參與

只有創新群眾參與構建公共文化服務的形式和渠道，才能吸引更多的群眾參與到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中，進而才能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的發展。對于這些積極提供幫助的企業，政府可以通過制度上放寬相關政策，或者是出臺各項制度予以支持和鼓勵，進而吸引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到公共文化服務事業當中，為公共文化服務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例如，捐贈的程序、操作手續、文化慈善組織的注冊、各種設施的使用等。為此，我們能看出，要想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的發展，政府應該強化扶持政策、組織培訓，為公共文化服務機構提供適當的生存空間。只有這樣，才能使得民間的文化資源得到相應的整合，從而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活動能力。因此，要想促進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的發展，政府是主導。

（三）以社區為載體，壯大公共文化服務的組織和隊伍

現如今，隨著經濟的發展，有越來越多的社區也十分積極地在開展社區文化活動，而社區文化的開展就是公共文化發展的另一種形式，所以，在推行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的過程中，可以以社區為載體，開展相關的社區文化活動，這樣不僅能活躍社區居民的生活環境，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區居民的文化素質。因此，相關社區管理人員可以利用社區創建文化的有利環境，響應政府的號召，創建文化服務型的社區，開展公共的文化服務。例如，可以制作社區板報、社區學習園地來對社區居民進行文化的宣傳，同時，還可以在較為重大的節日開展相關的文化體育活動，鼓勵社區的每一個居民都參與到其中，這樣不僅能為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提供幫助，還能為社區的和諧發展發揮積極的作用。

第2篇

社會文化理論和語言社會化理論均側重研究學習者如何通過與社會環境的互動來發展語言認知能力，但其理論基礎并不完全相同。社會文化理論基于前蘇聯心理學家Vygotsky［3］對兒童心理與認知發展的研究，認為語言符號具有社會屬性，語言學習就是社會活動和認知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象。兒童在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過程中，借助語言符號的中介作用不斷重構自己的心理結構。因此，在Vygotsky看來，語言學習過程就是連接社會語言和心理語言的支架，學習者則是在復雜的社會認知任務中的積極參與者［4］。Vygotsky關于調節、活動、支架和最近發展區等概念的論述形成了社會文化理論的基本內核。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Lantolf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將Vygotsky的理論在二語習得領域進行了不斷的解讀，并嘗試通過實證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語學習者的自我建構過程［5］。語言社會化理論最早是由人類學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6］提出的，后來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學者廣泛應用于二語習得研究。根據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將語言社會化定義為兒童或初學者通過語言形式的學習實現其社會化的過程，其間包括接受相應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社會習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類學家Sapir和Whorf等人對語言和文化關系的論述，即認為兒童在獲得語言的同時亦形成了自己觀察世界的視角。然而從其心理學基礎看，語言社會化理論同樣受到了Vygotsky的學習理論影響，即強調交際活動中的語言運用在心智功能發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3］。另外，生態語言學的整體論思想也為語言社會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論依據，為此，學界有人主張從語言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系出發分析和研究語言，把語言的學習和社會文化的適應看作同一過程，即個體的社會化過程。作為二語習得領域的兩大新興流派，社會文化理論和語言社會化理論均吸收了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論來源為認知心理學，后者則主要源于語言人類學的研究；社會文化理論著眼于社會心理的互動與語言習得之間的關系，語言社會化理論則把兒童對語言、文化和社會行為的學習看作三位一體的連續性的過程。

二、主要觀點

在語言研究的社會學轉向背景下，社會文化理論和語言社會化理論從不同側面對語言習得現象進行了解釋，兩者雖有一些重疊的地方，但仍不難看出其觀點上的差異。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人類獨特的高級認知功能需要借助語言這一輔助工具的調節才能得以發展起來。由于認知能力有限，兒童或不成熟的個體總是離不開父母、老師等他人的指導或調節，所以兒童的語言主要經歷了從社會言語、自我中心言語、自我言語到內在言語的發展路徑。其中，自我言語是學習者進行自我調節的一種常見形式，兒童的這種自我話語不是針對外在的談話伙伴，而是有意或無意的自言自語。兒童常用的自我話語形式包括模仿、重復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為語言發展從外部轉向內部的過渡階段。近年來的研究發現，兒童的這種自我言語對第二語言習得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7］。隨后進行的針對成人二語學習者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因此，在許多情況下，學習者的自我言語能夠幫助他們進行自我糾正，從而提高語言表達的準確程度。除了調節理論和自我言語之外，社會文化理論還闡述了活動在語言交際中的作用。社會文化學派的研究者將活動定義為心理發展得以實現的社會實踐，包括主體、客體、行動和操作的集合。對語言習得而言，活動的意義在于為學習者提供增進語言規則內化的社會文化背景。目前，活動理論在二語發展研究中的應用包括主體性研究、詞匯學習、交互活動分析等。另外，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的作用在于協調社會互動和更高層次的心理發展之間的關系。Vygotsky的最近發展區概念為揭示二語學習者可能達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論依據。最近發展區指的是兒童獨立解決問題時的實際水平和教師指導下解決問題時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距離。Kinginer從技能、支架和元語言等三個方面闡述了最近發展區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8］。

就技能習得而言，Kinginer認為，就是在語言課堂中，學習者通過參與各種類型的交際活動，發展其語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謂支架就是能在最近發展區內，幫助兒童通過他人調節的方式完成原本無法獨立完成的任務，獲得新的知識技能的一種輔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語習得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兩種途徑，即RIF（激發—反應—反饋）模式和IRE（激發—反應—評價）模式。Ellis的研究認為，支架對第二語言學習具有認知和情感兩個方面的促進作用。初學者由于語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師交互性的反饋，就很難在課堂上獲得提高語言技能的機會［9］。與社會文化理論相似的是，語言社會化理論同樣著眼于學習者語言能力的發展與社會文化環境的交互作用關系，但其關注的焦點是學習者如何在語言學習過程中實現個體的社會化。語言社會化理論認為，語言的學習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學習者所參與的社會交互過程密切相關。在兒童個體的社會化過程中，許多社會文化信息，如社會習俗和規范、社會觀念和價值觀等都是通過語言的習得內化為學習者的知識系統的。因此，在兒童母語習得中，認知能力的建立與兒童的環境體驗和社會交際密切相關，語言習得過程與兒童個體的社會化屬于同一過程［10］。由此可見，特定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必然會制約兒童所接觸的語言形式，同時也對兒童如何使用語言產生影響。

由于語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語言中蘊含的知識、規范與觀念必然對掌握這種語言的個體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句法、語義和語篇能力的習得對兒童構建其語言與文化知識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學者（Watson-Gegeo和Neilsen［2］，Zuengler和Cole［11］等）指出，語言社會化理論不僅適用于兒童母語習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釋第二語言習得現象。因為語言學是離不開特定的社會環境，各種社會、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響所教語言的具體形式以及語言的表征方式。就課堂學習環境而言，其中蘊含的語言社會化過程也是不容忽視的。第二語言課堂雖然無法復制外界的真實社會環境，但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一種不同于母語文化的全新文化體系，有助于兒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語言學習中的文化障礙，促進語言社會化的進程。把語言社會化概念引入第二語言教學領域使語言、學習和認知等概念獲得了新的解釋。與傳統的語言習得觀不同，語言社會化理論不再把語言看作單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統，而是把語言和社會文化行為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使二語習得研究擺脫了模塊化的語言觀。雖然社會文化理論和語言社會化理論對語言習得的解釋不盡相同，但兩者均認為，語言與文化的習得以及認知水平的發展均取決于特定社會歷史情境下的社會互動，這與過去基于普遍語法的二語習得流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以普遍語法為導向的研究剝離了語言的社會屬性，著重研究語言內在的原則與參數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學轉向體現了人們對語言屬性本質的再認識。

三、簡要評價

二語習得研究領域出現的社會學轉向并不是偶然的，這與長期以來人們對語言習得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有關。從二語習得理論的發展歷史來看，普遍語法學派的影響由來已久。根據Chomsky的普遍語法理論（簡稱UG），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都有著某些共同的語言原則和尚未定值的語言參數，由于每個人的語言認知體系中都有UG知識系統，而UG體現了每個人的心腦語言機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廣義規則和原則構成［12］。20世紀80—90年代的二語習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進行，并成為當時二語習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語言普遍性的觀點，也有學者（如Anderson［13］，Kasper［14］等）主張把二語習得納入認知科學的領域進行研究，認為習得一門語言意味著建立一套新的知識結構，應該在認知科學的框架內解釋二語習得現象，社會文化在語言習得研究中則僅僅起著輔的作用。社會文化理論和語言社會化理論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認知心理學觀點，因此，兩者都不否認認知在第二語言學習中的作用，但與傳統的普遍語法學派和認知學派觀點明顯不同。語言社會化理論強調認知源于人的社會交互作用，因此，構建新的知識體系既是一個認知過程，也是一個社會過程。社會文化理論則把語言學習看作社會活動與認知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象。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學轉向不僅展現了這一問題的多維視角，而且也是對語言習得認知過程復雜性的全新解讀。不過，無論是社會文化理論還是語言社會化理論，還都有一些不夠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學者指出，社會文化理論沒有將語言本質作為一個系統做出深入細致的研究，難以回答一些涉及語言本體習得方面的問題［15］。

例如，二語初學者在習得英語過去式時，可能會將不規則動詞（如go）誤用為規則動詞形式（goed），這種不正確的用法顯然是學習者錯誤推論的結果，單從社會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難對此作出合理的解釋。另外，也有學者批評說，社會文化理論的最近發展區概念與Krashen［16］的可理解性語言輸入（“i+1”）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很難在實際研究中確定最近發展區的內涵。針對這一點，社會文化學派的研究者解釋說，最近發展區強調學習者之間的協同活動，Krashen的可理解性語言輸入則涉及被動性的接受過程［8］。Lantolf也曾辯護說，把最近發展區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語言輸入完全是一個誤解［17］。不過筆者認為，人們對最近發展區概念的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無論是在實證研究中還是在課堂教學中都難以準確把握最近發展區的邊界，這也使得人們把對Krashen的批評指向了社會文化理論。作為一個新興的流派，語言社會化理論也存在概念解釋不清的問題。就語言社會化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數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類學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義。其實，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樣，這一定義并沒有揭示語言社會化概念所蘊含的深層含義［11］。從廣義上說，語言社會化是一個伴隨人們終身的過程，不是僅限于兒童時期。因此，學者們在把語言社會化概念引入二語習得研究時，應該對其涉及的各種關系和因素進行明確界定，否則，就會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導致實證研究的解釋力被削弱。其次，二語習得領域的語言社會化研究起步較晚，許多基礎性的研究比較薄弱，這一點也得到了語言社會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2］）的承認。另外，從研究方法來說，語言社會化研究不僅需要對學習者的語料進行微觀的分析，發現語言認知的細微變化，而且還要研究宏觀的社會文化結構對語言認知的影響。而如何將這兩方面的影響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個難題。

第3篇

社會文化視角具有明確的學術定義，即將其當作是在做出身體健康相關的選擇時需要考慮的一系列因素，或將其作為一種對個人過著健康積極生活的社會、文化環境的理解，找出這兩種定義的區別至關重要。例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官方身體健康教育大綱文件指出，社會文化視角，通常指一系列影響個人身體健康觀念及行為表現相關的選擇因素，這一概念指與社會和文化因素相關的，并對個人身體健康發展產生影響的要素。根據身體健康教育的學術文獻，社會文化視角不僅僅是對以上所述因素的闡釋，顯然，社會文化視角確實涵蓋了對這些因素及其對個人身體健康活動的影響的理解。身體健康教育領域的研究者們利用批判主義、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理論，分析了學校開展的身體健康教育以及意識形態、權力和文化之間的關系，他們將一整套重塑公眾生活的社會文化價值觀話語作為研究對象，指出學校的身體健康教育對部分學生有失公平，可能會造成某種程度上的傷害，并且通常與青年人生活的社會和文化環境脫節。批判身體健康教育的研究者與身體健康教育研究領域的變化共同促進了社會文化視角在公共政策中的發展。澳大利亞將原本分開的身體健康教育進行整合，并且與個人生活和健康相關的身體健康教育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這使得研究者們開始嘗試將身體健康教育的一整套價值觀在公共政策中概念化。過去，人類身體健康行為的定義僅僅包含其生物醫學方面的意義；如今，身體健康應該從社會視角進行理解，這就要求對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身體健康概念進行重塑。例如，有學者與新南威爾士州一個小學6年級教授個人發展和身體健康教育課程的教師合作，進行相關的專業指導和訓練，內容包括個人發展與健康的社會化本質、不同的社會和文化造成的身體健康行為選擇差異。與此同時，社會批判研究者們還專門研究了進行身體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此突出強調了社會正義原則對身體健康教育發展的潛在影響。在一些身體健康教育研討會中，也有學者嘗試指出身體健康的變革趨向問題，身體健康教育必須以各種重要的教育理念、制度改革和支撐環境為基礎。還有一些學者個人的觀點認為，社會文化視角指的是研究身體健康活動問題的一種方法，或者說是“閱讀”或理解身體健康教育內容的一個全新的視角。研究者們對身體置于制度改革的視野，并從教育改革的文化視角對身體健康進行了研究。基于這些研究，最近的身體健康教育政策涵蓋了社會文化視角，如昆士蘭老年身體健康教育政策中指出，“如何從社會文化視角理解身體健康活動，并且社會文化對澳大利亞社會中的個人、團體和群體的身體健康價值觀有何積極的影響”。

2.西方身體健康問題的社會文化學闡釋

在現實的教育環境中，社會文化視角不斷被邊緣化，成為身體健康教育中的一種知識存在形式。身體健康教育以及身體健康教育師資教育領域的社會結構進行了研究，發現社會文化知識和批判性參與高等身體健康教育師資教育都被相對的邊緣化了。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澳大利亞的身體健康教育師資教育體系中，生物學知識比社會文化知識要突出得多。雖然這些變化知識是在20年前發生的，但是這一領域的某些現象表明，其仍然發揮著學科導向的影響力。實際上，這一假設本身就存在問題。只有將醫學、心理學、生物學領域的專家提出的知識進行改造，符合身體健康教育并且改造后的知識是正確的，無爭議的，并且為大家普遍接受時，這一假設才可能成立。根據科學學科形成的生物學知識只是被重新組合，然后就應用到初中學生的知識教學中，如此形成的學校課程就是簡單化的高級教育課程。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大綱編寫者們根據科學學科的學術地位，將可測驗的高級身體健康描述成一門要求嚴苛的課程，這使得上述說法得到驗證。在英國和美國的研究中，社會文化知識在學校課程中被邊緣化的趨勢也非常明顯。達到這樣的目標很難，因為英國和威爾士的學校課程歷來都重視身體健康教育活動。社會文化視角價值取向的操作性層面上，歸于文化因素和社會決策問題。從社會文化視角對身體健康行為的研究納入社會決策研究，教導學生進行正確的身體健康行為選擇。身體健康教育發展的社會模式和新的公眾身體健康活動，通常是可以互換使用的，但是二者的學科來源完全不同。身體健康教育發展的社會模式理論主要來自于身體健康社會學，而新的公眾身體健康活動理論的主要依據是身體健康科學。并且在實際應用中，由于以身體健康科學為依據的新的公眾身體健康質量提升方案過多地依賴于個人解決方案，因此常遭到社會學家的批判。據此，建議身體健康活動質量的社會決策影響要素，限定在身體健康教育發展的社會模式內想象社會和文化因素的一種方法論實踐途徑。這種方法論的前提是，身體健康行為發生于社會環境中，并且由于我們對環境獲得了更深的理解，因此開始關注身體健康行為本身，而非源于個人在生物醫學上的行為變化。教育變革是為了提高質量，在很大程度上，變革是為了提高教師和教學工作在效率、效益、責任以及管理上的質量。某些過于寬泛的教學計劃工作，例如社會文化評論視角，考慮如何將其融入大綱。也可能導致將身體健康問題歸類為一種更為寬泛的以學生為中心，以詢問為基礎的活動，其中包含諸如解決問題、批判性詢問等概念。國內學者已經開始關注這種社會文化動力驅動的身體學習能力的培養，并運用到普通學生身體訓練中。從身體教養概念的發展和意義稟賦上來說，身體健康問題的本質在于改善身體教養或者說提升身體讀寫能力，增強體質、技能傳習、文化傳播等多元功能的有效實現最終將取決于身體教養水平。

3.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