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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 要］在回顧此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基礎上，總結公共部門為遏制經濟與金融危機所采取的各項措施；介紹各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為了確保經濟的持續復蘇，在經濟體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規則和新機制；論述經濟與金融為了適應新時期的發展需要進行的一些深度改革。

［關鍵詞］經濟與金融危機；經濟復蘇；經濟治理；金融治理；金融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014.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833(2011)06-0003-07

一、 引言

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引發了人們對金融的基礎及其背后意識形態的質疑，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銀行和金融體系在全球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引領作用。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節已經顯示出金融體系的局限性，而這種局限性的起因是市場無視經濟積累模式的演變和追求利潤的無限增長。當下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嚴重程度及其在國際上的迅速蔓延，更加凸顯了國家調控的重要性。國家既是經濟與金融活動的管理者，也是經濟與金融活動的參與主體。國家應維護經濟和社會的根本平衡，促進經濟和社會持續、平穩發展。當前的經濟與金融危機表明，在世界經濟和金融越來越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單個國家企圖阻止這場撼動了全球化經濟之根基的經濟與金融危機在本國發生是不切實際的。經濟與金融危機還揭示了建立一種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新的全球治理包含全球經濟治理和全球貨幣與金融治理。全球經濟治理旨在縮小衰退的持續時間和范圍；全球貨幣與金融治理旨在預防或者限制經濟與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并消除未來再發生更嚴重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可能性。為此，國際社會應開展大量的協調或協商工作，以便對經濟與金融危機實施監控，并采取相關措施減小經濟與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然而，盡管當前國際上出現了經濟復蘇的趨勢，但復蘇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而且金融體系與大量正在流通的不良金融產品相關，這就使得金融體系具有潛在的或實際的債務危機，因而金融體系存在動蕩的風險。實際上，這些債務危機已經開始在多個國家中顯現。政府為消除經濟與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采取的救助計劃，導致不良負債從私有部門轉移到公共部門。這些計劃還大大增加了公共支出的數額，并帶來了新的問題，例如公共債務以及為促進經濟發展所必須做出的各種艱難抉擇等。

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在回顧此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基礎上，總結公共部門為遏制經濟與金融危機所采取的各項措施；第四部分介紹各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為了確保經濟的持續復蘇，在經濟體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規則和新機制。

二、 金融危機的起因

2007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國際結構性失衡、銀行與金融體系功能失常、復雜金融產品（如衍生品和結構性產品等）的發展不受約束。這場金融危機損害了實體經濟，但卻讓中介機構和投機者從中受益。

發達國家由于有世界其他國家支持其財政赤字，因而在財政政策上選擇長期赤字。再加上，由于使用復雜的金融工程能使金融風險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分散，這些國家的公共支出穩步上升。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利用本國有利的經濟條件，實施持續的低利率、低通貨膨脹率來支持其“過度樂觀”的增長。這種經濟增長主要是依賴虛擬經濟，而不是依賴于那些真正創造財富的生產、服務環節。低利率產生了更大的金融債務和投資意愿，尤其是增加對房地產和金融衍生品的投資熱情，這導致了資產價格的不合理上漲。在房地產領域，美國房屋價格1996年―2005年的增長率高達90%，其中2000年―2005年的增長率為60%。低利率也導致了投資者不惜成本追求收益的趨勢。這一趨勢也促使旨在滿足不同類型投資者和金融、經濟主體需求的復雜金融產品的創新和開發。過多的資金流動性致使很多公司高估了市場吸收風險的能力，引發了公司管理者對業績的盲目追求，也導致了金融機構之間的激烈競爭。

隨著美國的一個高盈利、充足信貸投放時期（尤其是1993年至2006年期間）的告終（以房地產景氣結束、次貸市場崩潰為標志），人們開始質疑金融機構和銀行設計并實施的復雜債券化產品。金融危機首先影響到對沖基金和銀行金融機構，之后嚴重地沖擊了資產和股票的價值，并大大降低了公司財務狀況轉好的可能性，因此也影響了物質生產和貿易服務等實體經濟，導致了這次經濟與金融危機。這次經濟與金融危機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其影響范圍目前還沒被完全認定。不斷蔓延的經濟與金融危機是由四大惡性循環造成的。第一，資產價格下跌促使資產所有者出售資產，因而資產估值持續走低；第二，金融機構蒙受的損失損害了其融資能力，使得資產貶值加劇；第三，金融體系功能的衰弱使經濟增長率下降，反過來經濟增長率下降又削弱了金融體系功能；第四，經濟增長率降低對勞動者就業產生了負面影響，并進一步使得商品需求下降和經濟增長走低。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對很多經濟和金融主體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銀行，它使得許多銀行瀕臨破產。

2009年全球GDP縮水2.2%，全球貿易額下跌近14.4%。這使得很多國家失業率升高，財政預算赤字居高不下。能否解決這些問題取決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緊張局勢能否得到緩解，這種緊張局勢形成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支出的增加及財政收入的減少。

三、 公共部門采取的措施

各國可以根據各自不同的國情，靈活采用各種刺激經濟的措施，如降低利率，調整資本額，向銀行、金融和工業機構注入流動資本，實施行業整合政策以及運用恰當的預算和金融政策推動經濟增長等。

（一） 貨幣類措施

為了恢復經濟和金融主體的信心，確保銀行業的資金流動性，金融主管部門為銀行提供了多種幫助。例如，2008年9月7日美國中央銀行投入約2000億美元解救美國房屋抵押市場的兩大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另外，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很多中央銀行通過降低利率來確保金融從業機構能夠以優惠的條件重新籌措資金。各國中央銀行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降低利率，其目的是保證金融從業機構在市場上積極地重新籌措資金；二是通過養老金向銀行網絡注入資金，此舉主要是為了恢復金融從業機構的信心，保障銀行業的資金流動性；三是購買一部分銀行資產，包括在金融危機背景下高風險的不良資產。總的來說，各國中央銀行在確保本國銀行和金融體系免于崩潰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然而，實施這些措施所需的資金大部分是借助于造幣。因此，在各國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曾經被銀行持有的不良資產替代了中央銀行的傳統資產，大部分債券成為安全資產，這對各國中央銀行的信譽產生了很大影響。

（二） 預算類措施

很多國家政府運用了預算工具，例如在經濟領域采取重要的扶持措施，并開展針對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紓困計劃。其中，美國的保爾森計劃主要為銀行和金融體系提供援助，援助金額高達7000億美元。類似的還有德國政府劃撥了近5000億歐元的預算，用于扶持計劃中的金融市場部分。一些旨在結束經濟衰退、推動經濟復蘇的財政刺激計劃也得以實行。大部分刺激計劃將貸款作為融資的主要渠道，這些刺激計劃涉及多個行業，尤其是受到經濟和金融危機直接沖擊的行業（房地產和汽車等行業），而且大大提高了幫助私有部門擺脫危機的公共投資金額。

一些國家政府還將金融機構收歸國有。例如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國有化比例為80%，美國財政部對其注資更是高達850億美元。另一個例子是一家規模位列英國前八名的銀行已經部分轉為國有，其市場價值約500億英鎊。各國采取的財政與金融措施初見成效，經濟開始出現復蘇跡象。主要經濟體（如美國、日本和新興國家）在2009年的后期開始走出危機。但很明顯，預算類措施大大擴大了各國的預算赤字。2009年，G20國家的赤字占GDP的7.9%，而2007年則不足1%。相對新興國家而言，這一現象在發達國家尤為突出，2007年發達經濟體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9%，而2009年則高達9.7%。希臘等國的赤字也在2009年急劇上升，達到GDP的12.5%。各國主要通過借貸來彌補預算赤字。低利率刺激了借貸，這主要是因為投資者傾向于公認比較安全的政府債券。結果，各國越來越深陷于低利率的債務，而償債也保持著經濟、金融危機前的水平。這使他們產生了錯覺，以為能維持高借債能力，而不用擔心影響到財政；同時也使政府遭受了債務和償債增加的風險。2010年，由于高債務水平和預算赤字帶來的不信任，在希臘與2010年4月的歐洲平均水平相比，利率幾乎提高了450個基本點。、西班牙等一些歐洲國家，這種風險變成了現實。市場和評級機構對希臘等國家債務水平進行評估后，認定其為加劇貸款拖欠的主要因素。這些國家債務水平已經達到臨界值，并且還將在未來幾年繼續攀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G20國家債務額的GDP占比已由2007年的62%提高到2009年的近75%。這一趨勢在發達經濟體中尤為顯著，二戰以來一些國家首次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為此，在市場的壓力下，越來越多的國家實施了財政緊縮計劃，以便能降低預算赤字和公債水平，實現宏觀經濟基本平衡，重振市場信心。但是，這些措施也可能導致需求減少，影響經濟復蘇乃至各國內部的社會平衡。

從分析財政和金融主管部門采取的不同措施可以看出，市場的自我調控功能隨著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的爆發而黯然失色。私有部門在危機管理方面的能力以及市場經濟的種種優點都遭到強烈質疑。因此，在對金融、經濟領域進行調節、控制的過程中，國家干預正在回歸。

四、 需要進行深度改革

2007年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爆發至今已有三年多，但危機仍然是熱點話題，并繼續給全球經濟帶來不確定性。危機的起因是大規模貸款和投機性投資，這揭示了國際金融體系的功能失常已經十分嚴重。金融市場不加約束地發展，導致了實體經濟嚴重不穩定。事實證明，市場自我調節的信條是錯誤的，而且對全球經濟極其有害。戰勝危機、重振經濟并解決威脅著許多國家（歐洲、墨西哥、日本等）的債務危機，始終是各國、各地區乃至全球層面的重要議題。

為了恢復信心、重新發展經濟，各國運用了大量的預算和貨幣措施，并提供了必要擔保。同時，各國還采取措施以加強對銀行業的管理，削弱投機效應，強化金融監管，改善金融方面的國際協調。以美國為例，美國正在進行銀行和金融體系改革，一項新的銀行和金融業法案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頒布了多德-弗蘭克法規。得以通過。這項法案旨在對主要的金融從業機構采取新措施，實施更嚴密的監管，以防范危機。新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設立新的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及整合各監管機構，以預測全球危機和投機性泡沫的發生。二是嚴格限制銀行和對沖基金業務，使銀行資金無法用于開展與其給客戶建議相反的操作。三是規定金融機構中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四是建立補償基金，以應對未來的銀行危機。該基金由銀行提供，而不是來自國家預算。五是強化對衍生品市場的監管，主要途徑是建立對場外市場（OTC）的清理和管理機制。六是拓展對評級機構的監管。七是更明確地劃分儲蓄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等。

目前實施的多種措施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帶來了全球經濟的輕微反彈世界銀行在2010年6月的經濟展望中預測，2010年和2011年的全球經濟增長分別為2.7%和3.2%，同時強調復蘇十分脆弱，不排除2011年危機復發的可能性。。然而，再次發生類似危機的威脅仍然十分明顯，這值得關注。例如，金融體系中現存的大量不良資產（其中很多由中央銀行持有）；多個國家面臨的債務危機（有可能轉為社會與經濟危機），無力償還債務的國家可能面臨新的銀行與金融危機等。對各國政府而言，進一步深入分析和反省，制定更全面、連貫的方案以應對現有和未來的挑戰與風險已經刻不容緩。經過深刻反省，國際社會必將在新的制度與組織規則約束下，在確保可靠和可持續的前提下，重新定義銀行和金融體系。我們要做的就是全面審視這一行業中各主體的作用，并檢查約束其業務活動的各項規則。各國通過強化公共部門監控等方面的作用和能力、深入分析和防范危機以及開發有效的可操作工具，可以最終實現這一目的。

為實現金融與銀行體系的一致、可靠、公平，并且保障這一體系以合理的費用為各個經濟主體提供融資，各國和國際層面推進金融與銀行體系的改革勢在必行。為確保金融與銀行體系改革的成效，各國需要在密切協調和磋商的基礎上完善這一體系中的國內和國際框架的所有組成部分。同樣重要的是，各項行動的落實必須做到協調、漸進、有序。

（一） 銀行體系的作用

需要牢記的一點是，銀行的固有功能是接收客戶的存款，并使之增值（客戶可以是個人、養老基金―保險機構或者經濟、金融機構等）。銀行的作用還包括在存款者和投資者之間以及不同公司之間充當中介，配置資源、提供資金。也就是說，銀行為創造附加值的經濟活動提供資金。盡管如此，隨著金融業務的發展，人們發現銀行除基本業務外，引入的新業務逐漸成為主導。銀行并沒有將其業務限制在為經濟主體提供資金，而是轉向了咨詢和市場投資等新業務的開發，并積極參與各種市場活動。顯然，這不利于銀行行使其基本使命――為市場和實體經濟活動提供資金。銀行開發或推廣銷售的新產品（衍生品、債券化產品等等）越來越復雜。此外，它們還逐漸為金融從業機構（例如對沖基金）提供了過多的資金，而這些金融從業機構的基本使命是以犧牲銀行的固有責任為代價，追求投機和快速增益。通過證券交易，貸款存在風險的銀行得以向其他金融從業機構分散風險，這些貸款因而轉化為有價證券。風險的分散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源頭，金融危機首先影響了金融從業機構，而后逐漸波及整個經濟。對此，通過嚴格的規則來監管并控制銀行資源（也就是儲戶的資源），確保銀行管理下的儲蓄安全，就變得越來越必要。其他一些措施也可用來監管銀行行為，例如修改貸款資格標準，確保資金的合理利用，從而維護儲蓄者及整個社會的利益；嚴厲打擊內部交易；確保賬簿管理的透明度及財務清單的可靠性。從這些方面講，銀行體系應該嚴格安排，杜絕不透明的記賬和數據記錄。這些措施的實施能限制小團體暗箱操作，從而打擊壟斷和減少任人唯親的現象。除此之外，這些舉措還能使對沖基金的一些不當行為收斂。這是因為之前的做法會使得個人、資本所有人乃至整個國家都面臨著巨大危險，從而影響到經濟福利和整個社會發展。自從此次金融危機之后，銀行系統前所未有地急需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要做到這一點，銀行體系就必須劃清儲蓄銀行、對沖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界線，明確各個機構組織間的權利和責任。重振公眾對銀行的信任還需要加強銀行監管，強化公共管理部門的職能，限制甚至取消替換產品（諸如結構性產品，衍生品等），并保持各個部門間的關系分明。

(二) 金融市場的作用

金融市場，尤其是股市在保證資產流動性和資金周轉流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市場在整個金融體系中比重的增加孕育出不少金融大亨，他們將自己的規則和條件強加到不同的經濟活動者乃至整個國家身上。股票交易價格的演變必須依賴于公司的實際經濟狀況，而不僅僅是市場及其參與者的熱度。經濟實體間的價值交換也應該反映真實的資產價值，而不是投機或一些理論模型得出的結論。與之相類似，一家公司或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不應該被投機者的臆想所左右，而應理性客觀地分析自身金融情況及償債能力。在一些體系中，個人主義取代了集體利益而占據上風。我們必須讓這些破壞分子不再起作用，從而使這些不利因素從銀行體系中逐漸消失。因此，建立一個更加透明、理性、全面的分析機制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這一機制將考慮到問題的方方面面，從而提供現實情況的客觀評估和對風險的準確預測。從這一方面看，我們采取措施，至少可以減少金融及經濟的主要風險因素。為此，相關國家機構需要大力控制純粹的投機行為，杜絕避稅天堂。此外，各國金融市場還需要強有力的國際金融監管，以監視可疑對沖基金的流動，以此保證銀行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三） 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

由于信用評級機構能夠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巨大破壞，我們必須以客觀、職業、獨立、負責、中立的態度重新審視信用評級機構所扮演的角色。通過此次危機，我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這些機構不僅不能只作為私有部門的一部分而存在，也不能繼續享有封閉、不透明、無需監管的特權。信用評級機構必須通過管理、規劃和整治，明確信用評級機構的特定職責和角色定位，避免利益集團游說，保障儲蓄者的經濟安全。回顧過去，我們發現，對次級投資評級的陡然巨變也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之一。因此，我們有必要著重分析在某一投資產品發展過程中所涉及的一些機構間存在的顯而易見的利益沖突，而過去信用評價機構對他們進行的評級往往過于寬容。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希臘爆發的債務危機一部分要歸咎于整個國家債務評級的下降。這一降級加劇了投資者的不確定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公共債務的利率。簡而言之，評級機構應由公共權力部門、專業機構及與這兩種利益攸關方存在聯系而又獨立組織托管。成立公共管制或監控機構對評級方法做出考評，這一做法也會進一步保障評級行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四） 國家應發揮的作用

國際層面不均衡的不加以控制的交易和其他金融活動導致了危機的持續發展。因此，各國需要建立一個結構性的強化機制，以遵循新的邏輯，摒棄教條和舊式思維，發揮好整個社會和國家各個組成部分的功能作用。金融危機突出了國家的基本職責，國家不僅作為市場行為和金融體系的監管者，而且是經濟復蘇的主導者。政府出資救市，不僅挽救了銀行和金融機構，還對一些重災行業和個體提供資金支持。基于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之重要以致其成為公眾利益的唯一捍衛者、個人和所有經濟參與者的權利職責維護人。為保障市場上眾多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持久和諧，發揮政府調控職能就變得越來越必要。我們需要政府及公共機構加強其監管職能，以保證國家、地區乃至國際間能協調好各方利益，統籌發展。為此，各國政府需要大力開發人力資源，發展相關機構，建立健全組織框架，成立合格的相關法律部門，所有這些部門的協調發展將為經濟良好運行打好堅實基礎。除此之外，國家還應該保護那些在共享財富方面做出努力的部門。這種做法旨在保證社會和諧，打擊一心只想快速獲利、不公平致富而不顧及他人和社會的投機者。金融穩定只有通過透明的制度和公正的運作才能實現，因為透明和公正能創造價值，實現利潤的合理分配。要充分實現這些目標，就必須達到經濟、銀行、金融機構，尤其是社會所有階層的真實、平衡發展。這一發展的最終目的在于控制人力資本的不確定性以及彌補生產行為的不可預測性。這種不確定性和公信力的缺乏只會造成社會混亂、不公正，人們緊張、彼此沖突及缺乏安全感。因而，金融體系就不能擔當起為經濟和社會建立先進的可持續的組織構架的重任。國家、社會團體和金融專業人士必須確保作為經濟支柱的金融不僅僅是投機者和權勢階層的工具。相反，資源分配應該取決于公司、企業家在創造財富，提升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值方面所起的作用。這一財富的獲得應該有利于經濟發展效率的提高，使參與各方得到公正的收益，而不是擴大行業間、社會地位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因為這些差距是不安定和緊張局勢的罪魁禍首。有教條說經濟自由不可挑戰，如果這只是因為其創造性和在資源利用、價值形成最大化上所起的作用，那么事實上對市場和自我管理給予的過度自由反而會毀壞經濟自由，導致危機。這種破壞作用不僅局限于某一特定行業，還會蔓延到經濟生活的各方面乃至整個社會。因此，正如公共權力部門之間一樣，經濟領域也存在著制約和平衡。國家在經濟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不意味著干預經濟，相反，經濟自由依然是不變的主旋律，個人和其他經濟活動參與者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國家具有一定的可操控范圍是為了更好地保證經濟活動高效有序進行，滿足各方面利益需求。這種做法還有利于財富依據個人的努力進行合理分配，從而創造真正的價值，給國家、經濟、社會帶來一定的穩定，促進社會自信、公正、穩固、和諧地發展。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影響范圍之巨大充分顯示了國家在維護經濟穩定、恢復經濟參與者信心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有需要，政府就必須建立管制體系，采取干預措施來糾正市場失靈。因此，政府必須成為經濟活動中的楷模，這種楷模作用是通過良好地管理國家及各個公共領域體現出來的。

（五） 建立國際管理機制的必要性

國際社會正在就如何更好地監控金融體系、對其相關風險做出評估和管理達成廣泛共識。的確，金融全球化使危機得以迅速蔓延到全球金融體系。這也凸顯了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它能通過一場經濟聯合治理來縮短危機持續時間和規模，也能應用一場財政和金融治理來預防，至少減小未來危機的破壞力。假設金融不穩定性會在全球范圍內造成影響，那么一國的規章制度要符合多邊國家的規定也合情合理。這一做法會防止公司避開那些制度嚴格的國家和地區。實際上，避稅天堂就是國際金融體系不透明的一項重要考量因素。國際金融體系的不透明使銀行、金融、經濟和整個社會體系疑云重重，充滿不確定性。避稅天堂的存在使得眾多跨國公司輕而易舉逃避產地國或所屬國的征稅。當前國際金融規章中的不少條目都基于一個理念，那就是與完全獨立的國家管理機構進行自愿協調，以使自身免受政治干預。因此，通過認真分析、仔細挑選所建立并運作的新國際金融體能產生較好功效，因為它能監管、評價大型跨國銀行、金融投資基金和信用評級機構的行為，從而以國際公認的制度準則來充分評估這些機構的運轉情況。盡管建立這種監管機制是正當合理的，但想要把所有方案轉化成現實卻有不小難度，尤其是因為它需建立一個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高效、可靠的全球體系：(1)強制性多邊協議，為商業和投資銀行、機構性投資者（養老基金，共有基金，對沖基金，財富基金等）、評級機構制定一套適用規則；(2)各國政府承諾通過國家管制機構實施這些規則；(3)單邊或多邊機構共同負責規則的實施情況，并對違反者做出懲罰。

事實上，規則是否得以實施取決于各國政府做出承諾的能力和意愿。這就需要國際社會提高協調合作水平，建立管理機構。這一機構的建成能極大地提升信息搜集能力、政策分析和制定水平，從而防止危機發生，促進國際銀行和金融體系更加安全可靠運行。

五、 總結

這次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對不同國家的影響不一，這主要是因為它對相應國家銀行和金融體系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危機涉及范圍甚廣，至今全球經濟復蘇仍然存在著不確定性。我們也看到，許多金融機構在危機面前往往以市場調節的盲目性、滯后性為借口將責任推給社會和公眾。他們會強調說政府部門也經常以全球化為擋箭牌，替其不作為辯護。

為了走出危機，各國政府及國際社會目前采取的措施都勢在必行。這些政策措施也必須在透明、負責的基礎上實施。建立相應的問責制度，以恢復公眾對經濟的信心，這對所有經濟和社會活動參與者（公司、跨國集團、金融機構和銀行、養老基金等）都至關重要。因此，這次危機也為我們創建新的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提供了重要契機。這一新體系有利于我們吸取經驗教訓，因為它有助于全面衡量生產過程中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鞏固加強政府作為戰略法規的制定者和評估者以及均衡經濟、金融、社會和政治勢力的保障者的作用。在全球化和經濟相互依賴的大背景下，政府應該在風險監管分析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經驗還告訴我們，公共力量也應在國際協調、磋商和合作方面發揮作用，與此同時充分考慮各方利益，竭盡所能促進經濟、社會、環境和人的共同發展。這次危機讓我們重新思考了國際金融架構，它需要各方在金融業管理規則、國際金融會計準則和金融交易處理方面展開更緊密合作。其目標就是加強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和穩定性。

最后，我們所要達到的最終目標就是以人們和生產活動的需要為基準制定出一系列行業標準和規則，并確保它們有效執行，使金融市場透明、公正，因為這些準則是一個健康的全球經濟的基石。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Crisis

Ahmed El Midaoui

(Morocco Audit Court, City of Casablanca, Morocco)

Translated by XU Fei1 DING Yue2

（1.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fice of Audit, PRC, Beijing 100037, China）

第2篇

首先，世界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40年來的最低點，這本身也是一個主要的政策成就。鑒于高通貨膨脹率的教訓以及各國間的比較和示范效應，追求低通貨膨脹率成為各國貨幣當局的一個共識：由于許多國家加強了財政約束，從而促進了貨幣約束和實際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一些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放松產業管制等政策，客觀上降低了生產的成本，從而降低了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給一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對通貨緊縮的擔心，事實上，通貨緊縮的現象已經在一些國家出現，它會加重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導致國際間的金融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化。在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全球的金融資源會在任何時候轉向任何相對活躍的國家或地區，其間的大量資本流動可能會促使正處于擴張階段的經濟體產生經濟過熱和資產市場泡沫的風險，同時，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會損害一些國家脆弱的金融體系并導致貨幣發生不穩定的波動。

第三，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靈活的匯率制度，這將導致采用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因為這些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喪失了一定的自，無法完全按照本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而只能被動地跟隨所釘住貨幣的發行國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在這種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再與發達國家相一致，當發達國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時，釘住其貨幣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跟隨其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這種調整并不是國內經濟所需要的，調整的結果必然造成國內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加劇。

考慮到金融全球化對宏觀政策的影響。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通貨膨脹目標要考慮資產的價格。在低通貨膨脹率的良好經濟環境下，可能會誘使投資者承擔風險去購買資產，從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據此，蕭條經濟學認為，當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時，貨幣當局應努力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則名義收入增加從而購買力增加會產生錯誤的利潤信息，這種錯誤的信息往往會導致資產價格的膨脹，并最終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有人提議計算廣義的通貨膨脹率，即計算商品與服務、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三個市場價格的加權平均數作為通貨膨脹率，權數可按三個市場資產量占資產量的比重取值。

第3篇

全球經濟金融形勢

一是全球經濟正處于長周期的下行階段。熊彼特認為，企業家創新的集群式出現推動世界經濟呈現出長周期波動，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般歷時54-60年。一般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信息產業革命開啟了新一輪世界經濟長周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這一波周期進入了下行階段。這意味著中低速增長將成為未來全球經濟新常態。

二是如何從危機中走向復蘇仍是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任務。鑒于1929年大蕭條的巨大破壞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掀起了一波史無前例的集體救市運動。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紛紛實行量化寬松政策（QE），保持充足的國際流動性;其他國家跟隨出臺極度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中國也第一時間推出四萬億的一攬子刺激計劃，在托底全球市場需求、穩定信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短期內，此次救市取得了相對理想的效果，主要國家金融體系的有毒資產被有效隔離留待日后清理，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保持良好秩序，主要國家銀行體系及時恢復了融資功能。在極寬松政策刺激下，大宗商品和主要國家資產價格很快迎來新一輪漲勢。

然而，寬松的政策也造成政府債臺高筑，更重要的是，在成功削弱危機強度和烈度的同時，也延緩了市場出清，直觀表現在企業層面，大量“僵尸企業”茍延殘喘，妨礙資源重新配置;在金融層面，有毒資產長期得不到徹底清理，金融機構融資能力受到掣肘;在宏觀經濟層面，實際利率居高不下，資產價格高漲和實體經濟疲軟并存，全球經濟進入了漫長的調整期，某些經濟學家甚至討論陷入“L”型復蘇的可能。

三是復雜和分化是當前和未來全球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由于各國所處發展階段不同，政府救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宏觀經濟變數，因此全球經濟形勢錯綜復雜，各國復蘇進程不一，各經濟板塊運行差異明顯。總體看，美國等彈性較強、市場出清和結構調整較快的經濟體表現出更強的復蘇勢頭;歐元區受制于統一財政政策的缺失，不斷爆發的債務危機嚴重影響了經濟復蘇;日本受人口老齡化困擾，難以走出長期通縮困境;新興經濟體易受外部沖擊影響，金融市場波動增大。從短期看，造成這些板塊經濟分化的基本因素難以得到徹底改觀，因此，復雜和分化仍將是未來一段時期全球經濟運行的基調。

四是推進深度再平衡是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是引發此次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這種失衡主要表現為：一是美國經常項目巨額逆差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大量順差長期持續。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經常賬戶逆差驟增，其占GDP的比例從1997年的1.6%飆升至2006年的5.8%。同期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常賬戶順差快速增長，其占GDP的比例從1997年的1.1%飆升至2006年的4.8%。二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長期背離。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制造業中心轉移到新興市場，而貨幣金融中心仍主要掌握在美國等少數發達市場國家。于是就形成了東方制造真實產品，西方創造貨幣購買力;西方創造各種金融產品，東方用出口換取的外匯去購買這些產品;西方向東方借錢，東方給西方融資的失衡甚至“荒謬”的全球經濟布局。三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造成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權利與義務的失衡。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發行失去了黃金儲備的制約，在理論上具有了無限發行的權力。在現實中，由于美元一家獨大，儲備貨幣發行缺乏有效競爭，美元發行缺乏必要的制衡，主要服從于美國國內經濟需求，往往表現為其他國家分擔美國經濟調整的成本。未來全球經濟能否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根本上取決于能否推進深度的全球再平衡。

五是QE背景下的通縮是全球經濟面臨的重大挑戰。量化寬松政策直接導致央行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意味著大量基礎貨幣的投放。與2007年相比，截至2015年6月底，美聯儲、英格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膨脹了4倍。但全球卻面臨普遍的通貨緊縮壓力，主要國家的通脹率始終徘徊在低位，日本和歐元區核心通脹率更是長期游走于零水平附近。這種現象的背后是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不暢。

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在全球性調整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難得的機遇，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但總體仍在合理區間。當前國內經濟正處于“三期疊加”的特殊時期，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仍不足，主要表現為投資增速放緩，消費增速緩中略升，進口降幅擴大。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經濟總體仍在合理區間，為結構調整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需求迫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延緩了我國經濟的調整，造成失衡現象嚴重，突出表現為結構性短缺和過剩并存，投資和出口驅動依賴嚴重等。中國經濟亟待通過結構調整重新激發經濟活力，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三是人口紅利加速消退。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報告顯示，2010-202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2900多萬人，人口紅利面臨加速消失的風險。這將對經濟潛在增速產生深刻影響，進而對勞動生產率、利率、匯率等政策變量產生重大影響。

四是改革動力有待進一步增強。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已度過了帕累托改進的增量改革階段，深入到了涉及利益再分配的存量改革階段，面臨的阻力空前增長，改革的動力亟待進一步增強。但“危”也意味著“機”，國際金融危機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國內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加速釋放改革紅利。

中國的應對

在當前挑戰與機遇并存的背景下，中國能否迎難而上，這是關系到能否實現可持續增長、能否躍過“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由大國過渡到強國的關鍵所在。

一是銳意改革，加快結構調整，集中釋放制度紅利。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中國經濟要行穩致遠，必須全面深化改革。要形成政府和市場“雙引擎驅動”，既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改造升級傳統引擎。

二是致力開放，融入全球市場，充分釋放全球化紅利。一方面應擴大國內市場開放，有序推動金融、教育、文化、醫療、養老等服務業對外開放。另一方面應創新對外投資合作方式，順應比較優勢規律，合理引導優勢產業轉移，鼓勵國內居民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產，分享全球化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