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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中醫；治療學說；用藥；須使邪有出路

中圖分類號：R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08)04-0714-03

“用藥須使邪有出路”，語出清•周學海《讀醫隨筆•卷四•證治類•用藥須使邪有出路》［1］。這一名言傳承百余年矣。于今已成為中醫治療學說之一。讀書臨證有感，不揣淺陋，芻言管見。

1讀醫心得 嘉來學獎后進

夫該書卷一“升降出入論”［1］先論及：大抵治病，必先求邪氣之來路，而能開邪氣之出路。病在升降，舉之、抑之；病在出入，疏之、固之。于卷四•證治類，以“用藥須使邪有出路”篇名出現曰：凡治病，總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斯一治療學說也，就筆者案頭所及：王新華《中醫歷代醫論選》，施杞、顧丁《歷代中醫學術論語通解》，黃自立《中醫百家醫論》，邢玉瑞、張喜德《中國醫術名家精華之二•中醫治法精華》等醫著均有輯錄，名之治療學說、治病準則、用藥心得、治法精華，無不對這一學說以高度評價。《中醫藥高級叢書•中醫基礎理論》一書則在“扶正與祛邪的運用”節引用之，并指出“選擇具體的祛邪方法時，要注意使邪有出路。”［2］筆者瀏覽中醫院校教材經典科目及有關名著，窺及“用藥須使邪有出路”這一治療學說，確有其理論依據。如《內經講義•治則治法》［3］；《傷寒論》：“當以汗解，宜桂枝湯”，“可發汗，宜麻黃湯”，“當和胃氣，宜調胃承氣湯”，“急下之，宜大承氣湯”，“當從小便去之，苓桂術甘湯主之，”“當溫之，宜四逆輩”［4］；《金匱要略•緒言》：對于某些邪實之證，原書特別注重“因勢利導”的治則這一段落［5］；《溫病學•溫病的治療》［6］；葉天士《溫熱論》、《三時伏氣外感篇》；《溫病條辨•中焦篇》“凡逐邪者，隨其所在，就近而逐之”，“逐邪者，隨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導之”［7］；張子和“汗、吐、下”三法；吳又可治療疫癥理論等等論述，咸可征之乎。據《中醫大辭典》記載，是書撰于1891年，為作者研讀古醫書的心得，有一定參考價值［8］。僅中醫治療學而言，其嘉來學獎后進之心可謂切至。

2名醫經驗 發前人所未發

無庸違言，中醫治病，大凡當分有邪無邪，有邪者宜祛邪。欲去邪，必使其有逐出之路，邪之出路不外三途：一是從肌表透散，二是從二便而去，三是從口中排除［9］。對此，近代當代名醫經驗（包括醫案醫話）談及的正不少。例如《近代名醫學術經驗選編•葉熙春專輯》推薦：一肺癆挾感者，病體骨瘦如柴，肌膚甲錯，加以形寒怯冷，高熱鴟張，舊恙新感，正虛邪實，辨證并不費事，用藥動則掣肘，葉老略加襯思，則處以大劑透表，發汗解肌之品，囑多加水煎，略滾數沸，趁熱倒入面盆，頭蓋面巾，任憑藥氣熏蒸，令藥性從口鼻毛竅而入。兩劑后患者邪卻熱退［10］。《朱良春醫集•通下療法在溫熱病中的應用》記錄：朱老為外地會診一陳姓患乙腦的8歲男孩，原已服大劑白虎湯及注射抗驚厥，解熱等藥，癥情日劇，辨之為病在氣，陽明熱盛，徑投通下為主之劑。一劑而腑通神清，三日漸復。曰此通下排毒，使邪有出路之捷效也［11］，由江蘇省中醫院中西醫結合腎病專家余承惠主任醫師指導，丁德經氏執筆的“中醫藥治療慢性腎功能衰竭的思路與方法”一文，介紹了以基本方清熱利濕，解毒泄濁以祛邪，在此基礎上宏觀調整機體陰陽平衡，又多途徑給藥，如配合藥浴、灌腸等方法，促進毒素的排泄［12］。《名老中醫醫話•魏長春醫話》曰：治病需從生理自然，用藥當視病勢所趨。祛邪應乘勢利導切忌截病出路云云［13］。凡有這一些，發前人所未發者也。至于從口中排除一法，是指邪在胸脘上部，如痰涎壅塞、宿食停滯或食物中毒等采用的涌吐法。竊以為現代科技方法拿來為我所用已成中醫界共識，若乃掌握象《現代中醫急診內科學》所示之氣管插管術、洗胃術及其中的涌吐胃毒法［14］，則既保持了中醫特色，又能應手取效也夫。

3日新其用 賦予時代氣息

讀《中華中醫藥學刊》［15-18］近年報道的有關文章，知不乏此類佳作。李巧穎“通因通用”與腎炎蛋白尿的治療一文認為：腎炎蛋白尿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免疫復合物及其介導的炎癥，故蛋白尿的清除用“堵”的方法是不行的，應強調從根本入手，通因通用，在治療上要重視免疫復合物的及時排出（在辨證論治基礎上貫穿清熱利濕，化瘀通絡），以免閉門留寇。童舜華，陳祖皋“治療腸傷寒經驗”言及：古訓“濕溫以便干為邪盡”在臨床上有一定指導價值，然而濕溫便干也常可因濕熱蘊結胃腸，濕郁氣滯，腑氣不通，宿垢不得下達而致，此非邪盡之征，（仍宜）行氣導滯，通利腸腑，給邪氣以出路。李戰煒“伏邪臨床治思路探討”例舉運用伏邪理論指導臨床，自擬“麻杏二三湯”即麻杏石甘湯、二陳湯、三子養親湯三方基礎上加減變化，于每年三伏天堅持治療慢性支氣管炎，其中“麻杏”走上焦，向外，向上透邪，“三子”出下焦，其勢向內向下，“二陳湯”走中焦，化中焦脾之痰濕，三方合用，使上中下三焦氣機調暢，鼓動了整體的功能，以驅除體內的伏痰。張會永“解讀李玉奇教授脾胃病臨床經驗”，談到李玉奇論脾虛泄瀉時說：泄瀉嚴重時，可酌情加入芡實、石榴皮等，不可過早收澀，以免關門留寇，反生嘔吐等。趙育芳、魏佳平總結葛琳儀主任醫師經驗：“清”法治療邪熱內盛的慢性胃炎患者，在清的基礎上，強調保持大便通暢非常重要，大便通暢則氣機通暢，邪有去路，并寓急下存陰之意。以上各家之言，真是見仁見智，各有千秋，且日新其用，賦予時代氣息。

4方論方解 拓寬用藥視野

溫習教材《方劑學》之方解及文獻摘要中的方論，知其不少古方含“用藥須使邪有出路”之義［5］，散寒祛濕，益氣解表的敗毒散，方解云：方中人參亦屬佐藥，用量雖小，卻具深義：一是扶助正氣以驅邪外出；二是散中有補，不致耗傷真元。主治寒積腹痛的溫脾湯，附《成方便讀》方論：參、甘以培其氣，當歸以養其血，“病因寒起，故以姜、附之辛熱，使其走者走，守者守，祛寒散結，纖悉無遺，而后硝、黃導之，由胃入腸，何患乎病不去哉？”蒿芩清膽湯，則采擷《重訂通俗傷寒論》之點睛句：使以赤苓，俾濕熱下出，均從膀胱而去”。“青蒿腦清芬透絡，從少陽膽經領邪外出。”《宣明論方》防風通圣散，附文獻摘要《醫方考》云：“風熱在皮膚者，得之由汗而泄，風熱之在巔頂者，得之由鼻而泄，風熱之在腸胃者，得之由后而泄。風熱之在決瀆者,得之由溺而泄。”主治熱入營分證的《溫病條辨》清營湯，點明：佐以金銀花、連翹清熱解毒，輕宣透邪，使營分之邪透出氣分而解。此即葉天士所說“入營猶可透熱轉氣”之理。謂治肺癰成膿之葦莖湯：“桃仁活血逐瘀，且潤燥滑腸，與瓜瓣配伍，可泄痰瘀從大便而解”。破血下瘀的桃核承氣湯，引《醫門棒喝•傷寒論本旨》之說：“此即調胃承氣湯加桂枝、桃仁，引入血脈而破瘀結也。硝、黃、桃仁，咸苦下降，佐桂枝、甘草辛溫甘緩載之，使徐行入于血脈，導瘀血邪熱由腸腑而去……大黃得桂枝辛甘而不直下，庶使隨入血脈以攻邪也。”燥濕行氣，軟堅化痰的指迷茯苓丸，釋之：本方較二陳湯少橘紅、甘草、多枳殼、風化樸硝。……加入風化硝則不僅軟堅消痰，而且能蕩滌中脘之伏痰，使痰濁從大便而下。以上摘錄之方論方解，誠究心于平昔，斟酌于臨時，則對拓寬給邪以出路的用藥視野必有得益焉。

筆者曾于1983―1984年跟上海奚九一教授進修，蒙奚老親炙口授，“因邪至瘀，祛邪為先”診療脈管病方法，迄今記憶猶新。近年來外科每有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的病人應邀會診，急性期選用其所創經驗方清營解瘀湯口服加大黃糊劑外敷，亞急性期合用下瘀血湯，加野葡萄根Ampetopsis brevipedum cuiata(maxim)搗爛外敷。結果：急性期15例臨床治愈，亞急性期20例中，12例治愈，顯效7例，改善1例［19］。會診婦產科“包塊性異位妊娠”的患者以《中醫婦科學》宮外孕Ⅱ方加減，同時用消散加水楊梅根［20］外敷，紅藤湯保留灌腸，10天為1療程，臨床觀察到用藥2個療程后包塊大多數能吸收。由于氣候多變，冷暖不齊，加之飲食失調，門診遇熱痧，寒痧之痧癥者不少，謹按《實用中醫內科學》的處理方法［21］，外治：刮痧、刺痧，內治：清熱解毒、化濁除穢；散寒除濕、芳香祛穢。門診隨訪50例，全部有效，發作次數減少乃至癥狀消失。因上呼吸道感染，迭用抗生素后菌群失調致咳嗽，又腹瀉的患兒，投理中化痰丸合麻杏甘石湯加車前草6～10g，馬鞭草3～6g，黃毛耳草10～15g，（palib） chum 囑胡蘿卜汁佐餐，宣肺理中，果獲咳止瀉停之效。由此可見用藥須使邪有出路，這一治療學說，宜其指導臨床各科治療也哉。

中醫治療學是治療原則與治療方法的綜合，內容甚為豐富，以第7版教材中醫內科學為例：治療原則可概括為辨證論治，治病求本，動中施治，醫護結合和八法運用。治療方法包括內治法和外治法兩大類，其中各含有具體的方法［22］。矧《讀醫隨筆》中關于中醫治療學的論述，上面言及的《中醫歷代醫論選》［22］第六章治療學說篇即有綜述節：用藥須使邪有出路，新病兼補，久病專攻說；治療原則節：補瀉參用，發明欲補先瀉夾瀉于補之義；治療方法節：和解法說，斂散升降四治說略，斂散并用，斂降并用諸篇。蓋用藥者，治法也，須，須要也，使邪有出路，治則也。“用藥須使邪有出路”，此乃對中醫治療學的重要貢獻。醫者茍能揣摩該書上列諸篇，參合各家治療學說，庶幾悟其真諦，識其臨床實踐意義云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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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一、至圣孔子

孔子名孔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南）人。我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說的創始人。漢以后，孔子的學說逐漸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正統，影響極大，后世一直把他尊為“圣人”，號稱“至圣先師”。

二、亞圣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國（今山東鄒縣東南）人，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著有《孟子》一書，是儒家的經典之一。他被認為是孔子學說的正宗繼承者，與孔子并稱為“孔孟”，尊為“亞圣”。

三、詩圣杜甫

杜甫字子美，號少陵，河南鞏縣人。我國唐代偉大詩人。他一生寫了許多反映社會矛盾和現實生活的詩歌。因為他的詩比較真實地反映出一個復雜、動蕩的歷史時代，所以尊為“詩史”、“詩圣”。

四、詞圣蘇軾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我國宋代著名的詞人，文學家、書畫家，“唐宋家”之一。他對詞的發展有突出的貢獻，以往的詞內容狹隘，他擴展了詞的內容。他寫的詞筆力縱橫、豪邁奔放，對后世影響很大，故被尊為“詞圣”。

五、酒圣杜康

杜康又名少康，字仲宇，夏朝人。相傳杜康正是取些水造酒，有文字為證：“他邑酒，足滋酒；白之酒獨醫病。故飲之終日，而無沉湎之患；服之終身而得氣血之和。鄰里百里許，多沽酒于白。先澤之遺，本地獨得其身，至今遺址槽沿存，此其明驗也。”杜康作為酒的始造者，開辟了源遠流長的華夏酒文化的源頭。三國時，曹操吟詠出了“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千古絕唱。故而后人稱之為“酒圣”

六、書圣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人稱“王右丞”，東晉山東臨沂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書法家。他的字吸取了魏晉諸家書法的精華，創立了獨特的風格。他寫的楷書，進一步擺脫了隸法的形跡，達到了獨立完美的境地，人們稱贊他的字“飄若浮云”、“矯若驚龍”，公認他為“書圣”。

七、畫圣吳道子

吳道子名道玄，唐代陽翟（今河南禹州）人。他的畫立體感很強，擅長畫人物，用朱粉的厚薄來表現骨肉的高低起伏，如同塑像一樣真實。又善于畫佛像，形象逼真，人物的衣帶飄飄若飛，有“吳帶當風”之譽，后世尊他為“畫圣”。

八、醫圣張仲景

張仲景名機，漢末南陽人，我國古代杰出的醫學家，著有《傷寒雜病論》一書。書中闡述的“辯證論治”的中醫理論和治療方法，奠定了中醫治療學的基礎，所以后人尊他為“醫圣”。

九、藥圣孫思邈

孫思邈自號孫真人，京兆華原（今陜西省耀縣孫家塬）人，是隋、唐兩代大醫學家。所著《千金要方》是我國最早的醫學百科全書，從基礎理論到臨床各科，理、法、方、藥齊備，是價值千金的中醫瑰寶。故后人稱之為“藥王”“真人”“藥圣”。

第3篇

急危重病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病證，離開急診醫學將標志著醫學的萎縮。中醫學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急診處理特點。但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緩慢，嚴重阻礙了中醫急診的發展，建國后尤其是近十幾年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中醫急診學的建設非常重視，形成專門的急癥協作組。強調中醫院的急診科(室)建設。并對急診科(室)所備中藥有了規定，這大大推動了中醫急診學的發展，同時，隨著現代急診醫學的迅猛發展，我們也應看到，由于中醫學自身體系的特點，中醫急診學的發展還很不完善，有待于進一步從各個方面進行提高。下面就幾個中醫急診學有關的基本問題進行探討，供學者參考。

一、“中醫急診學”的概念

嚴格來講，中醫學無“急診醫學”的學科名稱，但中醫學有“急救”的概念，“急診”和“急救”具有相同的部分，也具有不同的含義，急救強調的是“救”，急診強調的是“診斷和救治”其中心是診斷和鑒別診斷，也就是說急診的關鍵問題是在最短的時間內診斷明確，只有這樣才能進行正確的救治，否則，只能是臨時的對癥處理，這只是急診的一部分內容，不能代表急診的全部內容。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采用“急診”這一概念是比較合理的，中醫急診學是在現代急診醫學的基礎上提出的一個新的學科，是運用中醫學的理論研究各科急危重病的診斷、救治、救護的古老而新興學科。

“急診”、“急救”、“急癥”三者之間在概念上即有關系又有區別，“急診”是用最短的時間明確診斷，進行搶救治療患者;“急救”是指運用各種方法搶救急危重病患者;“急癥”是指各種急危重病出現危及生命的各種臨床表現。“急診”的概念比較廣泛，涵蓋了“急救”和“急癥”的內容，“急診”的對象是“急癥”，“急診”的方法是“急救”。“急診”是綱，“急救”、“急癥”是目。“急診醫學“、“急救災害醫學”、“急癥醫學”、“中醫急診學”是幾個不同的概念，在學科形成和內涵方面各有偏重，急診醫學研究的內容重點首先是急危重病的診斷與鑒別診斷學的內容，其次是急危重病的搶救治療學。急救災害醫學研究的范圍關鍵是急救方法，急救途徑等;急癥醫學研究的內容是以癥狀為中心的急危重癥的急救方法。中醫急診學的中心在“中醫學”的概念上，是在中醫學理論指導下研究急診的一門學科。

二、加強“中醫急診病機學及辨證體系”的研究

中醫急診學的形成的標志是急危重病具有自身的疾病演變特點和規律，具有獨特的病機演變特點，與中醫學其他學科一樣也具有自身獨立的病機演變特點和辨證規律。我們認為中醫急診的發病的關鍵病機是“正氣虛于一時，邪氣暴盛而突發”。強調了“虛實發病觀點”在急診醫學中的重要地位，從病機演變來看，急危重病辨證的關鍵在于“虛實”的變化，實際上是一種不同的疾病狀態在某中誘因作用下的突然失衡;因此，在急診辨證體系方面我們認為應該重視八綱辨證的研究，在八綱辨證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三綱”辨證體系，即“虛、實、虛實夾雜”形成三綱鼎立。這樣即有利于教學，更有利于臨床掌握，簡便使用。在此基礎上根據臨床經驗深入探討研究，逐步形成中醫急診學的病機學特點和辨證體系。

三、，視古代急救的繼承及吸取現代中醫急診的科學成果

從《黃帝內經》到現在，中醫學一直都在探討中醫急診的診治，可以說中醫學每一次的飛躍，都是以中醫急診為突破口的，如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研究的就是急危重病，不僅提出了著名的六經辨證，而且對疑難危重癥也有靜僻的認識。但是后世許多經驗多散在各醫書中，缺少系統的整理。一些以急癥命名的古籍，就是強調“急救”處理，如《備急千金方》等。同時也出現了一大批針對某一種病的專書，其詳述該急癥處理更加詳盡，如《急救喉診要法》、《急救霍亂方》等，不僅有針對某一種病的醫書，而有針對某一種病的醫書，如《急救小兒推拿秘傳手法》、《喉癥救危秘寶》等。有些醫書所述經驗雖然珍貴，但是由于流傳不廣，所以讀到此書的人并不多，因此使得較為成熟的經驗得不到繼承。由此可見，整理和發掘中醫古代急癥醫學寶貴的經驗是我們繼承和發展中醫急診學的基礎和前提。

中醫急診學在解放后，尤其是近二十年來有了長足的發展。從基礎研究到臨床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這與現代科學技術引人中醫學不無密切關系。中醫制劑學的發展為中醫急癥醫學的發展起了助推作用。中藥注射劑、噴霧劑、口服液及滴丸劑的出現，使得中醫在處理急癥時有更多的方法選擇。而且現代中醫制劑的療效也大大提高，為爭取時間提供了物質基礎。在治療學方面，中西醫結合的長足發展，如著名的急救醫學專家王今達教授在感染性MODS的治療方面提出了“菌毒并治”學說，運用“活血化疲”的方法治療“DIC”等，著名的中醫急診學專家任繼學教授、孫塑倫教授在急性腦出血的搶救上提出了“破血化痕、醒神開竅”的治療方法，經過國家“八五”攻關的研究，證明了該治療方法不僅能夠加快血中的吸收，更重要的是能夠保護神經細胞，充分體現了中醫學“祛邪扶正”的治療思想。這些理論不僅發展了中醫學的治療概念，對中醫急診學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診斷學方面現代科技的應用也使得對疾病的認識更加深人一步。對過去不能用望、聞、問、切診斷手段探及的領域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從而為疾病的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和預后奠定了基礎。如當心絞痛以上腹部疼痛為主要表現發作時，心電圖檢查就將其與“胃院痛”中胃及十二指腸疾病中分離出來，從而使治療更有針對性，避免了誤診誤治。合理的吸收和引進現代醫學的診斷手段是今后中醫急診學發展的必要途徑之一。

四、關于保持中醫特色與適應新時代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