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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財政分權；激勵扭曲；產業結構；轉移支付

一、 引言

20世紀以來，為了調動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財政分權在世界各國普遍施行。在財政分權體制下，一方面，地方政府對區域居民公共產品等偏好具有信息優勢，更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升和地方基礎設施供求狀況的優化，促進地方環境投資增長（Oates，1972、1977；Adams，1997；Tiebo-ut，1956）。另一方面，財政分權正面激勵效應的發揮需要充分健全的配套機制，如社區民主、地方自治等訴求表達和監督機制，但現實中大多數國家難以滿足，尤其對民主法制尚未健全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財政分權信息表達傳遞渠道不暢，地方政府尋租現象嚴重，導致財政分權的“激勵扭曲”，種種制約因素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Felbinger，1984；Frisken，1991；Treisinan，2002）。

1994年中國實施的分稅制改革以及我國“晉升錦標賽”的地方官員治理模式，刺激了地方經濟的競爭性發展，為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強大動力（Qian & Rol-and，1998；Blanchard & Shleifer，2000；張軍等，2007；周黎安，2007）。但是財政分權體制的激勵扭曲，引致地區間稅收競爭，使得地方政府為吸引外部資源以及企業投資而放松環境規制，極大忽視區域居民對環境公共產品的強烈偏好，導致“三廢”快速增長、環境容量超載，事實上加劇了我國整體環境的污染程度。

二、 文獻綜述

諸多發達國家財政分權體制改革實踐較早，對于財政分權下的環境污染內在機制的研究也較為成熟，主要從財政分權與地方環境規制、財政分權下的越界污染等方面進行闡述，國內研究主要從財政分權下的激勵扭曲角度看待財政分權與環境污染的相關問題。

對于財政分權與地方環境規制問題，Felbinger（1984）和Frisken（1991）發現，區域間經濟發展的競爭行為，不僅造成環境基礎設施的供給不足以及無效率，還會帶來工業的重復建設以及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使得政府進一步降低區域環境標準。Lopez和Mitra（2000）認為財政分權下的政府尋租行為，也會使得區域環境質量下降。Sigman（2007）指出，財政分權體制下，政府受到稅收分成的激勵弱化了對環境污染的控制，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不愿內化外在的污染成本，對環境質量改善不顯著。但Oates（1972，1977）、Brennan和Buchanan（1980）研究均認為財政分權會帶來地方競爭效應，地方政府將被迫提高環境等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

對于財政分權下的越界污染問題，Adams（1997）、Helland和Whitford（2003）、Sigman（2005）認為，邊界污染問題隨著財政分權程度的提升而越發嚴重。一方面，與各州及地方政府受稅收等體制約束對環境治理的投資不足有關。另一方面，各州政府面臨政治投票與稅收的取舍問題，這涉及到受污染影響的區域居民與污染企業之間的選擇與平衡，因此對于邊界上的污染，地方政府往往采取放縱的態度。

對于財政分權下的激勵扭曲問題，國內諸多研究發現財政分權使地方政府官員的努力向經濟增長這一維度傾斜，造成地方政府短期行為嚴重。一方面，財政分權的改革降低了地方政府對環境管制的努力，從而對環境質量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楊瑞龍、章泉、周業安，2007）。沈坤榮、付文林（2006，2012）認為財政分權不當會加劇區域間的稅收競爭，導致地方政府對環境等公共產品的偏好降低、投資顯著不足，環境污染加劇。另一方面，財政分權下的稅收競爭使得政府干預以及政企交易增多，進一步加劇了地方環境污染程度。張功富（2013）通過省際面板數據和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數據實證分析指出，地方政府會以"區域競次"來吸引制造業投資，這種高能耗、高污染的發展模式嚴重影響區域環境質量，加之政府的不適當干預，企業的環保投資并未有效增加。郭志儀等（2013）認為，財政分權程度越高，在經濟增長中地方政府能獲得更多的稅收，而工業污染則越加嚴重，其中政企間的尋租交易進一步加大了地區工業“三廢”的排放量，此外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起到抑制地方環境污染作用。

因此，在結合國內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對美國、日本以及印度等國家的財政分權與環境污染的歷史經驗和相關問題進行回顧和闡述。在借鑒國際經驗教訓基礎上，對我國財政分權體制下的環境污染問題提出相應對策。

三、 各國財政分權體制下的環境污染分析

1. 美國財政分權與環境污染。20世紀中葉以來，美國逐漸演變成財政分權式的聯邦制國家。反映聯邦政府財政分權指標的集中率呈現下降趨勢，地方政府的財政支配比率也逐漸下降，財政分權程度呈現上升趨勢。其中1992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支出占比為53.9%，州政府20.1%，地方政府占26%。1970年～1990年，美國經濟年均增長將近9%，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以及重化工業的發展壯大，使得同期美國的環境污染嚴重，對經濟社會造成了巨大損失。

（1）對地方環境基礎設施投資支出的約束效應。第一，在聯邦集權制的財政分權體制下，聯邦中央政府通過掠奪式的行為，收繳州與地方政府大量財政收入，但是把支出責任轉移給地方政府，并未與財政收入相匹配，這無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壓力，增大了縱向的財政差異，造成公共資源的供給短缺。其中，1958年全國對市政排污系統的投資至少短缺69億元，各州對地方排污管道的需求通常漠不關心。第二，地方政府的換屆效應與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不一致，加大了區域財政收支差異，導致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擴大公共開支的意愿相違背，進而對環境公共產品供給造成約束。按照1982年不變價格計算，美國用于污染的消除以及研究開發支出均呈現下降趨勢，分別由1979年的58.5億美元和0.9億美元，逐漸降低到1986年的45.4億美元和0.2億美元。第三，在財政分權下，環境規制意味著中央或者地方政府需要內化外在的污染成本，但由于受到稅收分成的激勵，各州與地方政府進行環境規制的動力弱化，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低效、環境標準降低，加劇了環境污染程度。

（2）以重化工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固化，導致財政分權下的環境污染進一步加劇。重化工業意味著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1970年美國重化工業率高達57.4%，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產業結構重工化以及單位GDP能耗增高。以鋼鐵工業為例，20世紀50年代美國鋼產量超過全球的一半，1973年美國鋼產量達到創歷史記錄的13 680萬噸，對資源和環境造成了巨大壓力。同期，美國大型工業城市再次出現嚴重的煙塵污染與光化學煙霧污染。

再次，轉移支付機制約束了污染的防治。一方面，在聯邦制的財政分權轉移支付機制中，地方政府對州政府補助金存在極大的依賴，地方政府財政總支出有三分之一依賴于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1975年～1976年，美國地方政府的預算赤字達到33億美元，財政赤字極大地約束了地方政府的公共產品支出。以圣路易城為例，1967年～1978年聯邦的轉移支付從1%提高至55%，加之轉移支付主要用在社會保障項目，而公共福利所占比例一直不超過7%，這直接造成環境基礎設施的投資不足。另一方面，轉移支付機制未能解決越界污染問題。由于越界污染的治理成本和收益歸屬于不同州政府，轉移支付機制只是對本州的公共財政支出有直接的補充和調節作用，因而對環境污染治理的激勵不足，使得單向外部性的越界環境污染問題尤為突出。例如，位于州邊界的工業企業的污染排放量比位于州內部的企業的排放量更高，以及州內河流的水質明顯比跨州河流的水質更好（Sigman，2004）。

2. 日本財政分權與環境污染。日本經濟在戰后的1955年～1973年期間年均增長9.2%，一躍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中僅次于美國的第二號經濟大國。截至1970年，日本重化學工業化率達到62.4%。同期，日本從平衡預案的財政政策進入了赤字預算的財政政策，企業普遍實行低稅率，造成財政收入以及支出規模偏小。財政政策調整與產業結構演化，使公害問題和自然環境破壞問題十分突出。1960年～1970年，日本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9倍，而產業公害索賠受理案件數和酸化物產生量卻增長了5倍和2.5倍。

（1）財政分權約束了污染防治投資。日本財政分權改革始于1949年的“夏普勸告”，主要是實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各級政府間有獨立稅源，明確劃分中央、都道府縣、市町村的事權，并且削減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實行地方平衡交付金制度（石見豐，2004）。1955年實施地方交付稅制度，降低地區補助負擔金，同時地方債相關費用也由地方稅繳付，使得地方財源受到進一步的約束，國庫支出金、地方債和地方交付金之間的相互影響變得更加強烈。此外，福利國家理念增加了地方自治體支出的責任，增大了部分地方政府財力負擔，必須依靠中央轉移支付才能進行有效的公共支出，導致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中環境基礎設施投資嚴重滯后于民間投資。以城市下水道設施等環境公共產品供給為例，截至1966年日本城市人口中實際使用下水道的人數只占6%，直到1971年使用下水道的人口也僅有20%，加劇了城市河流與市郊海濱污染程度。

（2）產業結構重化導致污染加劇。日本財政分權體制刺激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重化工產業高速發展使大氣污染等環境問題在原有的四大工業地帶和太平洋條形地帶集中爆發。1957年～1967年，重要城市二氧化硫污染程度急劇上升，典型案例是“四日市公害”。四日市當時建成的三座石油化工聯合企業，排放了大量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飄塵，造成嚴重大氣污染，截至1972年全市確認812人因此患哮喘病。針對污染，日本根據每個核定的污染地區的不同情況和“煤煙發生設施”的不同種類制定出不同的排放標準，都道府縣知事可以勒令排放超標企業進行結構改革。但是由于受到地方交付稅制度的約束，地方政府以增加稅收為主要目標，對環境等公共基礎設施的供給積極性不高，對區域內重污染企業的轉型動力不足。

（3）中央轉移支付制度弱化了地方對環境污染的干預。一方面，中央轉移支付機制下，地方政府在與中央政府共同承擔的公共產品供給的事務往往傾向于減少投資，在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使用上，往往產生“道德風險”問題，使其轉為其他的特定地方政府利益，造成政府對環境投入的缺口不斷擴大。1967年～1973年，全國環境保護相關預算增長了5倍，而國家預算只增長了1.8倍。另一方面，日本在地方授權上采取法律授權，使得地方財政權限保障受制于中央，進一步限制了地方政府自主性治理能力的發揮。地方的公共投資傾向于產業布局建設，進一步約束了環境衛生等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和支出，1955年～1960年環境衛生投資占行政投資支出僅有3%～5.6%。

3. 印度的財政分權與環境污染。1992年印度實施財政分權改革，使得邦、鄉以及城區政治實體之間形成等級分明的財政分權改革體系。在稅收體制方面，區別于其他財政分權體制的聯邦、邦以及地方三個層級財政稅收體制層次，印度在財政分權中僅分為聯邦以及邦兩級，但是在稅收體制的設置很不合理，稅收種類散亂，而且聯邦占據大部分的稅收份額，歸于邦政府的份額較低，同時邦間設置的貨物稅嚴重阻礙了印度的貿易發展，進而對邦政府的稅收形成了進一步約束。

（1）財政分權造成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嚴重不匹配，降低了公共支出的效率。在分權的過程中，地方政府面臨事權過大，財權過小的狀況。在財權與事權的嚴重失衡狀態下，邦政府稅收收入不足以支付事權所需支出，造成邦政府通過借貸等預算外途徑解決日趨嚴重的財政赤字問題，造成了地方政府預算外債務增多，進一步降低了對環境等公共支出的效率和水平。此外，由于大部分的邦政府保留了實質性的管理權和財權，進一步束縛了第三級財政的自主性，加劇了環境基礎設施的供給短缺狀況。

（2）轉移支付機制不健全，加劇了地方政府財政公共支出的壓力與約束。一方面，在較為完善的轉移支付機制中，轉移支付的數額應該由既定制度決定，既能解決財政支出的逆向選擇問題，又能彌補地方政府財政赤字，確保公共支出符合要求。但是印度復雜的轉移支付機制（一般依靠政府間的談判決定，缺乏相應的制度規定），使得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的數額存在較大的波動，加劇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短缺狀況。另一方面，由于聯邦政府對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的了解不足，使得轉移支付與地方需要嚴重不匹配，造成轉移支付的資金低效率配置以及浪費。其中轉移支付的分配比例指標主要基于各邦的經濟指標，對各邦間的財政赤字重視不足，使得各邦間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加之邦對下級政府轉移支付的不足，進一步加大了各地方政府環境公共產品的投資短缺。

四、 國際經驗對我國財政分權下環境污染問題的啟示

1. 借鑒國外環境保護稅，有效降低環保收支的財政約束。環境保護稅是國家為加強環境保護而開征的稅種，是庇古稅在環境領域的體現，這也極大地降低了財政分權對地方政府環境支出的約束。其中國外對環境保護稅類別主要分為一般環境保護稅與國際貿易中的環境稅，1972年美國開征二氧化硫稅、1981年德國開征水污染稅、2007年日本開征環境稅等等。環境保護稅的征收，不僅有效控制了企業環境污染，以及國際貿易中環境污染的轉移行為，也為政府的環保支出提供足夠的保障。據此，我國可充分借鑒國外的環境保護稅體制的設置，有效降低我國環保支出的不足。

2. 健全居民偏好表達訴求機制，發揮地方政府信息優勢。在環境保護方面，工業企業利益群體偏好與居民利益偏好存在較大的分歧甚至沖突，需要政府進行環境管制。借鑒日本民間團體積極參與對地方環境保護的經驗，健全居民訴求的表達渠道，使得地方居民的環境偏好與政府的環境規制與公共產品的投資相吻合，從而極大地改善區域環境狀況。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對區域內居民的環境偏好的信息具有相對優勢，因此，在轉移支付方面要充分考慮和平衡地方政府公共產品支出的區域差異和支出需求，進而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公共產品的供給質量和效率。

3. 構建有效的環境保護支出機制。在財政分權體制下，美國環境保護在政府、企業以及社會公眾三者形成了有效的環境保護支出機制，形成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首先，政府的環境保護支出在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市縣政府進行了有效分配，聯邦政府的國家環保局（EPA）不僅進行宏觀環保投入，而且還可以對州及各地方政府的環保支出進行有效的調控。其次，企業的環保資助、環保補償等機制也相對健全。再次，非盈利機構、社區等也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動力來源，對環保投資金額巨大。因此，對于我國財政分權下的環境污染而言，要積極構建有效的環保支出機制，引導社會公眾團體參與到環境保護投資中，為環境治理與保護提供堅實的群眾基礎。

4. 采取稅收減免，促進環境保護和研發投資。從稅收激勵角度來看，主要可采取稅收減免與稅收優惠等措施，為地方政府的環境保護行為創造激勵，降低財政分權下稅收等對地方政府的約束。一方面，可充分借鑒國外的研發和技術創新的稅收抵免政策，從而有效刺激企業與政府機構對環保研發的支出；另一方面，該政策可大力促進環境保護方面的投資，對于環保有形資產的投資中，稅收的減免往往會影響企業環境設備的安裝與購買，從而有效降低企業環境污染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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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ates W E， Schwab R M.Economic competi- tion among jurisdictions： efficiency enhancing or distortion induc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8，35（3）：333-354.

3. Sigman H.Transboundary spillovers and de- centr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5，50（1）：82-101.

4. 付文林，沈坤榮.均等化轉移支付與地方財政支出結構.經濟研究，2012，（5）.

5. 徐現祥，王賢彬.任命制下的官員經濟增長行為.經濟學（季刊），2010，（9）.

第2篇

我國環保險起步較晚，但國外此類業務已發展得相當健全。我們可以通過借鑒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來推動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發展。2010年3月22日《中國保險報》題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模式探討》一文指出，目前國際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主要有兩種模式：以美國、瑞典和德國為代表的強制責任保險制度；以法國和英國為代表的任意責任保險制度為主、強制責任保險為輔的制度。但從目前趨勢來看，世界各國都傾向采用強制保險。但就我國具體情況而言，環保壓力大，環境污染突發事件頻繁，但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同時企業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意識淡薄且很多企業受經濟效益的限制，還不具備全面實行強制保險的基礎，建議采用強制保險為主，自愿保險為輔的保險方式。具體企業的投保方式要著眼于其對環境危害的大?。簩Νh境污染嚴重、環境風險大的行業（如石油化工、水泥、造紙）以及地理位置特殊的企業（如臨近重要河道）實行強制保險，以使保險公司擴充投保基數，充分分散風險，同時使企業規避環境風險和保障潛在受害者的利益；對污染較輕的行業和企業（如電子科技、食品），應由政府給予其積極引導，促使其自愿購買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一方面使受害者得到有效賠償，也能減輕企業不必要的經濟負擔。同時要引入獎懲費率，對于自動采用高新環保技術，降低污染等級和積極自愿投保的企業給予費率上的優待，激發企業自覺保護環境和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積極性。

至于承保機構的體系，國際上主要有三種模式：美國式的專業保險機構，即1988年成立的環境保護保險公司；意大利式的聯保集團，即1990年由76家保險公司組成的聯合承保集團；英國式的非特殊承保機構，其環境侵權責任保險由現有的財產保險公司自愿承保。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成立什么樣的承保機構，應當根據各行業的風險高低和保險事故的不同性質區別對待。對于高風險行業和連續性的環境事故可以借鑒美國模式，建立專業性的保險機構，或者在一般公司內開展業務的同時政府給予政策或資金上的支持。對于風險較低的行業和突發性環境事故，可以借鑒英國模式，采用一般保險公司自愿承保的方式。

2010年7月1日《中國保險報》題為《關于開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幾點思考》的文章進一步指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在我國還處于試點推廣階段。實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從表面上看，是企業為易發的污染事故事先支付了費用，一旦環境污染事故發生，造成的損失由保險公司來埋單，以確保生態環境或者受害方能夠得到及時補償。但是，認真分析，企業的環境責任和憂患意識反而需要增強，因為一旦發生污染事故，企業的污染責任是轉嫁不出去的，肯定還會落到企業的頭上。經濟上給予嚴厲處罰不說，光是評先創優、企業環境行為評定、綠色信貸等給肇事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夠企業“吃不了兜著走”的。如果出現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還會追究企業領導的刑事責任。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推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不是放松對企業排污行為的管理，而是更多了一份嚴格約束排污行為的責任。因此，相關部門要加大宣傳力度，必要時應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督促具有排污性的企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將投保污染責任險視為企業降低環境風險的一種有效手段。同時，對投保企業在申請環保專項資金、擴改項目環評審查、行業準入、排污許可等方面給予優先。

對那些易發生污染事故的高危企業來說，強制推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說到底，還是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負責。一旦出現了重大污染事故，從支付賠償到經濟重罰等，有可能使得企業傾家蕩產，甚至被當地政府責令關閉。企業加入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不但使企業理賠有了保障，填補了“誰來埋單”的空缺，維護了社會安定秩序，也有利于企業的生存。所以，企業負責人應該更新觀念，改變思路，冷靜和理性地看待推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

第3篇

【關鍵詞】霧霾；空氣污染；城市環境；影響

霧霾天氣下的能見度非常低，霧指的是能見度小于1km因水汽凝結形成，而霾則是能見度小于10km，其形成是由于大氣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以及其他的干粉塵均勻的分布在大氣中，造成空氣渾濁，一般都呈灰色以及黃色。近些年隨著我國城市的擴張以及經濟的發展，城市的霧霾現象越來越多，給人民健康和經濟發展等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我們國家在2013年出臺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為大氣環境的治理部署了明確的計劃。以廣西南寧為例，2003年南寧的霧霾天氣不到15天，但是在2013年，南寧霧霾天氣增加到了57天，短短十年時間增加了2.8倍，面對如此現象，對城市的霧霾天氣研究的熱點，本文從控制霧霾的影響提出建議。

1 霧霾天氣成因及分布分析

1.1 霧霾天氣的成因分析

以廣西南寧地區為例進行分析，南寧市的霧霾天氣主要發生在秋冬季節，由于北方冷高氣壓的影響，空氣比較干燥，且風速較小，造成城市上空的污染物不容易擴散出去，進而形成了霧霾。它的成因比較復雜，受到自然因素以及人為因素等影響。南寧市的地形為盆地式構造，對于空氣中的污染物來說，不容易擴散凈化。除了東面有開口外，南、西及北側均為山地地形，在秋冬季節，大氣層比較穩定由于空氣的不流動，使空氣中的微小顆粒聚集，漂浮在空氣中，風速小，加上空氣濕度大，污染物擴散不及時，霧滴提供了吸附和反應場所加速反應性氣態污染物向液態顆粒物成分的轉化，同時顆粒物也容易作為凝結核加速霧霾的生成，兩者相互作用，迅速形成污染。造成城市出現了霧霾天氣。針對目前的霧霾天氣研究，我們發現，當下城市中發生的霧霾天氣中，汽車尾氣是主要的污染物排放，近年來城市的汽車越來越多，排放的汽車尾氣是霧霾的一個因素；工業污染的排放能占PM2.5來源的四分之一還要多。因此，近年來，霧霾天氣高發的原因從工業角度來說，也占有很大的因素。

1.2 霧與霾區別

在我國，一些嚴重污染的城市以及地區，霾的出現頻率非常高，并且，霾在空氣濕度較大時能夠形成霧，這也使得兩者的區分較為復雜。但是，近年來，人類活動造成的空氣污染是霾出現的主要原因，因霧造成的影響少之又少。

霧的厚度一般為幾十到一百米之間，且變化速度快且明顯，霧滴的濃度分布也不均勻，這也是霧中能見度起伏很大的原因，霧滴的尺度變化很大，從幾微米到100微米，常見的霧滴尺度在10～30微米之間，有時候人的肉眼即可見，呈現給人們一種白色或是青白色的狀態。對于霾來說，霾的厚度能夠達到2km甚至2km以上，并且同晴空區之間的界限不明顯，霾粒子均勻的分布在空氣中，且霾粒子的尺度特別小，最小的霾粒子直徑僅僅為0.001微米，最大直徑也就是10微米，一般霾粒子的直徑為1微米，人的肉眼不借助儀器是不能觀察到空氣中的懸浮物顆粒等。組成霾的懸浮顆粒有灰塵、硝酸以及其他的鹽類等懸浮物，這些顆粒能夠散射波長的光，這也使得人們看到的霾大多都是灰色或是黃色。當前，我們國家的大城市中，霧霾天氣非常頻繁的出現，在重度污染地區，甚至城市空中懸浮物存在黑炭粒子，也被人們稱為黑霾天氣。

1.3 霧霾天氣分布特征

以南寧天氣為例，南寧的霾天氣一般出現在秋冬兩季，這主要是因為南寧地區的秋季冬季受北方冷空氣的影響，在北方冷高壓脊的控制下，南寧地區氣壓比較穩定，并且空氣非常干燥，這一時期的降水相當整年來說少很多，加之風力微弱，在近地面常常會形成逆溫層，造成城市的污染物擴散較為困難，導致了霧霾天氣的產生。在春夏兩季，南寧地區的降水活動較為頻繁，大氣中的各種懸浮物顆粒隨空氣中的水分子降落到地面，霧霾天氣也不易形成。

2 霧霾天氣對城市環境的影響

2.1 對城市交通的影響

城市的交通本來就比較擁堵，在出現霧霾天氣時，能見度下降較大，導致高速公里關閉和城市交通中汽車追尾等事故頻發，嚴重影響城市交通體系的正常運行；當霧霾天氣非常嚴重時，甚至會影響航空航班的正常起飛與降落，嚴重危及到了航班的安全，并且空氣懸浮物中的粒子同飛機機體摩擦能夠產生一定的靜電，這也對飛機的無線電系統造成一定的干擾。目前我們國家對機場的各項設施不斷的進行完善，加裝了大量的先進導航系統以及著陸設備，但是能見度太低時，還是對飛機的起降造成非常大的影響。根據國內外近幾十年的數據統計，直升機因為能見度太低造成的飛行事故達到了所有因惡劣天氣造成的事故的90%以上。

2.2 對城市生活的人群身體健康的影響

霧霾容易引起心腦血管和呼吸系統疾病的高發。霧霾污染物的主要組成物為數百種大氣化學顆粒的氣溶膠及懸浮顆粒，有害健康的主要是直徑小于10微米的氣溶膠粒子，如礦物顆粒物、海鹽、硫酸鹽、硝酸鹽、有機氣溶膠粒子、燃料和汽車廢氣等，它能直接進入并粘附在人體呼吸道和肺泡中，對于支氣管哮喘、慢性支氣管炎、阻塞性肺氣腫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呼吸系統疾病患者，霧霾天氣可使病情急性發作或急性加重。如果長期處于這種環境還會誘發肺癌。其中二氧化硫對人影響最大，二氧化硫被人呼吸道肺中會會沉淀到肺泡中，這些灰塵溶解后能進入到血液中，造成人體的血液中毒。沒有溶解的部分則會造成塵肺病等疾病。霧霾污染達到一定程度后，能夠引起人們的肺水腫以及慢性氣管炎等疾病。此外，空氣中的懸浮顆粒達到了一定濃度后，會刺進人的呼吸道以及眼睛等?？諝庵械囊谎趸己窟_到900ppm時，能夠造成人們的頭疼、眼睛呆滯，達到1200ppm后，就會對人造成生命危險。大氣懸浮物中的碳氧化合物能對人的呼吸道系統造成強烈的刺激，并且還能對人的心腦血管造成破壞。我們能夠發現，在中等以及重度的霧霾污染下，城市的近地面積聚了大量的氣溶膠粒子，并且，人們吸入到呼吸道中后，引起了鼻炎以及支氣管炎等，長期下去可能會造成肺癌。

2.3 對區域氣候的影響

霧霾天氣能影響城市的區域氣候，在城市中形成一個自下而上的逆溫層，導致近地面的氣溫高于上空，導致污染物存在近地面的區域，形成城市的大氣污染現象。

3 霧霾天氣的治理對策

3.1 調整產業結構

霧霾的治理依靠限制經濟發展的手段是不可取的，應該對城市的經濟結構做出合理的調整。首先，發展清潔化的新興產業，重污染的產業要做出存量調整；其次，對城市的產業布局進行優化，發展城市循環經濟，重污染產業要向周邊轉移，同時加強污染處理的實施；最后，結合區域地區特點，大力發展旅游業，大力發展城市經濟的同時，也為城市環境做出了保障。

3.2 加強區域聯防聯控

建立起統一規劃、統一監測、統一監管、統一評估、統一協調的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形成區域聯防、部門聯動、齊抓共管的大氣污染防控體系。一要建立由環保、氣象等相關部門組成的大氣聯防聯控機制，明確目標，落實責任，聯動推進。二要提升環境空氣質量監測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環境空氣質量監測網絡，形成區域性的污染預報預警聯動機制。

3.3 技術創新

我國目前的能源消耗總量較高，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PM2.5，我們需要進行必要的技術創新，降低空氣中懸浮顆粒的排放，提高霧霾污染的治理效果。技術的創新一方面需要政府增加經費的投入，另外也要積極引導民間進行污染防治的研究。同時，霧霾的治理需要結合地區因素的影響，有針對性的開展霧霾的治理工作。

4 結語

綜上所述，對于城市的霧霾污染來說，主要是由于城市化的建設及工業污染等因素造成，隨著城市交通的擁擠，大量的汽車尾氣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城市的大氣質量。要從根本上減輕霧霾的污染，走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調整是必由之路。按區域進行綜合整治及規劃，提升環境監管手段，建立區域聯防聯控機制和預警預報。盡量降低因霧霾污染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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