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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 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監管；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 F832 文獻標識碼：A

1 引言

近年來，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迅猛發展使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加，加大了全球的金融風險，對世界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挑戰。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僅出現了對金融機構行為準則一致性的要求，而且也出現了對金融當局監管行為一致性的要求。本文從國內外學者所論述的金融監管理論出發，結合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對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理論進行了簡單歸納與評述。

2 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產生的理論基礎和現實基礎

2.1 金融監管國際合作的理論基礎

（1） 國家管轄權理論。傳統的金融監管理論主要是在國家管轄權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其核心是國家單獨監管。國家單獨監管源于國際法中國家管轄權中的屬地管轄權，它是指一國對其領土范圍內的所有人、物和事都享有充分、排他的管轄權。賀力平（2001）從傳統國別金融監管的角度進行了研究，認為沒有一個國別性的金融當局能單獨對付發生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系統風險。

從本質上說，是各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以及伴隨這種相互開放而來的金融市場一體化和全球化帶來了轉變國內金融機構經營方式和經營行為的需要，以及轉變金融當局監管方式和監管行為的需要。

（2）制度非均衡與制度變遷理論。建立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機制是金融監管制度變遷的必然結果。在金融監管領域，制度均衡是指金融監管制度中的所有監管主體均不具備改變現狀的能力和動機，金融監管制度在總體上處于均衡狀態。同樣，制度非均衡在金融監管制度結構發展過程中也是常態，國家單獨監管制度隨著金融全球化的加深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此時全球金融監管處于非均衡狀態。根據制度變遷理論，如果能找到一種新的金融監管制度能最大程度的實現國際金融監管的潛在收益，各行為主體就會推動直至實現金融監管制度的變遷。

2.2 金融監管國際合作的現實基礎

Kern Alexander（2003）對國際金融監管的必要性進行了論證，認為只有加強國際金融監管，才能防止系統性風險。各國當局應該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建立全球協調一致的機制與體系。在國際金融監管合作與競爭并存的背景下，各國監管當局只有選擇長期的合作，才能將損失降到最低，獲得國際金融監管的最優狀態，而統一長效機制是獲得最優監管結果的最好選擇（李麗君，2010）。

國際金融危機凸顯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的必要性。全球化有利于全球資源優化配置，但也擴大了危機的傳播范圍，加速了危機的傳導速度。目前，一系列體現世界向國際統一監管方向的努力已經開始，如IMF強調要加強政府金融監管部門間的協調；歐盟已開始加強成員國監管機構的合作；一些大型跨境金融機構還采取了監管團制度（楊文生、周立妍，2010）。

另外蘇焱（2006）對區域金融合作進行了研究。隨著區域性經濟發展的日趨高漲，作為跟進配套服務的金融領域，同樣也日趨凸現區域性的特點。東南亞金融危機，在本質上說明了在國際化背景下，單個國家的銀行監管法制在日趨擴大的金融活動中的缺陷，凸顯了金融活動國際化和銀行監管國別化之間的矛盾。

3 國內外學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及簡單評述

3.1 金融衍生品的國際監管合作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國經濟和金融形勢的動蕩，通常都會通過日益通暢的資金渠道迅速傳遞給所有關聯國家。國際金融動蕩及其迅速產生的波及效應，使得任何一個國家，甚至國際金融組織，在市場抗衡中均處于弱勢地位。因此，為了維護全球金融安全，促進金融發展，各國和國際金融組織對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監管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成為歷史的必然。（潘曉岑，2010）

Lance Taylor 、John Eatwell（1991）提出創建一個擁有超國界監管權力的治理主體――世界金融監管局，并授予其在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中進行強制信息披露和懲罰違約主體的權力。譚艷芝（2009）提出建立一個由雙邊治理機制、多邊治理機制、全球統一治理機制組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監管的國際合作制度，以實現各國監管的合作與協調。陳欣（2006）認為金融衍生工具市場的國際監管合作應該從規則性監管協調與應對危機的監管協作兩方面著手，在統一監管目標的前提下，在信息共享的基礎上加強監管合作。鐘偉（2000）提出了一個國家監管和國際監管的合作協調框架，他認為在短期應該對國際金融組織進行有效監管，并對跨國金融機構實施統一監管；在中期則將金融監管區域合作作為金融監管國際合作的微觀基礎；遠期應該全球統一并賬監管。上述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多偏重于具體規則協調或國際合作機制的構建，并沒有把兩者有機的結合起來進行系統的研究。如何圍繞金融衍生品交易監管國際合作這個主題，從構建制度和協調規則兩方面出發，深入探討現有國際的監管合作機制，可能是未來研究的一個方向。

3.2 證券市場的國際監管合作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證券市場開放給傳統的監管體制帶來嚴峻的挑戰，使監管機構的國際合作成為現實的必然選擇（蔡佳秋，2008）。國內證券監管國際合作文獻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以下三種：

（1）就證券市場監管合作的某一方面進行研究，如邱永紅（1998）論述了相關國際組織以及世界各國對證券跨國發行與交易行為的法律監管與合作，建議從監管機構、監管依據和監管措施三方面加強對證券跨國發行與交易的法律監管。

（2）從國際證券市場的監管與合作的角度展開論述。在證券市場國際化的背景下，各國證券監管當局不斷加強集中監管力度，強化市場一線監管者的作用，突出對證券發行、上市、交易等環節的全面監管以及信息的持續性披露。劉敢生（1997）對國際證券監管合作與協調的現狀、成果及有關理論和實務問題作了初步探討，并從資本充足率、衍生產品、國際清算與結算、多國披露和會計報表等角度對國際證券監管合作與協調的幾個主要問題進行了研究。

（3）從我國證券監管機構國際合作的角度進行研究。在近年證券市場國際化向縱深發展的同時，我國證券監管機構通過多種途徑加強了與境外監管機構的監管合作與協調。然而我國證券監管的國際合作與協調方面還存在著諸多的不足與缺陷，亟待改進與完善（邱永紅，2006）。

上述文獻從證券監管機構的國際合作的必要性及主要合作形式等角度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幾點局限性：在內容方面缺乏全面而系統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經濟方法，缺乏法學的理論分析，幾乎沒有對監管機構國際合作的理論基礎進行梳理，也很少有對證券監管國際合作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進行分析和構建。

3.3 國際游資的國際監管合作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游資得到了迅猛發展并對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促進國際金融市場和資金吸收國金融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相關國家乃至全球帶來金融風險。

李嵬（2009）認為國際游資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經常能夠逃避法律的約束和監督，英、美、日等發達國家主要采用自律性和集中型監管模式，但實踐證明這些監管模式普遍存在監管滯后、監管失衡、監管成本較高等問題；阿根廷、韓國等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短期資本的監管較為嚴格，但由于缺乏監管經驗，監管效果相對有限。

國際游資監管的國際合作與協調表現為國家之間的雙邊監管合作和多邊監管合作，但由于受到目前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金融霸權主義、金融全球化利益分配等的影響，國際游資監管的國際合作與協調舉步維艱。國際合作與協調這種協調性的間接監管必須與國家監管有效結合，才能形成有效的國際游資法律監管體系（石磊，2007）。

4 文獻評述

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是個全新的課題，上述研究絕大部分都認為加強金融監管國際合作具有其基礎，學者們從國際金融合作監管的主要機構、主要形式、具體內容、存在的問題等多方面、多角度研究了這個問題。但是目前國內金融監管理論主要是針對單個國家的金融監管，而很少涉及國際金融監管合作這個問題。同時這些研究大部分是從側面對金融監管國際合作進行研究，對其正面研究則不多見。通過對國內外學者對國際金融合作監管的相關文獻的綜述，個人認為未來的可能研究方向有：

4.1 創新國際金融合作監管理論

對國際金融合作監管理論的發展與完善，應充分考慮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背景及其影響，特別是要結合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金融合作監管的新特點、新內容，圍繞國際金融監管的內在特殊性、必要性的這一核心理論展開。

4.2 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

如何對國際金融合作監管的實踐效果進行實證研究，如何通過數量模型進行模擬與預測國際金融合作監管的可能發展方向，如何將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有效結合起來，是值得學者們進行進一步地深入研究的。

4.3 法律分析與經濟分析相結合

對金融監管國際合作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進行分析和構建，理清國際合作的法律關系，利用法學的理論分析，對監管機構國際合作的理論基礎進行梳理和研究。

參考文獻：

[1]蔡佳秋.證券監管機構國際合作的法律問題研究[D].成都：西南財經大學，2008（12）.

[2]陳欣.金融衍生工具市場的國際監管合作[J].法學，2006（3）.

[3]賀力平.全球化和金融監管理論的創新[J].中國經濟信息，2001（19）.

第2篇

次貸危機暴露出的不監管理念和監管理論滯后與缺失，要求我們必須加強金融監管基礎理論的研究，為進一步的監管改革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持。 

金融危機本質上是理論危機，是經濟金融基礎理論危機。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實質反映出了監管缺失是影響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風險，而金融監管的缺失又源于缺乏強有力的金融監管理論的支持。回顧百年金融發展史，金融監管理論落后于金融監管實踐的要求。截至目前仍然沒有一個普遍認同的占主導地位的核心理論。從強化金融監管的實踐看，金融監管無一例外是應對金融危機的直接產物，往往是危機后金融監管各種假說和流派相繼出現，其滯后性顯而易見。而分析既有的金融監管理論，無論是公共產品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金融脆弱性理論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監管的“利益沖突論“”尋租理論“”道德風險論“”監管失靈論”等“監管捕獲論“”成本論”也對政府的監管效應提出質疑。而在監管的完全性上，金融監管理論一直脫胎于政府對經濟干預的經濟學原理，只注意到了金融體系對整個經濟的特殊影響，卻往往忽略了對金融活動本質屬性和金融體系運作特殊性的研究，對金融體系或金融活動本身的風險關注不夠，比如對高科技發展和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衍生品監管問題，混業經營趨勢下對那些雖無銀行之名，但卻行銀行之實的影子銀行體系（克魯格曼，2008）帶來的風險如何監管，事實上影子銀行系統的監管一直處于真空地帶，也是導致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在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交易工具虛擬鏈條無限延伸中，影子銀行系統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在金融監管理論與實踐上，如何化“亡羊補牢”為“未雨綢繆”，使金融監管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擺脫危機導向的軌道，逐漸提高先驗性、事前性和靈活性，擺脫從慘痛的經驗教訓中才能獲得前行的動力的魔咒，建立強有力的金融監管理論是擺在金融理論工作者面前的緊迫任務。 

二、迅速走出市場原教旨主義“監管理念迷失”的陷阱 

凱恩斯在他的著名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結尾部分寫道：“無論禍福與否，世界始終由思想統治。”這句名言精辟地闡述了秉承什么樣的經濟金融學思想的重要性。市場原教旨主義強調個人自利行為的合理性和自由放任的必要性，其核心理念是對市場機制的頂禮膜拜，迷信市場是萬能的，可以自動實現均衡，不需要政府以任何方式的干預。在金融領域，市場原教旨主義表現為有效市場假說，即金融市場完全和正確地反映了所有與決定證券價格有關的信息?；谟行袌黾僬f，在金融監管上主張和放任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衍生產品等所謂的創新產品不受監管的無度虛擬化，完全理性人基于完全市場信息能夠無偏地反映市場價格，其無限套利行為使市場自動實現均衡。具體表現在：第一，認為市場價格是正確的，可以依靠市場紀律來有效控制有害的風險承擔行為；第二，認為問題機構會遭受破產清算實現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第三，對金融創新不需要監管，市場機制自動淘汰不創造價值的金融創新，治理良好的金融機構不會開發風險過高的產品，信息充分的消費者理性選擇滿足自己需求的產品；對金融創新是否創造價值的判斷，市場優越于監管當局，監管可能抑制有益的金融創新。 

然而，個人理性之和并不能導致集體理性之結果，薩繆爾森將其概括為“合成謬誤”。而博弈論將其稱為“囚徒困境”。縱觀金融監管理論演進與金融監管實踐發展的歷史，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理念的羈絆下，在穩定與效率的抉擇中，金融監管一波三折，每當經濟金融劇烈波動甚至發生金融危機之時，金融監管才被重提和加強，一旦經濟金融回復平穩，金融監管就又被遺忘或棄之一旁。回顧左右金融監管與不監管的經濟基礎理論發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放任經濟自由主義一直都是西方世界指導經濟發展的主流思想。盡管中間穿插著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和其他的針對市場失靈而主張的政府干預理論，但主張市場可以自動平衡的完美市場經濟假說始終占據統治地位，成為放松監管和不監管的理論基礎。美國監管當局正是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理念的支配下，在意識觀念上過度迷信自由市場是萬能的，因而造成實際行動中有效的金融監管的缺失。 

反思金融危機，未來金融監管向何處去，是重蹈歷史覆轍，回到市場原教旨主義那里去，還是居安思危，始終堅持適度監管不動搖，是我們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 

三、探尋科學界定市場和政府干預邊界的理論與實踐突破口 

值得肯定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迅速發展起來的行為金融學的研究成果開始動搖了主流經濟金融理論的權威地位。行為金融學是運用心理學、行為學和社會學等研究成果與研究方式來分析金融活動中人們決策行為的一門新興的理論學科。該學科以真實市場中“正常”的投資者為理論基石代替主流經濟金融理論的“理性人”原則，結果表明現實市場不完美，有效市場假說不成立；現實市場中的投資者有限理性和有限套利，使證券價格達不到理性均衡水平，因而市場不能自動實現均衡。具體表現在： 

第一，金融市場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金融消費中存在著欺詐，消費者可能購買了自己根本不理解的產品，比如迷信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受其誤導，表現出非理性行為，成為“龐氏騙局”中最后跟進的“傻子”。 

第二，從微觀層面看單個金融機構是審慎理性行為，如果成為金融機構的一致行動，在宏觀層面反而可能影響金融系統的穩定，比如混業經營模式下，單個金融機構來看是理性的風險分散行為，但如果很多金融機構采取相同的混業經營行動，類似的風險敞口會導致系統性風險，即個體理性不意味著集體理性。 

第三，市場紀律不一定能夠控制有害的風險承擔行為，比如華爾街獎勵短期財務業績的扭曲的激勵機制和鼓勵冒險的高管薪酬制度，促使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的高管們鋌而走險，進行過度的投機交易和追逐短期的高額利潤，助長了高管的過度風險承擔行為。 

第四，“大到不能倒”的問題金融機構具有負外部性，很難通過市場出清的方法解決。比如如果問題機構有支付清算等基礎性業務，破產可能有損金融系統的基礎設施，構成系統性風險。第五，金融創新不一定創造價值，有可能存在重大風險。 

第3篇

內容摘要：會計準則和金融監管的協調是會計準則改革的新特點。而作為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之一，對金融工具減值使用預期損失模型,實質上反映了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對金融監管為代表的外部壓力做出妥協，這破壞了準則本身的獨立性。本文以預期損失模型為研究對象，對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相互分離進行了理論分析，并提出了協調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的若干途徑。

關鍵詞：預期損失模型 會計準則 金融監管

預期損失模型的提出及含義分析

作為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之一，2009年11月5日， IASB 了 IFRS征求意見稿《金融工具：攤余成本和減值》，建議對金融工具減值采用“預期損失模型”取代原《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規定的“已發生損失模型”。根據征求意見稿，對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資產組合）的初始賬面金額，應在初始確認時即估計其未來存續期間的預計信用損失，并計提減值準備。而在后續的資產負債表日，需要對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估計值進行修正，由此產生的金融工具賬面差額計入損益。這一方法的核心是以對未來現金流量的預期為基礎，以金融資產整個存續期間為時限，在相關減值跡象發生之前，預先估計并確認損失提取減值準備，因此稱為預期損失模型。

預期損失模型與現行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存在著諸多不協調之處，因此在應用中不但可能因過于復雜和主觀而缺乏可行性，更有可能造成財務會計基本概念框架的混亂，甚至導致對信息操縱的縱容。這一模型實質上反映了會計準則的制定者對以金融監管為代表的外部壓力妥協，因此該模型在理論上立足于金融監管邏輯框架而非會計概念框架，這意味著會計監管的獨立性原則受到破壞，一旦采用將會對現有的會計基本理論體系造成沖擊。

預期損失模型引發的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相分離的理論分析

（一）強調金融監管的需要而背離會計的客觀真實性目標

根據新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會計目標是“向財務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報告使用者做出經濟決策”，其核心在于強調保護投資者利益，會計信息應真實公允、客觀公正。而金融監管盡管也考慮保護投資者利益，但其側重點與會計目標明顯不同。金融監管主要側重于控制和防范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與穩定，其目標強調存款人利益至上，把保障金融機構穩健經營、金融體系安全穩定作為監管的基本要求。會計目標與金融監管目標的不同，勢必影響到相關會計規定或者監管規定，為了滿足不同的目標，二者需要分離。從這個意義上，預期損失模型明顯背離了會計目標的客觀真實性要求，而為服從金融監管需要導致的這種背離，可能使會計信息質量難以保證，引起會計理論的混亂和會計信息質量的下降。

（二）與現行會計確認和計量基礎相沖突

預期損失模型以對未來信用損失的預計確認金融資產減值損失，顯然與會計普遍應用的“權責發生制”基本原則相沖突，而且這一沖突影響的并不僅限于金融工具，而是構成對財務會計基本概念框架的沖擊，從而產生財務會計究竟是面向過去還是面向未來的問題，傳統的會計概念將面臨嚴峻挑戰。另一方面，預期損失模型以金融資產在存續期內的預計未來信用損失來實現減值的提前確認，也可以在后續期間改變預期，這與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可靠性原則不符。按照現行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企業應當在每個資產負債表日對金融資產進行減值測試以確定是否需要計提減值準備，企業對減值損失的確認時點是在金融資產已經發生減值之后。然而，預期損失模型中減值準備計提自由度過大會降低會計信息的可靠性。

（三）對內外部環境要求較高帶來更多的實施成本

金融機構對預期損失的估計是建立在同類或類似貸款的現金流量和信用損失歷史數據基礎之上的。目前多數金融機構面臨著用以預計損失的歷史數據是否真實可靠的問題，所以其預估值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同時，由于采用預期損失模型不再需要減值證據的支持，而是要求主體根據自身會計職業判斷預估信用損失，這也會增加金融機構通過調整和管理預期來操縱利潤的可能性。

此外， 盡管預期損失模型主要是從金融機構自身的角度設計，但模型的可操作性還依賴于是否存在一個穩定可靠的軟件系統，能夠獲取必要數據以應用預期損失模型，然而目前很多金融機構尚不具有這方面的能力，估算預計損失對其軟件系統和數據基礎構成了巨大的挑戰。這些因素增加了模型的實施成本，阻礙了模型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

（四）增強了會計準則的復雜性和操作難度

預期損失模型要求報告主體在每個資產負債表日重新估計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的未來現金流，在需要修訂時計入利得或損失，這會增加報告主體的工作量。該模型還要求披露大量的會計信息，包含金融資產信用質量、壓力測試等敏感信息，提高了報告主體的操作難度，這與降低金融工具會計準則復雜性的改革目標背道而馳。對于中小投資者來說，對預計損失進行估計、現值計算等程序，以及涉及的各種利率、匯率等專業金融知識，遠遠超出了其理解能力和使用需求，使其很難明白財務報告中相應數字的含義，更難以增強投資者自身對金融市場的信心。

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相協調的理論基礎

（一） 會計準則是金融監管的重要基礎

金融監管者不僅利用會計準則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而且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深入，金融監管需要借助依據會計準則編制的會計信息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僅僅依賴金融監管的力量，難以維持金融穩定，而高質量會計準則為市場約束力量的發揮提供了基礎條件和重要標準。此外，無論是在金融穩定期還是金融危機時期，會計準則都是金融監管者維護金融穩定、提升市場信心的重要工具，這也間接地促進了會計準則的完善。因此，對于金融監管來說，會計準則既是金融監管的標準也是金融監管的重要條件，是金融監管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

（二） 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具有統一性

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在諸多方面存在著相似性和一致性，這使得兩者之間具有了統一性。首先，兩者有著相似的理論基礎。兩者都是源于解決市場失靈而產生并發展起來，都是促進市場效率提高的重要手段。盡管會計準則作為一門科學有著嚴密的理論基礎，但會計準則的產生和發展是為了解決金融市場失靈、提高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其次，兩者都具有政府管制的性質。兩者都是政府對市場實施監管的方式，都是為了彌補公共產品市場失靈而采取的措施。第三，兩者目標具有統一性。無論是會計準則還是金融監管，最終的目標都是為了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總之，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具有較高的統一性，并且隨著會計準則對于金融穩定影響程度的提高，這種統一性特征也越來越明顯。

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相協調的若干途徑

（一）尊重會計準則和會計監管的獨立性

會計準則和會計監管的獨立性，來自于會計所固有的基本概念框架。會計準則制定的基本目標，是保證會計信息的真實公允、客觀公正，具有較強的專業獨立性。在現有條件下，以投資者利益為基本出發點的會計目標最接近這一要求，滿足這一框架的信息可以滿足大多數會計信息使用者的基本需求。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盡管受到了來自銀行業和監管者的大量質疑，但最終公允價值會計準則沒有被廢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是符合財務會計概念框架要求的。因此，必須在尊重會計準則獨立性的前提下，制定相關政策維護金融穩定。

（二）利用會計準則加強金融監管

會計監管規定具有基礎性和權威性，在認可這一前提的基礎上，金融監管可以與會計監管彼此支持、相互配合，同時金融監管可以根據自身的監管特性，在通用會計信息的基礎上做出有針對性的調整，包括要求商業銀行增加特定風險信息的披露要求，或者在會計減值準備的基礎上增加相應的撥備計提等，不僅可以對已經發生的損失計提專項準備，還可以對可能發生的損失計提一般準備，從而體現其特殊的審慎性和前瞻性要求，同時又不與會計監管出現矛盾。具體到金融資產減值方面，會計準則以發生資產減值跡象為依據，針對已發生的信用損失計提減值準備，既不推遲也不預計，可以采用已發生損失模型；而金融監管出于資本充足的要求，可能認為已發生損失模型審慎性不足且容易導致順周期性，因此可以采用預期損失模型，預期未來損失以計提資產減值準備，進而確定監管資本。

（三）積極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和監管方法

首先，監管機構應當強化對金融機構信息質量的檢查力度，提高運用會計準則提升信息透明度的水平。其次，應當充分利用外部審計加強對金融監管的力度，提高監管的有效性。通過規范監管者與外部審計師之間進行信息溝通交流的方式，提高外部審計的有效性。第三，根據金融創新，完善金融監管機制。從金融危機的產生的根源來看，復雜衍生金融工具的過度使用，金融監管體制和監管方法落后于金融創新，是導致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正確處理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的關系，針對金融創新及時改進金融監管，建立與金融創新相適應的金融監管體制至關重要。

（四）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加強合作

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兩者具有較高程度的統一性，因此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應加強合作，共同促進金融穩定。兩者應加強合作提高信息透明度。會計準則專于對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信息披露，而金融監管關注于所有有助于促進金融穩定和發展的信息。兩者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互補性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場信息透明度，提升市場約束在金融監管中的作用。兩者應加強合作發展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尤其是在完善金融工具會計準則方面加強合作。對于銀行業金融機構來說，金融工具會計準則實施非常復雜，公允價值的確定、貸款減值準備的計提方法等存在較大差異，在審慎性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尺度。金融監管部門應該就這些重大問題同會計準則制定部門進行深入研究，加強合作。

結論

總而言之，會計準則和金融監管之間既存在差異性，也存在統一性。IASB提出的預期損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金融監管的需要，立足于使監管主體提前估計損失、多提準備以保證資本充足，體現了金融監管的“審慎性”要求。然而，這很可能會造成會計信息透明度降低，使投資者難以了解企業資產、負債的真實質量，無法做出合理的經濟決策。因此，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需要適度分離，才能既維護投資者利益，又保護存款人權益。另一方面，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的統一性決定了兩者之間存在協調的基礎，能夠保證兼顧會計目標和監管目標，隨著會計準則對于金融監管影響程度的提高，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的統一性也越來越明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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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司振強.后危機時代銀行監管與會計準則協調研究[J].金融會計，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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