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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各國競相出臺納米科技發展戰略和計劃

由于納米技術對國家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及國防安全具有重要意義，世界各國（地區）紛紛將納米技術的研發作為21世紀技術創新的主要驅動器，相繼制定了發展戰略和計劃，以指導和推進本國納米科技的發展。目前，世界上已有50多個國家制定了國家級的納米技術計劃。一些國家雖然沒有專項的納米技術計劃，但其他計劃中也往往包含了納米技術相關的研發。

（1）發達國家和地區雄心勃勃

為了搶占納米科技的先機，美國早在2000年就率先制定了國家級的納米技術計劃（NNI），其宗旨是整合聯邦各機構的力量，加強其在開展納米尺度的科學、工程和技術開發工作方面的協調。2003年11月，美國國會又通過了《21世紀納米技術研究開發法案》，這標志著納米技術已成為聯邦的重大研發計劃，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到研究中心、基礎設施的建立以及人才的培養等全面展開。

日本政府將納米技術視為“日本經濟復興”的關鍵。第二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將生命科學、信息通信、環境技術和納米技術作為4大重點研發領域，并制定了多項措施確保這些領域所需戰略資源（人才、資金、設備）的落實。之后，日本科技界較為徹底地貫徹了這一方針，積極推進從基礎性到實用性的研發，同時跨省廳重點推進能有效促進經濟發展和加強國際競爭力的研發。

歐盟在2002—2007年實施的第六個框架計劃也對納米技術給予了空前的重視。該計劃將納米技術作為一個最優先的領域，有13億歐元專門用于納米技術和納米科學、以知識為基礎的多功能材料、新生產工藝和設備等方面的研究。歐盟委員會還力圖制定歐洲的納米技術戰略，目前，已確定了促進歐洲納米技術發展的5個關鍵措施：增加研發投入，形成勢頭；加強研發基礎設施；從質和量方面擴大人才資源；重視工業創新，將知識轉化為產品和服務；考慮社會因素，趨利避險。另外，包括德國、法國、愛爾蘭和英國在內的多數歐盟國家還制定了各自的納米技術研發計劃。

（2）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瞄準先機

意識到納米技術將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韓國、中國臺灣等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為了保持競爭優勢，也紛紛制定納米科技發展戰略。韓國政府2001年制定了《促進納米技術10年計劃》，2002年頒布了新的《促進納米技術開發法》，隨后的2003年又頒布了《納米技術開發實施規則》。韓國政府的政策目標是融合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3個主要技術領域，以提升前沿技術和基礎技術的水平；到2010年10年計劃結束時，韓國納米技術研發要達到與美國和日本等領先國家的水平，進入世界前5位的行列。

中國臺灣自1999年開始，相繼制定了《納米材料尖端研究計劃》、《納米科技研究計劃》，這些計劃以人才和核心設施建設為基礎，以追求“學術卓越”和“納米科技產業化”為目標，意在引領臺灣知識經濟的發展，建立產業競爭優勢。

（3）發展中大國奮力趕超

綜合國力和科技實力較強的發展中國家為了迎頭趕上發達國家納米科技發展的勢頭，也制定了自己的納米科技發展戰略。中國政府在2001年7月就了《國家納米科技發展綱要》，并先后建立了國家納米科技指導協調委員會、國家納米科學中心和納米技術專門委員會。目前正在制定中的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將明確中國納米科技發展的路線圖，確定中國在目前和中長期的研發任務，以便在國家層面上進行指導與協調，集中力量、發揮優勢，爭取在幾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鑒于未來最有可能的技術浪潮是納米技術，南非科技部正在制定一項國家納米技術戰略，可望在2005年度執行。印度政府也通過加大對從事材料科學研究的科研機構和項目的支持力度，加強材料科學中具有廣泛應用前景的納米技術的研究和開發。

2、納米科技研發投入一路攀升

納米科技已在國際間形成研發熱潮，現在無論是富裕的工業化大國還是渴望富裕的工業化中國家，都在對納米科學、技術與工程投入巨額資金，而且投資迅速增加。據歐盟2004年5月的一份報告稱，在過去10年里，世界公共投資從1997年的約4億歐元增加到了目前的30億歐元以上。私人的納米技術研究資金估計為20億歐元。這說明，全球對納米技術研發的年投資已達50億歐元。

美國的公共納米技術投資最多。在過去4年內，聯邦政府的納米技術研發經費從2000年的2.2億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7.5億美元，2005年將增加到9.82億美元。更重要的是，根據《21世紀納米技術研究開發法》，在2005～2008財年聯邦政府將對納米技術計劃投入37億美元，而且這還不包括國防部及其他部門將用于納米研發的經費。

日本目前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納米技術投資國。日本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支持納米科學研究，近年來納米科技投入迅速增長，從2001年的4億美元激增至2003年的近8億美元，而2004年還將增長20%。

在歐洲，根據第六個框架計劃，歐盟對納米技術的資助每年約達7.5億美元，有些人估計可達9.15億美元。另有一些人估計，歐盟各國和歐盟對納米研究的總投資可能兩倍于美國，甚至更高。

中國期望今后5年內中央政府的納米技術研究支出達到2.4億美元左右；另外，地方政府也將支出2.4億～3.6億美元。中國臺灣計劃從2002～2007年在納米技術相關領域中投資6億美元，每年穩中有增，平均每年達1億美元。韓國每年的納米技術投入預計約為1.45億美元，而新加坡則達3.7億美元左右。

就納米科技人均公共支出而言，歐盟25國為2.4歐元，美國為3.7歐元，日本為6.2歐元。按照計劃，美國2006年的納米技術研發公共投資增加到人均5歐元，日本2004年增加到8歐元，因此歐盟與美日之間的差距有增大之勢。公共納米投資占GDP的比例是：歐盟為0.01%，美國為0.01%，日本為0.02%。

另外，據致力于納米技術行業研究的美國魯克斯資訊公司2004年的一份年度報告稱，很多私營企業對納米技術的投資也快速增加。美國的公司在這一領域的投入約為17億美元，占全球私營機構38億美元納米技術投資的46%。亞洲的企業將投資14億美元，占36%。歐洲的私營機構將投資6.5億美元，占17%。由于投資的快速增長，納米技術的創新時代必將到來。

3、世界各國納米科技發展各有千秋

各納米科技強國比較而言，美國雖具有一定的優勢，但現在尚無確定的贏家和輸家。

（1）在納米科技論文方面日、德、中三國不相上下

根據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進行的納米論文統計結果，2000—2002年，共有40370篇納米研究論文被《2000—2002年科學引文索引（SCI）》收錄。納米研究論文數量逐年增長，且增長幅度較大，2001年和2002年的增長率分別達到了30.22%和18.26%。

2000—2002年納米研究論文，美國以較大的優勢領先于其他國家，3年累計論文數超過10000篇，幾乎占全部論文產出的30%。日本（12.76%）、德國（11.28%）、中國（10.64%）和法國（7.89%）位居其后，它們各自的論文總數都超過了3000篇。而且以上5國2000—2002年每年的納米論文產出大都超過了1000篇，是納米研究最活躍的國家，也是納米研究實力最強的國家。中國的增長幅度最為突出，2000年中國納米論文比例還落后德國2個多百分點，到2002年已經超過德國，位居世界第三位，與日本接近。

在上述5國之后，英國、俄羅斯、意大利、韓國、西班牙發表的論文數也較多，各國3年累計論文總數都超過了1000篇，且每年的論文數排位都可以進入前10名。這5個國家可以列為納米研究較活躍的國家。

另外，如果歐盟各國作為一個整體，其論文量則超過36%，高于美國的29.46%。

（2）在申請納米技術發明專利方面美國獨占鰲頭

據統計：美國專利商標局2000—2002年共受理2236項關于納米技術的專利。其中最多的國家是美國（1454項），其次是日本（368項）和德國（118項）。由于專利數據來源美國專利商標局，所以美國的專利數量非常多，所占比例超過了60%。日本和德國分別以16.46%和5.28%的比例列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英國、韓國、加拿大、法國和中國臺灣的專利數也較多，所占比例都超過了1%。

專利反映了研究成果實用化的能力。多數國家納米論文數與專利數所占比例的反差較大，在論文數最多的20個國家和地區中，專利數所占比例超過論文數所占比例的國家和地區只有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這說明，很多國家和地區在納米技術研究上具備一定的實力，但比較側重于基礎研究，而實用化能力較弱。

（3）就整體而言納米科技大國各有所長

美國納米技術的應用研究在半導體芯片、癌癥診斷、光學新材料和生物分子追蹤等領域快速發展。隨著納米技術在癌癥診斷和生物分子追蹤中的應用，目前美國納米研究熱點已逐步轉向醫學領域。醫學納米技術已經被列為美國國家的優先科研計劃。在納米醫學方面，納米傳感器可在實驗室條件下對多種癌癥進行早期診斷，而且，已能在實驗室條件下對前列腺癌、直腸癌等多種癌癥進行早期診斷。2004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癌癥研究所專門出臺了一項《癌癥納米技術計劃》，目的是將納米技術、癌癥研究與分子生物醫學相結合，實現2015年消除癌癥死亡和痛苦的目標；利用納米顆粒追蹤活性物質在生物體內的活動也是一個研究熱門，這對于研究艾滋病病毒、癌細胞等在人體內的活動情況非常有用，還可以用來檢測藥物對病毒的作用效果。利用納米顆粒追蹤病毒的研究也已有成果，未來5～10年有望商業化。

雖然醫學納米技術正成為納米科技的新熱點，納米技術在半導體芯片領域的應用仍然引人關注。美國科研人員正在加緊納米級半導體材料晶體管的應用研究，期望突破傳統的極限，讓芯片體積更小、速度更快。納米顆粒的自組裝技術是這一領域中最受關注的地方。不少科學家試圖利用化學反應來合成納米顆粒，并按照一定規則排列這些顆粒，使其成為體積小而運算快的芯片。這種技術本來有望取代傳統光刻法制造芯片的技術。在光學新材料方面，目前已有可控直徑5納米到幾百納米、可控長度達到幾百微米的納米導線。

日本納米技術的研究開發實力強大，某些方面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尚未脫離基礎和應用研究階段，距離實用化還有相當一段路要走。在納米技術的研發上，日本最重視的是應用研究，尤其是納米新材料研究。除了碳納米管外，日本開發出多種不同結構的納米材料，如納米鏈、中空微粒、多層螺旋狀結構、富勒結構套富勒結構、納米管套富勒結構、酒杯疊酒杯狀結構等。

在制造方法上，日本不斷改進電弧放電法、化學氣相合成法和激光燒蝕法等現有方法，同時積極開發新的制造技術，特別是批量生產技術。細川公司展出的低溫連續燒結設備引起關注。它能以每小時數千克的速度制造粒徑在數十納米的單一和復合的超微粒材料。東麗和三菱化學公司應用大學開發的新技術能把制造碳納米材料的成本減至原來的1／10，兩三年內即可進入批量生產階段。

日本高度重視開發檢測和加工技術。目前廣泛應用的掃描隧道顯微鏡、原子力顯微鏡、近場光學顯微鏡等的性能不斷提高，并涌現了諸如數字式顯微鏡、內藏高級照相機顯微鏡、超高真空掃描型原子力顯微鏡等新產品。科學家村田和廣成功開發出亞微米噴墨印刷裝置，能應用于納米領域，在硅、玻璃、金屬和有機高分子等多種材料的基板上印制細微電路，是世界最高水平。

日本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積極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領域內為納米技術尋找用武之地，如制造單個電子晶體管、分子電子元件等更細微、更高性能的元器件和量子計算機，解析分子、蛋白質及基因的結構等。不過，這些研究大都處于探索階段，成果為數不多。

歐盟在納米科學方面頗具實力，特別是在光學和光電材料、有機電子學和光電學、磁性材料、仿生材料、納米生物材料、超導體、復合材料、醫學材料、智能材料等方面的研究能力較強。

中國在納米材料及其應用、掃描隧道顯微鏡分析和單原子操縱等方面研究較多，主要以金屬和無機非金屬納米材料為主，約占80%，高分子和化學合成材料也是一個重要方面，而在納米電子學、納米器件和納米生物醫學研究方面與發達國家有明顯差距。

4、納米技術產業化步伐加快

目前，納米技術產業化尚處于初期階段，但展示了巨大的商業前景。據統計：2004年全球納米技術的年產值已經達到500億美元，2010年將達到14400億美元。為此，各納米技術強國為了盡快實現納米技術的產業化，都在加緊采取措施，促進產業化進程。

美國國家科研項目管理部門的管理者們認為，美國大公司自身的納米技術基礎研究不足，導致美國在該領域的開發應用缺乏動力，因此，嘗試建立一個由多所大學與大企業組成的研究中心，希望借此使納米技術的基礎研究和應用開發緊密結合在一起。美國聯邦政府與加利福尼亞州政府一起斥巨資在洛杉礬地區建立一個“納米科技成果轉化中心”，以便及時有效地將納米科技領域的基礎研究成果應用于產業界。該中心的主要工作有兩項：一是進行納米技術基礎研究；二是與大企業合作，使最新基礎研究成果盡快實現產業化。其研究領域涉及納米計算、納米通訊、納米機械和納米電路等許多方面，其中不少研究成果將被率先應用于美國國防工業。

美國的一些大公司也正在認真探索利用納米技術改進其產品和工藝的潛力。IBM、惠普、英特爾等一些IT公司有可能在中期內取得突破，并生產出商業產品。一個由專業、商業和學術組織組成的網絡在迅速擴大，其目的是共享信息，促進聯系，加速納米技術應用。

日本企業界也加強了對納米技術的投入。關西地區已有近百家企業與16所大學及國立科研機構聯合，不久前又建立了“關西納米技術推進會議”，以大力促進本地區納米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進程；東麗、三菱、富士通等大公司更是紛紛斥巨資建立納米技術研究所，試圖將納米技術融合進各自從事的產業中。

歐盟于2003年建立納米技術工業平臺，推動納米技術在歐盟成員國的應用。歐盟委員會指出：建立納米技術工業平臺的目的是使工程師、材料學家、醫療研究人員、生物學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能夠協同作戰，把納米技術應用到信息技術、化妝品、化學產品和運輸領域，生產出更清潔、更安全、更持久和更“聰明”的產品，同時減少能源消耗和垃圾。歐盟希望通過建立納米技術工業平臺和增加納米技術研究投資使其在納米技術方面盡快趕上美國。

第2篇

正如文能安邦、武能定國的蓋世奇才孫武所言，欲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對“政治、天時、地利、將領和法度”5個要素運籌帷幄，通盤考慮。兵書上講：兵者，詭道也。所謂“詭道”，就是謀略、策略、計策、智慧。“戰略”絕不是小竅門，而是大智慧。被稱為我國古代兵法策略奇書寶典的《三十六計》，就是根據敵我雙方的實力和態勢設計的6套36種戰法—謀略，包括：勝戰計、敵戰計、攻戰計、混戰計、并戰計和敗戰計等。敵弱我強可以有勝戰記，比如“圍魏救趙”、“聲東擊西”、“以逸待勞”等；敵強我弱也有6套辦法，比如“瞞天過海”、“美人計”、“苦肉計”、“空城計”，以至于最后弱不抗敵時的“走為上計”（保持實力，適時再戰）。根據敵我雙方條件的不同，都有制勝的方法。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波特（Portor）在《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企業要有自己的“圖景”或“愿景”，即對未來境況的一種框架式設想和設計。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戰略規劃”。波特的這種景觀設計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幫助殼牌公司在政治、經濟形勢急轉直下的情況下頂住了危機，渡過了難關。石油行業一些企業家把戰略的具體內涵應用于企業發展之中取得了矚目的成就。埃克森美孚公司的發展戰略是“技術自主研發”，花大功夫開發形成獨有技術，一旦獲得成功便實行壟斷，以獲得巨大經濟利益。這家公司強調“源頭創新”、“挑戰極限”、“技術創造卓越”，并聲稱要“在所有業務領域內都有一系列行業領先的技術，從而保障其業務領先地位”，“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要保持獨特的競爭優勢”。現在“人們只知道埃克森美孚是一個成功的公司，但不知緣何成功，重要答案就是有一個正確的發展戰略”。殼牌公司的發展戰略是“有選擇地在能夠給公司帶來效益的某些技術領域成為領先者”，“在技術開發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通過高效管理，最大限度地實現技術的價值”，“成為業界在勘探開發領域最快、最具創新的應用者”。BP公司的發展思路與其他公司不同，它“著眼于技術的應用，而不是發明權和擁有權”，“公司會從任何地方尋找最佳實踐，并將其快速轉化為自己的業務，新的技術開發領域僅限于那些能夠增強公司核心競爭力的技術”。威德福公司創建時間雖短，但它依靠優厚的資金投入，實行“并購擴張戰略”，迅速崛起成為擁有技術實力的大牌公司。這些公司的發展戰略和技術謀略不盡相同，但都獲得了成功。這說明，戰略選擇是取勝的法寶，采取什么戰略、策略是由各種因素決定的，但選擇的正確與否，結果會大不一樣。我國也有成功經驗，例如大慶油田，就是技術制勝的典范。多年來一直堅持強勢科技，聚集隊伍、超前儲備、適時開發、形成產業、十年一代，確保產量長盛不衰，始終保持大型砂巖油田開發的世界領先地位。百年老礦延長油田，不為人先、不恥最后，也找準了發展謀略，利用靈活的資金政策，采用“并購”和“應用”的拿來主義，6年時間把年產量提升到1200萬噸，噸油成本全國最低，并實施了“一業主導、多元支撐，油氣并重、油化并舉，油氣煤鹽綜合發展”和“穩油、增氣、擴化”的戰略，重組整合，強強聯合，不僅走出了邊區，而且已經成功走向世界舞臺，在20個國家56個油氣區進行了勘探開發活動，使百年老礦煥發青春，再鑄輝煌。

2戰略的基本內涵

2.1戰略的長遠性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戰略”正是“遠慮”的體現，從長遠來謀劃國家或企業的生存、發展之大計。縱觀國內外近、現代科技進步的歷程，既有機械化—自動化—信息化50年一遇技術換代的長周期，又有石油行業10年一遇的專業技術換代周期。大慶油田也正是依靠5代技術的迭代升級才確保了50年的持續高產穩產（圖1）。超前做好技術儲備，是技術發展戰略的重要內涵。通常，從國家、企業到科技部門要按規范制定1～5年發展計劃，重要的部門或領域則要適時開展或由主要負責人親自掛帥研究制定5年以上的發展戰略，以科學判定未來發展方向，指導中、短期計劃規劃的定位和運作。遠期預測難度大，一旦預測準確，則可以“事半功倍”，作用十分重大。

2.2戰略的全局性、整體性戰略必須以全局發展為對象，圍繞整體發展目標而制定，國家層面如此，企業層面也如此。全局性、整體性體現在4個方面。一是戰略行動的全局性、整體性。戰略計劃、分計劃及實施步驟、時間節點要相互銜接，行動上形成一個整體。二是內部功能的全局性、整體性。作為企業，要根據企業業務戰略目標確定技術創新戰略目標；根據技術創新戰略目標確定科技資源配置和體制架構；根據體制架構的需要制定關鍵流程；根據關鍵流程確定績效考核和激勵指標。通過績效考核和激勵指標的落實保證關鍵流程運行，通過關鍵流程運行保證體制架構運行，通過體制架構運行保證創新技術的實現，通過創新技術的實現保證技術創新戰略目標的實現，通過技術創新戰略目標實現保障企業業務戰略目標的實現（圖2）。三是創新過程的全局性、整體性。技術創新過程分為4個階段，即技術原理—技術原型—工業性試驗—產業化（圖3）。國際上把技術創新過程稱為技術成熟度，分為9個級別，技術原理探索階段為1、2、3級，技術原型研發階段為4、5、6級，7級為中試，8級為工業性試驗（初步形成產業標準），9級為產業化。大慶油田聚合物驅油技術是超前15年儲備、整體謀劃、實現工業化接替的典型成功案例。四是方向、目標的全局性、整體性。各個戰略要素都要圍繞一個統一的戰略方向、戰略目標整體部署。如我國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國民經濟按“農、輕、重”的比例安排；70年代提出的“煤、電、油”能源戰略；這些整體性的戰略方向對國家和行業技術發展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引導作用。國家戰略是這樣，企業戰略也概莫能外。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簡稱中國石油）確立的四大戰略就是相輔相成、互為一體的，科技創新和持續重組的管理創新是推動公司主營業務發展的根本動力（圖4）。

2.3戰略的系統性戰略是一個系統。縱向上有國家—行業（地方）—企業戰略，下級的戰略意圖服從上級的戰略要求，如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國民經濟產值翻兩番”、“分兩步走”。中國石油是下屬的一個戰略單元，及時跟進，提出了“穩定東部，發展西部”及“油氣并舉”的發展戰略，與國家戰略相呼應；在橫向上，各戰略按系統滲透、相融，這一條也十分重要。對于企業，有三個必不可少的相關性戰略，即業務（生產）發展戰略、營銷戰略和科技發展戰略，業務發展是根本，營銷是策略，科技是保障。企業業務發展戰略是決定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近年來企業科技發展戰略一般都遵從世界著名理特管理顧問公司推出的“第三代研發”理念，即企業科技的總體目標來自于業務發展的總體戰略需求，科技的發展，以此定位。據理特公司表述，第三代研發理念使得“技術問題納入了企業最高領導者的日程”，“獲得業務生產部門強力拉動和支撐”，“使技術轉移不再成為問題”。據統計，以此理論指導制定的科技發展戰略和重大研究項目，周期縮短了30%~50%,研發效率提高了20%~50%。中國石油“八五”業務發展規劃提出“穩定東部、發展西部、油氣并舉”的戰略指導思想，30多年來，科技戰略和科技工作以此部署，出了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在保障東部穩定、西部發展方面特別是天然氣的勘探開發生產取得了極大成功。價值鏈是系統性的一個重要體現，也是制定企業科技發展戰略應該堅持的又一個重要原則，對于中國石油這樣上中下游一體化的企業集團，更要從價值鏈上來權衡局部和整體的關系。比如作為以資源采掘為長效獲利的企業，是否可以提出“重視資源獲取、保障全局發展”，“重視工程裝備、形成產業優勢”等通過從“價值鏈”上找重點和突破點的方法，形成一些重大的戰略指導思想。

2.4智慧和對陣戰略必須有“對陣”的部署和“智慧”的體現，要有對立雙方、爭斗的“形式”和制勝的法寶。對于石油技術戰略來說，“敵人”或“對立面”就是國內、國外的“同行”，制勝的法寶就是擁有并利用最先進的技術，力爭“優先摘取掛得最低的蘋果”，保障企業獲得最大的利益。技術競爭、爭斗的形式，理想境界當然是全方位的“擁有”、“壟斷”和“控制”，但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石油這種不可再生資源的日趨減少和技術需求難度的不斷加大，永遠的壟斷、全面的控制和擁有已不現實。除了有條件局部擁有和“壟斷”之外，“合作代替對抗”、“共享代替競爭”、“雙贏代替獨享”這種戰略聯盟，已逐漸成為企業保持長效利益的最佳選擇。理特公司提供的資料表明：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的20年，國際上5個大的油公司和技術服務公司研發費用已由80%自主研發變為80%合作研發，這個趨勢還在延續。我們也看到，建立戰略聯盟已成為我國近期外交戰略的重中之重。技術發展的“智慧”和“謀略”就是在準確科學地評估未來15年國際、國內油氣及相關能源發展的大趨勢、可能實現的技術進步以及這些技術分別對油氣及相關能源發展的貢獻的前提下針對性地提出技術制勝的方案與對策。為此，必須要深入研究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國內、國外同行業的競爭環境，包括國家層面宏觀環境、石油石化行業環境、本公司環境，并對競爭者有量化表達的優劣勢分析。從宏觀的視野、不同層面的優勢格局和戰略前景，初步選取對2030年公司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戰略性技術。戰略性技術是指具有全新的理念和技術含量，技術成熟度高，可與相關技術形成配套，對油氣行業產生重大效益的技術。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凡是一個新的發展機遇和生產需求的到來，作為創新驅動的原動力，就會迅速推動出現一批新技術，正如恩格斯所說：“一旦社會上發生了需要，就比十所大學更把科學推向前進”。一批新技術中必然會出現“戰略性技術”，石油行業公認的20世紀后50年影響石油工業上游發展的三代“戰略性”技術是“數字測井”、“二維、三維地震”和“信息×集成的I2油藏表征”。1995年美國國家石油委員會（NPC）組織89家公司從11個領域250項技術中預測了21世紀初影響石油工業發展的35項戰略技術，經證實已基本實現。這些技術數量很少，但占有新增長生產力的很大比例。以我們自身的需求為主，對這些技術的準確預測十分重要。二是對初選的戰略性技術進行技術獲取的可行性評估，包括技術的價值風險、市場風險、成本風險和時間風險，優選出可行的戰略性技術。三是明確戰略性技術獲得的方式。凡風險小、可有效獲取、他人難模仿、可獲知識產權有效保護、可為公司獲得重大生產成效的領先技術，實行自主研發；研發條件差、快速追趕周期短、成本風險大，或其他產業已建立領先地位和知識產權的技術，可以采用合作研究或并購等形式。這里要特別提醒在戰略制定時，不要輕易把“競爭對手”或“領先技術”估計得太低，也不要把“關鍵技術”和自己的目標定得太高；理特公司的研究報告提示，一項戰略性技術從“一般”到“領先”所需的投入比從“零”到“一般”要多5倍。必須在分析戰略性技術時通過多因素綜合評估，認真區別每項技術是不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主源流，擁有這些技術能使競爭對手受到什么損害？如丟失多少市場，增加多少投資；如何保持優勢？該報告提示，“一個強大的公司總是知道誰是領先者”，“真正的領先者總是知道誰是第二，誰是第三”（我們經常在表達自己是“領先”或“領跑”時并不清楚第二、第三是誰），“試圖取得領先地位不僅風險很大，而且成本高昂”。1995—2003年，殼牌公司平均年投資達7.5億美元，試圖全面領先，結果僅在20%關鍵領域達到了目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強大的公司都不是全部“壟斷”和“擁有”，而是采用多種形式獲取最優技術資源。要在戰略成效最大化的前提下，在引領、追隨、低成本跟蹤和并購之間找準平衡點和切入點，這才是謀略的重中之重。

3如何科學制定戰略目標

技術發展戰略必須有戰略目標、實施方案和實施步驟。戰略目標是戰略的靈魂，是實現長期競爭優勢最大化的綜合體現，也是實施戰略的一切手段、措施的最終歸宿。戰略目標既要宏觀、簡約，又要明確、清晰。在制定科技發展戰略時必須充分考慮：一是未來的方向性。方向性是戰略目標制定的首要。當前，隨著美國頁巖氣革命的興起和煤制氣等新技術的迅速發展，油氣勘探開發具有常規與非常規并舉，向深層、深海傾斜，向煤化工轉型等發展趨勢，特別是今年11月主席代表我國提出了2020—2030年CO2減排和發展新能源的承諾。未來10～20年如何瞄準和調整業務戰略方向凸顯重要和緊迫。方向性失誤是最大的失誤，必須認真把握。20世紀70年代的“川氣出川”重大工程國務院作為國家戰略啟動了9省13市同時動工，結果因“資源”的技術評估失誤，“源頭”出了問題，造成了重大損失，這些教訓必須吸取。二是目標的預見性。現在我們考慮的“十三五”的戰略目標定在2030年，既不能是2020年，也不是2040年，要根據歷史、現狀和未來形勢的準確分析，實現科學預見。科學是探索未知的事業，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組織了大規模高層次科學家認真研究設計了3年，2008年正式立項，目標是2020年。2014年中國工程院組織的科技重大專項中期評估，設定的目標大都偏離實際，有的定“低”了，有的定“高”了，說明預見性是必須深入研究的一個難題。三是可行性。規劃的核心技術能否實現，用何種方式可以實現，必須要對15年以后的研究環境、市場前景做出相應的論證，使其切實可行。四是可考核性。戰略目標要用數據說話，要有量化指標，包括能夠體現主營業務領域中主體技術的技術水平、產業化水平、科技競爭力等重要的量化指標。2014年筆者參加了由中國工程院組織的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中期評估，就是緊緊抓住專項目標中的量化指標。這些指標體現了目標的內涵。是否把戰略的實質和內涵高度濃縮到目標的“方向性”、“預見性”、“可行性”和“可考核性”，是衡量科技戰略質量、水平的重要標志。

4公司戰略的框架結構

第3篇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科技發展戰略開始發生轉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與科技部隨后制訂的科技發展規劃和高技術產業發展規劃明確提出了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的總體目標，強調要在“促進產業技術升級”和“提高科技持續創新能力”兩個層面進行戰略部署，在進一步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的同時逐步形成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群體優勢和新的比較優勢。2002年12個重大科技專項的啟動，標志著我們在實踐上開始擺脫多年來以跟蹤模仿為主的科技發展戰略，向以自主創新為特征的跨越式發展模式轉變。2003年以來，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據適度超前原則，科技部著手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制訂工作，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的轉變進一步國家意志化。對這一轉變過程的基本動因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對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干爭論有一清醒的判斷。

一、國際政治動因：技術威懾成為斗爭焦點

民族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選擇，既決定于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也受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與制約。20世紀末以來，現代高科技廣泛運用于戰爭使得技術優勢成為各種威懾力量中最具決定意義的因素。國際關系的強權背后是技術強勢的支撐，科學技術水平是一個國家總體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的體現。今天的高科技已經成為影響國際政治軍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術上的領先是國家參與國際政治較量、擴大國際影響力的物質基礎之一，技術威懾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為有效的威懾手段。一個國家只有擁有符合時代特征和社會生產力發展趨勢的現代科技工業體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實力和影響，獲得國際政治中的戰略主動權。在當代世界上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對涉及國家安全和國家競爭力問題的那些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央政府必須從整個國家和民族利益出發，通過科技發展戰略的制訂來引導其發展。

從科技發展史來看，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是一個民族與國家技術進步的兩種主要途徑。后，由于外部環境的制約，自主創新和“科技追趕”成為我們政策設計的基本特征。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世界安全觀念的變化，各國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軍事因素不再是國家間關系的唯一主導者，、發達國家將制造業向國外轉移導致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發生了某些變化。“以市場換技術”戰略的實施，使得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忽視了自身的科技積累和自主創新，將外資導向型經濟發展帶來的技術引進作為中國科技發展的主要途徑。應該說，這種戰略部署是與全球化的歷史趨勢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必須看到，高新技術和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關，其發展已經不單純是一項經濟范疇的活動。作為國家政治戰略意圖的一種表現形式，西方發達國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術轉讓給中國。由于一些國家將中國崛起視為是對既定國際格局的挑戰，正在試圖對中國的發展進行壓制，因此經常把技術特別是高端技術問題政治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能把技術合作和引進作為我國科技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我們必須分清科技發展的國家目標和企業目標。在企業運行的微觀層次，可以繼續堅持比較優勢的技術引進，但是在國家戰略層面，必須堅持把技術的趕超和跨越作為重點，大力發展戰略產業。

在綜合國力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代世界，維護生存權和發展權不受侵害是一國政府的兩項基本職能，也是民族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國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擔起保障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歷史重任，“技術瓶頸”是我國經濟社會長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從世界發展大勢和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角度來看，在科技發展上擺脫過去的跟蹤模仿向自主創新轉變，是我們必須確立的戰略思維，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統一應該成為技術選擇的出發點。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的外部環境不可能有過去20多年那樣好，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安全上的高風險期。我們必須從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綜合安全利益出發，主動進行科技發展戰略的調整，提高國家戰略能力，預防和應對可能出現的危機、沖突或者戰爭。21世紀是戰略技術和戰略產業競爭的世紀，自主創新是維護國家和安全的最佳選擇。沒有自己的戰略技術和戰略產業，中國要在世界競爭格局中獲得相對優勢地位是不可能的。我們逐漸成型的新科技發展戰略之所以強調要著重研究解決事關國家中長期發展和安全的戰略性和前沿性高技術問題，在一些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和安全的高技術領域，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領域和關鍵產業實現技術發展階段的跨越，就是基于這樣的考慮。

二、國內經濟動因：經濟增長模式轉變

過去20多年中國的發展是以數量擴張為特征的“數量型增長”，經濟增長明顯超前于科技進步。在比較優勢戰略指導下，雖然技術引進對中國經濟增長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國自主科技進步進程緩慢，統計意義上的中國產業競爭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國企業競爭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紀開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飛速發展，我國已經進入到不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就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時期。在全球化所導致的南北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下，在經濟增長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單純依靠消耗自然資源和發揮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來積累資本、換取技術、發展經濟的做法已經落后于時代。只有提高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增強中國自主產業的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的轉換，我們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敗之地。21世紀前10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需要實現歷史性跨越的階段。這一時期自主科技發展狀況如何，直接決定了中國能否在21世紀中期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這是我國科技發展戰略轉型的一個主要原因。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這個目標不僅是經濟數量增長的概念，更是生產力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大幅度提高的綜合體現，是經濟和社會發展質的提升。作為從屬于國家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戰略的科技發展戰略必須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服務。現在，我國科技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為了實現科技發展“三步走”戰略設想，爭取到2020年前后科學技術整體水平達到發達國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標，形成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在高新技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撐我國核心競爭力的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基礎，必須完成科技發展由跟蹤為主向自主創新為主的戰略轉變。正因為如此，我們根據適度超前的原則，從2003年開始了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制訂工作。經濟全球化和地區經濟一體化使我們可以在更大范圍內、更高的層次上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科技資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場，但是“全面開放、跨越發展”應該是我們在確定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時必須堅持始終的基本思路。

中國全方位地參與國際分工體系這一歷史變化加快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的發展主要表現為一種“外來型工業化”。一方面工業化所需關鍵技術大多來自國外，另一方面東部和中西部經濟聯系不緊密，沿海地區的技術引進沒有起到拉動內地經濟增長的作用。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我們提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從世界經濟、科技、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出發，結合中國的實際，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是以科學技術為先導的高科技含量的經濟，強調科學技術的自主創新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這一變化意味著，我們的科技發展必須考慮可持續性，努力改變中國經濟發展過于依賴外資和國外技術的局面。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是國內技術發展。新型工業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普適性”：“科技是牽頭的方面”應該落實到我們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點中強調，“制定科學和技術長遠發展規劃”是實現科技發展戰略向自主創新轉變，大幅度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國際競爭力、對經濟社會發展支撐力的重大措施，必須以原始創新為主，引進和創新相結合，實現我國技術和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努力使中國成為技術創新型國家。

三、世界經濟動因：貿易保護主義和知識產權爭端加劇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世界經濟發展已經由資源驅動、資本驅動向創新驅動過渡，同時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由過去單純的縱向流動轉向同時共存。這一變化意味著作為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戰略沒有必要嚴格遵照梯度轉移的漸進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術進步提供的有利條件實現本國科技的跨越式發展。在今天的國際經濟格局中，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現為產業鏈條或者產品工序所處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發達國家更為注重科技研發，依靠知識產權來增加物質財富總量而把制造業等轉向發展中國家，從而形成一種新的依附關系：技術上的依附。這使得落后國家的財富總量盡管與過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卻無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整體差距。盡管我們不能因為加工制造環節的附加值低而否認參與新型國際分工的、承接發達國家加工制造環節轉移的經濟合理性，但卻不能放棄對技術先進性的更高追求。跨國公司把制造部門轉入發展中國家，其出發點是對利潤獲取的考慮。在這種格局中，東道國的產業發展由跨國公司而不是由本國決定，發展中國家除了提供廉價勞動力，很難涉足核心技術，生產規模的擴張并不能促進產業結構的同步升級和優化，很難談得上真正的發展。我們提出全面落實人才、專利和技術標準三大戰略，切實推進重大科技專項工作，就是從這種認識出發的。

現在，我國有關政府部門已經提出了2020年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力爭達到4500億美元的目標。但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一種現實，那就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與過去相比已經有了很大變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識產權糾紛不斷。自2002年6C聯盟向中國DVD生產企業征收專利費以來，類似事件不斷增多，從而增加了中國企業的成本壓力。這一現象要求國家應該從戰略高度考慮制定相關的宏觀指導政策，引導企業從追求短期效益轉向通過增加創新能力謀求長期效益的軌道上來。其次，國外針對中國的技術壁壘和反傾銷問題更為嚴重。

1996年至今，中國已經連續7年成為世界反傾銷頭號目標國，2003年前三季度國外對我國反傾銷保障措施立案共計42起，涉及金額10．7億美元；調查表明，2002年我國71％的出口企業、39％的出口產品受到國外技術壁壘的限制，損失達到170億美元，均高于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前。不掌握專利和技術標準的危害性可見一斑。強勢增長與弱勢競爭力并存這一過程持續的時間越長，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就越弱，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動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影響就越大，中國自主選擇的空間就越小。另外，外資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外國資本在中國獲得巨大利益的同時擠壓了中國企業發展的空間，中國企業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劣。如果國家不適時調整科技發展戰略，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就是一句空話。

全球化背景下區域合作加強的同時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事實說明，當今的世界市場并不是完全競爭的世界市場，政府依然在各國經濟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技術壁壘和反傾銷的運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應對顯然不能僅僅在企業的層面上進行，同樣必須動用國家資源。我們不能以自由貿易和靜態比較利益來指導中國產業的發展，應該通過高新技術的發展創造動態的比較利益。中國的科技發展必須堅持市場機制與政府組織協調相結合的原則，國家要掌握關鍵部門關鍵技術和行業技術標準。事實上，盡管20多年來我國一直堅持的是市場導向的發展戰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終是我國經濟增長內在決定性因素。根據國家信息中心在中國加入WTO一年后對國內24個中央和地方權威經濟研究單位的經濟學家進行的問卷調查，近七成的專家認為政府行為是經濟增長的主因。強化政府在科技進步中的戰略決策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是世界各國的共同選擇。發揮政府作用，保持戰略技術及產業領域的相對完整性和獨立性，同樣也是我國科技發展的必由之路。在這里，我們要特別注意利用WTO規則中的“國家安全”例外原則，在公開、透明的原則下合理合法地保護國內產業。不然，依靠企業自身與在技術和資本上都十分強大的跨國公司競爭，中國科技進步的前景不容樂觀。

四、科技動因：科技短缺與科技起飛問題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一種“短缺效應”，即經濟增長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決定的。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科技短缺是種普遍的現象，是制約經濟增長和國際競爭力提升的關鍵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高新技術研發基礎仍然較為薄弱。從目前來看，我國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現在缺乏原始性創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識產權少，由此導致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內形成強烈的對外技術依賴。為了改變這種狀況，2002年科技部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增強原始性創新能力的意見》，指出原始性創新是科技創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與經濟獲得重大發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為決定國家間科技乃至經濟競爭成敗的一個重要條件，我們必須利用國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加入WTO的機遇，把增強原始性創新能力作為我國新時期科技發展戰略的重要指導思想。為了加快實施專利戰略，切實提高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總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臺了《關于加強國家科技計劃知識產權管理工作的規定》，以促進國家科技計劃在高起點上創新，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

但是我國現在仍然有一些人認為，在比較優勢基礎上形成的產業分工體系是一種內生地促進產業升級和轉換的機制。國內差距和國際差距的縮小是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兩大根本任務。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意味著我們必須在與世界經濟的聯系中取得超過其他國家的利益。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技術水平和附加值低，顯然無助于這一目標的實現。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發展模式強化了對發達國家技術轉移的依賴，使我們的科技開發能力呈惰性降低，無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由于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和民族國家政策設計的自利性，中國的科技進步不能完全放在國外技術的“本土化”上，而應該考慮把“國產化”作為追求目標。開放市場和加入WTO并不意味著不能有國家意志和國家發展戰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也不是被動地接受國際分工，而應主動地調整戰略，實現產業升級，增強國家的競爭實力。我們不掌握關鍵核心技術的“本土化”，不可能給我們帶來最大的收益。當然，我們要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的新特點賦予“國產化”以新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