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社區治理存在的問題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農村社區治理存在的問題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Abstract：China''s new rural communities construction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ci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re compared, still in a stage of exploration. According to my ow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s well as in the new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lanning process i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some own views, hope to be able to better promote China''s new rural community planning level.
Keywords：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lanning； path selection； suggestion
目前，我國新農村社區建設的整體發展水平來看，與城市之中社區建設相比較，還仍然處在一個探索階段。從理論與實踐上來看，我國新農村社區建設的新型指導理論正處于探索之中，從實踐上來看，我們的新農村社區建設之中在取得較好的成就的同時，還存在著較多的不足。筆者通過自己在新農村社區建設與規劃之中實踐與學習認為，為了更好的提升我國新農村社區建設的整體水平，對于與新農村社區建設規劃的相關理論與實踐層面的問題亟待梳理與研究。例如，對于新農村社區建設發展內涵、定位、建設模式進行深入研究。目前，從我國新農村社區建設規劃的研究成果來看，主要包括新農村社區管理、服務、治理以及目前我國新農村社區規劃過程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以及解決策略等方面進行探討的。筆者結合的自己所學的規劃專業理論以及工作實踐，立足于對新農村社區概念的界定，對目前我國新農村社區規劃過程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作一梳理，進而希望能夠更好的促進我國新農村社區的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
一?新農村社區內涵的界定
社區一詞，追根溯源可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由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先生的相關著作與文獻之中。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關于社區的相關研究成果才逐漸增加，進而產生了“什么是社區”“社區的定義”的探討。對于社區一詞，不同的專家與學者從自身的經驗、研究視角出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提出了自己認為的“社區”概念。總結與歸納后，筆者發現不同的學者所提出的“社區”內涵相差甚遠。社區作為較早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的西方國家學者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其研究的整體范圍往往是城市，對于農村社區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所謂“傳統的農村社區”是指“以農業生產為主要活動內容而聚焦起來的人們生活的共同體，其社會結構簡單，封閉程度較高，日常生活通過其特定的地域內的社會關系網絡進行”。但是，伴隨著我國農村的快速發展，尤其是交通工具、科學文化知識的大量運用，使得我國的農村社區發展不再是傳統的自給自足的、隔絕性與封閉性較強的社區，其與外界社會發展具有著緊密的聯系。新農村社區具有著諸多特征：例如，與傳統農村社區相比而言，新農村社區的謀生手段主要依托于現代農業生產。第二、第三產業得到快速發展，并逐漸成為新農村社區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新農村與傳統農村社區相比較，無論是從人口密度還是從人口的規模來看，都比傳統農村社區要大的多。集中性是新農村社區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新農村社區的生活環境、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等與城市的發展逐漸趨同，兩者之間的差異性與日俱減。筆者結合了傳統農村社區的相關研究成果以及目前新農村社區的相關成果認為“新農村社區”是指“農村地域范圍內，以一定規模人口為基礎、以一定產業為支撐、以地緣和血緣關系為紐帶、以社區組織及相應的治理機制為保障、以滿足社區居民基本需求為目標的新型農村社區”。
由此可見，新型農村社區與傳統的農村社區具有著較大的不同，這就要求為了更好的促進我國新型農村社區發展與建設，其在規劃與傳統的農村社區規劃具有著一定的差異性。筆者認為新農村社區建設規劃的路徑選擇中，要能夠立足于新農村社區建設規劃的實際，通過不斷的治理與完善，才能夠更好的促進建設規劃的整體水平適合新農村社區的發展。筆者認為新農村社區建設規劃過程是一個緩慢而持久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要能夠依據科學的理論，輔之高效的實踐，才能夠更好的促進新型農村社區規劃的科學性。
二?新型農村社區規劃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規劃主導思想不清晰
新農村社區的規劃主導思想要與的新農村建設緊密相聯。從新農村建設與發展來看，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以及逐步改善農民的整體生活水平是新農村社區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最為重要的問題。新農村社區建設的基礎以及核心即是提高農業生產水平，進而提高我國農民的生活整體質量。但是，在具體的新農村規劃實踐過程之中，新農村規劃更多的是對居住空間的梳理以及物質環境的改善，這就造成了新農村社區規劃是優先發展生產還是優先改善生活環境之間的矛盾，規劃主導思想在“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看似矛盾的兩難境地之中徘徊。由于新型農村社區規劃過程之中的規劃主導思想不清晰，直接導致了在具體的規劃實踐過程之中造成“規劃失誤”。眾所周知，規劃水平的高低甚至將直接影響到一個地區的未來發展，規劃主導思想不清晰是影響目前我國新農村的社區規劃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2篇
關鍵詞：農村社區；治理；協商民主
在全面建成小康的決勝階段，提升農村社會治理水平，是補短板、促協調、實現全民共享發展成果的關鍵之舉。當前我國農村社會治理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新型農村社區成為服務管理的基本單元。創新社區治理，構建全體農民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有利于增強農村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為農民幸福安康、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村和諧穩定奠定堅實基礎。近年來，協商民主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成為農村社區建設中公民參與、議政決策、依法治理的重要形式。
一、協商民主的內涵
協商民主理論起源于西方學者對美國設計的反思與剖析， 2002國內學術界開始了解協商民主，2003年俞可平在《當代西方政治的熱點問題》中提出：“面對面的對話與討論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绷稚辛?、景躍進、陳家剛、陳剩勇等學者都積極推動協商民主的研究。我們認為，中國的協商民主就是在我國基本制度的框架下，所有受到決策影響的行為主體，圍繞著政治社會生活中的議題，通過咨詢、商議、討論和交流乃至妥協的方式達成共識的一種民主形式。它既強調協商程序的合理性，更強調結果的共識性。
二、協商民主在我國農村社區治理中的意義與實踐模式
在農村社區的日常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公共議題激勵著也要求著社區成員的參與。要想真正使得農村社區形成生活共同體，實現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公民的有序參與不可或缺，協商民主在農村社區建設中意義重大。
（一）協商民主在我國農村社區建設中的意義
協商民主的意義在于能夠在農村社區建設中充分發揮溝通、協商的作用，積極促進共識、化解沖突、推動發展。
第一，協商民主能夠提升成員的社區主體意識。協商民主鼓勵全體成員參與，發表觀點，傾聽聲音，增進了解和信任。在協商中，通過交流、辯論甚至妥協，不僅了解公共問題，而且對集體利益有了更深的認識， 從而凝聚人心，使村民更傾向于站在社區整體或者他人的立場看問題，提升共同體成員的社區主體意識。
第二，協商民主能促進決策科學合理。協商民主能使不同的觀點相互碰撞交流，可以展現出不同的立場和價值取向，可以對各種決策的利弊得失進行分析。這樣，全體成員都成為決策者的外腦，就能對各種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形成科學的決策。
（二）協商民主在我國農村社區建設中的實踐模式
在當前我國農村社區建設實踐中，根據參與方式及功能不同，可大體分為決策式協商和溝通式協商兩種模式。
第一、決策式的協商民主，以形成決策為目標。通過村民會議、村民議事會等形式，對社區公共事務經過充分的討論、協商、從而達成共識，最后形成決策。比如江蘇淮安市的“黨群議事會”、河南鄧州的“4+2”工作法等。這些模式使得決策權和執行權分離，村民能夠廣泛的參與政治， 最大程度吸納了民意，為社區黨支部和村委會的決策提供了合法性來源，實現了黨的領導與村民自治的有效接軌。
第二、溝通式的協商民主，以公共參與價值為主。在這一天，全村的黨員干部與群眾代表聚在一起，集體學習、共同討論村里的大小事務。溝通式協商，主要是將信息公開，將不同的意見進行整合、歸納，從而消除矛盾和沖突，實現共識，注重的是信息的溝通與交流。
三、提升協商民主效果的途徑
（一）加強頂層設計，創新農村社區治理模式，規范協商民主程序
公共決策必須依照規范的程序操作才會合法有效。所以要加強農村社區建設的頂層設計，總結各地創新經驗，注重治理模式的規范化、法治化，建立協商民主的核心機制，各級黨委政府在進行農村社區建設時根據本地實際進行選擇，將協商民主制度很好地與農村社區制度框架契合，為社區居民參政議政理順渠道，構建適合當地發展的新型農村社區協商民主模式。
（二）拓展農村社區治理的協商民主載體，擴大協商民主范圍
村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程度是協商民主的基礎。要創新載體，采取多種形式，就社區發展的公共問題協商，讓村民能夠參與評論，反映意見建議和訴求，暢通村民利益訴求渠道，拓展協商民主載體與路徑。要本著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的思路，把村民能干、想干、該干的事放手給村民協商解決，擴大協商民主范圍。
（三）加強f商民主文化培育，提升村民積極參與意識
協商民主的效果與村民積極、主動的參與互為因果。積極的參與可以提升村民的個人參與能力，增強集體責任感，推動農村社區治理中協商民主的發展。通過宣傳引導村民參與社區治理，通過社區自治組織培育和村民的自我服務，又能激發居民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培育協商民主文化氛圍。
參考文獻：
第3篇
關鍵詞:準公共產品;公共池塘資源;治理;農村社區公共產品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9-0284-04
傳統上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及治理①的研究,基本上是沿著界定(私有)產權基礎上市場化供給方向發展。近年來,雖然逐漸注意到了多元化供給的重要性,但是囿于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局限,在把握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產權屬性和結合我國農村社會因素研究上仍顯不足,沒有能真正解決農民偏好顯示的問題。另外,由于對治理問題研究的缺乏,在實踐中出現了大量公共產品的浪費及閑置的現象,農村公共事業沒有得到可持續發展。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完善了準公共產品理論,結合社會資本因素的集體行動及制度供給理論給我們提供了研究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及治理新的視角。
本文首先介紹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及其對準公共產品的完善,其次簡要回顧目前國內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研究的不足之處,最后借鑒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提出我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中需要進一步加強研究的內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與準公共產品理論的完善
公共產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費或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產品。公共產品可分為純公共產品(Pure Public Goods)和準公共產品(Quasi Public Goods)。純公共品是嚴格具備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此外,純公共產品還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費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眾多的消費者共同享用的,如國防就是典型的純公共產品。大多數公共產品為準公共產品,這類產品通常只具備上述兩個特性的一個,而另一個則表現為不充分。一般認為,準公共產品包括“俱樂部產品(Club Goods)”和“公共資源(產品)”②兩大類。前者如教育、衛生等,后者如公共礦山、漁場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擁擠成本的概念來區分“純公共產品”與“非純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他認為,不存在純公共物品到純私人物品的涇渭分明的界限,俱樂部產品是可以適應從純公共物品和純私人產品之間的連續體上的任意一點,只要排他機制的成本低于獲取的收益,通過某些技術設計或制度設置就能夠實現公共物品消費的排他性,從而能夠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純公共產品與純私人物品之間架起了橋梁”[1]。后來的學者對俱樂部產品的供給、定價及成員的數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體行動形成及公共產品治理方面沒能展開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劇”,使得公共資源問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肮乇瘎 敝浮霸谝粋€有限的世界里,每一個人都被鎖進一個強迫他無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統里。在一個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會里,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爭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結果是注定毀滅。公地自由使用帶來了所有人的毀滅。”[2]“公地悲劇”反映了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和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危害,再加上傳統的集體行動理論沒能解決“集體行動困境”,因此,對解決“公地悲劇”問題,要么建立私人產權,要么交與政府管理。由于人們對政府管理公共資源似乎注定會出現嚴重的問題與近乎瘋狂的尋租行為深信不疑,因此,經濟學家們(尤其產權經濟學家)異口同聲的政策建議是“建立私人產權”。但是,后來有學者對此提出了批評。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認為,哈丁以后的許多人雖然把公共產權(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擁有、每個人可以自由使用,但這與開放性資源(Open-Access)含義幾乎相同,而現實經濟中的公共產權卻并非如此。開放性資源(或自由準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開發使用的資源;而公共產權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資源的各項(使用)權利,它限制誰使用、何時和怎樣使用,通過一定的社會控制機制賦予權利和實施義務。容易引起“公地悲劇”的僅僅是“開放性資源”。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中譯本,2000)的公共池塘資源①自主治理理論使得公共資源問題研究得到迅猛發展,完善了準公共產品理論。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自主治理理論的中心內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賴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從而能夠在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形態的情況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盵5]其內容包括:(1)集體行動理論。奧斯特羅姆認為傳統的集體行動理論只是一些使用假設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論。當特定環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設時,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預測人們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結果,但是,當現實環境超出了假設范圍,它們就無法預測結果了。傳統模型的前提假設主要有兩個:一是個體之間溝通困難或者無溝通;二是個人無改變規則的能力。這適用于一些大規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為個體在這樣的環境中經常是彼此獨立行動、缺乏溝通以及個體改變現有結構需要高成本,但是對于彼此十分了解、經常溝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賴感的小規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適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給、可信承諾、互相監督。奧斯特羅姆在多中心理論的基礎之上,提出理性個人策略選擇的4個內部變量: 預期收益、預期成本、內部規范和貼現率。她認為,在一個自主治理的群體當中,解決制度供給、可信承諾、互相監督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綜合使用政府、市場以及社區自主治理等多種類型的制度安排,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變激勵、加強監督和規則的服從。(3)社會資本理論。她把社會資本定義為“互動模式的共享知識,理解,規范,規則和期望,個人組成的群體利用這種模式來完成經常性活動?！?[6]她認為,能否解決集體行動困境,不僅在于個人和制度本身,還取決于雙方聯系的媒介――社會資本。在奧斯特羅姆看來,當成員面對集體行動困境時,僅有意識形態和習俗是不夠的,還必須有規則體系、制度這些形式的社會資本的有效運作,否則搭便車或機會主義行為難以避免。
二、國內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簡述
我國學界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概念并沒有統一的界定。林萬龍(2002)把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定義為:“在鄉或村的范圍內提供為鄉村社區農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費的帶有公共產品性質(消費和收益難以完全排他)的產品或服務,包括農村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技術信息服務和農村基礎教育等[7]。李建(2007)認為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就是指在一定的農村區域內具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的產品和服務[8]。王書軍(2008)把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界定為在鄉村范圍內消費和收益難以完全排他的并和農民生產和生活直接利益攸關的,并為農民集體參與分享的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9]。盡管表述不盡相同,一般認為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屬準公共產品范疇,但除具有一般準公共產品的特征外,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國農村地區范圍廣大,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小聚居為主,因此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在供給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區的農業生產生活存在很大的差異,同時各地農村發展水平也不盡相同,因此在相應的公共產品需求偏好上呈現多樣性與層次性。另外,在農村社區范圍內,人數相對有限、成員相對穩定,是個”熟人社會“,同一社區的居民在公共產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質性。
國內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鑒主流西方公共產品理論,在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在供給(包括主體、籌資方式、規模、結構、機制和效應)、需求(需求層次、偏好顯示、參與意愿、影響因素以及考慮到需求的供給效率)和供給與體制關系(財政體制與供給、地方治理體制與供給)等方面都展開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其總體思路是除少量具備純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村公共產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村社區公共產品都可以通過市場化(或私有化)的方式來解決。但是仍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是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產權問題,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產權模糊不清不能為多元化供給或治理提供理論基礎;二是農民對社區公共產品需求偏好顯示問題仍然沒能有效解決;三是沒能結合我國農村社會特殊性進行研究。
從供給(尤其是籌資)角度來研究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固然重要,但是這種靜態的視角也會對管理、維護、監督和制度供給等問題有所忽略,難以促進農村公共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隨著公共資源治理理論的引進,以及對西方企業治理理論的借鑒,近年來有學者逐漸從治理角度來研究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問題,也注意到了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多元化治理特別是由農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政府(集權)治理、市場治理、公私合營(PPP)②和自主治理都有相應的研究,在促進農民自主治理的基礎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見。但是也還存在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一是農民組成自治組織進行自主治理的”集體行動困境“問題;二是我國農村社會特殊性問題仍然沒能有效地納入理論分析的范圍。
三、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與我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的研究
農村社區公共產品與公共池塘資源同屬準公共產品范疇。為彌補當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們需要借鑒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探討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內的多元化治理,以促進我國農村公共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研究。
1.理性農民假設與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產權屬性。這是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的理論前提。(1)關于農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爭議,但是如果從方法論意義上來看,理性農民的假設是恰當的,它是保證理論邏輯推理上的“內在一致性”的基礎。如果一個理論假設過于符合現實,就難以保證理論邏輯推理上的“內在一致性”,甚至難以建立相應的理論。至于理論在經驗檢驗上“外在在一致性”問題,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條件(比如把量化的社會資本因素作為理論模型的變量),從而使理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2)關于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產權屬性。絕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公共產權難以排他而無法解決外部性及“搭便車”問題,因而需要界定公共產品的(私有)產權以實現公共產品的市場化供給(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學者對此提出批評,公共產權不見得就是那么沒有效率。更為重要的是,要在明確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公共產權屬性的基礎上,探討農村公共產品公共產權與其他形式產權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實現方式。這是農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論基礎。
2.社會資本與農民集體行動的形成。社會資本原本是社會學和公共政策學的理論,經阿羅(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經濟學中來。中國各地農村的社會情況千差萬別,我們可以用社會資本作為反映各地農村實際的變量引入理論分析中來。在操作上,可以對某個農村社區按照與組織聯系(與參與社團比較接近) 、集體行動、參與公共事務、社會支持、社會凝聚力、歸屬感、信任和互惠等維度[10]設計調查問卷,選擇典型地區進行調查,分析調查數據,測量評估社會資本狀況。在取得社會資本數據的基礎上,內化為博弈或計量模型的變量進行模型分析,使得對農民集體行動形成的模型分析與實際更加符合。
3.農民對社區公共產品自主治理的經驗研究。大量的經驗研究是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是否具備較強解釋力的關鍵。我們可以對國內外成功及失敗的治理案例分析,歸納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則、條件與方式。目前國內學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農村小型水利設施治理方面,可以對相關案例用奧斯特羅姆的8項原則進行檢驗。①另外,可以對我國目前通過“一事一議”方式進行的村級公共產品供給制度進行分析。針對存在的問題(事難議、議難決、決難行),分析產生問題的原因(運用不同理論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是本質上是強制性制度本身的問題)。根本是要變強制性的制度安排為農民的自主治理。
4.農民組成自治組織對社區公共產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農民自主治理包含農民如何組成自治組織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制度變遷問題。借鑒諾思及奧斯特羅姆等人的理論,我們可以從這幾方面展開研究:第一,農民自主治理的誘因:政府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市場方式和社會方式供給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權的獲得。第二,推動農民自主治理的主體:理性農民及鄉村精英的作用;政府與社會組織的作用。第三,社會資本在農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減少”搭便車“現象及對農民組成自治組織的激勵作用。第四,農民自治組織的形式:探討法人型或掛靠在具有法人性質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民自治組織的可能性。第五,農民自主治理的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其一,預期收益。包括:(1)影響因素:占用者人數、公共產品規模、市場條件、體制環境、所使用的現行規則、所提出的規則等;(2)收益范圍:對獲得剩余索取權、規模效應、風險的降低及對公共產品的管理與維護效果等方面進行量化評估。其二,預期成本。包括(1)學習、規劃、設計成本及量化評估;(2)實施成本及量化評估;(3)監督成本及量化評估。
參考文獻:
[1] James M. Buchan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32, No. 125.(Feb, 1965):1-14.
[2]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 162(1968):124-148.
[3] Quiggin. John. Private and Common Property Rights in the Economics th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XXII,No.4(Dec,1988):1071-1087.
[4] Swaney. James. A Common property, reciprocity, and community [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24, No. 2(June,1990):451-462.
[5]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9-12.
[6]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制度激勵與可持續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167-173.
[7] 林萬龍.鄉村社區公共產品的制度外籌資:歷史、現狀及改革[J].中國農村經濟,2002,(7):27-35.
[8] 李建.農村公共品三維復合屬性的新考察[J].改革,2007,(6):69-72.
[9] 王書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及困境緩解:剖析河北一個村莊[J].改革,2008,(1):148-153.
[10] 桂勇,黃榮貴.社區社會資本測量:一項基于經驗數據的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8,(3):56-60.
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nd resource self-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HUANG Yong-xin,LI Juan
(Economy college,Capit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