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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 循環經濟;再生資源;廢舊家電;規范回收;調查研究

中圖分類號 F205,TH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10-0109-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19

20世紀60-90年代,我國建立了從社區收購點到街道收購站、區縣回收公司,再到省市回收公司完整的循環經濟體系,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比例高達80%。其后該體系逐漸解體,私人企業、個體戶迅速占領城鄉再生資源市場,自發形成了大規模非規范循環經濟體系(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而放任自身外部經濟性的循環經濟),該體系再生資源經營分散、規模效應不足、資源利用率低、二次污染嚴重,甚至還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1-2]。另一方面,政府統一規劃建設,以降低環境危害、提高資源利用率為目標的規范循環經濟體系(經科學規劃的,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循環經濟)卻因回收不到足夠的再生資源而陷于癱瘓。為什么居民不把再生資源交到政府建立的規范循環經濟體系,而要使其流入非規范循環經濟體系?其中的決定因素又是什么?這實際上是決定規范循環經濟體系能否順利發展的關鍵問題。

1 文獻回顧

國內外學者已開始重視對再生資源回收行為的研究。其中,居民的“社會―經濟”屬性與“社會―人口”屬性被認為是影響再生資源回收的主要變量。Owens[3]研究了社會經濟狀況對垃圾回收行為的影響。江源等[4]通過對“生活垃圾資源化與減量化措施在中國城市居民中的認知度分析”,認為個體的社會―經濟屬性對了解其行為和實現垃圾回收目標有重要意義。與之相對應,王建明[5-6]指出在不同的“社會―人口”群體中各因子影響垃圾回收行為的程度存在差異。Vinning[7]則進一步發現“社會―人口”屬性只是影響垃圾回收行為的次要因子。硬件設施及回收組織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劉莉[8]認為,硬件設施影響垃圾回收決策,此外還有動機和回收知識等影響因素。另外,還有一些研究指出當地社會影響[7,9]、回收價格和大規模宣傳可以解釋為什么有些居民非常支持再生資源回收行為,而其他一些居民卻很少這樣做。可見,目前研究再生資源的文獻雖然較多,但主要針對的是垃圾回收[3-7,8],涉及其他再生資源回收的很少。同時,多數研究[2,12-14]僅僅是對公眾環境意識、行為或現狀的一般描述,缺乏深層次分析。此外,這些研究考慮的大多是單一因素,與實際情況不符。

從2003年起,我國城市再生資源中的電子廢棄物就進入了產生的高峰時期。電子廢棄物數量大、增速快;有較高回收價值、對非規范循環經濟體系吸引力強;潛在的環境危害大,其回收行為具有典型性[14]。同時,考慮到大學畢業生在城市居民中的比例將會越來越高,其代表性較強。為此,論文以再生資源中的廢舊家電(包括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空調、計算機5類)為例,以在校大學生及其家庭為對象開展調查,通過對調查問卷數據的檢驗和分析,找出影響再生資源回收的主要因素,建立再生資源規范循環經濟體系規劃的數據基礎和政策效應的微觀基礎。

2 問卷調查與數據處理

2.1 問卷設計、研究取樣、調查實施

論文以在校大學生為對象探究廢舊家電回收問題的感知、態度、影響規范回收(再生資源進入規范循環經濟體系的回收)行為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機制,并通過他們了解其家庭廢舊家電回收現狀、實際回收方式及其他有關問題。首先,在參考國內外有關文獻基礎上設計了預問卷,在2008年12月25日利用知己知彼網站制成了網絡問卷,有43人參與了試調查。根據試調查結果對預問卷進行修改,并于2009年5月26日在該網站重新,有312人參與了正式調查。試調查與正式調查均采用匿名方式,調查結果顯示所有回收問卷均有效。Bommsma認為,不論是模型有恰當解的機率,還是參數估計的精確性和統計量的分布,研究結果都顯示樣本量越大越好。他建議樣本規模最小應該大于100,但大于200則更好;Gerbing&Anderson則建議至少要求150個[15]。可見,本調查樣本數量符合要求。

吳剛等:循環經濟下再生資源規范回收行為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年 第10期2.2 樣本個體基本情況描述

對大學生調查的312個樣本,其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各指標比例與實際情況基本吻合,具有較高的代表性。樣本數據均采用SPSS11.5數據處理軟件進行統計檢驗與分析。

2.3 問卷結構及內容

問卷主體包括以下9類因素:廢舊家電回收再利用形勢感知(A)、廢舊家電回收再利用態度(B)、廢舊家電回收方式影響因素(C)、廢舊家電生態消費態度(D)、廢舊家電生態消費問題感知(E)、廢舊家電生態消費影響因素(F)以及廢舊家電回收現狀(Ⅰ)、廢舊家電回收行為(Ⅱ)、廢舊家電生態消費行為(Ⅲ)。其中,廢舊家電回收現狀、廢舊家電回收行為和廢舊家電生態消費行為3個因素反映的是樣本所在家庭的實際行為或現狀,其余6個因素針對的是樣本本身。考慮到所研究的5類家電都屬于大件產品,因此問卷中未設置關于“回收設施”等沒有實際意義的變量。

2.4 樣本信度及效度檢驗

對調查問卷的分析表明其信度與效度都較理想。但限于篇幅,僅以因素C為例進行分析。為了評價調查問卷的內在信度,采取學術上常用的Cronbach's α系數進行度量,結果見表2。可以看出,Cronbach's α系數0.775大于0.7;各變量與總分的相關系數除了C1都在0.6以上。說明問卷的內部一致性、可靠性和穩定性較好,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效度包括內容效度與建構效度兩種。通過采用專家判斷法和重復測試法確保了問卷的內容效度。對建構效度,用因子分析法加以檢驗。結果是,KMO檢驗值為

0.716,超過了0.7;Barrlett's球形檢驗中,X2統計量為

247.840、自由度為15、顯著性水平為0。說明問卷及各組成部分建構效度較好。

3 廢舊家電回收問題及行為總體狀況

3.1 樣本個體廢舊家電回收因素的總體狀況

廢舊家電回收再利用形勢感知因素包含“如果不按有關要求進行規范處理,您認為廢舊家電是否會對環境產生危害(A1)”和“您認為我國當前廢舊家電所面臨的回收、再利用形勢怎樣(A2)”2個變量。其中,第一個變量有30%的人認為會產生很大危害,選擇會產生較大危害和會產生很大危害的比例有79%;對第二個變量認為很嚴峻的比例約1/4,但認為比較嚴峻、很嚴峻的都高達80%。兩個變量都沒有人認為肯定不會產生危害和完全不嚴峻。可見,對當前廢舊家電回收、再利用面臨的形勢大家有一定把握,其認識也較為一致。

廢舊家電回收再利用態度因素共有10個變量。值得注意的是,在“您家通常是由誰決定廢舊家電的處理方式(B1)”選項中,選擇由妻子決定的比例要比由丈夫決定的比例高出11個百分點,而完全由丈夫、妻子之外的成員決定的比例僅7%。在“如果您從未處理過不同的廢舊家電,但憑直覺您將對其如何處理(B2)”變量中,有近50%的人選擇直接賣給收破爛的人,其次是參加商家“以舊換新”的活動,有8%選擇暫時放在家里,不做任何處理。為了進一步驗證樣本的真實意圖,問卷另外設置了一個對比變量:“據您的印象,目前多數人處理廢舊家電的方式(B3)”。對此,選擇最多的是直接賣給收破爛的人,該比例高約70%,超出前一變量近20個百分點。這表明,走街串巷的“破爛王”的印象深入人心,對居民廢舊家電的回收決策有著重要影響。

考慮到多數地區尚無統一規劃建設的規范循環經濟體系,因此,為檢驗樣本對規范回收的態度,探尋樣本對日本等國家實行的“廢舊家電處理消費者付費制度”的看法,問卷進一步設計了4個相互關聯的變量:“有些國家的政府規定:必須由使用者自己將廢舊家電交到指定的回收地點,還必須向處理廢舊家電的單位支付一定的回收處理費用。您對這一規定的看法”(B4)、“如果我國政府也要求并執行這一規定:必須由使用者自己將廢舊家電交到指定的回收地點,還必須向處理廢舊家電的單位支付一定的回收處理費用。您將如何處理廢舊家電”(B5)、“如果國家對廢舊家電的處理沒有任何限制性規定,而您有不再使用的廢舊家電需要馬上處理,您對其的處理方式”(B6)和“有兩家廢舊家電回收單位,一是政府指定的專業回收再利用單位,其回收再利用過程對環境危害非常小、回收再利用成本高,因此回收時支付給你的錢相對較少;二是非專業回收再利用單位,其回收再利用過程對環境危害很大、回收再利用成本低,因此回收時支付給你的錢相對較多。那么,你會將廢舊家電賣給誰”(B7)。對B4,有近一半的人認為這一制度不合理,認為合理和不好說的各約25%。與該結果相對應的是,在B5中,支持我國也實施該制度的人僅占13%,其余87%的人選擇私自處理,而私自處理方式中選擇最多的是私自賣掉,該比例為31%,與B2、B3的結果相吻合。對于B6,如果不強制規定,那么選擇按該制度處理廢舊家電的比例更是降到3%。值得注意的是,B5中有16%的選擇暫時放在家里,不做任何處理,而B6中選擇該項的只有6%。這說明一些人寧愿將廢舊家電閑置在家里也不愿意支持實施該制度。B7中,選擇賣給前者的比例比后者高16%。

對變量“您認為,誰最應該承擔廢舊家電的回收再利用義務”(B8),57%的人認為應由原家電生產企業(OEMs)和原銷售企業承擔,另有15%的人則認為是政府有關部門。具有戲劇性的是,與B6自愿支持“廢舊家電處理消費者付費制度”的3%相比,認為應由消費者本人承擔回收再利用義務的比例則高達19%,說明接受消費者應當承擔責任的人比愿意將其付諸行動的人要多。“您認為廢舊家電的回收再利用有無統一組織實施的必要(B9)”和“如果廢舊家電的回收、再利用有統一組織實施的必要,您認為誰組織實施最合適”(B10)兩個變量描述了對規范回收組織的態度。認為有必要對廢舊家電回收再利用統一組織實施的比例為81%,僅3%的人認為沒必要,這也印證了A1、A2兩個變量的調查結果;最適合組織實施廢舊家電回收再利用的分別是:政府有關部門(31%)、原家電生產企業(29%)、原家電銷售企業(26%)三足鼎立,另有14%則選擇了社會其他單位或組織,這與國內外廢舊家電循環經濟實踐基本一致。

312個樣本中有186個其家庭沒有二手家電,其余126個則有二手家電。186人中,關于“將來是否會購買二手家電(D1)”的廢舊家電生態消費態度,有43%的人認為不會購買,一定會購買的只有1%。

廢舊家電生態消費問題感知因素區別樣本的家庭是否有二手家電提供了變量“您最擔心二手家電的問題(E1、E2)”。無論其家庭是否有二手家電,他們最擔心的是質量問題,二者的比例均接近60%;其次是安全問題,但有二手家電的比沒有二手家電的這一比例高8%,說明沒有使用過二手家電的人對其安全問題的估計有所不足;再次是售后服務問題;至于可能存在的環境問題都只有2%的人注意到。

廢舊家電生態消費影響因素設有5個變量。由問卷分析可知,最大原因是二手家電經濟實用(41%);其次是由于經濟困難無力購買新家電(24%);基于環境保護、資源節約考量的只有6%。

3.2 樣本的家庭實際回收行為或現狀因素的總體狀況

廢舊家電回收現狀因素有5個變量。其中,對變量“您家在用的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空調、電腦等家電共多少件(Ⅰ1)”,5類家電平均低于1臺的有30%,多數(63%)平均超過1臺、另有7%超過2臺。巧合的是,“您家現在有無沒有處理的廢舊家電(Ⅰ2)”剛好各占二分之一。對于擁有未處理廢舊家電的家庭中,廢舊家電數量(Ⅰ3)為

1-3臺的有95%;沒有超過5臺的。對是否擁有二手家電(Ⅰ4),有與沒有的比例為2∶3,擁有二手家電的家庭中,二手家電的數量(Ⅰ5)1-3臺的比例均為95%。

與廢舊家電回收行為因素有關的變量2個。其中,“您家過去是否有不再使用的廢舊家電(Ⅱ1)”中,有54%樣本的家庭過去曾處理過廢舊家電,他們的處理方式

(Ⅱ2)中,42%的直接賣給收破爛的人;32%的暫時放在家里,不作任何處理;參加商家“以舊換新”活動和贈送他人的分別占11%和8%,與B2、B3變量的結果相似,所不同的是,這里選擇暫時放在家里的比例在3個變量中最高,分別為后者的4倍和8倍。

廢舊家電生態消費行為因素也有2個變量。“您家是否更新過家電(Ⅲ1)”變量中有85%樣本的家庭更新過家電,他們更新原因(Ⅲ2)的53%屬于追求新功能,剩余的47%則是因為報廢。

3.3 樣本個體廢舊家電回收方式影響因素的總體狀況

廢舊家電回收方式影響因素包括6個變量(見表2)。這6個變量中,均值得分最低的是C1,即“處理廢舊家電自己能否獲得收入以及收入的多少”,只有2.878分(最高5分,得分越高表示越重要);最高是C5,得分為3.462。可見,相對于其他因素,“能否上門回收”是決定廢舊家電回收方式的最重要因素,這與研究對象的廢舊家電屬于大件物品有關。平均得分第二的是“公民的社會責任感”,這也與樣本對當前廢舊家電回收面臨形勢的認識一致。表明對具有較高素質的大學生而言,只要能提供足夠的方便,他們更傾向于支持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再生資源規范回收再利用行為。

4 廢舊家電回收行為的差異性比較

4.1 基于樣本社會-經濟和社會-人口屬性的差異性比較

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探索樣本家庭的社會―經濟屬性與社會―人口屬性對廢舊家電回收行為的影響特征。單因素分析結果中顯著水平小于0.05的情況如表3所示,該表中各項F值也大于臨界Fa,因此,可以認為這些人口、經濟屬性指標的改變將會對相應變量產生顯著影響。由于調查對象是在校大學生,故未涉及職業、個人收入、年齡等因素;同時,由于存在異方差、多重共線性、序列相關等問題對可靠性的影響,也沒有進行回歸分析。

對于性別,在0.05的顯著水平下,對是否將會購買二手家電有明顯不同。進一步計算均值可知,男性樣本均值為3.12,而女性樣本則為3.64。即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不買二手家電。這與通常的經驗剛好相反:一般認為女性由于比男性更節省會更愿意購買二手家電。出現該結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女性比男性更愛漂亮,而作為家庭女主人如果使用二手家電也許會覺得更沒面子。換句話說,在該問題上,女性的心理感受比物質節省更重要。此外,對于B7變量,男女也存在顯著差異。男性對規范回收與非規范回收(再生資源進入非規范循環經濟體系的回收)兩種方式選擇的比接近1∶1,沒有明顯差異;而女性選擇規范回收的比例是非規范回收的2倍多。可見,如果只有規范回收與非規范回收兩種方式可供選擇,女性更支持前者。

“家庭所在地(包括省會城市、地級市、縣級市、鄉鎮及農村)”在Ⅰ1、Ⅰ3、Ⅱ2、E1和E2變量有顯著差異。對于Ⅰ1、Ⅰ3即在用家電數量和不再使用的家電數量,前者隨城市規模減小而逐漸降低,后者則剛好相反,與實際情況完全一致。對于Ⅱ2,基本上不同規模城市的家庭已發生的廢舊家電處理行為主要集中在直接賣掉和暫時放在家里不作任何處理。但大城市更多的是前者,小城市或農村則選擇放在家里繼續使用。這也印證了Ⅰ3的結果。對E1、E2的影響表現為,涉及二手家電的問題,小城鎮和農村的樣本選擇安全問題的比例是大中城市的2-3倍。這反映出由于使用二手家電的大中城市居民相對較少,他們對其存在的問題缺少實際感受。在小城鎮尤其是農村使用二手家電的人很多,遇到的安全等問題的可能性更大。

“家庭住房面積”的變化對Ⅰ1、B6、C4有重要影響。當住房面積低于80 m2時,前述5種家電平均幾乎沒有超過1臺,但其后隨著面積的增大其數量急劇增加。背后的原因或許是隨著住房面積增加其戶主的經濟實力越強、購買力也越大;另一方面,房屋面積的大小也是這些大型家電數量的限制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對B6選擇暫時放在家里不做任何處理的比例并沒有隨住房面積的增加而上升,反而是更傾向于直接賣掉或參加商場以舊換新活動。這可能是因為有較強經濟基礎的人更愿意讓其住房感覺舒適,雖然不缺錢但也不希望房子堆放多余的物品。C4“公民的社會責任感”與住房面積之間的關系類似于拋物線,中間高、兩頭低。

“家庭全部月平均收入”對Ⅰ1的影響是顯然的。此外,其變化還對C5和C6產生顯著影響。一個明顯趨勢是,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C5“有關單位能否上門回收”和C6“回收人員上門回收的時間、頻率”對規范回收的影響越大。特別是,兩個變量在家庭收入水平最低和最高兩個區間時敏感性最強,其均值差接近1。但要說明的是,收入水平的變化對C1即“處理廢舊家電自己能否獲得收入以及收入的多少”的影響并無顯著差異。

“家庭常住人口”數量的多少對Ⅰ1、Ⅰ3、Ⅱ2、C3、C4有較明顯的影響。其中,對Ⅰ1在用家電數量的影響呈拋物線狀,常住人口為3時平均家電數量最高,并向兩端逐漸降低,這與通常認為的人口越多家電數量越多有所不同。原因可能有三個:一是像洗衣機、電視、冰箱等家電共用性強,與人口數量關系不大;二是,超過3人的家庭多屬3代同堂,老人對家電的依賴性相對較低;三是,對于人口過多的家庭經濟負擔可能較重,難以購置更多家電。對Ⅱ2的影響則表現為,家庭人口越多,選擇將廢舊家電暫時放在家里不做任何處理的比例越高。對Ⅰ3的影響表現為家庭人口越多沒有處理的廢舊家電數量相對越多,與Ⅱ2的結果一致。家庭人口越多,C3“社會輿論的價值取向”與C4“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對規范回收行為的影響就越大。這可能是因為家庭人口越多,彼此會越希望自身言行會對其他家庭成員尤其是不同代際成員產生正面影響。

“住房物業管理模式”對B5和B6有重要影響。無論那種管理模式,選擇賣掉的比例均最高。但是,從其他模式、街道管理模式、專業物業公司管理的小區模式一直到工作單位管理模式,隨著空間范圍逐漸縮小、社會關系更加緊密,選擇規范回收形式的比例呈明顯增加的趨勢。其原因也許是隨著空間縮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隨之密切,其相互行為就更趨正面。該結果與前面“家庭常住人口”對C3和C4的影響結果相似。

4.2 基于其他因素的差異性深度挖掘

為深入挖掘廢舊家電回收、生態消費等問題的認知、態度、行為之間的相互作用方式,進一步做了其他有關變量之間的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對于B4,認為消費者付費制度比較合理和合理的樣本選擇按政府強制規定(屬于B5)進行廢舊家電規范回收的比例為38.46%,認為非常不合理和不太合理的該選項只占5.26%;假如政府不強制規定(屬于B6),這兩類樣本選擇規范回收的比例分別降為10.26%和0。如果不考慮樣本對該付費制度的態度,那么在沒有強制規定和有強制規定兩種情形下,選擇參與規范回收的比例由13%降到3%。這充分說明,取得居民對廢舊家電回收政策的理解對其順利推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E2對于D1而言,越是擔心二手家電安全或質量問題,購買二手家電的積極性就越低。而售后服務、環境等問題則對其很少或不產生影響。

B1對Ⅱ2的影響揭示出家庭廢舊家電處理方式會由于決策者的不同而出現差異。由丈夫決定的,選擇暫時放在家里不做任何處理的比例高達54.55%,其次是像垃圾一樣扔掉,為27.27%,選擇直接賣掉的只有9.09%;如果是妻子決定,則有55%的人選擇直接賣掉,其次是暫時放在家里不做任何處理,占15%;如果是丈夫和妻子商量決定,選擇直接賣掉的為40%,選擇暫時放在家里不做任何處理的有35%,幾乎可看成是分開決策時的平均結果。

廢舊家電回收再利用形勢A2對回收形式B7也有顯著影響。認為形勢非常嚴峻的人在B7變量中選擇規范回收的人是非規范回收的2.45倍,認為嚴峻的是1.21倍。認為不太嚴峻或完全不嚴峻的選擇結果則剛好相反。對B9的情況,感到回收形勢越嚴峻越認為廢舊家電回收再利用有統一組織實施的必要。應當說明的是,對廢舊家電回收形勢的感知與是否會購買二手家電(D1)之間沒有直接的作用關系。

5 再生資源回收行為的理論解釋

為適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再生資源循環經濟已成為研究的熱點領域。但是,這些研究涉及的:怎樣弱化不確定性影響,準確確定再生資源回收數量,進而構建合理的規范循環經濟體系;以及如何在克服復雜性影響基礎上將其有效納入該體系,是循環經濟發展必須首先要解決但尚未解決的兩個基礎問題。前者是循環經濟體系規劃的數據基礎,直接決定規劃的優化性及與實際結合的緊密性;后者則是循環經濟政策效應微觀基礎的具體反映,它既影響規范循環經濟體系的順利運行,還決定其作用能否得到充分發揮。簡言之,前者決定循環經濟體系的規劃效果,后者決定循環經濟體系的運行效果。

對第一個問題,研究人員通常忽略不確定性對再生資源回收數量的影響。盡管Ovidiu等[16-18]認為已考慮不確定性對回收數量的影響,但他們事先確立幾種可選擇的不確定性解決方案,其實質與Li-Hsing[19]假定30%、50%和70%三個回收率的方法并無不同;Jung等[20-21]對不確定性處理方法是假定回收產品服從某種概率分布,但卻未能說明相應的依據及假設的合理性。故而,研究中對回收量的常見處理方法是,用再生資源的預測存量[22-23](或在此基礎上乘以某一回收率)近似等價于再生資源回收量,然后用再生資源回收量代替進入規范循環經濟體系的回收量,從而大大降低了研究結論的有用性。至于第二個問題,由于循環經濟體系規劃研究與實踐的相對分離,目前還沒有引起理論研究者的重視。這既反映出相關理論研究的滯后性,也是在我國已制定相關促進法規、政策近10項[24]的情況下,再生資源循環經濟發展仍然緩慢的重要原因。

論文基于調查數據,以廢舊家電為例分析得出的影響再生資源規范回收行為的因素,在揭示我國,尤其是城市再生資源規范回收的特點與原因方面有一定的拓展。一是將廢舊家電回收分為規范回收與非規范回收兩種模式。居民家里的廢舊家電最終都會參與回收的,即便許多家庭選擇暫時將其放在家里不做任何處理或者贈送他人。真正需要關注的是他們參與回收的形式,不同回收形式對規范循環經濟體系規劃、建設,對非規范循環經濟體系的監督、調控等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二是政府(公共)管理維度,涉及政府回收制度或政策制定、回收環境與條件提供、輿論宣傳與引導等。三是相關企業責任維度,原生產企業、原銷售企業和回收再利用商對廢舊家電的回收再利用需承擔相應義務。原生產企業、原銷售企業可以自行或聯合組建其產品的回收再利用體系,或者將其委托給第三方回收再利用商。如果是后者,他們有向第三方提供原產品有關設計、制造信息的義務。所有直接參與回收再利用的企業都有向居民提供便利的廢舊家電回收保障。四是不同的人群選擇回收形式的影響因素不同,而且也不僅限于單一的經濟因素,具有多層、多目標的趨勢。五是廢舊家電回收形式是居民、政府、有關企業等相關主體共同參與和相互博弈的結果,但核心是居民。調查從多方面洞察了影響廢舊家電回收行為的各種因素及其相互關系,其分析結論既有助于為逆向物流、逆向供應鏈和循環經濟的理論研究奠定準確的數據基礎,也為循環經濟的科學實踐提供了新的思路。

6 結論與討論

一些國家實行的廢舊家電處理消費者付費制度在我國并不可行。無論是過去對廢舊家電的實際處理行為還是所持有的態度來看均不支持該制度的實施。如果要強制執行,消費者寧愿選擇將廢舊家電閑置在家也不愿意配合。盡管有少數樣本支持該制度,但對比變量的測試結果卻表明,他們的支持更多的是一種態度而不是實際行動。

對廢舊家電回收再利用形勢的判斷和回收再利用實施模式的態度基本一致。廢舊家電回收再利用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以及當前的嚴峻形勢參與調查的樣本都有較深刻的認識,絕大多數也認為應該對其進行統一組織,政府、原生產企業、原銷售企業等都應承擔相應的組織和資金責任。

直接將廢舊家電賣給收破爛的人,也即是參與非規范回收是當前廢舊家電回收的主要特點。這也是當前非規范循環經濟得以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以商家“以舊換新”的方式進行廢舊家電回收也較受歡迎。因此,如果短時間內難以讓消費者參與規范回收,那么鼓勵商家與廠家聯合實施“以舊換新”的銷售策略無疑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替代方式。另外,還有許多人選擇暫時放在家里不做任何處理。這與更新家電的主要原因是追求新家電的新功能有關,雖然已有新家電,但原來的舊家電既較新也能用。而賣掉的收入又很少,于是干脆將其閑置在家。這是典型的“食之無肉、棄之有味”的廢舊家電處理心理。

居民尤其是家庭主婦對廢舊家電規范回收意義的理解有助于促進規范回收。調查顯示,居民的理解比法規、政策強制推行規范回收更有效果。同時,家庭主婦是廢舊家電回收方式的主要決策者,因此規范回收順利實施的關鍵在于取得她們的理解。從態度上看她們比男性更支持規范回收,但在實際處理時她們選擇更多的是直接將其賣掉這種非規范回收形式。這或許是參與規范回收的條件不成熟,也有可能是她們并非真心支持規范回收。但無論如何,要使規范回收能夠變為現實,確實需要進行廣泛宣傳與輿論引導,尤其應針對家庭主婦。讓她們既認識到廢舊家電回收面臨的嚴峻形勢,又使她們理解參與規范回收的重要意義。

分析表明,社會空間越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密切人們的行為越趨正面和積極。因此,對廢舊家電規范性回收的宣傳、組織的重心應當分散、下移,將其放在居委會、社區,甚至居民小區,可能會比全國性、地區性的統一組織、實施更有效。

影響廢舊家電規范回收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因素是參與規范回收所取得的收入和方便性。這兩個因素在不同收入家庭中略有區別。收入相對較高的家庭他們更多的是看重方便性,反之更在意收入的多少。對此,有關企業在回收廢舊家電時應盡可能為他們提供便利條件。

中小城市尤其是農村是二手家電的主要去向,急需政府有關部門對該過程進行全面規范。家庭購買二手家電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經濟條件不寬裕而其又經濟實用,幾乎沒有基于可持續發展的考慮購買它,即便是那些認為廢舊家電回收再利用形勢已經很嚴峻的人也是如此。循環經濟“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三種模式中,二手家電屬于再使用,對循環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當前規范循環經濟發展十分落后的情況下,讓廢舊家電二次使用可以有效緩解該問題。但必須對二手家電的流通過程進行充分的引導和監督,特別是針對可能存在的安全隱患。分析也表明,安全問題和質量問題是影響二手家電消費最現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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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去年250個“藍天”創最佳成績

 

2020年，西安齊心協力克服疫情影響，統籌做好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鐵腕治霾、水污染防治、自然生態保護、土壤污染防治、十四運生態環境保障、生態環境執法等工作扎實推進，全市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能力建設不斷提升。

 

2020年，我市環境空氣質量全面改善，全年優良天數250天，同比增加25天，其中優級天數56天，創有監測記錄以來最佳成績。重污染天數15天，較去年減少13天，其中首次消除嚴重污染天氣。我市在全國168個重點城市空氣質量排名中順利退出后20位。2020年PM2.5平均濃度51微克每立方米，順利完成了“十三五”收官考核指標任務。

 

2020年，渭河西安段水質穩定達到Ⅲ類；9個省考補償斷面總體優于考核目標。我市重點監控的19個水體45個監測斷面中，除潏河長安出境斷面（長安區）外，其余均達到或優于考核要求。與去年相比，由超標提升為達標的斷面共計8個。

 

建立PM2.5與臭氧協同治理行動計劃

 

2021年，圍繞必須攻堅完成的“推進綠色發展，建設生態西安”目標任務和十四運生態環境保障任務，我市將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協同推進。

 

堅持減污與降碳協同治理，“十四五”期間，我市將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發展，落實產能置換要求，嚴控新增量，加強存量治理，繼續堅持“增氣減煤”同步，推動“電代煤”，優化交通運輸結構，提升軌道化、電動化和清潔化的水平。

 

“十四五”期間，PM2.5和臭氧協同治理是我市大氣污染防治的重點目標之一。對此，我市將聯合“一市一策”專家組，開展協同治理科技攻關，建立以PM2.5和臭氧治理為核心、以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綜合整治為切入點的持續改善空氣質量行動計劃，有效提升全市大氣環境質量。

 

進一步發揮智慧環保綜合指揮中心效能，我市將以監測數據為依據，強化大數據管理，深化數據研究分析，力爭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取得突破。

 

持續加大力度保護秦嶺生態環境

 

據市生態環境局局長劉軍介紹，我市將不斷強化大氣污染防治，堅持鐵腕治霾、科學治霾、協同治霾，大力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運輸結構和用地結構，以舉辦十四運為契機，強化顆粒物與臭氧污染協同控制，統籌推進結構減排、工程減排、管理減排，全力推動我市環境空氣質量持續改善。

第3篇

一是與服務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同步對接。加強與政府或相關職能部門聯系，取得信任與支持，切實通過履行檢察職能服務營商環境，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通過與工商聯、商界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相關職能部門召開座談會、聯席會、征詢建議意見等形式，進一步擴寬渠道、轉變方式，廣納賢言、集思廣益，進一步明確和解決檢察工作為優化營商環境“怎么服務、服務什么”具體問題，突出檢察職能與營商需求緊密性、針對性，達到靶向施策、按需履職。

二是與類案總結探索規律同步展開。組織專班分析研判2014―2016年度經濟類、涉商涉企侵財類犯罪案件，務求通過履行偵查監督、公訴、民行檢察、刑事執行和控申檢察等職能，探尋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破壞金融市場安全、貪挪國家資金、破壞民生安居等涉罪案件規律、特點，倒查本地區營商環境的缺失與不足，強化開展經濟犯罪預防工作，堅持懲治犯罪與堵漏防范相結合。

三是與設置類案辦案組織同步定位。抓住“規范司法行為、優化營商環境”專項活動與司法改革機構設置、人員分流正好適逢之機，北鎮院在偵查監督、公訴、民行檢察、刑事執行與控申檢察等部門設置了類案辦案組或專人承辦涉商涉企涉眾型經濟類犯罪案件，要求加強犯罪成因、特點、規律分析與研究，要采取適當方式深入發案單位，幫助改章建制、堵塞漏洞。堅決避免就案辦案、簡單處理。此項同步工作已經開展。

四是與司法協作機制構建同步統籌。刑事檢察部門要積極作為，主動謀劃，加強與公安、法院溝通互動，在辦理涉及營商環境方面的案件認定上，定罪的證據要求、證明標準、證明體系構建等要形成共識、統一理解，凝聚合力打擊犯罪。對公安機關辦理的相關案件要適時介入、引導偵查取證，在證據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方面加強移送前把關，對證據收集、提取、固定等要及時提出建議意見，完善證據證明力。對法院要統一證據運用標準，要“以審判為中心和庭審實質化”的訴訟理念嚴格審查、判斷、使用證據，確保此類案件立得住、訴得出、判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