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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 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 資金技術 減排承諾 發達國家

中圖分類號：D996.9 文獻標識碼：A

1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概述

面對愈發嚴重的全球變暖現狀，世界各國紛紛致力于改變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危機，于是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隨著世界氣候變化大會的召開應運而生，并不斷發展完善。

1.1概念及內涵

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最早是在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上提出的，起初旨在應對全球日益惡化的環境問題。該原則真正適用于氣候變化領域是在1992年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其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因“注意到歷史上和目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對較低”，正式提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包括共同責任和區別責任兩方面內容。共同責任實際上是不損害國外環境責任原則擴展到“人類共同關切事項”上的具體表現?！叭祟惞餐P切事項”表明了一種明顯不同于永久、共同財產、共享資源和共同遺產的法律地位，但是這個概念要求國際社會把氣候變化作為一個全球整體問題來對待。相較于不損害國外環境責任原則只是籠統地規定各國對于他國利益和全球環境問題的無差別責任，共同責任原則考量了不同國家的具體國情，繼而提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能力與責任大小的差異。

需要注意的是，共同責任不意味著共同的義務，“共同”意味著在保護全球環境方面的團結，因而也隱含著在實現所追求的目標方面以公平的方式分擔義務。這可能意味著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對不同主體之間的“區別責任”的接受。倫敦大學學院桑茲教授認為，“共同責任”確保所有國家參與國際環境法，“區別責任”確保國際環境法在政治上為各國所接受。

區別責任根源于多元化的世界經濟格局，發達國家的巨額碳排放量不僅破壞了本國良好的生態環境，更對鄰國、周邊地區，甚至是世界范圍內的全球變暖產生了不容忽視的消極影響。按照污染者付費原則的要求，發達國家相較于發展中國家利用了更多的能源資源并由此產生了環境污染與破壞，故而必須對此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并履行更多的義務，而發展中國家因自身經濟發展、資金技術等客觀條件的限制，更主要的是由于其承受了更多發達國家帶來的氣候問題，因而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無需承擔與發達國家同等的責任，此即區別責任。

1.2起源與嬗變

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首次提出，并于隨后召開的幾次世界氣候變化大會中不斷演變和發展?！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雖確立了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但并未對各締約方究竟應承擔何種責任義務作出明確的規定，也未在應對氣候變化事項中具體的實施機制，因而可以理解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是對該原則的一種宣示性的確認。

《京都議定書》的出臺意味著京都三機制的問世，可謂是對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具體貫徹實施。關于溫室氣體排放，《京都議定書》確立了四種減排機制：兩個發達國家可以進行碳排放權交易；扣除林業碳匯吸收二氧化碳數量的“凈排放量”計算機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減排的綠色開發機制；歐盟內部的“集團減排方式”?！毒┒甲h定書》實際上確立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義務的雙重減排標準機制，即發達國家應承擔更多的減排任務。

為商討《京都議定書》一期承諾到期后的后續方案，2009年召開了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在此次會議上，美國刻意強調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減排上的“共同責任”，寄希望于另起爐灶達成一個包含所有國家的單一法律條約，美國等發達國家欲脫離公約和京都議定書這一雙軌談判框架，并雙軌制為單軌制，將發達國家的義務和發展中國家的義務捆綁在一起，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基于各國本身的狀況，認為哥本哈根大會應按照公約、京都議定書及巴厘島路線圖的原則，分別對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做出決定強烈要求堅持施行雙軌制，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應率先大幅減排，允許發展中國家擁有可持續發展的空間?？上Т舜未髸⑽催_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究其原因在于各國對于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貫徹實施存在著更大的分歧矛盾。在隨后的德班平臺和最近的華沙會議中，各方雖意見不一，但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和發展了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此基礎上達成了一攬子協議并開展了一系列的合作。

2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適用和表現

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無需承擔同等責任的最主要表現便是資金技術援助和減排承諾機制的確立。相較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應承擔更多的減排任務并適當予以發展中國家以資金和技術的援助。

2.1資金技術機制

發展中國家最為關注的當屬發達國家對其提供的資金和技術支持?！稓夂蜃兓蚣芄s》和《生物多樣性公約》都規定：發展中國家締約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公約下的承諾，將取決于發達國家締約方對其在公約下所承擔的有關資金和技術轉讓的承諾的有效履行，并將充分考慮到經濟和社會發展及消除貧困是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的首要和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梢娰Y金和技術援助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資金和技術轉讓問題是近十年來國際氣候談判難以回避的主題，但實際操作情況并不理想，主要原因還要歸咎于發達國家政治意愿的缺乏。

按照公約的要求，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無須與發達國家承擔同等責任的主要原因便是在于發展中國家在長期的經濟建設中尚未產生如此之多的溫室氣體，這正是由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抗衡媲美?？萍际堑谝簧a力，經濟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資金和技術的支持。故而《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才會如此重視資金技術援助機制。然而這一機制卻一直遭到發達國家的強烈反對，尤其是技術援助。發達國家害怕發展中國家掌握其先進的核心技術，擔心因此失去市場和競爭優勢。

另一方面，由于發達國家的供資非常有限，資金的分配問題就成為發展中國家集團內部博弈的焦點之一。公約體制內基金是以項目為主導（即以項目作為供資的前提），而且占資金總額九成以上的全球環境信托基金主要資助大型的減排項目，因此，體制內大部分資金流入了主要的新興發展中大國，因為這些國家有大量的減排項目。而一些最不發達的非洲國家和小島國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最為嚴重，卻難以獲得足夠的資金從事適用活動。在哥本哈根會議中，發達國家試圖以資金分配邊緣化問題分化發展中國家集團，利用小島嶼國家聯盟向發展中大國施壓，讓發展中大國承擔與發達國家一致或相似的義務。

2.2減排承諾

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最突出的表現之一便是針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承諾。雖然這一原則確立和存在的初衷是美好的，但不得不承認和正視的是，在減排承諾事項尚欲堅守這一原則是如何的困難重重。自從巴厘島路線圖確立了雙軌制以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減排承諾方面的分歧越來越多。“雙軌制”的主要內容是：（1）繼續通過《京都議定書》之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附件一締約方進一步承諾特設工作組就發達國2012年以后的進一步減排承諾展開談判；（2）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下的長期合作行動問題特設工作組，就目前、2012年之前和2012年以后的長期合作行動展開談判，以充分、有效和持續地執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尤其是在哥本哈根會議中，發展中國家致力于維護雙軌制，發達國家卻一直試圖打破這種雙重標準，以至于總體趨勢是共同責任不斷被強調，而區別責任則不斷被削弱。哥本哈根會議上，一方面，美國等發達國家便明確提出其減排承諾與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減緩行動有可比性，另一方面，其他發達國家也要求美國的減排承諾與它們的減排承諾具有可比性。減排承諾不僅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質檢產生了分歧，更在發達國家內部間出現了嚴重的矛盾。

《京都議定書》的核心內容是：要求38個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根據規定該議定書只有在55個國家批準后才能生效，而這55個國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占 1990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5%，美國是世界頭號排放大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總量的1/4，因此，美國的態度對于議定書的命運是舉足輕重的。1997年，時任副總統的戈爾代表美國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2001年，布什總統拒絕批準它，也就是說，拒絕履行所分攤的削減7%的溫室氣體的承諾。美國的這一行為，可以說是對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一種公然背離和破壞，實質上是以強調“共同責任”為借口而逃避自己所應承擔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由于對《京都議定書》生效有舉足輕重作用的美國背信棄義，國際社會紛紛將目光投向俄羅斯。但怎奈，在批準《京都議定書》落實共同但有區別責任方面，俄羅斯的態度一直是猶豫不決的。發達國家一直強調的是“共同責任”，主張效率和公平。

3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遭遇現實困境

事物的發展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也面臨著瓶頸難題，而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情、國際地位等因素的差異，該原則在實施過程中遭遇著不同的現實困境。

3.1發達國家的困境

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實施在發達國家之間引發了現實的問題。在應對氣候變化事務上，發達國家自身不僅要承擔較重的減排義務，而且還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相應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事實上，發達國家并不能完全按照公約的要求切實履行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項下的各項責任和義務。

一方面，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只是一種自愿性的行為，更多的發達國家并不情愿將本國的資金、技術無償或廉價地輸入發展中國家之中，因而即使在世界氣候大會或會議公約中達成了某種援助承諾，也往往由于缺乏必要的援助、資金發放、技術供應程序等確認性規定而流于形式。即便發達國家自愿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種種援助，但由于各國的具體國情等現實條件的不同，有些援助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只能說是治標不治本，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難題。如上文所述，對于許多核心和關鍵性的技術，發達國家更是不愿意無償或廉價出售給發展中國家，所以在實際援助過程中，發達國家提供的往往是已經被淘汰的技術而對發展中國家無所裨益。

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美國提出，發達國家或將在2020年前每年有條件地向氣候基金會提供1000億美元的資金，但同時要求其他國家滿足美國對透明度的要求。然而“巴厘行動計劃”對“三可”評審已有明確規定，發展中國家只有得到國際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的減緩行動，才接受“三可”評審，而自主采取的行動是不接受國際“三可”評審的。發達國家在資金支持上的失信直接影響了發展中國家氣候友好技術的獲取能力。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自身承擔著較重的減排承諾要求。自1990年至最近有資料年份，附件一締約方的整體減排量只有3.9%，計入LULUCF也才勉強達到5.2%，一些主要工業化國家不但沒能完成議定書設定的減排目標，而且相比還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如美國增長16.8%，日本增長8.2%，加拿大增長26.3%。應該說，發達國家的不依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阻礙著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實施。

3.2發展中國家的難題

在經濟學理論中，任何參與經濟活動行為的當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這一原理在國家與國家交流合作之間同樣適用。實際上，任何一國在與他國的交往中都勢必會更多地考慮本國的利益，尤其是對于經濟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是如此。在歷屆應對氣候變化國際會議中，發展中國家都希望發達國家能更多地提供給本國資金、技術援助，或是要求本國承擔更少的減排任務。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世界上也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應該說，不同的國家利益驅使著不同的國家實施不同的行為。全球變暖這一事實對于不同國家也有著不同程度的危害性影響。更多的島國國家對于遏制氣候變化表現得更為積極，而內陸國家則相對較為消極。對外，發展中國家會努力為本國爭取多一分的利益和少一分的責任。對內，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最大的困擾和難題便是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許多發展中國家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是積極發展本國的經濟，因此會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片面的經濟增長；而有些國家如中國則沒有如此急迫的經濟發展要求，相比較而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更為重要的事情。

一國國內的發展情況往往又會反作用于其在國際上的影響。與發達國家相比，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可用人微言輕來形容。雖然發展中國家可以享受發達國家提供的無償或是廉價的資金技術援助，但這也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的交往中常處于劣勢的地位，無法與發達國家抗衡，自然失去了許多話語權和決定權。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可謂是“內憂外患”不斷。

4我國踐行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

作為眾多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我國在國際環境事務中同時面臨著機遇和挑戰，然而，作為負責人的大國，我國并未逃避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應有之責任并一直努力推動著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貫徹實施。

4.1我國面臨著諸多的國際壓力與國內挑戰

國際社會攜手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暖，于我國而言不僅是機遇，更是挑戰。這種挑戰不單單來源于國際社會，也來源于我國當前的經濟與環境發展現狀?？傮w而言，我國面臨著諸多的國際壓力和國內挑戰。

4.1.1國際壓力

一方面，我國需承受來自于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國際壓力。如上文所述，美國、日本等國一直倡導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減排任務上的“可比性”。近些年來，國際社會更是一度出現了“中國”。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和社會經濟的日益崛起，引發了更多的發達國家和少數不和諧的發展中國家覬覦我國所取得的成績而相繼施壓。隨著更多發展中國家在溫室氣體排放量上的不斷增加，我國未來將履行更多的國際義務并承受更多的國際壓力。

4.1.2國內挑戰

另一方面，在國內方面，我國正身處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難以協調的艱難困境。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生態環境非但沒有得到良好的改善反倒呈日益惡化的趨勢。我國實行的是國家環境管理的單一環境監管模式，但現階段國家管理機制存在著不足和缺陷，加之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尚不健全，許多環境問題難以運用法律的手段加以解決，比如我國在氣候變化方面就存在著立法的漏洞和空白。全國連日霧霾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再次敲響了警鐘，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已迫在眉睫。

4.2我國對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貫徹實施

面對已有的國際壓力和國內挑戰，我國并未退縮，而是通過不斷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用實際行動努力踐行著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題中要義，以更好地規避來自國內外的種種壓力。

4.2.1構建生態文明體系

環境保護是伴隨經濟發展的永恒話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要構建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體系，創設生態紅線，將資源產權、管理體制、生態補償等一并納入生態文明建設之中。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我國正在努力建設生態環保并重的新型和諧社會。生態文明體系的構建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指引了方向，既要追求經濟效益的提高，更要注重整體自然環境的保護，全面實現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目標。把經濟發展寓于生態建設之中，用生態效益考量經濟社會的發展指標。

4.2.2健全環境保護立法

完備健全的法制是實施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法律存在著的固有的漏洞和空白既然不可避免，我們能做的便是努力彌補立法的不足。近些年來，我國一直致力于加強環境保護立法，健全相關法律法規體系，不斷完善環境治理監管制度?，F階段，我國正在起草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立法，以期未來的氣候問題在我國有法可依。新《環境保護法》的出臺可謂是在環境保護立法方面的一大突破，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致力于呵護碧水藍天的決心和行動。

4.2.3加強國際交流合作

環境污染與破壞危及的絕不僅僅是一國或某一地區，環境問題是區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問題。環境治理需要各國的通力合作，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事務上，我國正努力踐行著身為大國的責任，勇于承擔國際責任，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密切交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強“南南合作”，不僅在資金、技術等經濟發展層面互通有無，近些年來更是加深了環境治理與保護等生態建設方面的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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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小鋼.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適用及其限制――和中國氣候變化法律與政策[J].社會科學，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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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一、思想政治教育與生態學的融合

（一）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系統

1.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系統內涵生態主要涉及兩方面的關系：一個是生物與生物間的關系，一個是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系統，即同類事物按照一定關系組成的結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者及教育對象在內的主體按照一定條件存在于相同的體系中，同時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環境持續開展物質、能量以及信息交換，筆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系統是指由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與教育環境共同構成的，在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教育主體與環境之間的物質、能量以及信息交換過程中所形成的有機聯系整體。

2.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系統劃分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系統主要包括主體與環境兩大關鍵要素。以主體存在的空間為依據，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系統可以劃分為宏觀生態系統、中觀生態系統以及微觀生態系統三大類。其中，宏觀生態系統主要涉及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系統與外部大環境兩大要素，后者專指物質圈層、制度圈層以及意識圈層。微觀生態系統主要涉及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系統以及微觀環境兩方面，其中，微觀環境就是以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為目標而人為設置的情境。

（二）思想政治教育與生態學融合的價值

思想政治教育與生態學融合的價值，具體體現在功能性、價值性以及方法論三個方面。對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生態學關注思想政治教育問題的復雜性與多面性，對問題的解決具有積極的價值。思想政治教育與生態學融合的價值，本質上就是生態學視角下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所體現的價值的具體實現，也可以理解為主體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與社會和諧發展的價值。與和諧相對立的是失衡，失衡達到足夠嚴重的程度就是斷裂。主體自由全面發展與社會和諧發展之間相輔相成，生態學關注的是整體性與關聯性，主體與社會之間存在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關系。對社會而言，整個社會所奉行的道德標準與行為規范體現了時代的要求以及主體全面而自由發展的要求。

二、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現狀及其機理（一）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現狀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生態性問題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生態主體地位是不一樣的?，F階段，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社會分工明確而精細，各個行業與領域都有自己的領軍人物，這些領軍人物立足于管理視角，對周圍人群進行適度安排，相對管理而言，教育見效慢，這容易使教育處于從屬性地位。另一方面，從個人經歷、知識結構、思維方式以及認知程度等方面來講，教育者明顯比教育對象更具優勢，這樣的現狀很容易造成教育對象的特點及現實需求被忽視的問題。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典型的交流單向性，即交流都是由教育者發起的，而受教育者多是接受，缺乏交流的互動性。

2.介體生態性問題從當前來看，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育目的、教育內容以及教育方針。人們對思想政治教育，較多地關注其政治功能，教育內容常以意識形態以及政治思想等方式呈現。此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也不太靈活。對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系統而言，開放性是非常重要的，是其本質屬性的直接體現。教育方法單一且不靈活是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所面臨的較大的阻礙，只有有效的教育方法才能達到促進教育對象向自身情感積極轉化的效果。

3.環體生態性問題思想政治教育環體就是與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系統相獨立存在的外部環境。宏觀環境生態要素、中觀環境生態要素以及微觀環境生態要素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主體的主導性地位。其中，從宏觀層面來講，對主體的削弱作用主要體現在物質圈層、制度圈層以及意識圈層等方面，從中觀層面來講，對主體的削弱作用主要體現在家庭、學校以及社會組織等方面。

（二）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現狀的機理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生態機理分析一方面，我國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一定的關懷性。很多人際關系直接體現在經濟、政治、道德以及法律等各個層面。從本質上講，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過程就是協調人際關系的過程，教育者應以平等的觀念對待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并賦予他們人文關懷，受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差異性的影響，教育對象的主體性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具體體現在二者認識水平上：第一，雙方立場上的區別，導致立場區別的原因是在個人發展以及社會和諧的關注點上存在區別；第二，雙方知識結構存在區別；第三，雙方思維方式存在區別，主要是由立場區別以及知識結構的區別所導致的，從這一角度分析，我們可以加個思維方式的區別，可以將思維方式的區別理解為立場區別與知識結構區別的延伸。

2.思想政治教育介體生態機理分析首先，從目前來看，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內容層面上還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在開放性與適應性方面偏弱。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是開放的，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是相對封閉的，這就容易造成一定的偏差。內容相對封閉確保了自身的穩定性，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穩定的內容無法滿足人們的現實需求。思想政治教育者是少數人，受教育者是多數人，這樣看來，似乎思想政治教育活動需要走適合大多數人的路線才能充分激發人們的積極性。然而實際并非如此，對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社會需求以及社會價值才是他們首要考慮的內容。其次，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對較為傳統，難以適應當前的實際發展需要，針對性與創新性都比較缺失。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須根據受教育者的實際情況設置有針對性的方式與方法，也就是注重方式方法的針對性及創新性，只有這樣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3.思想政治教育環體生態機理分析無論是在性質上還是在結構上，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系統都與環境系統存在明顯的區別。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系統具有主觀性特征，外部環境系統具有客觀性特點，二者在結構及構成方面存在本質區別。從一定層面來講，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環境系統的生成及變化直接導致內部介質及環體要素的改變，兩大系統的異質性是導致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中觀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宏觀環境，但中觀環境又與人們的生產、生活、工作與學習之間存在緊密聯系，對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他們需要結合外部環境選擇最適宜的教育方式與內容。此外，思想政治教育資源投入存在較大差距，突出體現為農村地區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力資源建設程度較低，開發力度不足。

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生態學路徑

（一）理論建構與與時俱進

一方面，我們要嚴格踐行“一元引領”原則，增強綜合國力，提升國際地位，這一點已被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證實。現如今，文化多元化的格局已然顯露，的引領地位受到一定的沖擊，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對其進行鞏固。在對文化冠以價值之名時，多元化文化也就意味著多元化價值，價值供給多元化造成價值需求多元化，極易引發價值錯位，對此必須有足夠的重視。另一方面，我們要始終堅持多元借鑒。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建構的多元借鑒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內容：在區域層面，可以在對本土及外域資源進行篩選的基礎上，借鑒其中的優勢資源；在學科屬性層面，可以對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以及生態學等資源進行借鑒。從學科屬性層面來講，在多元文化的時代背景下，堅持與時俱進，開展理論構建，在堅定不移地踐行理論主導地位的基礎之上，我們還要嘗試開展以下幾方面工作：首先，對傳統文化資源中的精華部分進行充分開發，同時向其融入一些現代化元素，從而進一步豐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內容；其次，通過對思想政治教育進行深入探討，對國外思想政治教育成果予以借鑒；最后，對關聯學科成果加以吸收借鑒，進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

（二）內容建構與求真務實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要做到三個面向，即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這也是當前對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建構所提出的時間與空間要求。其中，面向現代化，主要是指人的現代化以及環境的現代化兩個方面，人的現代化發揮主導作用，環境現代化發揮規范作用，二者相互聯系、相互補充，密不可分。對主體自立意識、參與意識、創新意識以及競爭意識的培養是構建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過程中極為關鍵的一點。面向世界，即在構建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過程中要具有開放性，放眼世界，對國外成果要虛心學習和借鑒。面向未來，即要確保個體可以準確把握機遇，體現個體價值，這是因為以內容恒定性為標準對未來發展進行預測具有不現實性。另一方面，內容的建構務求真實。要注意貼近實際，同時注重個體性差異，這樣可以提升內容的針對性。第一，就區域、行業以及部門而言，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在思想覺悟、道德水平以及政治敏銳度等方面，不同的人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在構建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過程中也要包容并體現這種差異。第二，對不同個體而言，即使不考慮區域、行業或部門的因素，受年齡、環境以及知識結構等因素的影響，在思想上也必然有所區別，所以，在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過程中，教育者要盡可能地確保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科學性及合理性。換言之，就是盡可能將矛盾的普遍性與矛盾特殊性有機結合起來，并將其落實到位，確保實效性。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要真正做到寓教于樂。這里所談及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貼近生活，并非簡單的物質層面，更主要的是精神層面。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貼近實際與貼近生活的要求，就是要始終堅持群眾化路線，借助相關活動的開展，促使群體主體間的地位平等，讓他們互相團結、相互幫助，構建和諧群體，從而實現社會和諧目標。

（三）環境優化與適應超越

第3篇

1 生產目的的區別

雖然種植蘋果總的目的是，增加土地的經濟收入，但有機蘋果除普通蘋果的優質、營養特征外，更加突出生態和安全性，有機蘋果在生產、加工過程中，通過嚴密監控，防止農藥殘留、放射性物質、重金屬、有害細菌等對蘋果生產各個環節的污染，以確保蘋果果實的潔凈。

2 生產途徑的區別

簡而言之，普通蘋果走的是量的路線，有機蘋果走的是質的路線，普通蘋果通過大量化學物質的施用，促進產量的提高，以提升生產效益；有機蘋果通過增施有機肥，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控制污染，全面提高果實的內在品質、營養價值和衛生安全指標，通過改善品質、促進生產效益的提高。

3 生產方式的區別

普通蘋果生產隨意性強，生產規程是非強制性的，生產過程沒有檢驗員跟蹤檢測，產品入市不太嚴格，沒有專門機構檢驗；而有機蘋果生產具有嚴格的操作規程，生產過程中有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有機食品發展中心委托的管理機構派員，通過對操作的真實性記錄和生產資料購買及應用記錄進行跟蹤調查，實行認證管理，生產規程具有強制性，只有按規程進行生產了，所產出的有機蘋果產品才合格，任何違規行為是不允許的。

4 管理方式的區別

相對于普通蘋果而言，有機蘋果具有嚴格的管理體系，通過制定標準，推廣生產操作規程，配合技術措施，輔以科學管理，突出了產加銷、農工商的有機結合，提高了蘋果生產過程的技術含量和蘋果生態經濟的高效率、高效益產出。有機蘋果的質量標準體系、全程質量控制措施、網絡化的組織系統、規范化的管理方式，都是普通蘋果管理所不具備的。有機蘋果在追求高產量、高效益的同時，融進了環境和資源保護意識、質量控制意識、知識產權意識，不僅實行了高產、優質、高效的結合，而且追求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

5 在質量控制上的區別

有機蘋果首選強調：“產品出自最佳生態環境”，并將環境和資源保護意識自覺融入到生產者的經濟行為中，另外通過滿足消費者對食品提出的高要求，促進生產者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和方法，最終形成對產品實行“從土地到餐桌”全程質量控制的觀念和模式，這個過程具有專門的機構進行實施，以確保措施的落實。而普通蘋果更多的是提倡，缺少的是落實。

6 組織形式的區別

有機蘋果生產通過標志管理和推廣全程質量控制技術措施，將分散的農戶有組織地歸入了有機蘋果產業一體化發展的進程中，將分散的產品有組織地推向了市場，從而通過技術和管理相結合形式構造出中國有機蘋果產業的形象和體系，普通蘋果不具備這樣的功能。

7 標志的區別

有機蘋果實行標志管理，只有按一定程序申請獲得認證后，經營者方可使用有機蘋果標志，有機蘋果才能進入流通領域。在我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有機食品發展中心在工商局注冊了有機食品標志，有機食品告訴人們有機蘋果是出自生態環境安全的無污染食品，能給人們帶來蓬勃的生命力。還提醒人們要保護環境和防止污染，通過改善人與環境的關系，創造自然界新的和諧。而普通蘋果沒有標志。

8 生產標準的區別

有機蘋果以全程質量控制為核心，制定了產地環境質量標準、生產技術標準、產品標準、包裝標簽標準、貯藏運輸標準、其他相關標準，這一系列標準對有機蘋果產前、產中和產后全過程質量控制技術和指標作了全面規定，有利于規范有機蘋果生產者、管理者的行為，是評價、監督和糾正有機蘋果生產者、管理者技術行為的尺度；有利維護消費者的利益，當消費者對有機蘋果提出異議或依法時，食品標準就成為裁決的合法技術依據；也有利提高我國蘋果生產質量，增強我國蘋果國際市場競爭力，促進蘋果出口創匯。而普通蘋果生產沒有這樣完善的、系統化的標準。

9 農資準入的區別

普通蘋果生產過程中，對所用農資沒有嚴格的要求，只要有利產量、品質和效益的提高，均可應用，而有機蘋果生產中明確規定，有機蘋果生產地環境質量要符合《有機食品產地環境質量標準》，生產過程中不使用化學合成的農藥、肥料及有害于環境和人體健康的生產資料。禁止使用基因工程技術。

10 認證的區別

普通蘋果生產出來后，入市要求不嚴，只要消費者認可即行，而有機蘋果在生產和入市前要經過國家有機食品發展中心的認證，才能取得消費者認可。一般有機蘋果經認證證實生產者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符合特定的標準，產品符合特定的標準或技術規范。這是有機蘋果生產中不可或缺的環節。

11 對生產環境要求的區別

有機蘋果對生產環境要求比普通蘋果更嚴格，有機蘋果標準規定，產品產地必須符合有機蘋果生態環境質量標準，產地的生態環境主要包括：

對大氣的要求：要求產地周圍不得有大氣污染源，特別是上風口沒有污染源，不得有有害氣體排放，生產生活用煤鍋爐需要安裝除塵除硫裝置，大氣質量要求穩定，符合有機蘋果食品大氣質量標準。

對水環境的要求：產地應選擇在地表水、地下水水質清潔無污染的地區；水域上游沒有對該產地構成污染威脅的污染源，生產用水質量符合有機蘋果食品水質環境質量標準。

對土壤的要求：要求產地土壤元素，位于背景值正常區域，周圍沒有金屬礦山或非金屬礦山，并沒有農藥殘留污染，同時要求具有較高的土壤肥力。土壤質量符合有機蘋果食品土壤質量標準。

12 產品質量追溯的區別

普通蘋果一旦入市，交易成功，生產者、經營者責任終結，有問題，只有消費者承擔，而有機蘋果由于生產過程全程監控，各環節緊密相扣，都有嚴格的檔案記錄，產品質量可追溯，產品入市，特別是出口有機蘋果，邊檢時出現問題，可向生產者、經營者索賠，消費者的利益得到極大的有效保護。有機蘋果追溯體系涵蓋生產、加工、貿易各個階段，生產者、加工者應建立完善的追溯體系，保存能追溯實際生產過程的記錄及可追溯的生產批號系統，生產記錄包括詳細的地塊圖、生產記錄、種類、肥料及堆肥；加工記錄包括收獲記錄、清洗記錄、貯存記錄。生產批號系統包括批號樣本、購銷合同及發票，年度物料平衡表等內容。

13 產品入市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