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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創新這一概念是由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阿羅斯?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中首先提出的，他將創新定義為“新的生產函數的建立”，即“企業家對生產要素之新的組合”。按照這一觀點，創新包括技術創新（產品創新與過程的創新）與組織管理的創新。

在當今的知識經濟時代，所謂企業創新實質已衍生為企業的知識創新。企業知識創新通常表現為企業文化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等不同形態，它們在現代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它們又是相互依賴，協同發展的綜合體。

一、文化創新是企業創新的源泉

企業文化創新作為企業創新的源泉，它主要通過觀念創新和行為規范創新來體現。

1.觀念創新。價值觀念是企業文化的根本特征，知識經濟時代的文化創新應是以企業家精神為核心的，執著追求開拓、變革、高效和卓越的文化，確立知識是創造價值的主要的、直接的因素的創新觀念。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在各國的高科技園區，數以百計的創新企業擁聚在一起，程序設計師及企業家們時時刻刻密切注意著他們的電腦屏幕，他們創造的新產品、新技術則以驚人的速度源源不斷運往市場。他們的利潤很大，收入不薄，靠的是什么？沒有高大的廠房，沒有龐大的設備，靠的就是頭腦，就是知識，就是觀念，就是企業家的精神，在這里，知識直接轉化為價值，觀念轉化為效益。

2.行為規范創新。行為規范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文化創新在行為規范方面表現為社會和企業、企業家和員工、組織和個人對創新活動的重視、理解、陶醉、參與和支持上。開拓精神、企業精神、冒險精神、團隊精神等幾乎都是創新的同義詞，也正是文化創新的行為特征。亨利?福特為了讓每個美國人都買得起汽車而提出大規模生產的思想，并發明了現代流水線，由此開創了當代世界的一種新型生產方式；比爾?蓋茨為了不放棄個人電腦發展的機會，能夠專心致志辦好微軟公司而毅然中斷在哈佛大學的學業，由此誕生了今天對整個信息技術發展都具有影響的微軟公司……這樣的創新精神在歐美企業發展史上比比皆是，行為規范的創新為企業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了支持。

二、技術創新是企業創新的主要形態

所謂技術創新，是指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包括實現了技術上新的產品和工藝以及技術上重大改進的產品和工藝。產品創新，即在技術變化基礎上的產品商業化。它既可以是全新技術，是全新產品商業化，也可以是現有技術發現對現有產品的改進。工藝創新（過程創新），是指商品生產技術上的重大變革，包括新工藝、新設備及新的經營管理和組織方法的創新。產品創新是目標，工藝創新是手段。

技術創新在知識經濟時代占有更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技術創新是高智力密集的活動，因此對高智力人才需求量較大。這不僅表現為高智力人才的數量較多，而且表現為技術創新過程中各個環節人才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技術創新發生于整個經濟活動中，既受經濟發展狀況與趨勢的直接影響，又反過來對經濟產生重大的作用。一些重大的技術創新由于其所帶來的創造性和高收益成果會導致生產力的超常規發展，甚至導致企業組織和經濟管理體制乃至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即使是一些中小型的技術創新，也會在漸進的過程中影響經濟的發展趨勢。信息技術產業的崛起便是最好的說明，因此，技術創新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具有重大意義。

三、制度創新是企業創新的保證

企業制度創新就是實現企業制度的變革，通過調整和優化企業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三者的關系，使各個方面的權利和利益得到充分的體現；并通過不斷調整企業的組織結構和修正完善企業內部的各項規章制度，使企業內部各種要素合理配置，并發揮最大限度的效能。

制度創新是企業整體創新的前提，同時也是實現一個企業不斷創新的保障。突出表現在：

1.制度創新是搞好企業各種管理的基礎。企業制度從廣義上講就是管理的制度化，管理本身便是強制性與藝術性的統一。為了使管理不斷創新，必須首先從體制、制度上為其開道。如果所有制結構不合理，產權不明晰，權、責、利不匹配，分配制度不合理或者組織治理結構不明確，管理混亂，則一切創新的成果將付之東流。

2.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市場創新的基礎。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作為技術與經濟聯結，為促進經濟發展而進行的新技術應用與商業化活動，更離不開制度的約束。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市場創新，如果不和制度創新相結合并協調運作，那么其結果不是有名無實就是事倍功半，因此，只有將創新體現于企業制度中，更好地發揮投資者、經營者、生產者甚至消費者創新的積極性才能使技術創新與市場創新活動落到實處。

3.發揮人才積極性的關鍵在于制度創新。在知識經濟時代，智力資源作為經濟發展中的第一戰略資源，其作用比任何時代更為突出。發揮智力人才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歸根結底要通過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是一個動態概念，需要通過在改革中創新，在創新中再改革，不斷調整企業的組織結構、權責結構、運行規則、管理規章等制度要素，不斷完善人才激勵機制，使企業制度滿足企業內部一系列創新的要求以及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外部環境多變性的要求。

四、管理創新是企業創新的關鍵

管理創新是貫穿于整個企業管理過程中的創新活動，其它任何形式的創新，需要經過企業管理職能逐步實施，需要經過管理的各個層次具體執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管理創新在企業創新中處于綜合統籌、指導協調的地位，是企業創新的關鍵。

管理創新的核心價值觀體系在于：

（1）以人為本。任何創新活動的實現都是由人這個載體進行的，人力資源作為知識經濟時代首要資源，只有樹立以人為本的價值觀，管理創新才有可能激發真正的活力。

（2）合作創新。由于知識經濟時代產業演化空間（即知識關聯的變化）和快速的知識更新，一個企業的創新能力實在有限。確立合作創新的價值觀，就是要求通過企業內部的合作以及尋求與潛在具有知識并聯企業的合作，增強企業知識創新的能力。

（3）自我超越。就是培養和激勵自己不斷實現內心深處最想實現的愿望，全心投入，通過學習和創造性活動，不斷創造和超越自己。

第2篇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both different and interrelate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has a great promo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has a direct and indirect mechanism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By clarifying the mechanism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to improve the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platform， and provides unremitting power to build an innovative country.

關鍵詞： 知識產權制度；技術創新；作用機制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echanism

中圖分類號：G3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20-0223-03

0 引言

過去30年，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全球化趨勢已經蔓延到了不同的維度。保護的范圍從發明創造延伸到了發現、集成電路和計算機軟件，從機械裝置到了生活設備，從技術信息到了科學信息，從工業產品和技術方法到了服務和金融管理方法，保護期限的延長，以及從傳統的固定形態發展到了現在的數字化形態。各種類型的知識產權客體的保護范圍界定越來越模糊，往往出現交叉保護和覆蓋保護，如繪畫作品的著作權和商標權保護的競合。

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造就了知識產權保護、技術創新、R&D之間特殊的價值框架體系。現階段世界范圍內的競爭主要圍繞技術知識開展，技術知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知識經濟是以科學技術為第一生產要素的智力經濟[1]，知識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技術創新活動，而技術創新又離不開R&D的投入與產出。

現階段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都放在了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技術創新的關系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之上。而且更多的是從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激勵或抑制技術創新的單向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

①“抑制論”。

Dear-dorff利用靜態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得出全球福利凈損失之后，Help-man利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貿易模型構建了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技術創新和模仿創新的一般動態均衡分析框架，通過引入FDI變量，得出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加劇壟斷，從而抑制技術創新的結論。

②“激勵論”。

Diwan and Rodrik提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技術的不同需求的設想，通過納什均衡的比較靜態分析得出促進區域創新活動的結果；Lai構建了一個動態的一般均衡的產品周期模型，通過引入FDI作為內生變量，發現通過FDI、TI、EX等方式進行技術轉移會促進技術創新，而通過模仿的方式轉移則會抑制技術創新，因此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能夠激勵技術創新。

③“倒U型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對上述結論的研究和分析，Furukawa構建了無規模效應的內生增長模型，引入“干中學”效應，指出盡管較強的知識產權保護能夠直接增加對創新的激勵，但是在長期情況下，知識產權保護會阻礙“干中學”效應，從而不利于技術創新，通過知識驅動和研發驅動技術進步的相互作用使得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2]

以上觀點都是以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為基準，通過其度量指標的浮動指數來衡量技術創新的速率，分析其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然而，從知識產權和技術創新發展的歷史路線和沿革趨勢來看，知識產權保護并不是激勵技術創新的唯一要素，且上述的各種理論更證明了其發展是一個相互反饋、彼此互動的動態促進過程。人們都知道在過去的18世紀60年代以來的幾次技術革命，帶動了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技術全球化、保護全球化等全球一體化的趨勢日益強烈，社會生活綜合性和多元性增強；盡管如此，相對滯后的法律制度還是基本上負擔了每一次技術創新后的技術信息保護任務，因此在探討知識產權保護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機制之前有必要針對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制度做簡要的描述中。

1 針對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制度

知識產權制度設立之初是為了保護自然人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后來在工業時代興起以后，為了促進工廠的效率和技術工人的創新積極性，政府組織開始發起一系列的保護措施來適當地激勵技術所有人的生產積極性。知識產權制度是技術、經濟、管理和法律結合的產物，它本質上就是為了解決自然人和法人智力成果的權屬和運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激勵和調節經濟生產和發展的效力機制。[3]技術創新所產生的技術成果是知識產權制度調整的主體，在今后以技術知識為主體的知識經濟時代，它必將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

知識產權制度是一項綜合性的技術保護制度，包含科技、文化、信息、醫療、工業制造、計算機軟件和集成電路以及工業設計等領域。因此，在知識產權制度源起時必然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不僅要考慮技術創新的R&D投入、技術的擴散、技術成果的產出，還要考慮知識產權制度在知識產權交易、中介機制、融資機制以及產學研轉化機制等方面的框架體系構建。具體來說，應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依據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制定與本國相適應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第二，因地制宜在相關地域和行業領域推行技術創新的實施戰略；第三，在引導和激勵技術創新的同時加強技術成果的轉化；第四，針對知識產權保護全球化的趨勢，努力促進發達國家不保護而我國富余的資源保護。

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交互決定，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作為眾多制度創新的一種，其與技術創新不僅相互決定，而且相互促進。[4]技術創新與知識產權制度創新的關系具體表現為：首先，技術創新決定著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技術創新產出的技術成果正是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從社會發展的歷程和科學技術史的沿革我們可以看出，正是技術創新的不斷產出豐富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內容，擴大了其保護的范圍。例如，計算機軟件和生物多樣性的誕生，不僅在內容、范圍、強度等方面影響了知識產權的進程，知識產權制度也隨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而不斷完善和殷實。其次，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決定著技術創新的邊界。雖然技術創新需要法律制度加以保障，但同時制度也將技術創新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如我國《專利法》第5條規定：對違反法律、社會公德或者妨礙公共利益的發明創造，不授予專利權；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獲取或者利用遺傳資源，并依賴該遺傳資源完成的發明創造，不授予專利權。知識產權制度是保護智力成果的重要法律制度，同時知識產權制度又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文化藝術的繁榮和經濟發展而不斷發展的。由于技術創新的技術成果不同，給予的保護方式也不同，并不一定會給予專利權的保護。此外，專利法第25條第1款也規定了不授予專利權的對象：科學發現；智力活動的規則和方法，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法，動物和植物品種，用原子核變換方法獲得的物質以及對平面印刷品的圖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結合作出的主要起標識作用的設計。最后，知識產權制度與技術創新維持了一種動態的浮動平衡關系，在一定程度內會激勵創新，也會在一定范圍內抑制創新。

2 知識產權制度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機制

知識產權制度伴隨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作為一種界定智力勞動成果的政策工具，其效用主要通過影響技術創新呈現。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總干事卡米爾?伊德里斯在2003年出版的《知識產權：促進經濟增長的有利手段》中把專利制度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歸結為四個方面：①專利信息為技術轉讓和投資提供便利；②能夠鼓勵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發活動；③促使新技術的開發和新產業的創立與發展；④企業能夠在許可使用、合營或其他創收性的交易中積累和使用專利。[5]《TRIPS協定》同樣指出：知識產權保護和實施的目的，應當有利于促進技術創新、技術轉讓和技術傳播，有利于生產者和技術知識所有者的相互利益，保護和實施的方式應有利于社會和經濟福利，并有利于權利與義務的平衡。[6]但是，理論研究和實踐檢驗都明確指出了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之間的相關作用關系：一方面，適度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能夠促進技術創新；另一方面，過高或過低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則會抑制技術創新。

針對技術創新的不同分類，知識產權保護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機制也有所不同，既可以直接作用于創新主體的R&D，又可以通過影響FDI、國際貿易（IT）、技術引進（TI）等國際技術轉移方式間接作用于技術創新，具體如圖1所示。

2.1 知識產權保護對技術創新的直接作用機制

2.1.1 激勵機制

知識產權的無形性及非獨占排他性使其得不到有體物所有權那樣的占有保護，知識產權易于傳播且蘊含技術經濟價值，所以一經公開便很容易受到他人的侵犯，長期下去必定會打擊發明人或設計人的創造積極性，不利于技術創新。知識產權保護發明人的發明創造不受他人的侵犯，為權利人的既得利益和預期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利益是發明人和創新型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最直接動力，通過“創新――收益――再創新”的良性生態循環，激勵企業進行進一步的R&D投入，進一步的促進技術研發革新。知識產權的激勵機制正在于，通過一種利益驅動機制，刺激投資與智力創造的活動持續不斷地進行，從而促進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6]

2.1.2 調節機制

法律賦予發明人或設計人就其發明創造一定期限的壟斷權以收回其勞動成本，并予以一定程度的獎勵；但每一件發明創造都得益于上一明創造的繼承和積累，其中蘊含一定程度的社會公共利益，因此需要平衡獨占私益與共享公益。給予一定期限的知識產權保護，并對知識產權的運用加以許可或轉讓的限制，既能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又能促進新技術的傳播與利用進而兼顧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達到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2.1.3 配置機制

技術創新的最終目標是將技術應用于市場競爭之中，如果為防止他人侵犯而將其束之高閣，不但浪費了前期的成本投入，使其失去本質意義，而且還會失去預期的競爭優勢和預期利益。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技術創新成果提供了配置途徑，一方面設置了規范的申請、授權、公開保護機制，有利于社會公眾；另一方面規定了規范的技術授權使用、轉讓、許可、交易機制，有利于權利人，使社會資源得到了優化配置和利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通過市場配置機制，使得技術創新資源，包括資金、設備和人力資源得到最優配置，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技術創新的質量，加速技術創新的進程。[7]

2.2 知識產權保護對技術創新的間接作用機制

2.2.1 對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

FDI技術溢出是指外資在進入國內市場進行生產和經營時，不得不利用其具有競爭優勢的先進技術，這樣就會產生技術擴散，促進當地技術水平和生產力的提高，從而形成一個良性的激勵循環，不斷地促進技術創新。當然，上述良性循環需要適當的知識產權保護得以保障。如，過度的知識產權保護將減少FDI內部化的必要性，從而使其從FDI的方式轉向技術許可的方式。[8]而從FDI流入質量方面，相關學者又提出：知識產權保護能夠吸引高質量的FDI流入，提高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的質量，技術密集程度越高的FDI越依賴于東道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9]

總之，知識產權保護既可以促進又可以抑制FDI的技術溢出。一方面，適度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能夠增加FDI的流入量，技術交流的機會，經過不斷地良性激勵，FDI流入的技術質量也會逐步提高，同時帶動東道國的技術水平和生產力水平，通過產業關聯效應促進本土的技術創新。另一方面，過度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帶來了FDI技術的壟斷，削弱了新技術帶來的競爭效應，外資企業也不必增加R&D投入以及提高FDI技術的質量，由此就造就了一個安逸的惡性循環，不利于技術創新。此外，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又會影響FDI技術的流入量，也不利于本土的技術創新。

2.2.2 對IT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

隨著國際間貿易往來愈發頻繁，通過技術產品或服務的進出口獲取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來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已成為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主流模式之一。一般進口的都是國內比較薄弱的領域，通過對產品進行反向工程提取相應的技術信息，逐步完善該領域的技術能力，進而實現蛙跳式的技術創新。另一方面，通過出口自己的產品，可以在國際范圍內找到自身的競爭優勢和劣勢，為了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被淘汰就必然會增加該方面的科技研發投入，以尋求一定的市場份額，因而受競爭和利益驅動又能不斷地激勵創新。

當然，上述良好的競爭環境需要相應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得以保障。對出口國而言，高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能夠對其出口的高科技產品和服務提供直接和完善的保護，使其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形成技術和價格壟斷，獲取高額利潤，進而形成“創新――高額收益――再創新”的良性循環，有助于技術創新。但對于進口國來說，過度的知識產權保護會增加進口產品的競爭周期，而且會加大自身技術創新的難度，不利于技術創新的效率。

2.2.3 對TI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

技術引進分為專利技術方案、設計圖紙、工藝方法流程等技術資料的直接引進和設備、儀器、樣品和樣件等實物產品的間接引進。前者可以使國家直接獲得先進的技術知識，實現蛙跳式的技術創新；后者只能通過對實物產品進行反向工程消化吸收其蘊含的技術知識，進而推動技術創新。

在技術引進過程中，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決定了該過程能否健康有序的進行。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能夠為技術的引進和輸出提供法律保障，提供良好的實施和保護環境，從而促進出口國進行技術輸出，而在技術輸出競爭中又會不斷地促進本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而進口國獲取外國的先進技術之后可以降低國內資本的重復研究投入，進而可以把資金投入到其他方面的技術創新之中。

3 結語

科技創新與知識產權制度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企業可以通過實施適合自身企業特點的知識產權制度來推進技術創新，而且也可以通過自身的技術創新模式尋求合適的知識產權制度，通過兩個方面的相互配合，相互反哺機制來推動整個企業的自助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當前我國正處在深入貫徹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提高自助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也成給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如何運用知識產權制度來推進技術的創新，如何運用知識產權制度來推動創新的不斷深入，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而在當下，就個體企業而言，需要針對自身企業特點，需求合適的知識產權制度和技術創新的定位，建立兩者之間的有機融合和良性互動機制，以促進技術創新能力和知識產權優勢的不斷提升，從而為我國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升和經濟建設快速發展提供不懈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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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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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小企業外部網絡與自主創新實證研究》（12CJY042）。

作者簡介：鄭慕強（1981-），男 ，廣東揭陽人，汕頭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廣東省高等學校優秀青年首批培養對象，研究方向：企業集群與企業創新;李蘭芝（1991-），女，湖北枝江人，汕頭大學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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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Knowledge Spillover

on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Study on Industry Cluster

in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

Zheng Muqiang，Li Lanzhi

（ Business School，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 515063，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