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網絡法律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今天，人們用“互聯網+”來描述這一時代。在筆者看來，“互聯網+”即是互聯網化，它是互聯網技術向商業領域應用與傳統行業網絡的應用兩股力量的相互作用結果，是整個商業組織和運行方式的變化，是商業模式和環境的網絡化。

筆者認為，在“互聯網+”時代，電子商務應更名為網絡商務。網絡商務要比電子商務具有更豐富的內涵：網絡商務可以更加準確地表述我們商業的生存基礎。電子商務強調的是商務手段電子化(在我國也稱為信息化)，而網絡商務更宜表達電子商務所不能反映出來的內涵，它可全面描述現代商務生存和運營狀態，具有電子商務不能涵蓋的內容和意義，可以視為電子商務高級形式。

與電子商務相對應的電子商務法核心，是解決電子形式的商務記錄具有書面形式效力、電子數據如何作為有效證據問題；與網絡商務對應的網絡商務法，可以實現對各種新形態的網絡經營行為的規制、對網絡交易行為的規范。

聯合國定義電子商務示范法

電子商務的定義是由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簡稱貿法會)在制定《電子商務示范法》過程中創立的，被世界各國沿用。貿法會認為，凡是使用數據電文的(data message)即為電子商務。數據電文是指由電子手段、光學手段或類似手段生成、儲存或傳遞的信息，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電子商務交換(EDI)、電子郵件、電報、電傳或傳真。

貿法會旨在解決計算機通信帶來的法律不確定性，但用了涵蓋各種電子通信手段的電子商務概念。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要“借力”，既然傳統電子通信手段的法律效力已經得到解決，那么計算機通信手段法律效力亦應當援用相同的方式解決。只是聯合國并沒有采用擴張書面合同解決的方法，而是采用獨立類型立法方式來解決其效力的。在這方面，貿法會在技術中立原則指引下，發明了“功能等同法”，認為只要電子數據滿足傳統書面的功能時，即可在法律上受同等待遇，具備相同法律效力。基于此，貿法會早在1996年就推出了《聯合國電子商務示范法》，以解決國際貿易中電子通信手段應用的法律不確定性問題。貿法會的“電子商務”和“電子商務法”一經創立，迅速為各主要國家接受。雖然主要國家的立法模式不同，但其立法宗旨、內容則大同小異，均移植聯合國示范法，解決電子通信技術應用的法律效力問題，或者電子記錄等同于書面形式問題。因此，也有學者將電子商務法稱為形式立法。

網絡商務亟待法律規范

隨著2004年電子簽名法的實施，由聯合國貿法會開創的電子商務立法任務在我國已經初步實現。“合同法+電子簽名法”立法模式，基本上解決了我國電子通信手段應用于商務領域所引發的法律不確定性。

雖然電子商務應用中，電子形式如何等同于書面形式，如何認定電子數據的證明力等電子化引發的法律問題，在實踐中還沒有完全解決，但它是法律實施層面的問題，而不是需要再立新法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電子商務已經不需要立法了。但是，電子商務的高級形態──網絡商務卻面臨巨大的法律不確定性。

舉例說明。首先，網絡商務的準入問題。在營業自由是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國家，利用網絡從事商務本身根本不是一個問題。如果商務活動不落入增值電信服務，根本不需要政府許可(獲得ICP許可證)；如果按照現行法需要政府許可的營業，已經獲得許可證的主體當然地可以利用網絡從事經營活動，不需要再另行審批或許可。但在我國，許多政府部門將傳統準入式的事前監管延伸到網絡環境，似乎利用網絡從事商務需要準入。因此，需要法律明確網絡營業自由原則，以鼓勵人們利用互聯網，創新商業模式。

其次，網絡交易法律關系界定問題。互聯網的應用，打破了地域和行業界線，創造產業融合、整合，產生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如何界定網絡環境下不同商業模式的法律關系，就需要立法明確或者確立判斷規則，以指引人們從事交易行為，對行為后果事先預期。

再次，網絡經營行為的法律規制問題。從法理上說，網絡上所有經營行為必須遵守現行法，凡是現行法規定屬于違法行為，在網絡環境下亦屬違法，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是，在網絡環境下有許多新類型的有違公平競爭的行為，就需要法律給予特別明確，有些侵害消費者的行為，甚至欺詐交易就需要規范和打擊。

還有，在網絡商務中，存在著大量的非正式規范，比如用戶協議、政策和規則等，目前沒有法律對網站或網絡交易平臺上的網絡用戶協議、網絡交易規則、網站政策等法律效力明確規范，其貫徹執行面臨法律不確定性。需要法律明確這些協議、政策或規則在法院的可執行力。我國是一個高度依賴制定法的國家，網絡商務發展和運營中存在法律上的不確定性，成為亟待需要解決的問題。問題的解決，正是本次電子商務法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法律不僅要解決現實面臨的問題，而且還有重要的引領產業或經濟發展的功能。尤其是，“互聯網+”已經成為我國產業轉型的基本戰略，迫切需要一部網絡商法勾勒未來的商業秩序，引領我國經濟轉型和商業升級發展。雖然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在商業中的應用才剛剛開始，但是，未來的商業生存模式和環境已經初步展現。如何在網絡商務初露端倪的時期，創制一些引導性規則，促進我國網絡商務大發展，也應當成為本次立法的重要目的。

網絡商法是商法的特別法

如果電子商務法旨在解決商務電子化問題，解決商業手段形式問題，那么網絡商法即解決商務的網絡化問題，解決商業本身法律規則的問題。也就是說，網絡商法旨調整網絡環境下經營行為和交易關系，確立網絡環境下商事行為的基本規則和商事交易的基本秩序。簡言之，網絡商法即網絡商事行為的法律規范。

第2篇

在計算機得以普遍應用的今天，網絡正以其驚人的發展速度影響著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網絡在給予了我們方便和快捷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法律問題；網上的著作權如何保護，網絡的信息安全以及隱私權的保護等。對此，專家學者們已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對于司法審判第一線的法官來說，網絡引發的管轄問題則顯得尤為重要和急迫。本文僅就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問題進行探討，希望有助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和解決。

一、網絡空間的特性

要探討網絡案件的管轄問題，首選應當了解網絡空間的特性。當然，這里所列舉的特性并未囊括了網絡所有的特性，而是側重于與網絡案件的管轄或知識產權保護有關的一些特征。

1全球性。Internet網絡是連接全球的網絡，全球性是其最主要的特性。可以看出，網絡這一特性與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的特點相沖突，同時也是對傳統的管轄理論及法律適用的考驗。

2客觀性。網絡空間雖然看不見，也摸不著，但它是客觀真實存在的，而非虛幻的。它不能脫離這個社會而獨立存在，應當受到現實社會的傳統價值和標準的約束。

3交互性和實時性。網絡上的行為是互動的，通過網絡，你可以主動地發出信息、作出響應，也可以被動地接收信息。這與傳統的媒體如電視、電影、廣播不同；另一方面，網絡可以實時地發送新聞和各種信息，這一點與書刊、報紙等不同，其方便快捷又勝電視、廣播一籌。

4管理的非中心化。在網絡空間里，沒有中心，沒有集權，網絡上的每一臺計算機彼此相連，沒有哪一臺是其他計算機的中心樞紐，所有計算機都是平等的。

二、傳統管轄理論和網絡管轄新理論

(一)傳統管轄理論

傳統的司法管轄理論是以地域、當事人的國籍和當事人的意志為基礎的。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9條對侵權案件的管轄是這么規定的，“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二)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新理論

網絡侵權案件與一般侵權案件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一定的差異。一方面，網絡侵權案件要考慮網絡空間有前述特性，另一方面，網絡只是一種工具、手段或新的方式，在訴訟的實體和程序上要與已有的審判實踐相一致。在管轄問題上，也應考慮上述思路，做到共性和個性的統一。

針對網絡的特性，在網絡案件的管轄問題上產生了一些新的理論：

1新理論。該理論認為、網絡的非中心化傾向表現在每個網絡用戶只服從他的網絡服務提供商(ISP)的規則，ISP之間以技術手段，協議方式來協調和統一各自的規則。網絡成員的沖突由ISP以仲裁者的身份來解決，并由ISP來執行裁決。新理論認為在網絡空間中正形成一種全新的全球性市民社會，這一社會有其自己的組織形式、價值標準和規則，完全脫離于政府而擁有自治的權利，網絡之外的法院的管轄當然也被否定。

對于上述觀點，筆者認為：網絡管理的非中心化的特點確實表現為對網絡管理的困難。網絡集電視、廣播、電影、報刊等媒體于一身，是真正的“多媒體”，另外，網絡與其他行業結合能產生新的行業，如網絡與傳統的旅游社合辦網上旅游頻道，等等。由此產生的交叉行業和新興行業在界定和管理上將出現加大的空隙，導致傳統的行政管理的力不從心。但另一方面，管理的困難并不等于無法管理和可以完全放任不管，網絡空間的客觀性的特點告訴我們，網絡是客觀真實存在的，它不能脫離于社會而獨立存在。網絡管理的非中心化不能否定傳統的價值標準和規則，網絡空間不能游離于國家、政府之外而不受約束。故筆者認為新理論是不切實際的，由此推出的否定法院管轄的觀點當然也不能成立。

2管轄相對論。網絡空間應該作為一個新的管轄區域而存在，就象公海、南極洲一樣，應以此領域內建立不同于傳統規則的新的管轄原則。任何國家和地區都可以管轄并將其法律適用于網絡空間內的任何人和任何活動，其程度和方式與該人或該活動進入該國家可以控制的網絡空間的程度和方式相適應。在網絡空間內發生糾紛的當事人可以通過網絡的聯系在相關的法院出庭，法院的判決也可以通過網絡手段予以執行。

管轄相對論和新理論相似，也過分夸大了網絡空間的自由度，社會發展要求網絡客觀、有序，依靠技術解決網絡管轄問題，僅是少數技術領先國家所歡迎的，而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筆者也不贊同管轄相對論。

3網址作為新的管轄基礎論。此理論認為：網址存在于網絡空間中，它在網絡中的位置是可以確定的，且在一定時間內也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網址受制于其ISP所在

的管轄區域，是比較充分的關聯因素。因此，網址應當成為新的管轄基礎。

網址能否作為新的管轄基礎，這將在本文后續部分討論，在此僅提出筆者的意見——網址不能作為管轄基礎，但可作為認定侵權行為地的一種參考。

4取消侵權行為地作為識別因素的理論。該理論認為，網絡侵權案件中侵權行為地的確定性很弱。如果就擴大一國范圍的角度來考慮，將網絡中的行為直接解釋進已有的規則是可以的，這是各國尤其是技術強國愿意采取的作法，但勢必造成國際司法管轄權的沖突，不利于案件的解決，也不利于建立國際司法秩序。就國際社會司法秩序的維護來看，應取消侵權行為地這一識別因素，而僅應以被告的國籍或住所地及可執行的案件標的所在地來確定一國直接的國際司法管轄權。就國內司法管轄權來看，網絡侵權案件更應如此。

筆者不贊成此種觀點，網絡侵權案件雖然在侵權行為地的認定上比較復雜，但不能說無法確定，侵權行為地是侵權案件中侵權行為的發生地或結果地，是侵權案件的重要特征，應當作為管轄的基礎。

5技術優先管轄論。這一觀點主要指在國內的管轄中，由于網絡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一些大城市的網絡發展明顯快于其他地方，象北京、上海和廣東的一些地區，ISP、ICP集中，網絡技術比較發達，有能力處理有關的技術問題，因此應當由這些城市和地區的人民法院優先管轄網絡侵權案件。

該理論在網絡初期發展中可能有方便審理、加快提高審判水平的優點，但從根本上看是不利于網絡的進一步發展的，同時也有失公平、公正，同樣不足取。

綜上所述，有關網絡管轄的新理論并不能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問題，傳統的管轄理論的基礎并未動搖。

三、涉及網絡管轄問題的案件分析

從現有案件的裁決可以看出對網絡管轄問題的意見并不完全一致。筆者僅列舉國內外的四個案例看目前網絡管轄的確定原則：

1《大學生》雜志社訴北京京訊公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案1

1998年9月，原告出版了《考研勝經》一書。其后，原告發現被告所開辦的首都在線網站已將該書大部分內容上網。故原告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權侵權訴訟。被告以公司注冊地、網站、服務器及經營地點均不在海淀區為由提出管轄異議。海淀法院將此案移送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

這是一起較簡單的網絡侵權管轄糾紛，被告侵權行為只涉及向網上或稱為上傳，由于本案的被告住所地及侵權行為地均不在海淀區，海淀法院將此案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

2馬力斯公司(Maritz,Inc.)訴網金公司(Cybergold,Inc)案2

原告是密蘇里州的一家公司，被告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公司。被告在加州擁有一個網址，并在其網址上創建了一個郵遞列表3，使訪問該網址的用戶可以通過該郵遞列表收到公司服務的信息。馬力斯公司于1996年4月向密州東區法院，控告被告公司侵犯其商標權及進行不正當競爭。網金公司提出了管轄異議，認為密州法院無權管轄，但密州法院裁決對此案有管轄權。法院認為，被告網址的特性并非是被動的，因為用戶可以通過郵遞列表收到來自被告公司的信息。這種情況符合美國關于被告和法院所在州間“最低限度接觸”4的原則，密州法院有權管轄。

這一案例在侵權行為上明顯比案例1的情況復雜，被告的行為實質上是通過其網址侵犯原告的商標權及進行不正當競爭，因此網址交互性的認定是關鍵。在網絡中，一些網址可以通過用戶的登錄作出相應的回復，這種網址相對于那些只能被動地被訪問的網址來說，稱為交互性網址。網址的交互通常可通過郵遞列表、訂閱網上雜志、登記注冊等形式表現出來。在本案例中，被告依靠郵遞列表滿足了網址互動的條件，使該網址成為交互性網址。

這也是一個經常被引用來說明最低限度接觸理論的案例，法院僅依靠被告交互性的網址確定了管轄權。法院認為，網絡不同于傳統的電話，它傳遞的信息可被所有想看到的人所共享，應當據此拓寬管轄權的行使范圍。交互性網址滿足了最低限度接觸的條件，構成對原告所在地的“最低限度”的接觸，因此原告所在地法院有管轄權。可以看出，密州法院過于重視網絡交互的作用。

類似案件還有一些，但都是較“早期”的案例。隨著網絡案件的增多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一些美國法院提出僅有交互網站，不足以判定管轄權的新觀點，并逐漸的為大多數法院所接受。下面的案例就是其中的代表。

3澤普網絡銷售公司(Zippo.Cybersell，Inc.）訴網絡銷售公司（Cybersell，Inc.）案5

原告是亞利桑那州的一家公司，被告是佛羅里達州的一家公司，兩公司的名稱中都有“網絡銷售(Cybersell)”的字樣。被告創建了一個網頁，其中包含“網絡銷售”(Cybersell)的標識，一個本地的電話號碼，一個發送電子郵件的邀請函以及一個超文本鏈接(用戶能通過此鏈接介紹自己的情況)。原告向亞利桑那州地區法院被告侵犯其商標權。地區法院以管轄權不充分為由駁回此案，聯邦上訴法院第9巡回法庭維持了該裁決。

法院認為，被告在亞利桑那州通過網絡并沒有任何的商業行為，被告在亞利桑那州沒

有“有意圖地”謀求該州的利益和希望受該州法律的保護。法院最后總結說，“簡單地將別人的商標作為域名并放置在網絡上，就判定該人的居住地法院有管轄權，這種說法是缺乏依據的”。原告需要證明被告有意圖地將他的行為指向訴訟管轄地。

被告網址的構成符合交互特性，但法院無法僅依此判定享有管轄權。此案裁決表明，美國法院對傳統的“有意獲得”6理論和“商業流通”7的理論作出了新的詮釋，認為這些理論也同樣適用于網絡侵權案件。同時認為僅依靠交互性網址不能確定管轄權，而希望通過被告行為的性質、意圖來判定。

4瑞得(集團)公司訴宜賓市翠屏區東方信息服務有限公司案8

原、被告均在互聯網上擁有自己的站點。1998年底，原告發現被告網站的主頁在內容結構、色彩、圖案、版式、文字描述等方面均與原告主頁相同或類似，原告以被告侵犯其著作權和商業秘密為由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后被告提出管轄異議。海淀法院認為海淀區為侵權行為地，裁定有權管轄此案。被告不服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海淀法院有管轄權，故駁回了被告的上訴。

這是國內首起網絡管轄案件。一、二審法院均認為被告涉嫌通過原告網站接觸原告主頁內容，即認為被告復制原告主頁的行為是侵權行為，故侵權行為地為海淀區，海淀法院有權管轄此案。這里的侵權行為很值得探討，被告接觸了原告的主頁，就實施了侵權行為了嗎?如果是這樣的話，Internet網上每一個瀏覽者都成了侵權者了。另外，被告是否通過原告網站復制了原告主頁，還不能確定(即使復制也是臨時復制)，因為網站主頁間的抄襲，有時并不需要下載復制后再修改，也可以是手工抄在紙上，然后再據此制作成新的主頁。筆者認為，本案的侵權行為是發生在被告制作完其主頁后，上傳到其主頁之時，因此被告的侵權行為實施地應當是被告網站的服務器所在地。這個案例最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抄襲網站的復制行為的判斷，其理解直接關系到侵權行為地的認定。

這個案例也涉及網絡侵權結果發生地的問題，是否因為網絡的全球性，導致侵權的結果延及到全球的任何地方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四、網絡案件侵權行為地的分析及應當注意的問題

網絡侵權案件的特點，使傳統司法管轄權的基礎受到了沖擊，這是否意味著該理論在網絡侵權案件中已無法適用了?筆者認為傳統管轄理論雖囿于其產生的時代背景，但其理論精髓在網絡案件中仍具有生命力，只是在適用中需要結合網絡空間的特性加以考慮。

分析我國民訴法關于侵權案件的管轄規定，其中所述的被告住所地比較容易理解和適用，關鍵在于對侵權行為地的理解，上述幾個案件也均側重于此。按照民訴法若干意見的解釋，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下面是分析網絡案件侵權行為地的幾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1侵權行為應當區分積極接觸和消極接觸兩種情況。

積極接觸是指把侵權信息發送到他人網址上由之讀取的情況；消極接觸是指將侵權信息放于網站之上任人讀取的行為。該行為可以是上傳、發電子郵件等，對于積極接觸案件的管轄認識比較一致，發送信息的所在地法院和被告住所地法院擁有管轄權。對于消極接觸則認識不一。筆者認為，消極接觸與積極接觸情況不同，如果原告在訴訟所在地以“消極接觸”的方式訪問被告有侵權內容的網址，法院不能以此認定對案件享有管轄權。法院如把消極接觸作為最低限度接觸的標準來受理，勢必會造成網絡上任何網址的所在地都可以作為管轄地，當事人可以任意選擇法院——他只要在某地上網即可。因此，這種認定顯然是不合適的。

2僅存在交互性網址不能確定管轄。

將上述的消極接觸再進一步分類，可分為依靠被動網站的接觸和依靠交互性網站的接觸。被動網站只將信息放在網站上，只能被瀏覽，象案例1的被告網址。交互性網站則更復雜，可以實現進一步的交互動作，象案例2、案例3中的被告網址那樣，交互行為包括登記注冊、郵遞列表、鏈接留言等。從某種意義講，交互性網址是積極接觸和消極接觸的結合。

對于被動網站，與上述消極接觸的意見一致，訪問者所在地的法院無法獲得管轄權。

對于交互性網站，意見不太統一，前述的案例2、案例3分別代表了2種不同的觀點，但較主要的和較新的觀點是案例3所提出的僅有交互網址不能確定管轄的觀點。筆者也贊同這一原則，交互網址只能作為管轄的參考，因為涉及交互網址的行為各不相同，性質千差萬別，應區分各類案件的具體情況分別加以考慮。另外，由于一些案件的侵權行為是在交互網站的基礎上還分別增加了實際接觸(指非網絡接觸的情況)的行為或網絡接觸的行為，使得判斷侵權行為更加困難。故不應一概而論。

3正確理解侵權行為的性質是確定管轄的基礎。

在案例4中，侵權行為是網址復制的行為還是內容上傳的行為，成為確定案件管轄的分水嶺。網絡侵權管轄問題上，正確理解網絡中經常出現的“復制”、“臨時復制”、“超文本鏈接”、“訂閱郵遞列表”等行為的性質，對正確掌握侵權行為地從而確定管轄權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上述行為在認定上有一定的難度，甚至有一些是理論界長期爭論的問題，這更需法官根據案情仔細分析，公正地確定管轄地。

4對網絡案件侵權結果發生地的思考

侵權結果發生地是侵權行為直接產生的結果發生地，在網絡侵權案件中，不能將其擴大到任何互聯網能達到的地方。網絡的全球性、交互性和實時性使網絡侵權行為的影響擴大何止幾倍，侵權后果也更為嚴重。筆者認為原告住所地應當可視為侵權結果發生地。原因在下文中專門討論。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們并不能找到一個對于所有網絡侵權案件皆可適用的原則。筆者認為，正是網絡侵權行為的復雜性、多樣性，要求我們在分析其侵權行為地時，應當考慮不同案件的具體情況確定管轄，而不應得出使用交互性網址或實施交互行為就一定由某某法院管轄的結論。

五、原告住所地能否成為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基礎

如前所述，眾多的網絡案件管轄新理論并不能真正解決實際問題，而依靠對侵權行為的分析來處理，也確實有一定的難度，難以確定統一適用的標準。那么，能否找到一種更方便、更適應網絡新形勢的管轄基礎呢?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將原告所在地作為網絡侵權案件管轄地。其原因有三：

1從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管轄原則來看，我國確定的一般地域管轄的原則為“原告就被告”，該原則確實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實際上，“原告就被告”原則是大陸法系較早建立的一項管轄原則，但隨著一些新類型的案件如知識產權案件、網絡案件的興起，其便于訴訟的目的往往不能得到實現，反而導致原告訴權無法得到保證，被告逍遙法外的后果。權利人為保護自己的權利疲于奔命，有時更得使用“訴訟技巧”，千方百計地拉上侵權產品的銷售者才能達到選擇法院管轄的目的，這有違于管轄原則的初衷。管轄原則的基礎應當是在方便訴訟和更好的保障當事人權利等諸方面找到一個良好的平衡點。因此在法律日新月異的今天，有必要進一步完善管轄原則。

2從網絡的特性看，由于侵權行為通過網絡來實施，使侵權行為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被告通過其侵權行為侵害了原告的利益，其侵權后果往往在原告所在地最為嚴重。同時，由于網絡的可交互性，被告可以比傳統的侵權行為更方便地指向原告所在地。被告的商業行為試圖進入原告所在地，侵害原告權利，可以表明其愿意接受原告所在地法院的管轄，或者說被告是可以預見被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轄的結果的。這些觀點在美國一些判例中已有適用。筆者認為網絡侵權行為的影響力更指向了原告住所地，可以考慮將原告所在地作為網絡侵權案件管轄地。

3從案件的涉外因素考慮，網絡的全球性不可避免地使侵權案件涉及國外被告，為便于國內原告的訴訟，維護國家的，更好地依法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合法權益，原告住所地法院應當有權管轄。涉外網絡案件的管轄問題是比較復雜的，它與國內司法管轄權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國際上對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轄原則主要有以下四種；(1)屬人管轄原則；(2)屬地管轄原則；(3)協議管轄原則；(4)專屬管轄。此外，解決管轄權沖突的還有國際公約，包括雙邊和多邊條約。對于涉外民事案件行使管轄權，是維護我國、保護我國及我國公民合法權利的重要措施。實踐中，各國均根據國內立法和國際慣例，提出更加有利于保護的管轄權原則，我國已有原則包括：(1)被告在境內居住的；(2)訴訟標的物位于國內；(3)國內原告對國外被告提起的有關身份的訴訟；(4)國內發生的損害賠償案。筆者認為，也應當將網絡侵權案件包括其中。

以上是原告住所地作為網絡侵權案件管轄地的三個原因。當然，確定原告住所地為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地，還需要立法的進一步完善或是司法解釋的補充。

六、結論

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仍應適用民訴法侵權案件管轄的有關規定。

在分析侵權行為中，應當結合具體案情具體分析侵權行為實施地。

僅有交互性網址并不能確定原告所在地法院享有管轄權。

最后，建議完善立法，將原告住所地作為網絡侵權案件管轄地。

(作者單位：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注釋：

1本案資料見(2000)海知初字第7號案。

2本案資料見美國947F.supp.1328(E.D.MO.1996)案。

3郵遞列表(mailinglist)，又稱討論組，其組內的任何成員都可通過電子郵件的形式就某一專題互相發表意見、討論問題、共享信息等，這個由所有成員組成的集合就稱為“郵遞列表”。

4最低限度接觸原則，是指案件被告在法院轄區內有沒有交易行為和民事侵權行為，法院要對案件行使管轄權，則被告和該法院間應存在某種最低限度的接觸，這種才能滿足適當程序條款和公平原則的要求。

5本案資料見美國130F.3d414(9thcir.1997)案。

6有意獲得理論，是對“最低限度接觸”原則的一項限制，該理論指出；在被告與法院所在地產生了最低限度接觸的情況下，只有這種“接觸”是被告自己的故意行為的結果，該法院才能對被告行使管轄權，該理論的本質是，被告是有意地為某種行為，以取得在訴訟所在地從事某種活動的權利，進而得到該地法律上的利益和保護。

第3篇

一、“網絡成癮”對青少年犯罪的影響

現代社會中，網絡是信息交流的一個非常便捷的工具。網絡的影響當然有其正面，也有負面，而負面影響在青少年身上體現得更加明顯。青少年由于自身控制力較差，一旦陷入網絡便不能自拔，青少年對網絡的迷戀往往損害身心健康。同時，由于網絡的遠程性、虛擬性、隱蔽性使得一部分青少年心存僥幸，瘋狂利用網絡進行犯罪。

1999年，七大工業國家司法部長在司法部長級會議上曾達成共識，認為網絡犯罪“將是21世紀最主要的犯罪形態”。且未來的網絡犯罪有年輕化趨勢，犯罪者一般都是在校學習的研究生或者大學生，而近年則有更加年輕化的趨勢。[1]在國外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案例，瑞士一家網站接連受到來自互聯網的攻擊，警方高度重視這一案件并迅速展開調查，很快便查出了這個“罪魁禍首”：是法國格勒諾布爾的一個8歲小男孩，因為父母不在家，悶得慌，所以就上網打發時光。[2]2003年8月，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年僅18歲的高中生杰弗里.李.帕森，他涉嫌制造了“沖擊波”蠕蟲病毒。該病毒大約感染了7000臺電腦，僅給微軟公司一家造成的損失就達500萬到1000萬美元，美國媒體稱帕森為“少年毒王”。[3]

在我國，“網絡成癮”對于青少年犯罪的影響同樣重大。1999年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的《中國INTERNET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披露，上網用戶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9%，年齡主要集中在21—25歲之間，占42.3%。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中心的調查顯示，我國網民中年輕人占了絕大多數，17—20歲的網民幾乎占了40%，而30歲以下的網民占了全體網民的2/3。[4]根據公安部2007年的初步統計，青少年犯罪人因為沉湎于網絡，或者受到網絡黃色信息的侵蝕，進行詐騙、、搶劫、搶奪的犯罪比例非常高。其中，被抓獲的青少年犯罪當中，有近80%的人通過網絡受到誘惑。[5]《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的出臺，對于矯正網癮少年的心理問題，預防青少年犯罪不乏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時代精神。

那么，網癮者犯罪在司法上是否按照精神病人犯罪處理呢？我國《刑法》第18條第1款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法律只規定了完全精神病人，即喪失了辨認、控制能力的人可以免除刑事責任，而其他精神病患者都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所以，《標準》將“網絡成癮”納入精神病范疇，對網癮者的刑事責任并無影響。司法實踐中，此類案件也往往依據青少年犯罪的有關規定進行。

筆者認為，針對網絡成癮者犯罪的特殊情況，在司法中與正常人犯罪無區別顯然不妥，“網絡成癮”或可成為定罪量刑的一個參考。

二、犯罪構成角度的分析

根據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犯罪構成是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系列要件的整體，包括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和犯罪主觀方面。犯罪構成由一系列主客觀要件組成，是主客觀要件有機統一的整體。犯罪的成立，必須要求主客觀兩個方面都滿足相應的法律要件，否則必然造成主觀歸罪或客觀歸罪，必然導致對公民權利的恣意侵犯。

犯罪構成主觀要件，包括犯罪主體與犯罪主觀方面。其中，犯罪主體是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依法應負刑事責任的人。我國《刑法》第17條和第18條對犯罪構成自然人主體要件作出了一般規定，作為自然人犯罪主體的只能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并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行為人只有具備了刑事責任能力，方可對其進行法律上的非難。刑事責任能力，即行為人構成犯罪和承擔刑事責任所必需的，辨認自己行為的社會性質并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刑事責任能力包括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辨認能力，是指行為人認識自己特定行為的內容、社會意義與結果的能力，也可稱為認識能力。控制能力，是指行為人支配自己實施或者不實施特定行為的能力。[6]辨認能力與控制能力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辨認能力，是刑事責任能力的前提與基礎，控制能力則是刑事責任能力的關鍵，在具備辨認能力的基礎上，還需要有控制能力才能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甚至有學者認為，具有刑事責任能力是具有犯罪故意和犯罪過失的前提。沒有刑事責任能力，行為人就不具備犯罪故意或者犯罪過失；即使具有行為的故意或過失，但這已經不是刑法意義上的故意或過失了。[7]

精神病患者，其辨認能力、控制能力皆有缺陷。行為人對于自身的行為，缺乏是非善惡的辨別力，即使行為或者不行為也都是疾病的驅動而沒有自主的控制能力。所以，各國刑法都規定精神病人為無刑事責任能力人或者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正確評定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能力，直接關系到正確的定罪量刑。

根據《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網絡成癮，是指個體反復、過度使用網絡而導致的一種

精神行為障礙，主要表現為對使用網絡產生強烈欲望，突然停止或減少使用時會出現煩躁、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礙等，甚至會導致個體自身難于區分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的關系。“網絡成癮”者，其辨認能力與控制能力與正常人的區別是客觀存在的。由此，我們不能機械的得出“網絡成癮”者實施犯罪時承擔刑事責任或者不承擔刑事責任的結論，而是要在判斷作案患者的“辨認能力或者控制能力”的基礎上，借助醫學和法學的復合知識作出相應結論。

三、評定“網絡成癮”者刑事責任能力方式探析

司法實踐中，對人精神狀態的鑒定，主要目的是確定被鑒定人的刑事責任能力，民事行為能力，以及其它法定能力，如受審能力、訴訟能力、服刑能力、作證能力等。其中，對被鑒定人刑事責任能力的評定，是對其正確定罪量刑的前提。對于具有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能力的評定，歷史上各國采取了不同的標準。

1、醫學標準

該標準主要存在于早期的刑事立法當中，即單純以醫學（生物學）一個標準來衡量精神障礙者的刑事責任能力。實施危害行為時，行為人只要存在精神或者意識障礙，即屬于無刑事責任能力人，并不需要考慮精神狀況與客觀危害行為之間的關系。西方國家早期的刑事立法中，主要采取了該標準。例如，1954年美國華盛頓地區聯邦上訴法院在審理德赫姆案件時創設的“德赫姆規則”（Durhamrule）。該規則認為：“如果被告人的非法行為是精神疾病或者精神缺陷的產物，被告人不負刑事責任。”英國最早采取醫學標準的規則，是由首法官布雷克頓（deBracton）于1265年制定的一項條例：“因為精神錯亂的人的行為類同一頭野獸，故應免予治罪。”故稱：“野獸條例”（Wildbeasttest）。[8]

單純的醫學標準，在一定時期內對于正確認定犯罪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其固有的缺陷很快暴露，即可以使所有犯罪的精神病人免予處罰，其中一些具有一定辨認、控制能力的患者可以隨意實施違法行為而不承擔責任，同時導致大量犯罪人佯裝精神病患者以逃避法律追究。采用這種標準，與當時的醫學、法學不夠發達有一定的聯系。

2、心理學標準

所謂心理學標準，即只辨別行為人的控制能力，以此評定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實施危害行為時，行為人具有控制能力，則具備刑事責任能力。反之，則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

問題在于，控制能力障礙本身缺乏明確具體的自然科學標準，司法實踐中很難區分那些行為是可以控制的，那些行為是不能控制的。而且，這一標準過于寬泛，允許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人不受刑罰，將會導致對沖動犯罪、激情犯罪等不能追究刑事責任。

3、混合標準

當今多數國家，都是采用醫學和心理學相結合的混合標準。我國也不例外，《刑法》第18條第1款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行為人在實施危害行為時，具有某種精神障礙，同時又因該障礙喪失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方可評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人，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網絡成癮”者實施犯罪時，其刑事責任能力能否按這一標準評定呢？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筆者首先提出“法律精神病”這一概念。法律精神病，是指依據法律規定的標準，經司法人員綜合衡量后，認定為可以影響行為人責任能力的精神病。并非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會被法律所吸收，法律精神病的范圍要小于醫學上的精神疾病，也只有法律精神病才能最終影響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

有學者指出，國內學界對《刑法》第18條中的“精神病”均統一理解為醫學上的“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的覆蓋面要高于醫學上的精神病。判斷精神疾病患者是否承擔刑事責任，需要從兩個層次進行。首先，需要專業鑒定人員從精神醫學的角度分析病與違法行為之間的聯系。存在精神活動障礙，本身還不能說明責任能力已被自然排除，而要看精神障礙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的社會行為能力。其次，需要辦案的司法人員把專家意見與其他證據結合起來從法學角度分析判斷，如果達到了刑法規定的“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的條件，即為法律精神病，才能相應的免除或者減輕刑事責任。[9]兩個層次依次進行，才是堅持醫學標準與心理學標準的統一，才能正確評定行為人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標準》的出臺，使得“網絡成癮”被界定為醫學上的精神疾病，筆者認為，對于網癮犯罪人刑事責任的評定采取上述方式較為合適。

但是，我國司法實踐中確定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能力時，往往陷入一種誤區，即單純強調精神醫學鑒定。精神病鑒定專家一但得出有無責任能力的結論，司法人員則不再作出任何判斷，完全采納精神病鑒定專家的鑒定結論。結果是精神病鑒定專家同時進行醫學與法學評定，或者僅由精神病鑒定專家進行醫學評定。如此，必然導致對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能力評定的偏差，從而影響正確的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