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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卷考試:考試中允許學生帶教科書和筆記本進考場,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試卷。考慮到采用開卷考試,出題的原則作了適當的調整,絕大部分題目有一定的靈活性。對所學過的一些基本知識、基本觀點、基本概念如已理解和掌握,不用翻書,稍事思考就能找出正確答案,否則即使翻書、看筆記也無法直接找到答案。例如,在“氨基酸代謝”一章,有一道這樣的題目:與S-腺苷甲硫氨酸無關的反應有:A.肌酸的生成;B.膽堿的生成;C.多胺的生成;D.尿素的生成;E.腎上腺素的生成,選項中所列反應,除去尿素的生成,其他都與S-腺苷甲硫氨酸有關。而上述相關反應,分別在脂代謝、氨基酸代謝等章節中學到過,但需要同學們自己進行歸納。其目的在于調動學生思維,更多地通過理解去掌握知識,而不是一味地死記硬背。2)計算機模擬考試:學習若干章節后,在規定時間內學生到計算機上抽題測試。測試是在師生之間充分信任的基礎上實行的免監法,在充分的誠信品質教育培養的基礎上由學生自覺作答,使學生的發揮達到最佳,也對學生的綜合道德品質培養和主動學習的態度起到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免監考的目的在于建設良好的學風[5]。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都要求平等和受到尊重與信任,渴望擁有自[6]。最有力量的學校管理者不是那些只會行使行政權力人,而是那些善于尊重人、相信人的人[7]。免監考,讓學生對自己的行為負更大的責任、具有更大的自,從而也更有力地調動了學生遵守紀律的自覺性。
2采用大班案例討論課考核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于一個患病的機體來講,同時存在著機能、形態和代謝方面的改變。案例分析是生物化學教學過程中經常使用的方法,也是學生應當具備的學習能力[8]。如女性較為注意自己的形體,關注自己身體各部位的比例正常,有些女性刻意減少飲食量以保持身材苗條,有的女性由于過度減少進食量而出現低血糖的現象。教師授課時首先提出日常生活中可以見到的這個現象,引起學生的強烈好奇心,再分析糖代謝的內容,最后回到案例本身,使學生既學到了糖代謝的相關基礎知識,又能將這些知識運用到生活及臨床實踐中,為將來的臨床課程學習打下基礎[9]。在案例的選擇中我們特別注重案例與生化知識點的相關性及相互聯系。例如:我們選擇糖尿病的病例,講解了糖代謝中血糖的來源及去路,與學生一起分析糖尿病患者為什么會出現“三多一少”的癥狀,糖尿病患者為什么容易出現酮癥酸中毒?通過這個案例的學習,不僅講解了糖代謝,同時還與脂代謝途徑聯系在一起,有利于學生對生化各章節內容從縱向到橫向結合起來。在討論的過程中,請學生先分析,教師參與討論,及時引導,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活躍課堂氣氛,是一種有效的、主動的學習方式。同時建立起案例討論成績評定方法以考核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即大班病例討論成績由病例討論課現場討論各班成績(70%)和個人成績(30%)組成。其中討論課現場討論成績由教師及學委組織的答辯委員會評出;而個人成績則根據每人準備工作多少、答辯參加狀況、任務完成情況等內容,由學委組織學生評分。案例式教學考核提高了學生的綜合能力和團隊精神[10]。
3采用論文綜述撰寫與答辯方法考核創新能力
1醫學道德觀念與生俱來于人類文化
任何民族和國家都有自身的文化傳統,這種傳統是這些民族和國家在發展進程中不斷選擇、創造、積累、傳承和堅守的結果。作為當代人文學科的醫學倫理學,原本的形態只是傳統文化中醫學道德觀念和思想的構成部分,伴隨醫學的進步和后來整個生命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醫學道德才從觀念和思想形態逐步轉化為一種學科形態。醫學以及與生俱來的醫學道德觀念是人類早期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類對事物的認識都是從對人自身的認識以及對可以觸摸到的、自己視野范圍內的外部世界的觀察開始的,對人自身的初始認識中就包含醫學的意義,因為“疾病比人類更古老”[1]2,人類的出現就意味著疾病的相伴相隨,對人自身、疾病現象以及兩者之間關系的初步認識就是醫學的萌芽狀態。由于原始人類認識能力和認識水平的局限性,“在人類尋求解除病痛的過程中,最初的方式是來自巫師的實踐”2]。巫術醫學是一種原始醫學文化形態,這種形態的基本特征是通過對一種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和崇拜,達到解除病痛、消災免禍的目的。巫醫在采用藥物治療的同時,更注重采用巫術咒語、占卜、妖術的原始宗教方式,這些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對道德力量和心理方法的巧妙運用。在那個時代,巫術在許多文化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盡管巫術醫學是世界各種不同原始醫學文化的共同形態,但由于文化起源的不同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差異,對后來古代醫學道德思想和實踐的影響也是不同的。
古代中國、印度、埃及和巴比倫四大人類文明發祥地所形成的各自獨特的文化形態,造就了不同的醫學和與之相應的醫學道德思想的萌芽。比如幼發拉底河流域產生的巴比倫文明,“認為惡神和魔鬼的附體是疾病和厄運的根源,每一個邪惡的靈魂常常導致一種特殊的疾病。”[1]28在對醫生行為的規范上采用的是法律的形式,如《漢漠拉比法典》中有多個段落對醫生的行為做出了法律的限定,具有一定的醫學道德規范意義。形成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將巫術與醫學視為兩種完全不同的學科,但他們希望二者通過結合達到更好的效果。古代埃及醫學的專業化程度很高,強調不同專業的醫生應該具備與專業相適應的良好的個人素質,“身體無處沒有自己的神”[1]32,成為不同專業醫生的宗教信條。誕生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醫學深受印度宗教的影響,印度草醫學被認為是“生命的科學”“要求醫生要善待和同情所有病人,要全身心地對待那些可以治愈的病人,同時也要理性地對待那些即將死亡的病人”[1]?產生于黃河流域的中國古代醫學與中國古代哲學融為一體,具有豐富倫理內涵的古代哲學思想直接滲透在中醫理論和方法中。在醫學倫理學史意義上,蘊含著醫學道德思想的古代醫學,其原始的科學性和人文性被融為一體,表現為一種自然哲學形態,這可以被認為是醫學倫理學的初始樣態,這種樣態在不同民族和國家文化發展中表現形式各有千秋,共同的特點則是生長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體現和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質。
2作為學科的醫學倫理學在西方率先形成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
近代以后的西方醫學開始從自然哲學形態向自然科學形態轉化,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等都開始成為醫學系統中獨立的學科,古代醫學從注重對人體、環境的研究開始逐漸擴展為微觀生命科學的探索。這個時代西醫學發展的最大特點是實驗醫學模式的逐步形成,以分析方法為主體的研究使醫學在擺脫自然哲學原始性的同時,追求生命科學的純粹性和單一性,醫學的人文性表面上被排斥在醫學之外,但由于人文性是醫學的本質規定性,迫使它只好另辟蹊徑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向和道路,西方醫學倫理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古代醫學道德思想逐步向學科形態演化的。中醫學的學科形態在近代以后并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蘊含在中醫學思想體系中的醫學道德思想一如既往附著在中醫學的母體上,以中醫學整體性的模式通過實際的診療過程傳遞給患者和社會。但近代以后,西醫學逐步成為世界性的主流醫學體系,西醫學診斷、治療方法在向世界各地擴散和傳播的過程中,特別是醫院的社會建制化和醫學教育的系統化,西方醫學倫理學從思想到學科都隨之向輸入地滲透,醫學倫理學中所包含和反映的傳統文化同樣對西方醫學倫理學的接受者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如果說古代醫學道德思想與文化的關系相對直接和簡單,近代以后醫學倫理學的逐步形成,醫學與醫學倫理學被分屬于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兩個分隔的文化領域,醫學倫理學與傳統文化的關系較之前變得更加復雜化了。
從零散、碎片化的醫學道德觀念和思想向醫學倫理學學科形態的轉化,是醫學倫理思想諸要素向醫學倫理學系統的轉化,這個過程不單純是一個伴隨醫學進步走向成熟的過程,醫學倫理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形成,科學和技術特別是生命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只提供了一方面的基礎,醫學進步在每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所提出和引發的新的倫理問題,并不能僅靠醫學本身來解釋和解決。作為學科,醫學倫理學要具備從理論、原則、方法到實踐等多層面的比較全面和系統的邏輯架構和學科體系,傳統文化通過學科理論建構的過程必然滲透和融入醫學倫理學的理論體系,或者說,醫學倫理學理論必然體現由傳統文化傳承下來的倫理精神、道德認識、道德標準和倫理原則等,傳統文化更多地是通過形而上的道德哲學思想和理論并把它轉變為一種立場和方法向醫學倫理學的理論和實踐過程輸入和滲透。從這種意義上看,傳統文化同樣構成了近代以后醫學倫理學的思想和理論基礎。傳統文化對近代西方醫學倫理學的影響并不局限于思想傳承這一條路徑上。醫學倫理學打破以往的道德哲學形態向應用倫理學形態的轉變,社會發展過程中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法律的和管理的因素都成為傳統文化向醫學倫理學輸送和傳遞的渠道。
比如,醫學由古代的個體行醫經過松散的醫學社團向作為社會建制的職業性轉變過程中,中世紀的歐洲就建立起了正規的醫學大學教育,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中世紀后期的‘里性時代’是隨著對邏輯學、自然哲學、神學、醫學和定律的課程探索在大學里制度化開始的。”[1]m傳統文化通過教育手段對醫學觀念的影響可見一斑。在這個時代,原來醫學倫理的規范對象從醫生個體行為轉變為建立職業倫理道德規范的社會性要求。在醫學伴隨社會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逐步向科學化、技術化和職業化邁進的過程中,醫學與社會的相互依賴度不斷增強,醫學的社會責任隨之得到提升,這種提升也勢必對整個醫學倫理的視野、眼界和范圍產生重要影響。正是因為這種變化,“幾千年逐步形成的醫學道德觀念和醫學倫理思想、道德原則和各種各樣的規范,產生了一種總結、概括和整合的必要,在近代哲學和倫理學強有力的理論鋪墊和支撐下,醫學倫理學在西方逐漸發展和成熟起來。
醫學倫理學向現代生命倫理學的延伸和發展,更體現了西方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生命倫理學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社會。生命倫理學一方面是醫學倫理學在學科意義上的一種延伸和擴展,傳統文化在這種延伸中完成的是自然傳承。另一方面更是生命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引發了諸多現實的生命倫理問題,這些倫理問題并不單純是由于生命科學和技術的進步直接導致的,而是科學的應用和技術的運用與傳統的醫學倫理觀念和規范產生了矛盾乃至沖突,需要重新確立新的醫學倫理標準和形成新的醫學倫理觀念,由于很多矛盾和沖突主要體現在人的生命過程的各個階段,特別是體現在人的生和死兩端,生命倫理學作為醫學倫理學發展階段上的一個新的概念似乎更能反映學科的本質。生命倫理學面對的倫理矛盾、悖論乃至道德沖突,現象上是源于新的科技成果在醫療衛生領域特別是臨床上的運用,實質上是社會傳統文化與科學技術成果廣泛運用之間矛盾的反映。根深蒂固于美國社會中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人權等政治的、社會的和倫理的觀念,在科學技術面前并沒有讓步和動搖,這些觀念向醫學領域的轉移,才造就了諸如醫療知情權、知情同意權、醫療自主權等醫療個人主義觀念的形成,這些觀念被納入到生命倫理學的原則和規范中。這種情況所表明的,并非是傳統文化對新倫理觀念形成的限制和阻礙,而是傳統文化通過各種路徑讓新的倫理觀念能夠體現和傳承它固有的價值。生命倫理學具有針對現實問題提出解決思路、方案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倫理公理的特點,但是無論面對什么樣的新的倫理問題和難題,傳統文化的影響總是無處不在。這是人類文化進化的本性決定的。
3傳統倫理文化是中國醫學倫理學本土化的脈與根
在中國醫學發展史上,醫學倫理思想不僅伴隨醫學的發展而成長,也成為以倫理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古代有諸如孫思邈的《大醫精誠》、陳實功的“醫家五戒十要”等豐富的醫學倫理思想,這些思想與以“仁愛”為核心的儒家倫理思想一脈相承。近代以來,中國醫學界和哲學、倫理學的學者也力圖構建具有中國自身文化基礎的醫學倫理學,幾乎所有論述醫學道德和醫學倫理的著述中都十分強調優秀的中國倫理傳統文化對醫學倫理的價值和意義。但是,由于中國是在帝國主義列強入侵和掠奪的炮火聲中走上近代史道路的,在長達百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傳統文化遭受了種種強烈的沖擊。西醫學就是在這個時期引入中國的,教會醫院的建立,促使醫療形態由個體模式向集團模式轉變,西醫學與中醫學在認識和實踐方式上的巨大差異導致了兩種體系之間出現種種矛盾,在中國逐步形成了兩種醫學體系并存的格局,新格局的形成必然帶
來醫學道德觀念的調整與新的醫學倫理思想的傳入[3]17。在這個階段中國并沒有構建起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醫學倫理學學科,在思想上和理論上沒有明顯的建樹,對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運用仍然停留在自發狀態。
醫學倫理學是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以學科形態出現在中國學術界和醫學界的。盡管那個時期的中國尚不具備形成現代醫學倫理學的醫學科學和技術的條件以及社會基礎,但中國哲學界和醫學界的部分學者敏銳地洞察到醫學倫理學作為學科存在的必要和可能。這個時期完成的醫學倫理學著作和教學用書在內容上都注意到了對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引入,但是受時代和社會條件的局限,醫學倫理學尚無能力在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完全形成具有中國傳統倫理文化基礎的、適合中國現實的醫學倫理學。幾乎同一時期,西方醫學倫理學理論和方法等被介紹和引進到中國,中國的醫學倫理學體系中吸納和借鑒了西方醫學倫理學,特別是生命倫理學的許多觀點、理論、內容、案例和方法,與中國學者自身的研究成果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醫學倫理學的學科體系。中國醫學倫理學在迄今為止3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在構建具有中國自身文化特色的醫學倫理學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是醫學倫理學如何形成中國的文化特色和倫理精神,并將這種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醫學倫理思想付諸醫學實踐,將是中國醫學倫理學界和醫學界長期和艱苦的工作。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醫學領域無國界的國際化特征,勢必帶來醫學倫理學在很多方面認識和標準上的普適性和全球性。信息化社會帶來的文化傳播和流動,文化的傳統性受到強烈沖擊。在這樣的趨勢面前,需要不斷地調整對醫學倫理學與傳統文化關系的認識,才可能處理好繼承傳統文化與借鑒外來文化的問題,從而推動醫學倫理學更合理地、更深入地認識和對待社會文化所具備的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
4醫學倫理文化的接受與對傳統文化的反作用
傳統文化對醫學倫理學的影響,另外一條途徑是醫學職業主體在職業實踐中的習得和堅守。文化對一個特定領域的影響固然是文化發展客觀規律性使然,主體對傳統文化的接受也是傳統文化得以傳承的重要因素。醫學倫理學從來都是一個充滿文化競爭、文化沖突的領域,醫務工作者在對醫學倫理思想、原則和規范的認知和接受過程,實質上是對文化的認識和接納過程。傳統文化并不是以一種文本或者標記的形態出現在醫學倫理學中,而是滲透在醫學倫理學思想和理論中,這些思想和理論又通過若干倫理原則和規范等體現在對醫務工作者行為的約束和要求上。醫務工作者從內心深處接受并踐履醫學道德規范,首先需要在文化層面認同和接受醫學倫理學提出和確立的價值觀念、道德認識和倫理標準。醫務工作者在對待醫學倫理原則和規范上,只有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受,這一過程是學習并接受傳統文化的過程,當醫務工作者的醫學道德認識達到一定的境界,傳統文化所倡導和確立的醫學道德價值觀念才可能扎根于醫務工作者的內心世界并成為他們醫療實踐行為的指南。
當今高等醫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基礎扎實、能力強、素質高、有創新意識的醫學人才。為此,醫學教育工作者應以轉化醫學理念指導醫學教學改革。首先,調整教學內容。醫學教學要與時俱進,在確立以基本理論、技能為重點的教學內容的同時,及時將各專業最新研究成果、技術應用貫穿到教學中,使醫學生認識到科學研究對攻克疾病的重要性。在講授具體知識點時,不僅要講清基本原理,更要說明該知識在臨床上的應用,這樣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綜合素質。同時,開展與理論教學相適應的實踐教學,減少演示性實驗,增加探索性實驗。
其次,改革教學模式。目前,醫學院校采取的教學模式有基于講座的學習方法(LectureBasedLearning,LBL)、基于個案的學習方法(CaseBasedLearning,CBL)和基于問題的學習方法(ProblemBasedLearning,PBL)。LBL是最常用的教學模式,以教師對知識的系統講授為特點,學生處于被動接受地位;CBL是以典型案例分析引導學生討論的教學模式。這兩種教學模式不能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PBL是以問題為基礎、學生為中心、教師為引導的小組討論式及自學式教學模式,在塑造學生學習自主性、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和有效運用理論知識解決問題能力方面,比LBL和CBL教學模式更有優勢,契合轉化醫學理念,但也存在缺陷,如教學缺乏系統性和全面性。為克服這些教學模式的缺陷,美國Oklahoma大學的LarryMichaelsen提出了基于團隊的教學模式(TeamBasedLearning,TBL),它結合了LBL和PBL教學模式的優點,注重大班教學的系統性和小組學習的高效性,以課前設計好的問題為引導,避免了PBL教學中學生學習目標不明確現象的發生。這一教學模式作為新興的醫學教學模式,已在歐美多所醫學院校使用,取得較好效果。最后,還應重視開展醫學實踐活動,注重學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能力的培養。多開展臨床見習、病例討論、社區見習等活動,引導學生從實踐中提出問題,以解決提出的問題為目標進行科學研究,實現從臨床問題到實驗室研究的轉化。
2以轉化醫學理念培養師資隊伍
師資隊伍培養是教學改革成功的關鍵,在轉化醫學教學中教師是指導者和幫助者,引導學生將理論學習與臨床應用相結合,從臨床發現問題并提出解決思路和方法。因此,非常有必要對教師進行系統的教學技能培訓。
首先,要保證教師的科研內容與臨床實踐不脫節。目前醫學院校專業基礎課程中,病理學和護理學是與臨床實際工作聯系最緊密的學科,因為我國大部分病理學教師同時承擔著附屬醫院病理科的病理診斷工作,護理學教師也在臨床各科室輪崗。但其他一些基礎課程(如病原微生物學、免疫學、生理學等)教師常由從事基礎研究而缺乏臨床實踐經驗的研究人員擔任。
因此,醫學院校可通過組織基礎學科教師有選擇地參加臨床科室查房和全院疑難病例討論,組織臨床學科教師參加醫學科研沙龍等活動加強師資隊伍建設。醫學院校還可設立轉化醫學科研基金,鼓勵基礎學科教師與臨床醫生聯合申請,為基礎科研人員與臨床醫生創造學術交流機會,臨床醫生可將臨床急需解決的問題反饋給基礎科研人員,基礎科研人員可通過研究及時將成果轉化為臨床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