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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正文：

筆者曾經做了一次簡單的調查，就是提起跨國投資，然后觀察人們的反映，大多數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國際上著名的跨國公司，什么可口可樂，麥當勞的；提到外資，更多的人關心的是如何引進和利用外資，很少有人將這些同中國的企業聯系到一起。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資金缺乏的確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但殊不知，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全球一體化的不斷加強和中國加入WTO，贏得了國際化的資源配置環境，大多的中國企業都應該走出國門，為自己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國際跨國投資是公司為了獲取預期未來收益而將資本投放到國外的活動，是國際貨幣資本和國際產業資本實現跨國流動的一種形式，以資本增殖，生產力提高為目的的國際跨國投資活動是科學進步，國際分工細化及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跨國公司已成為國際投資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是國際投資活動的主體。國際跨國投資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大踏步發展，十多年來跨國投資金額超過了10000美元的大觀。在過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國投資保持了極高的增長速度，投資金額從1995年的3311億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億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億美元。統計資料顯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國公司總數超過了60000家，擁有30萬個海外子公司和附屬企業，這些跨國公司占全世界對外國投資的70%以上，占全世界總產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個經濟體中有51個是跨國公司，其余49個是國家，也就是說，有些跨國公司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中等發展中國家。時隔五年，以跨國公司的發展勢頭，不難想象其規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實證明，跨國投資是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對中國企業而言，盡早地加入國際競爭當中，顯得尤為迫切。

按照國際資本輸出的規律，各國吸收國外投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資，對外投資可達到1.44美元。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例為1；0.43，而我國目前的比例為1；0.26左右，尚相當于發展中國家的1/2多一點。隨著我過綜合國力的不斷加強，工業門類的齊全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交流經驗的大量積累，我國對外投資存在著不可估量的潛力。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認為，目前中國應該并且已經達到快速對外輸出資本的階段。他指出，按照國際經驗，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一旦達到2000美元，產業結構就應進行調整，把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企業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來獲得更多的利潤。目前中國人均收入雖只有1000美元多一點，但是由于地區差異，上海人均收入已經達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蘇、浙江、廣州等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都遠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國外投資是萬事俱備，只差行動了。

近幾年來，中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緊縮，很多領域存在過剩的生產能力，這就很容易讓人想起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即產業升級后處于比較劣勢的產品和技術的轉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內陸欠發達地區，再就是向國外此產業仍然處于比較優勢的地區，尤其是了解國外市場的企業，向資本缺乏而勞動力密集的地方轉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指出：中國對外投資應該選擇那些市場程度比中國慢半拍的國家和地區。中國企業一方面有著充足的經驗，一方面對這種轉型中的市場有超強的適應能力。他將之成為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的“早半拍”準則。早半拍準則可以在國際貿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說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論（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經濟學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國家之間需求結構相似來解釋工業制成品貿易發展的理論，這對跨國投資同樣適用。林德認為，影響一國需求結構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國的需求結構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關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國家，其消費偏好和需求結構越相似，產品的相互適應性就越強，貿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其選擇消費品的質量要求也就較低，因為他們要讓有限的收入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同時，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掌握生產技術，也只能選擇通用的技術，簡單的資本設備，而人均收入較高的國家剛好相反。這就給人一種感覺，中國過剩的生產能力最好走這條路。徐滇慶教授根據他的早半拍準則得出結論：中國資本輸出最佳的地區是東歐地區，并切舉了豐佳集團的例子加以說明。其依據是這些地區國內市場化程度，參與世界經濟的程度都遠不如中國，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結構和中國類似。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一、這種理論只能解釋水平上的跨國投資問題，卻忽視了垂直跨國投資問題。二、這種理論只叢經濟發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視了政治等其他的條件。以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為例，其投資環境存在以下的問題：1、法律煩瑣，透明度低，且優惠政策沒有明確的法律保障；2、經濟困難，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期望值較高，反過來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穩定；4、處于美俄爭奪激烈，經濟不穩定，麻煩事多的灰色地區；5、腐敗、、行賄受賄嚴重，投資風險大，成本高，等等。豐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這些一下都抹去。三、這種理論引導的資本流向的產業基本上是一些低級產業，不利也企業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準則倒不如歸結為一種跨國投資戰略，即打發展程度的時間差，利用這種時間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導資本的主要流向。我國企業跨國投資應樹立多元化的發展觀念，不應該過分依賴一些國家、地區和產業，更不能一哄而上。應該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礎上，對投資市場和產業有所取舍，以發揮資本的最大效用。

實際上，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歐美發達國家及一些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才是優先考慮的對象。原因如下：1、這些國家市場化程度較高，社會政治環境穩定，雖然競爭激烈，但也為投資者提供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2、這些國家有著先進的生產管理技術和豐富的營銷經驗，是我國企業“練兵”和“取經”的最佳場所，能對我國國內企業的質量和水平有所推動和提高；3、這些國家的技術開發和產品較新，可以是企業對前沿技術和管理有較快的反應能力，有利于我國企業發揮后起者優勢實現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提升產業層次和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4、歐元美元作為硬通貨，幣值堅挺，匯率風險小而增殖能力強；5、目前歐美國家都實行鼓勵外來投資政策，提供各種低息貸款。另外已有的工業基礎能為企業提供相關的產業支持，有利于企業降低成本。調查表明，絕大多數中國資本投向正是這些地區。

解決了區位選擇問題，那么下一步就是怎樣走出去了。一個模糊而又完美的建議無外乎考慮企業自身狀況和國外的投資環境。在此問題上，也沒有完全適用的法則，中國企業完全可以深練太極之道，將中華武功的精髓思想運用到走出去的戰略中來。

對付強者，避實就虛，攻敵弱點。我國企業與國際知名跨國公司在國際競爭中的實力對比相差懸殊，所以不能硬來，應該采取迂回的策略，發揮靈活的優勢，攻擊敵人薄弱的環節。從大型相關產業的公司涉足不深的地方，推廣自己的國際化品牌。

以己之強攻敵之弱，發揮比較優勢。我國的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依托的跨國經營可以物美價廉的產品占領國外市場，中國的很多產品（勞密型）占據世界大量的市場分額，甚至引起一些國家的恐慌，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進行內部化的交易，可以有效的減少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反傾銷。進而發揮勞動成本低廉的威力。

以靜制動，發揮后起者優勢。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比較優勢的戰略適用的是貿易領域，雖然能使發展中國家獲得貿易利益，但容易使我國低水平的產業結構固化。在現有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通過與高新技術的結合來提升產業結構是我國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發揮后起者優勢，敵未動我不動，敵動，我動在先。具有選擇的使用國外在付出巨大代價才獲得的支持經濟增長的一系列科技成果，這樣就可以跳國許多技術發展階段，直接采用新技術甚至在其基礎上進行研發實現企業質的飛躍。如首鋼集團收購美國MastaEngineer公司70%的股份，獲得了650套設計圖紙，46個設計軟件包，從而增強了首鋼集團設計和制造重型冶金設備能力，擴大了中國鋼鐵工業作為整體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2002年9月TCL集團控股的TCL國際通過其全資子公司與德國施耐德達成收購協議，利用巧勁，達到了利用其已有的融資和銷售渠道。

集中力量，各個擊破。由于實力不足，我國企業采取全線出擊可能隱含過大的風險，但如果采取各個突破就不會力不從心。海爾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矗立起海爾大廈使美國人開始把HAIER和HIGHER聯系到一起后，與三洋機電成立三洋海爾株式會社，把冰箱打入了很難進入的日本市場。

第2篇

貿易與資本流動之間的關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個標準的2X2X2的貿易模型，該模型假定其中一國具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該國對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設置貿易障礙，從而使該國資本的邊際產量上升，引起外國資本流入。根據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價格不變的條件下，資本要素的增加將增加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減少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該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量減少，從而資本流入替代了貿易出口。此后20世紀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標準的2X2X2模型中假設兩國存在技術差異，導致要素價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國際流動，每個國家都將獲得其出口產品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根據Rybczynski定理，兩國要素稟賦的變化會促使其出口部門的擴張，從而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關系是互補的。

傳統的國際貿易純理論是建立在商品貿易基礎上的，而服務貿易存在某些與商品貿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國際服務貿易是勞動與貨幣的交換，而不是物與貨幣的交換；第二，服務的生產與消費大多同時同地發生，服務不可儲藏；第三，統計方式不同，國際服務貿易在各國國際收支表中統計，而貨物貿易由各國海關統計。盡管服務貿易存在這些與眾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經濟學觀點仍然堅持認為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應用于國際服務貿易是有效的。Sapir在1981年進行了一系列服務貿易的實證研究，其主要結論是：“傳統貿易理論適用于服務貿易，要素稟賦在服務貿易模式的決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標準的H-O模型框架下，通過改變個別的約束條件成功地解釋了國際服務貿易如何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目前國際經濟學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服務貿易領域同樣存在比較優勢的合理內核”。因此在分析跨國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時，我們仍然沿用傳統的國際貿易純理論方法。

我們分析的起點是假設經濟是完全競爭的，在國際市場上每個國家都是小國，每個國家產品產量的變化不會引起國際市場產品價格的變化，而且假設一國由兩個經濟部門組成，M是制造業或農業部門，S是服務業部門，兩部門都以資本K和勞動L作為要素投入，體現消費者效用的社會無差異曲線是位似的。

外資的流入增加了一國的資本要素稟賦，通常情況下都假定外國直接投資（以下簡稱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產部門間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們認為跨國投資是與具體的行業相關聯的，也就是說，FDI不會在本國的各行業間自由流動，資本流入之后就鎖定在特定的行業中，這樣的假定對各國生產函數的影響與通常的情況不同。當FDI可以在部門間自由流動時，對兩部門的生產能力都造成了影響，而當FDI與具體行業相關聯時，只改變該行業的生產能力。

在對跨國投資的特性作出規定之后，我們首先分析外國資本流入發達國家的情形，發達國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可以用圖1的產品空間來表示該國的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情況。在圖1中，坐標橫軸和縱軸分別表示該國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產品產量，M[,1]S[,1]是其生產可能性曲線，P[,1]P[,1]′是相對價格曲線，在不存在要素變化的情況下，可知該國在A[,1]點生產，在C[,1]點消費，該國的凈出口量是B[,1]A[,1]。考慮FDI流入該國，由于其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所以流入的FDI中相當大比例的部分投資于服務業，于是該國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務業增產的比例高于制造業。因為國際市場產品價格不變，價格曲線的斜率也保持不變，平行外移到P[,2]P[,2]′，此時，該國將在A[,2]點生產，社會無差異曲線是位似的，所以在C[,2]點消費，服務凈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該國服務業的生產和消費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證明在此服務生產的增加大于服務消費的增加，所以，服務凈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說FDI的流入增加了該國的凈服務出口，增加了該國服務業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

附圖

圖1FDI流入導致的生產、消費和貿易變化（發達國家）

其次，我們分析發展中國家的情形，發展中國家一般不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相對而言其比較優勢在制造業或初級產品產業，此時可以用圖2的產品空間來表示其生產、消費和貿易。在FID流入前，該國的生產和消費點是A[,1]′和C[,1]′，是服務凈進口國，服務凈進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為該國的比較優勢在制造業，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業，這樣，生產可能性曲線從M[,1]′S[,1]′向外移到M[,2]′S[,2]′，而國際市場相對價格不變，FDI流入后生產和消費點分別是A[,2]′和C[,2]′，凈進口量變為B[,2]′C[,2]′，我們發現該國的服務的生產和消費均增加了，可以證明服務消費的增加要大于服務產出的增加，也就是說服務的凈進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該國的服務凈進口量，降低了該國的服務業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

附圖

圖2FDI流入導致的生產、消費和貿易變化（發展中國家）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得到如下的結論：在發達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促進了凈服務出口，擴大了發達國家的服務貿易順差，增強了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而對于發展中國家，FDI流入增加了凈服務進口，擴大了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

外商直接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變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從而改變其服務貿易進出口量和比較優勢外，還有別的作用途徑。外資企業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對服務的需求，而這種需求有明顯的國別傾向。由于東道國對外匯的管制、利潤稅收制度等原因，跨國公司希望將利潤轉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傾向于選擇母公司所在國的服務提供者；與東道國在語言、文化方面的差別也促使跨國公司更多地傾向于選擇母國的服務供給。但是，這種選擇外國的服務供給的傾向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顯著的程度差別，發達國家的服務廠商的國際化水平較高，服務質量較好，企業信用較好。因此，在發達國有境內的跨國公司選擇其母國服務供給的傾向性相對較小；而在發展中國家，服務業水平低，服務質量不理想，而且在語言、文化方面的障礙更大一些，所以在發展中國家境內的跨國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國特別是其母國的服務。由此我們認為，雖然跨國公司在對服務供給選擇上的國別傾向均導致了東道國服務進口的增加，但是，這種效應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發達國家較弱，而在發展中國家較強，因此可以認為對發達國家的跨國投資仍然增加了其凈服務出口，增強了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而對發展中國有，跨國投資增加凈服務進口的效應更強了，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更小了。

二、計量檢驗

1.數據和基本模型

從上一節的理論分析中我們得出結論：外國資本的流入對一國的服務貿易存在重要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表現極不相同，由于發達國家多數擁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外資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務行業，促進了服務出口，擴大了服務貿易順差，增強了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而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服務業不是其比較優勢，流入的外資投向服務業的比例非常小，從而增加了其服務進口，擴大了服務貿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在這里，我們希望使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數據，建立計量模型來檢驗上述結論。

當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會影響一個國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在計量模型中我們需要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作為控制變量，以準確地估計FDI對服務貿易的作用。

在計量模型中，被解釋變量是各國的服務貿易比較優勢，度量某一行業比較優勢的方法較多，本文選用服務業凈出口與服務業進出口總額的比值SeRNX作為該被解釋變量，各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值均來自各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

附圖

其中Xs是服務貿易出口值，Ms是服務貿易進口值。

對外資流入用各國的FDI與其國內生產總值（以下簡稱GDP）的比值rFDI來度量，FDI數量來自各國國際收支平衡表，GDP數據來自歷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顯然會影響服務業的發展，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個人對服務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額也相應提高，較高的服務需求會帶動服務業較快發展，從而建立起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但是另一方面較高的服務需求也意味著對服務進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貿易流通度量的比較優勢。這兩方面的作用輕重如何，需要用數據來估計，用各國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對數值lnGDP度量，數據也來自歷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

政府對服務貿易的管制政策顯然也是對服務貿易產生作用的一個重要因素。服務業部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務行業中的金融、電信、郵政、運輸、教育和研究與開發等部門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和國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所以多數國家對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均采取謹慎態度，發展中國家因為其在服務行業不具有優勢，擔心在服務業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對開放本國的服務業市場作出了嚴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這些國家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因此，政府對服務貿易的管制程度是影響服務貿易的另一個重要變量。Hoekmon1994年在《烏拉圭回合服務貿易協定評估》（注：轉引自楊圣明主編：《服務貿易：中國與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種度量各國服務業開放程度的方法，他將服務業開放分為三類：完全自由化、不開放、其他。每一類分別計數為：1;0;0.5。然后，把《服務貿易總協定》中服務業的155項部門的每一項分為4種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國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個國家在《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談判中對這155個部門的每一種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減讓承諾，這樣總計有620項承諾，根據對每一項減讓承諾的程度按三類計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項分數累計加總，得到一國的總分數，這個總分數即為該國服務業開放程度的度量。我們選用該文中對各國的服務貿易開放程度的估計分數作為變量SeOPEN的數據，這些估計分數是在1994年《服務貿易總協定》談判結果的基礎上計算出的，我們用它度量了每個國家1990年至1999年的開放程度。

一國的人口素質，勞動力受教育的水平對服務業的比較優勢顯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質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務質量也就相對較好，有利于建立服務業的比較優勢，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質高，對服務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會導致對服務進口需求的增加，可見人口素質的高低對服務業優勢也有正負兩方面的作用，孰輕孰重，需要實證檢驗。本文用各國15歲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來度量，數據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各國教育和識字統計數據庫。需要注意的是，多數發達國家教育水平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數據，我們用100%來表示這些國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對數值。

另外還有一些變量如文化習俗、自然條件和對研發的投資等也會影響一國的服務業比較優勢。但是這些因素大多難以定量，所以在我們計量回歸方程中不包含這些控制變量。

根據以上討論，我們建立基本的計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國別下標，t是時間下標，[,i]表示有一個不隨時間變化的效應，在這個效應中包含了一些回歸方程中不考慮的因素，如各國的文化差異，自然資源等，[,it]是隨機擾動項。

本文選用12個發達國家和11個發展中國家從1990年至1999年的相關數據進行計量回歸。12個發達國家是：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典、奧地利和新加坡；11個發展中國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墨西哥。

2.回歸結果

這是一個跨國的時間系列模型，這類模型對αi的處理有兩種方法，固定效應(FixedEffects)方法把α[,i]視為一組具體的常數，隨機效應(RandomEffects)方法把α[,i]視為一組隨機變量，當α[,i]與回歸變量存在相關性時，使用固定效應方法，應用變量的最小二乘回歸(LSDV)（注：LSDV(LeastSquaresDummyVariable)是用于估計跨地區（跨部門）時間系列數據(PanelData)的回歸方法，在此類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區（部門）的差別由回歸方程的常數項表示，這樣相當于對每一個地區（部門）設定了一個變量(DummyVariable)，N個地區就有N個變量，在估計解釋變量系數值的同時，也要估計變量的系數值，具體的估計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一致有效的。我們用Hausman-test檢驗了模型，發現α[,i]與回歸變量SeRNX具有相關性，所以決定用LSDV方法進行回歸。為了消除擾動項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性，我們選用了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體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

表123個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212個發達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我們用23個國家的數據做了一次總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中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較穩定，也比較顯著；而人均GDP的系數估計值也是正的，但不顯著；服務業開放程度SeOPEN對SeRNX的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也比較穩定；人口素質HR對SeRN

X的影響是負的，比較顯著和穩定。所有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不足0.3，擬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斷，總體上來說，FDI流入對一個國家的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是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人均GDP的影響不是很確定，這與人均GDP水平對服務業比較優勢存在正負兩方面的作用有關；服務業的開放促進其比較優勢的效應非常顯著；而人口素質對服務業的優勢卻有很顯著的負作用，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與所用的數據有關，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質沒有能夠更細致地刻劃各國間勞動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識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關注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因此不再對人口素質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論分析已經說明，跨國投資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斷定，對這兩類國家，揭示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的計量方程有不同的結構，也就是說方程3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的系數。我們用Chow-test檢驗檢查了方程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確實存在結構變化。因此把這兩類國家分開進行回歸。

表2是對發達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都是正號，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比較穩定；而人均GDP對SeRNX的影響同所有樣本回歸結果一樣，也不顯著，但是為正號；SeOPEN對SeRNX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而且擬合優度比所有23個國家回歸時有明顯的提高。

表311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4不包含埃及的10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對發達國家的回歸結果我們發現，確實如我們理論分析中所預測的，跨國投資進入發達國家促進了其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而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開放也對其服務業比較優勢有正向的影響。

表3是對11個發展中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看出，rFDI對SeRNX的作用變成了負的影響，而且不顯著了；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成了負的影響，也不顯著；而SeOPEN的影響仍然很顯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也有所提高。

觀察我們所使用的數據，我們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埃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它的服務貿易出口遠遠超過了進口，顯示出很強的服務業的優勢，甚至于超過了多數發達國家。因此我們將埃及的數據從中刪除，對余下的1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回歸，而且回歸方程中rFDI變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結果在表4中顯示。

從表4中我們發現，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為解釋變量后，FDI流入對服務業比較優勢的影響顯著性有明顯提高，T統計量的數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這種作用仍然是負的影響，與我們理論分析中對發展中國家的預測一致；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得顯著了，表現出負的作用，表明在發展中國家，隨著人均收入或人均產出的提高，對服務進口的需求增加較多，而對服務出口的促進作用不是很重要，這樣反而導致服務業的比較優勢下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優勢的建立與對發達國家一樣有促進作用，而且是很顯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

三、結論和政策含義

綜合以上理論分析和計量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跨國投資對一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確實有迥然不同的表現。

發達國家一般在服務貿易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出口國，流入發達國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服務業資本要素的相對增加更加增強了發達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相反，發展中國家不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進口國，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較優勢的初級產業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投入到服務業的比例很小，在初級產業和制造業中資本要素的增加增強了這些行業的比較優勢，相對來說降低了發展中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

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完全不同的表現，被我們的實證檢驗所證實。而這一結論也啟發我們，國家吸引外資的政策會對服務業的發展造成重要影響，在發達國家，外資流入自然地就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而對在服務業沒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適當的政策干預，大量的外資流入對該國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不利的，這些國家的政府應該制定一定的產業政策，引導一定量的外資投向該國的服務行業，以保證在這個重要性日益增強的行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這個結論也從一定的角度說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并非越多越好，外資的進入會對某些經濟因素造成反面的影響，適當的利用外資水平和正確的外資引導政策是必需的。

各國在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建立其在服務行業的優勢有重要的作用，我們的研究表明，各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談判中作出的各項服務行業的減讓承諾，增強了其在服務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所以一國服務業的開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樣會使該國的服務業被國外的服務提供者占領，相反，純粹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開放國內服務市場對發展其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有利的。

【參考文獻】

[1]Daniels,P.W."ServiceIndustriesintheWorldEconomy",BlackWell,Oxford&

CambridgeUSA,1993.

[2]Deardorf,A."ComparativeAdvantageandInternationalTradeandInvestment

inServices",inTradeandInvestmentinServices:Canada/USPerspectives,editedby

R.Stern,Toronto:OntarioEconomicCouncil,1985.

[3]Hoekman,B.andBrga,C.A.P."ProtectionandTradeinServices:ASurvey",Open

EconomicReview,vol.8(3),1997.

[4]Markuson,JamesR.andMelvin,JamesR.(1983),"FactorMovementsandCommodityTradeasComplements",Journalof

InternationalEconomics,13(1983).

[5]Markuson,JamesR.andSvenson,LarsE.O.(1985),"TradeinGoodsandFactorwithInternationalDifferencesin

Technology",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Vol.26,No.1.

[6]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

[7]Sapir,A.(1982),"TradeinServices:PolicyIssuesfortheEighties",ColumbiaJournalof

WorldBusiness,1982.

[8]Sapir,A.andLutz,E."TradeinServices:EconomicDeterminantsandDevelopment-RelatedIssues",WorldBankStaffWorkingPaperNo.480,1981.

[9]楊圣明、潘悅：“服務貿易領域的理論研究”，參見江小涓、楊圣明、馮雷主編的《中國對外經貿理論前沿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第3篇

據說，許多發達國家的經濟中心，越來越多地見到中國老板的身影，他們手握巨資，盯著那些在危機下艱難度日的外國企業準備出手。據權威部門的初步統計，在全球直接投資銳減的2009年，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卻達到創紀錄高度，僅非金融直接投資就達420億美元，其中約45%是海外并購。歲末年初，回望2009，在全球經濟都處于金融危機之中的灰暗底色下，中國經濟可說是少有的亮色之一；而在中國經濟總體復雜困難的大格局下，企業走出去進行跨國投資、收購兼并，又可說是特別突出的亮點之一。

然而，略去表面的浮華和熱鬧，冷靜地看待中國企業走出去進行海外并購與投資，我們發現，事情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么簡單,那么清晰，那么樂觀，那么眾口一詞。事實上，僅僅兩年前,“中國企業是否應該走出去”都還是理論界、學術界、政府部門以及企業家們爭議不斷的話題。許多研究者質疑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以及海外投資的能力和基礎：現有海外投資理論不支持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的行為；實踐中也確有不少企業在海外投資上碰得頭破血流，賺錢者不多，虧損的不少。雖然這兩年發生的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很大變化，中國地位不斷上升，但是，是不是這兩年的變化就已經使中國企業發生根本改變，從不具備跨國經營能力到擁有跨國經營能力，從弱勢國際競爭地位變為強勢競爭地位呢？發達國家資產確實比前些年前便宜了，但是不是便宜到只要買下就賺錢，可以大舉收購呢？

誠然，任何新鮮事物，總會有爭議和歧見，不能因為有爭議、有歧見就裹足不前，無限期等待，以致坐失良機。很多問題，特別是現實問題，僅僅坐而論道地爭來爭去不可能有什么結果，只有實踐，才能給出正確的結論。如果要等到完全清楚了再行動，恐怕今天也不會有一家中國企業走出海外。在這個問題上，“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改革思想恐怕也是必要的原則。然而，另一方面，也應當看到，縱然不可能將所有問題弄清之后再行動，但將基本的原則搞清，將已有定論、可能弄清的問題弄清，對行動做出規劃，謀定而后動，也是必要的行為準則。否則，不顧任何既有的理論和原則，盲目妄動，輕率行事，必定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有可能撞大運似地僥幸成功，也可能落水斃命，輸得血本無歸。中國企業走出去問題，我覺得正應當這樣看待。

1企業跨國經營的傳統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困境與演變

企業走出去到海外投資設廠進行跨國經營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最晚在19世紀中葉就有了資本主義國家大公司、大企業到海外投資經營的情況。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大公司已系統性地展開國際投資與跨國經營活動，諸如聯合利華、雀巢、西門子、福特、通用等大企業以及花旗、匯豐等大銀行，都是跨國經營的先行者。除了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資也不少見。我們都熟悉，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花旗、匯豐等大銀行就占據著上海外灘最顯赫的位置，美孚石油、通用電氣等業早早就進入中國市場。不過，二戰前雖然大公司的海外投資已廣泛存在，但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真正發展成為一種全球現象，還是二次大戰以后的事。對企業海外投資的理論解釋——跨國經營理論——也是二次大戰以后才出現的。

對于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經典理論解釋從美國經濟學家海默開始。1960年，海默（S.H.Hymer）完成其博士論文《國內廠商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研究》。在該著作中，海默研究了1914～1956年美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他發現，美國企業對外投資以直接投資為主，投資集中于西歐國家的某些特定行業（機械、電子、鋼鐵、化工），對利率變化不敏感。

這些現象不可能用國際金融學中傳統的利率差理論做出滿意解釋。面對這一現象，海默另辟蹊徑，以控制而不是利率差解釋直接資本流動，從而突破傳統的資本流動理論；以不完全競爭假定代替完全競爭假定，從而在方法論上也做出突破。海默認為，美國企業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大舉對外投資，乃是因為它們在無形資產（技術、品牌、專利、管理經驗等）以及規模經濟方面具有壟斷性優勢，為了在更大范圍內利用壟斷優勢同時保持對優勢的控制，企業便以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進行跨國經營，通過壟斷優勢的內部轉讓達到盈利和控制的目的。

在海默壟斷優勢理論后面的另一種重要的跨國經營理論是內部化理論，該理論由英國里丁大學的巴克萊(P.J.Buckley)和卡森(M.C.Casson)兩位教授提出。他們直接承接海默壟斷優勢理論的思想：如果企業的海外投資起源于其壟斷優勢，那么，企業為什么不直接將壟斷優勢這一核心資產拿到市場上出售（外部化），而一定要在海外建立企業進行內部轉讓（內部化）呢？

巴克萊和卡森認為，企業之所以選擇壟斷優勢的內部轉讓，并為此進行海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原因在于內部化的交易成本低于外部市場交易的成本，內部化更有效率。特別是，巴克萊和卡森認為，與跨國公司壟斷優勢有關的資產大多是無形資產和知識資源，這些無形資產和知識資源由于具有共享性、非標準化、泄密風險等特點，其交易成本更高，基本上無法以可接受的成本實現外部化，因而只能通過內部交易在企業內使用。這一內部化過程當然不一定跨越國界，但內部化過程的不斷發展最終將使企業跨越國界，成為跨國經營企業。

鄧寧的“三優勢理論”被稱為跨國公司與跨國經營的通論，在學術界廣受好評。而他關于對外投資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研究，使其對外投資理論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建立起某種聯系。不過，總起來看，鄧寧理論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海默的壟斷優勢思想。也就是說，鄧寧的理論仍然未能超出壟斷優勢引致跨國投資的基本思想。至于對外投資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則更多的是一種經驗總結，算不得理論探索。所以，在我們看來，企業跨國經營的全部經典理論中，壟斷優勢的思想實際上是貫穿始終的核心概念，是第一關鍵詞。

以壟斷優勢為核心的各種傳統跨國經營理論，適合于解釋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因為，以美、歐、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對外投資，恰恰是基于其在技術、品牌、管理經驗、營銷技巧以及規模經濟等方面的優勢而展開的。這種從具有優勢國家（企業）向劣勢國家（企業）的投資，我們一般稱為“下行投資”。

顯然，技術地方化理論與小規模技術理論一樣，都強調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時的相對優勢或比較優勢。這些理論，就其思維邏輯而言，都仍未超出壟斷優勢的范疇。

20世紀9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投資和跨國公司進一步發展，其發展速度和規模也遠遠超過80年代，形成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潮流。不僅原來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具有相對優勢的亞洲四小龍等大舉對外投資，其他更廣泛的發展中國家也加入到對外投資大軍之中。

基于這種現實，對發展中國家相對落后企業對外投資行為的理論解釋也迅速發展，出現許多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見解。這些最新理論解釋中，比較重要的包括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兩階段模式、學習模型與策略競爭理論等。

2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現實模式與理論困惑

通過對企業國際化經營理論的簡要梳理，不難發現，對于像中國這樣較低收入水平但是又具有“大國效應”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企業走出去跨國投資的基礎和邏輯尚不十分清楚。或可說，中國企業走出去進行跨國投資和國際經營的動因并非能單一解釋的，而是多樣化的、綜合的、復雜的。簡單而言，有兩種可能的基礎：一是利用大國效應形成的相對比較優勢到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經營；二是通過到發達國家的投資與并購，學習、獲取和創造壟斷優勢。

當然，現實中的情況總是比理論所表達的邏輯復雜得多，豐富得多，特別是對于中國這一規模巨大、特色鮮明、文化深厚并且發展不平衡的國度來說。很多一般原理，特別是基于西方文化和西方經驗總結出的原理，到了中國就會發生變化，就會衍生出其“中國版本”。這正應了那句名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由此觀之，必須看到，迄今為止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路程遠比上述理論所闡釋的邏輯復雜、曲折和豐富多彩，許多都超出既有理論邏輯的路徑。這一方面有可能使中國企業走出因為缺乏理論支撐而成為盲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既有的跨國投資理論，包括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理論，獲得更多新思想和新元素，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更具有普適性。

為了獲得這種理論上的思考，我們還是先看看中國企業走出去與的歷史與路徑。

實際上，中國企業零星的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最早可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當時，北京的友誼商業服務公司（北京友誼商店）與日本東京丸一商事株式會社在東京合資開辦“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中國第一家海外合資企業，拉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跨國經營的序幕。不過，該企業屬于商業企業，主要經營一些中國民族特色商品，與一般意義的國際化經營仍有差異。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全球資產價格的暴跌和發達國家經濟的危機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創造了難得一遇的機會和條件，這一年，也恰恰是中國企業大規模海外并購的高峰之年。2009年，這一趨勢繼續發展，2009年初的兩個月時間，中國海外并購已有22起，涉及金額超過200億美元，是歷史同期的最高水平。2009年2月以后，發生的海外并購又有：湖南華菱鋼鐵集團收購世界第四大鐵礦石供應商FMG17.34%的股權，成為它的第二大股東；鞍鋼入股澳洲礦企Gindalbie；中國五礦集團以13.86億美元100%收購澳大利亞OZ公司主要資產；吉利收購全球第二大自動變速器制造企業澳大利亞DSI公司；中石油完成對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收購；中石化收購Addax石油公司，總價達82.7億加元(合72.4億美元)，創中企海外并購新紀錄；蘇寧電器注資控股日本老字號電器連鎖企業Laox公司，成為第一家收購日本上市公司的中國企業；騰中重工收購悍馬；廣州健升貿易有限公司和卡丹路公司以總價2億歐元收購法國皮爾·卡丹公司在華成衣和衣飾業務，如此等等。

從上面所描述的并不全面的圖景也很容易看出，包括跨國并購在內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確實已經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這個階段來得有點出人意料地快，甚至讓人有點措手不及，連走出去的企業也沒想到一下子就出現這么好的機會和條件，就被逼到前臺，想不出頭都不行。所謂時勢造英雄。從理論上說，中國經濟的超常規發展使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已經達到鄧寧所說的對外投資加速發展的階段（如果考慮到中國人民幣匯率某種程度的低估，中國的人均美元收入水平會更高些）。從現實來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生產能力過剩、國內發展一般加工制造業環境的日漸緊張、國家外匯儲備的日益累積需要出路、中國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參與全球競爭的需要等等因素決定中國企業走出去將會是一個大趨勢。

不過，現在也不晚。如有的研究者所說，中國企業走出去跨國并購與投資剛剛進入大規模發展初期，如果現在能對相關問題進行認真思考和研究，仍然可以對未來的對外投資發展起到重要作用。而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沒有什么捷徑，其基礎仍然是對基本理論的認識、對基本理論的發展，以及從基本理論看待我們的現實。這一點不能回避。

3三種目的、三種類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新邏輯

如果按照經典的跨國公司理論，中國企業尚不具備大規模對外投資的基礎和條件，因為中國企業缺乏對外投資所依賴的核心優勢。然而，這些經典理論都產生于全球化之前，其現實經濟背景與今天是顯著不同的。在門戶頓開的全球化時代，企業所面對的經營環境和國際競爭環境已經全然不同，傳統理論中“逐漸積累壟斷優勢——形成壟斷優勢——利用壟斷優勢——開展對外投資”的理論邏輯一定程度上應該被超越，也可以被超越，中國企業可以依據一種新的思維和邏輯做出對外投資以及跨國經營的選擇。但是，這一新的思維邏輯是什么呢？

第一種，以獲取國際資源、原料等為目的的投資。

中國的國際加工制造中心地位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供應者，為全世界生產，因而也就不可能僅僅依靠中國的資源和原料，而要使用全世界的資源。何況，中國本身的資源稟賦決定即使我們想依靠自己也不可得。這樣，中國就必須通過貿易和投資等多種方式爭取穩定的國際資源，特別是那些對經濟發展具有關鍵作用而中國又缺乏的石油、礦石、天然氣、木材等戰略資源。為保證穩定的資源來源，中國在這些戰略領域的投資甚至可以較少考慮短期經濟因素：投資的資金回報是否合適，收購的價格是否偏高，這些都成為第二位的問題。因為，如果失去了對資源來源的控制，就將受制于人，經濟利益也就將成為奢談。

第二種，以獲取壟斷優勢與核心競爭力為目的的投資與并購。這類投資以跨國并購形式的投資為主，主要在發達國家展開，理論上大致可以為前述國際投資新理論所解釋。

對于中國企業來說，通過收購國外企業已有的無形資產來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或許比自己創造出知名品牌、技術更容易，不失為一種捷徑。比如，直接收購皮爾·卡丹品牌和工藝，或許比國內企業花很多年時間和資源創造的杉杉西服、七匹狼更有效率。據此，我們認為，此類收購行為未來仍會是中國企業跨國并購和對外投資的一種重要類型。但是，這里有幾個因素應當充分認識。其一，西方企業之所以愿意將其多年經營的品牌等出讓，肯定是這些品牌已經過了黃金期，或者不再適合目前的市場。真正高端品牌和優質資產，是不會允許出售的。也就是說，我們獲得的品牌等資產，在多大程度上是具有長期價值的資產，需要考慮。其二，除了如危機時期之類的特殊時期外，中國企業收購這些品牌的代價和條件必須充分認識。也就是說，獲取這些品牌、技術等無形資產與付出的收購對價相比，是否合算，要經過認真的價值評估。其三，更重要的是，一旦完成了收購，我們的企業成為這些品牌的所有者，如果不能維持和發展品牌的價值，持續地進行產品創新，這些品牌的價值將很快被耗散并最終被淘汰，企業仍然是一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