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都市文化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都市情感劇的概念 

    都市情感劇,指的是以現代人的戀愛和婚姻經歷為主要內容,表現和挖掘在社會變革中人們的情感迷茫和困惑的電視劇。它反映的主要是社會人倫關系的重要內容——夫妻關系以及親子關系,因此從題材上講,應當說是包含了部分家庭倫理劇以及言情劇。近年來,隨著表現內容的豐富、表現手法的多樣和劇集數量的不斷增多,這類劇越來越受到關注,并逐漸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它們以現代都市人的情感糾葛、婚戀故事為主題,對當前社會上存在的家庭倫理、社會道德等問題進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討,并做出不同的道德和價值判斷,從而折射出現代人以戀愛觀和婚姻觀為核心的感情觀和價值觀的變遷。這些電視劇不同于青春偶像派的言情劇,走的是以理言情的路子,在關注現代人情感需求的同時,努力挖掘情感與責任、婚姻與道德等情感所具有的社會內涵;同時,由于所涉及的內容與倫理關系和傳統的家庭倫理劇相比要相對簡單一些,倫理教化色彩也并不十分濃厚,而代之以親和力和感染力,這也成為它能夠同時吸引從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等不同年齡層觀眾的原因。 

    當下我國都市情感劇發展所處的社會環境 

    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一書中指出:“藝術的使命就是讓人們去感受一個世界。”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工業化步伐的加快,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相繼發展為現代意義上的大都市,成為中國人通向外來文明的窗口,同時由于工業化的逐步深化和商業的發展,也帶動了國內其他中小城市的崛起,市民階層逐漸形成并發展壯大,都市商業文明開始迅速興起。都市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的重要所在,都市文化已經成為我國現代文化的重要陣地。新生的電視劇藝術也敏感地體察到了這個新興世界的脈搏,感應到了這個新興階層的需求,一大批反映改革大潮中城市和市民生活變遷的電視劇迅速涌入人們的視野。同時,對于文學和藝術來說,都市的形成不僅以都市的經濟發展為標志,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都市人出現了。這是一個伴隨著現代化交通、通信、印刷和傳媒一起成長起來的高智商的人群。城市人是復雜的,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機遇、陷阱、矛盾、選擇、困惑、失落與希望。他們有強烈的自我表現欲,也有在藝術形象中尋找認同的需求。都市文化的土壤隨著市民階層的壯大和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而不斷豐厚,人們對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而情感生活作為現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反映其情感需求就成為日益迫切的事情。這些都為以都市人婚戀和情感為題材的電視劇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契機。 

    都市情感劇發展反映出我國當下受眾婚姻倫理觀念的嬗變 

    現代文明的迅猛發展在為人類創造豐富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第二、第三次科技浪潮,為現代人帶來的絕不只是發達的網絡技術、高效的通信手段和充裕的物質生活,人類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受到的沖擊才更為巨大和深遠。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化,人們在擁有越來越多物質財富的同時,也深深體會到了精神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匱乏。人們需要從藝術中汲取營養,吸取經驗,有時甚至希望從藝術作品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與之相伴隨,在商業化與世俗化的進程中,人們的情感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蕩。社會生活發生的巨大變化,使婚姻和情感的內容、地位以及表達方式都與過去有了很大的區別。我們向來引以為豪的家庭穩固、婚姻穩定,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明白對婚姻家庭的幸福期望值不可太高。神圣的愛情受到挑戰,家庭面臨著從未有過的危機。藝術創作的動力往往來自傳播的需要和社會的呼應。中國人的家庭和婚姻已經成為引起全社會關注的問題,再也無法隔絕于世界之外,被納入現代藝術的視野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反映家庭、婚姻問題的電視劇也因此備受關注。這些作品往往不是簡單地去演繹一個“陳世美”或移情別戀的模式,而是深入到倫理、文化的更深層次,表現當代社會在現代觀念與傳統觀念多重制約下的男女兩性性別心理意識及其復雜多樣的情感問題,其中不少都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比如《蝸居》,以海萍、海藻姐妹倆的情感生活與所需求的生存空間之間的矛盾作為故事主線,內容涉及房價、反腐、外來人員融入城市的艱辛等極具時代特點的話題,把當下民眾所面臨的區別以往時代的困惑一一展現,使觀眾在關注人物命運的同時,也開始審視自己的情感世界和價值取向。在當年獲得了極大的關注,一時成為社會性的話題。 

    都市情感劇對當下受眾審美心理的精神撫慰 

    電視劇從興起到今天,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就獲得了相當大的發展,除了有社會的土壤、契合大眾的需要外,還與其自身的特點及創作者的努力分不開。“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娛樂、大眾消費的呼聲漸漲,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人們渴望在疲勞的工作之余,獲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愉悅,大批的言情劇應運而生。”①這類電視劇從興起伊始,就主要以愛情、親情、友情這些人們最熟悉也最渴望的感情為講述對象,表現形式不拘一格,喜劇、悲劇、鬧劇,有的以曲折的故事和引人入勝的情節吸引觀眾,為人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帶來精神上的愉悅和放松;有的則以情感人,滋潤觀眾心靈,成為一劑撫慰心靈創傷的良藥。 

    人類的愛情、婚姻生活是藝術表現的永恒題材,美好的愛情、完美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人人心中的渴望。婚戀題材電視劇兼具言情劇與家庭倫理劇的共同特點,既具有時代感,同時又具備與傳統因素的契合點,對觀眾有一種“圓夢”的吸引力。把敘事的焦點集中到婚姻家庭,也讓它與電視劇本身的家庭收看方式相符合,更能夠拉近與觀眾的距離。同時,由于“該類題材的電視劇與重大社會現實問題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政治敏感度不強,因而也就在創作上贏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是電視劇國情化、地域化、敘事化特色最重要的表現領域”②。 

    都市情感劇的發展也體現了創作者們的理性思考與人文關懷。近年來,電視人對這一題材進行了深入挖掘,從不同的角度關注中國人的婚姻危機和情感危機,充分表現了他們高度的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在他們的努力下,以都市人情感為題材的電視劇正以其豐富的內容、多元化的創作風格以及直面現實的精神為越來越多的觀眾所接受和喜愛。 

    結語 

    任何藝術都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電視劇藝術作為一種現代新興的藝術門類,對于當代社會生活更有著最為敏銳的嗅覺,它關注的焦點,往往就是社會的焦點和熱點。處在這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既是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產物,同時也是這一時期的歷史見證,“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語境來觀察和闡釋這一時期的影視文化,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通過這一時期的影視文化來理解和分析這一特定時期的社會語境”③。我國社會生活和思想觀念發生的巨大變革,使得以婚姻倫理精神為核心的我國婚姻倫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呈現出傳統觀念與現代意識并存的情況。正是這種變遷,使得以表現現代人婚姻情感為核心的婚戀題材電視劇,從創作理念到價值取向都受到很大的影響,綜觀近年來數量龐大的電視劇創作,在內容、題材、主題上對社會生活的強烈關注和貼近,創作視角的平民意識和強烈的現實主義再現風格,成為當下都市情感劇的特征。(本文為2010年度南京藝術學院校級重點課題“都市情感劇研究”的成果之一,課題編號:DGCYYDS10) 

    注 釋: 

    ①曾慶瑞:《通俗電視劇藝術論——世俗生活的神話》,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第2篇

[關鍵詞]都市化 消費文化 生產與消費 精神生產 文化消費

〔中圖分類號〕G0；I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8）11-0119-07

與農業社會相比，城市最顯著的功能與特征即它的消費性。與傳統的城市消費相比，在以大都市與城市群為中心的都市化進程中，由于人口、財富、文化資源在都市空間的高度集聚與迅速膨脹，不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區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與繁榮，同時也使城市社會固有的消費功能獲得了極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級換代，以至于從物質生產到精神生產，從群類到個體，從歷史文化到自然遺產統統被卷入到消費、消費、再消費的潮流中。這既是當代被稱為消費社會、消費文明，也是都市消費文化研究在中國學界迅速升溫的根源。綜觀當代中國的消費文化研究，其突出問題可概括為“跟著西馬走”（如盧卡奇、波德里亞、霍克海默等）與“跟著感覺走”。前者忽略了作為母體、比子孫更高瞻遠矚的父系經典理論，未能從社會生產的總體性與歷史發展角度探索出適合中國經驗的當代批判話語；后者則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馬克思揭示的消費與生產的內在關系原理，直至淪為毫無理性反省能力、隨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時髦文化批評。要想真正完成解釋與批判消費社會現實與文化經驗的理論任務，在當下急需以都市化進程為現實背景，重溫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的理論，并從對馬克思社會生產理論的總體把握與發展創新角度建構出其當代形態，由此為消費文明時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個科學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框架。

一、對馬克思“生產―消費”關系理論的再認識

在紅塵滾滾的消費社會中，人們面臨的首要困惑源自生產與消費關系的錯亂。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會生產結構在總體上重生產、重積累的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向重消費、重流通的后工業社會或消費文明轉型的直接表現。按照馬克思的基本觀點，社會生產結構在邏輯上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要素，[1] （P91） 但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時代中對它們又分別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國傳統農業文明側重于‘生產’，而希臘商業文明則側重于‘交換’等。以時代而言，古代社會在總體重‘生產’，如資本主義早期的清教倫理、如中國傳統社會的‘勤儉、節約’意識形態；而當代世界的主潮則傾向于‘消費’。”[2]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與當代城市化進程在不斷加速中升級為以“國際化大都市”與“世界級城市群”為中心的都市化進程直接相關。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與財富越多，城市的消費性質與服務功能就越明顯，這在農業社會的大城市（如中國北宋時期的東京、南宋時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現。而在當代隨著人口、財富、資源向大都市與城市群的迅速轉移與高度集聚，一方面極大地提升了都市社會固有的消費性質與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帶動了整個社會生產過程從生產向消費形態的傾斜與轉型。正如羅維斯所說：“隨著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爭已從生產領域（商品生產和服務行業的生產）轉移到再生產領域（即維系穩定的城市生活的水準，如果不是提高的話）。”[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當代背景下，由于現代服務業與文化產業的迅速發展，不僅使人們在觀念上特別容易遺忘生產與消費的內在聯系，同時也必然要忽視或否定生產要素及其種種物化形態在實踐上的重要性，這是消費要素與行為在后工業社會中被高度重視乃至無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經濟為例，是過分強調第三產業對第一、第二產業的優勢，并以之作為城市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在理論研究上則以“消費資本化”為代表，核心是“消費能產生資本，消費者因此能成為‘資本家’”。[4] 其最極端的表現則在被中國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極點的波德里亞。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終結――“這是勞動的終結、生產的終結、政治經濟學的終結”；“這是能指/所指辯證法的終結，這種辯證法曾使知識和意義的積累、復合話語的線性意義群成為可能”；“這同時也是交換價值/使用價值辯證法的終結，這種辯證法曾使社會積累和生產成為可能”；“這是話語線性維度的終結、商品線性維度的終結”――來形容他眼中的消費社會，并得出“生產時代的終結”這一關于當今世界的宏大敘事結論。[5] （P6-7） 正如所有“說大話”、“說狠話”、“說過頭話”的宏大敘事一樣，波德里亞直接宣布作為社會生產結構四要素之一的生產環節走向終結，也明顯存在著以偏概全的學理問題以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心態問題。因而，對此需要加以訂正的是，說消費的重要性在后工業社會中得到極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領域與方面已占據了主流地位，是未嘗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產時代的終結”，則需要進一步的推敲與小心求證。

要想在觀念上真正解決這一重要的認識問題，需要重溫馬克思對生產與消費關系的精辟闡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將生產與消費的關系表述為三個方面。首先，生產決定消費，因為“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任何現實的消費活動總是要以生產、分配、交換環節提供的生活資料為基礎與對象。正如俗話所說“鏡子里的燒餅不能充饑”，馬克思把這一點稱為“膚淺的表象”。他指出：“在生產中，社會成員占有（開發、改造）自然產品供人類需要；分配決定個人分取這些產品的比例；交換給個人帶來他想用分配給他的一份去換取的那些特殊產品；最后，在消費中，產品變成享受的對象，個人占有的對象。”[1]（P6-7） 其次，“消費也是生產”，因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并不是“同一的東西”，而是“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是“一個有機整體”。作為有機整體，其相互之間遠遠超出簡單的機械作用關系。如馬克思說：“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范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積聚，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后，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1] （P17） 這是馬克思以其時代蓬勃發展的工業文明為現實背景的理論創造。與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農業社會相比，以工商業與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工業社會，使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以及對整個社會再生產的重要推動作用逐步展現出來。這是馬克思更看重“消費也是生產”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遠的面向未來意義的科學論述。再次，是生產與消費的相互適應與相互依存原理。馬克思指出：“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生產中介著消費，它創造出消費的材料，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是消費也中介著生產，因為正是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就沒有目的。”[6] （P9） 在某種意義上，這代表著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理論研究的最高認識與理論境界，其精髓即消費與生產是互為存在的矛盾統一體，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脫離對方而單獨存在。就此而言，所謂“生產時代”單方面的終結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同樣也等于“消費時代的終結”。這就為我們清理各種片面的、極端的消費理論提供最具現實價值的理論基礎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對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原理的重溫與再認識，既不等于無視在都市化進程中日益壯大的消費文明現實，也不等于徹底否定當代消費社會研究、特別是西方者對此所做的某些敏銳分析與尖銳批判，而是要通過對被其擴大、吹脹了的部分的消腫、還原與批判性建構，將消費社會與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與有效的應用范圍真正確定下來，為科學的、全面的認識與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礎與合法的框架。

二、生產與消費的歷史變遷與當代闡釋

在某種意義上，“消費也是生產”、“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6]（P12） 等命題，是馬克思消費理論中最重要的“硬核”與最閃閃發光的“慧識”，構成了我們研究當代消費社會發展與消費文化生產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馬克思消費理論在他所生活的時代主要是一個天才的理論預見，由于資本主義大生產仍在發揮著決定與支配作用，由于后工業社會與消費文明社會在其時尚處于萌芽狀態與低級階段，因而其對社會生產直接的現實影響與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現。這也是當時一般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不理解“消費也是生產”的主要原因。但隨著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后工業社會兵臨城下，特別是以都市社會為中心、消費環節對整個社會再生產的推動作用越來越突出，馬克思“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內涵的廣闊現實土壤，并在后工業社會或消費文明時代一洗歷史塵埃，煥發出燦爛奪目的真理光輝。對生產與消費關系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變遷與當代形態進行考察，既出于推動與實現理論創新與中國化的內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確認識與把握這個消費聲浪越來越喧囂、一浪高過一浪的現實世界。

首先，城市的發生與發展既是生產與消費走向對立與更高矛盾狀態的始因，也是推動整個社會生產從生產向消費環節轉向的主要機制與力量。從起源上看，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社會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7] （P56）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一步指出：“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導致了人類在聚集空間與生產實踐上的重要分化，具體是生產要素在以農業文明為母體的鄉村社會中成為主體，而消費要素則在以工商業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間中獲得了高度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最初的城鄉區別恰好構成了消費與生產分裂的第一種現實形式。盡管城市的工商業與城市化水平有歷史的與現實的差異，但其消費本質始終如一。以馬克思?韋伯劃分的城市類型為例，盡管他根據經濟因素把城市分為“消費者城市”、“生產者城市”與“商人城市”，但從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為一個同農村區分的實體出現的地方，不管是領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還是市場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兩種性質――家族和市場――的經濟中心……是市場定居點”，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費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產者城市”，由于“工廠、手工工場或者家庭工業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實際上也主要是指“它們供應外部區域”或“它們的商品輸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與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有本質的區別。這在邏輯上恰好說明交換、消費等非生產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與主要形式。又如經濟史學家將中國古代城市劃分為政治型與經濟型，前者以開封為代表，“工商業是貴族地主的附庸，沒有成為獨立的力量，封建性超過了商品性”，“充滿了腐朽、沒落、荒、腐敗的一面”，后者以蘇、杭為代表，其“工商業是面向全國的”，流露著“清新、活潑、開朗的氣息”。[10] （P158） 盡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業或消費市場受到較多的壓抑與限制，但雄厚的經濟基礎與眾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體上傾向于消費而不是生產。以清代都城北京為例：“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20世紀初，城內有常住人口70.5萬人，其中專享俸祿的八旗子弟和官員、差役、兵勇等非生產人口達28萬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這樣龐大的消費群體和較高的消費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經濟貿易的發展，推動了與娛樂消遣相關的手工藝、戲曲、書畫等文化娛樂業的發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動社會生產從生產轉向消費的主要機制與力量，城市化進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間與人口規模越大，其社會生產總體上的消費性特征就越明顯。而消費社會在當代的出現與迅速發展，則與當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將第一次超過農村人口、[12] 特別是大都市與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飆升直接相關。

其次，當代城市人口與空間規模的擴張極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費功能與水平，使生產與消費以更加復雜的方式相互纏繞在一起，這是人們在研究當代文化時“只見消費”、“不見生產”的主要原因。按照阿爾溫?托夫勒的看法，人類至今已經歷過兩次巨大的變革浪潮，第一次是歷時數千年的農業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業文明，它們對人類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的變遷產生了至為關鍵的重要影響。從生產與消費的關系而言，在自給自足的農業文明中，大多數人的生產和消費是一體化的。工業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類的生活劈分為兩半，造成了生產和消費的分裂與對立。在作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業社會中，消費與生產的關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簡單純樸，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涇渭分明，而是出現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態勢。托夫勒提出的“消費者的生產力”與“產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傳統的“勞動創造財富”或專業化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而為一，是后工業社會最鮮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測懷孕器的使用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數百萬婦女取代了醫生和化驗室的工作，“這個自助運動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它代表了從被動的消費者成為主動的產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運動”為例，其意義決不僅是“自己動手干活的趨勢”；它表明“消費者更緊密地卷入生產過程之中”，“生產者與消費者傳統的區別消失了”，預示著“生產轉向經濟的第一部類”，并具有“改變市場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改變我們整個經濟思想”、“改變經濟沖突的基礎”等重要意義。[13]（P370、P375、P379、P381） 在邏輯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會理論，恰好在經驗層面上印證了馬克思生產與消費關系的基本原理。具體言之，生產決定消費（“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對應于“民以食為天”的農業文明時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創造出大量的物質生活資料，才能實現“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費也是生產”（“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對應于“市場也是生產力”的工業文明，其主題是勞動產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場中的“二度創造”，對于物質生產與整個社會的良性循環變得越來越重要；而“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則將當代消費文明或后工業社會的本質與深層結構充分揭示出來。這不僅表明生產與消費要素在邏輯上更緊密地相互纏繞在一起，憑借傳統的感覺或簡單理論思維已無法把握其深層的內在聯系，同時還揭示出生產與消費環節在現實中已超越了兩者非此即彼或涇渭分明的低級形態，并借助人類個體與社會更高的發展階段實現了社會生產諸要素新的和諧與統一。在此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盡管以消費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來越遠離了實際的生產領域，但卻不能因此而得出生產環節已經終結的片面結論。在物質生產上，盡管消費環節對經濟發展的帶動功能日益突出，但總體上“讓百姓更多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依然任重道遠。”[14] 在精神生產上，可以讀者中心理論為例，傳統的作家中心讓位于讀者中心既是消費時代的附屬物，也是這一理論宣揚“作者死了”、“無原本的復制”、“所有一切都是類像”[15] （P32） 的根源。但實際上，如果沒有作者的寫作、作者創造的原本等生產過程或產品在前，后現代的“讀者中心”、“復制”等同樣是不可能獲得其生產對象的。以央視“百家講壇”為例，盡管其文化評書可以增加許多有趣的噱頭和花邊，但如果沒有《論語》、《三國演義》等原本及其強大的生命力，實際上也是不可能有當代這些文化說書人的再生產與傳播實踐的。由此可知，在消費時代，生產仍在繼續，生產與消費的關系并沒有終結，而只是兩者的結構關系有所改變，或者說生產與消費要素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更為有機地統一起來。

由此可知，對于馬克思的消費理論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費與生產的相互適應與相互依存原理為基本邏輯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有機整體”為總體理論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當代消費文化研究者對消費功能的神奇夸大與無限吹脹，后者充其量只是對馬克思“消費直接是生產”、“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消費浸入精神生產”等命題片面理解與發揮的結果。特別是從自然環境保護與精神生態建設的角度，對當下理論界與社會思潮中日益泛濫的消費意識形態進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樣認識到生產環節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費與生產的內在關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費社會表象之下的深層規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的基本原理，為我們認識消費文明的本質，以及當代人正確理解與科學闡釋他們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學基礎與科學方法。

三、消費時代的精神生產新變與文化消費異化

在某種意義上，消費的邏輯不僅強烈改變了傳統的物質生產方式，也深刻地影響到當代的精神生產過程。如果說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術產業對傳統產業結構、第三產業對現代工業體系的有力挑戰，與那么后者則直接體現在“實用”與“審美”、“經濟”與“詩意”、“功利”與“非功利”等一系列傳統矛盾在當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與有機結合上。從總體上看，如果說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分離始于城市與鄉村的分裂與對立，在漫長的歷史中，如同資本主義敵視詩的道理一樣，經濟發達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產的障礙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與鄉村則多成為文學藝術表現與審美創造的對象，那么也可以說，在都市社會這一更高的發展階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現而分裂的“物質”與“精神”、“實用”與“審美”、“銅臭氣”與“人文氣”正在走向新的綜合與統一，文化資源成為生產對象、文化生產成為生產力要素、文化市場成為更有活力的經濟空間，以及文化消費對社會再生產的影響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標志。這一進程的后果是兩方面的，也是在當下急需加以研究與關注的。

從積極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產的經濟功能得到充分發展。原本與經濟活動關系疏遠甚至相互敵對的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在當代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一支有著重要實力與遠大前景的生力軍。對于整個社會生產而言，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的合一增加了生產資源與勞動力要素，促進了社會生產的多樣性并現實地創造了巨額的社會財富，為當代人的生存與全面發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質條件與現實可能。與此同時，精神生產對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也產生了更為積極與重要的影響。一方面，以“舊型工業化”為主導的傳統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間、自然資源的空前緊張正在陷入巨大的發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須通過尋找新的資源、探索新的發展模式以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在知識經濟時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發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費不生產”的精神文化搖身一變為財富神話的創造者，并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可觀的“軟資源”與文化生產力要素，使以文化資源為客觀生產對象、以審美機能為主體勞動條件、以文化創意、藝術設計、景觀創造等為中介與過程、以適合人的審美生存與全面發展的社會空間為目標的城市理念與形態成為現實，為城市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源與新方向。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使文化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在當今世界異軍突起，成為增加社會物質財富、調整經濟產業結構與發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從根本上講，文化產業與現代服務業是消費而不是生產，側重于對人類已有物質生活資料與財富資源的交換與分配，而不是直接與自然對象打交道、可以生產出物質生活資料的勞動實踐。它們的存在主要依賴于已積累了大量財富與消費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當代社會從生產型轉向消費型的現實表現。而由于消費的擴張總要建立對生產環節的擠壓與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兩者之間固有的平衡與秩序并導致一些嚴重的負面影響。這表現在物質生產上，是惡性地消耗自然資源與環境，表現在精神生產上，則是一種更為加嚴重的文化異化現狀。

從消極的方面看，則是精神生產的精神本性被“物化”與“異化”。在傳統社會中，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鴻溝，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質層面、實現精神生產目的最重要的條件與基礎。如現實主義文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現代主義藝術家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抗議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審美的無功利性”和“文學藝術的批判現實精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盡管已開始試圖彌補兩者之間的對立，但由于生產環節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嘗。但在當代以都市為空間基礎的大眾文化中，則迅速實現了精神生產的物質化與消費化進程。不僅那種不直接生產物質財富的精神生產被迅速地物化或異化，那種不直接滿足生理刺激與本能欲望的審美精神也同樣不復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現了作為勞動異化的延伸形式與當代形態的“文化消費異化”，具體言之，“人們消費的低俗文化對象越多，他們實際上享受到的精神價值就越少；人們對這種粗放文化消費品占有得越多，他們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蒼白。也可以說，他們越是消費，他們就越喪失消費的能力，并且在心靈上越來越饑餓”。[16] 由此可知，在現代化大都市中，盡管物質文明與制度文明建設得都比較好，但由于文化消費的這種異化現狀，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過上一種真正有質量的當代生活，同時也沒有使大都市與城市群實現“更有意義、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質。[17] （P7） 在這個意義上，都市社會在精神生產上存在的問題，與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面臨的挑戰是同樣嚴峻的。

在被消費的邏輯嚴重扭曲的當代精神生產中，盡管可以給城市本身的物質發展增加份額，但由于其所帶來的文化異化反過來直接敗壞了城市的本質，因而又從根本上威脅著都市化進程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要應對過度消費化給城市肌體與功能帶來的創傷與陰影，有必要重溫馬克思對精神生產的本質屬性所作的研究與重要論述。其要點有二：一是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差異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經濟學時曾以諷刺的口吻指出：“連最高的精神生產，也只是由于被描繪為、被錯誤地解釋為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者，才得到承認，在資產者眼中才成為可以原諒的。”[18] （P298） 二是從實現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闡釋作家的藝術勞動。如王元驤指出：“他對于文藝的價值，也正是從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從實現人的自由解放這一歷史進程中的意義和作用的方面來進行闡釋和評判的。所以他認為對于作家來說，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詩一旦變成詩人的手段，詩人也就不成其為詩人了’。他痛斥資本主義社會使作家創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變為僅僅為了謀利的時代，使‘非生產勞動者’變為‘生產勞動者’，而僅僅為資本、利潤來進行創作，提出對于真正的藝術家來說，他‘決不應該只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時作家可以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自己個人的生存’。”[19] 在這個意義上，正如西方學者費徹爾所說：“馬克思認為幸福的集中體現就是活動、積極性，而不是消極的消費。”[20] （P116）在某種意義上，這不僅表明在理論上過分強調精神生產的消費化是錯誤的，同時在實踐中完全將精神生產等同于物質生產也會使都市精神生態出現嚴重的污染與問題。

都市消費文化對當今世界精神生產與消費的總體影響構成了我們闡釋與批判消費文明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對都市消費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與都市群對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樣，作為人類城市文化發展的高級精神形態與當代世界精神生產與消費的話語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樣使當代精神世界、特別是在文化消費上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進程中，由于影響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轉移到國際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進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正在成為在當代語境與現實背景下實現人自身全面發展的關鍵所在。總之，在到處充滿了熙熙攘攘消費聲的都市社會中，一方面以馬克思的生產消費原理為基礎，才能深刻地認識消費社會的真實本質以及把種種錯誤的反映、認識與闡釋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馬克思關于精神生產與人的全面發展思想為指導，才能消除當代人在都市化進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與精神異化，使城市的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發展走上和諧與科學發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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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論文摘要：文章借鑒國外典型都市區發展的經驗，對我國都市化地區的發展，提出行政管理上應注意石坪究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都市區行政管理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在世界城市化進程中.都市區先后出現于西歐、北美、亞太以至全球，伴隨都市區的出現與發展，都市區的行政組織與管理問題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廣泛關注和學術爭論的重要問題.近半個世紀以來，城市聚集化及百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的發展更是引人注目。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新興城市大批出現，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在東部沿海地帶特別是原有的城市群區域(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寫京津唐、遼中南、夏漳泉、.山東半島等)，都市區的規模不斷擴大，城市現代化水平大大提高，與此同時，中部地區的一些城市群也將崛起，如:江漢平原、中原地區、成都平原、湘中地區、陜西關中盆地等。這些地區在向都市化邁進過程中，都市范圍的確定、都市行政管理的職能、都市發展的模式等問題相伴產生，借鑒國外都市區發展中的一些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探討這些問題，對于改革我國現行都市區的行政區劃體制具有重要意義。

1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范圍的確定.

所謂都市區是指由一定規模以上的中心市及與其保持密切社會經濟聯系，非農業活動發達的地區共同組成的具有城鄉一體化傾向的城市功能地域。據此，在劃定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的合理范圍時，需嚴格分析考察其區域一體化的表現程度。范圍過大.不僅不利于區域一體化發展，而且影響都市區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范圍過小，又會抑制甚至阻礙都布區的發展。英國曼徹斯特大都市政府之所以解體，除了重要的政治因素外，與其行政范圍被縮小有直接關系圖。這對于我國都市區行政范圍的合理確定，是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

2都市區行政組織與管理模式的建立

都市區內若干城市在地域上的連續性，某些服務的共享性，使得在都市區建立統一的政府和管理機構成為必然，在國外大都市區政府管理演變過程中，出現了兩種典型的、體制不同的組織方式，即“大都市政府”和一系列松散的職能單一的政府聯合委員會，以提供和協調大都市范圍的公共服務，如計劃、交通、供水、金融等，前者被稱為單中心體制，后者被稱為多中心體制[’1.象倫敦、墨爾本、多倫多等都市區屬單中心體制，曼徹斯特、舊金山等都市區則屬多中心體制.兩種體制在國外都市區的發展實踐中，各表現出自身的優缺點。單中心體制，亦稱一元化體制，是指在大都市地區具有唯一的決策中心，有“一個統一的大城市機構”。在這種體制下，可以剔除或減少有害于大城市發展的竟爭和沖突，可以使資源流動更為暢通，可以在解決主要問題時適應大都市地區的戰略;但這種體制又易陷入等級化的官徐結構危機，突出地表現在對居民日常需求反映的遲鈍，不能代表當地的公共利益。呈爾本大都市政府行政結構的演化也體現了這一點。多中心體制又稱多元化體側，是指在大部市地區存在相互獨立的多個決策中心，包括正式的綜合的政府單位(州、城市、鎮等)和大t重登的特殊區域(學區和非學區)，各種管理區域的劃分和變動以及協調組織的建立，都是謀求特定的公共服務的經濟利益的結果.多中心體制試圖以此來滿足居民的種種孺求和偏好。由于政府較小.公眾容易參與鑒督，因而政府對當地居民的需求及其變化更具有彈性，反應更加靈敏。美國堪薩斯市的協調機構—美國中部區域委員會就是這樣做的。多中心體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實現大都市區內超越各種功能小區的更大地區范圈內的公共利益問題。實現這種公共利益只有通過各地方單位的合作、競爭和協商來提供大規棋的公共服務。事實上，這種合作是相當困難的。

我國是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多民族的發展中國家，各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乃至管理水平、思想觀念等都有很大差異，而且在近期之內，這些地區之間的差距還會拉大.因此，在分析借鑒國外兩種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模式的同時.還應因地創宜，走多棋式發展的道路[.]。例:在我國的京津唐、蘇錫常、廈潭泉等地區，可借鑒多中心體制的實踐經驗，在我國特有的國體、政體下，探索中國式的地域性和專業性的協調方式，建立市與市、市與縣(市)之間的有權威的高效能協調機制，在上海、重慶、武漢、廣州等都市區，借鑒單中心體制的實踐經驗，在適當時候、適當地區，尤其是跨界城市區，建立聯合政府，是適應我國城市發展進免或解決“城市病”的一條可行途徑。

3明確都市區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的職能

在都市區設立跨城市的區域性的聯合政府、機構，對單一城市政府的職能必然產生影響，使單一城市政府的職能相對減少.例如:學區的設立，環保、公共交通、消防、供水等委員會的設立.都減少了單一城市政府的此項功能。因此，如何處理好都市政府與各地方政府職能的關系，成為都市區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多倫多都市政府作為解決都市問題、處理地方政府關系的成功范例，對世界城市的發展與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71。我國與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體、政體不同，在都市化發展中其組織與管理模式不能照搬國外的模式，但多倫多大都市組織與管理成功的經驗，對于解決我國都市化地區城市發展和管理的問題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多倫多大都市政府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是各級政府有較為明確的職責分工，使各級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責、有所不責，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目前我國政府職能分配中存在不合理的現象。有些事務，從低級地方政府、高級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插手管理，這樣常常不是各級政府管理效果的盛加，而是相互擠兌、相互推誘，造成管理混亂、行政效串低下.因此，在政府機構改革中，明確各級政府與都市區政府的職責，實行合理分工是極為重要的。

4都市區內地方政府利益的協調

從國外眾多都市區的發展來看，無論是大倫敦、多倫多、墨爾本，還是曼徹斯特、舊金山等，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無一例外地都充滿著區域內各城市政府利益間的矛盾，因此，怎樣在區域范圍內解決各城市共同面對的間題，成為都市區研究的熱點。

在我國，由于長期實行中央集權性質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中國特有的“行政區經濟”[8]現象進一步加強，區域內地方政府間的利益沖突更為加剮，因此處理好都市區各地方政府間利益關系顯得異常重要.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城市地區MUC和RCM體系的建立.便是試圖在一事定區域范圍內聯合解決區域性問題的實例之一.在理論上，西方一些學者建立和發展了“公共經濟學”力圖從規模經濟的角度分析和解決這類問題.“公共經濟學”認為，城市間的利益沖突的主要原因，是行政邊界與市政公共設施的服務空間的不一致。從“公共經濟學”的硯點看，城市政府具有生產和提供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職能，理想的城市政府行政邊界.

應當大體上與公共設施的空間服務范圍的自然邊界相符。事實上，由于不同的公共設施有不同的服務空間范圍，因而在西方城鄉分治、“切塊設市”的體制下，一個城市政府管箱的行政邊界不可能與所有的公共設施的自然邊界相適應，相鄰的區域之間，地域相連的城市之間，公共服務相互滲透，而公共服務的費用支付，卻被限定在行政邊界范圍內。如何建立大城市地區合理的行政管理結構和組織，從而使城市公共設施和服務達到最佳經濟規棋，便成為西方管理及經濟學者十分關注和爭論的熱門課題。一些學者認為應通過聯合所有的政府服務(總費用)來考察規模經濟.在都市化區域實行一元化管理體制，有利于組織公共服務，使其達到規模經濟;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地方政府的合并或聯合造成了公共服務費用的增加，而不是減少.也就是說，在都市化區域實行多中心政府管理體制更為有利.它比一元化的體制更富有彈性。

盡管我國和西方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城市設置方式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但西方學者用“公共經濟學”的觀點解釋和研究都市化地區城市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問題的思路，對我國，尤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大城市地區城市間的利益沖突，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5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的法制建設

市場經濟是個法治的經濟，健全法制是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之一。國家要依法治理，行政區劃也要依法管理。美國的行政區劃管理既有資產階級政治的糟粕，也有人類行政管理的普遍經驗。我們完全可以立足于中國的國情加以揚棄吸納。在美國、法律的實施是市政府的重要職責之一。我國也有必要通過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完善各項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規，將各市施政納入法制軌道，讓市政府自主地依照法律實行行政管理，并接受人大和上級政府的法律監督和公眾輿論鑒督.逐步改革凡事均需逐級請示審批的人治傳統習慣，以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適應靈活多變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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