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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傳統建筑基本狀貌和近代以前中西建筑文化初步交融

就本質而言建筑是一種以物質形式呈現出來的民族文化，換言之，建筑是一種物質化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哲學。我國近代以前的建筑或稱古代建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物質載體，蘊含著豐富內涵、深邃哲理和超拔智慧，具體而言，就是中國古代建筑的體量和形式大都整齊劃一，主輻分明，軸線貫通，錯落有致，層次井然，歷數千年而不改質貌。尤其是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縱貫中國古代建筑發展的全部歷程，滲透和浸潤在中國古代建筑的各個層面各個環節，可以說，一部中國古代建筑史就是一部追求天地人和諧共存的歷史，正如英國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所說:“中國建筑總是與自然調和，而不是反自然的”。然而儒家的天人合一建筑思想在實際運作中又與延綿不斷的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交錯混雜，使中國古代建筑呈現出斑駁奇詭的獨特人文風貌。儒釋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觀念體現在古代建筑實踐上既有關聯又有區別：儒家將三綱五常思想契入到建筑理念當中，特別是用綱常思想嚴格規范和約束宗祠建筑；佛教則把慈悲友善意識灌注到殿宇建筑之中，注重以輪回教義掌控和規制大大小小的佛寺；道家將地闊方圓的宇宙觀和返璞歸真的自然觀融入建筑理念，強調建筑物我一體、主客無間、臻于化境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作為道家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易經，對于中國古代建筑的影響較為深遠和廣泛，時至今日風水意識（術語為堪輿之術）無論鄉村還是都市，無不或隱或顯地左右著建筑發展。過去我們一直都把風水意識作為封建迷信加以撻伐和批判，但是堪輿之術的確含納著濃郁的天人合一意識，不僅不應加以否定，甚至應當以此彰顯現代建筑天人合一的主題。如今，風水學已經與西方建筑文化相融合，并將環境哲學、環境經濟學、建筑景觀學、環境生態學和生態修復技術攝納其中，成為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倍受青睞的學問。

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個維度，在古代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結構處于超穩定的文化環境里，無論儒家、佛家還是道家，都把人本意識、自然意識與和諧意識熔鑄在建筑中，使中國古代建筑在漫長時間里律動著天地人相融相洽、同質同構的基調。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注重建筑環境與社會結構的協調，凸顯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間組織的集聚性、層級性和教化性，強調建筑氤氳著以綱常為統領的倫理道德，特別是主張確定建筑在自然與社會環境中的方位、面向和相互關系，實現其作為建構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和基本工具的政治功能；二是注重建筑環境與人際關系的契合，講究以家庭院落為基點、以街坊鄰里為輻輳、以社區地域為依托的社會網絡系統；三是注重建筑環境與人文精神的統一，倡導外在屋頂、斗拱、柱廊與典籍、詩文、書畫的巧妙融匯、虛實相生；四是注重建筑環境與建筑布局的集聚，向往一個個單體建筑組合而成的龐大的建筑群落，在空間上橫向拓展，連綿不絕，在肌理上縱向推進，幽靜深邃，呈現整體基調的內向性、嚴謹性和私密性?？傊?，中國古代建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具象表現，是民族人文傳統的物化表征。盡管歷經無數次社會變革動蕩，歷經多個封建王朝輪換交替，建筑活動和建筑風貌均未發生實質性調整和根本性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獨具的封閉性和穩定性所塑造的建筑審美觀念漸趨嬗變為一個缺乏生機與活力的封閉體。我國目前保存完好的傳統建筑大都為明清時期所建的宮闕殿宇、亭臺樓榭，由于明清兩朝已是封建社會晚期，這一階段的建筑形態顯得平素、簡約和呆板，給人一種僵滯、沉悶和壓抑之感，所以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將明清建筑稱作“羈直期”，這也表明中國傳統建筑開始進入日薄西山、無力回天的境地。

歷史并不總是只向人們呈現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進與保守等正反兩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長中推進，是在諸種錯綜復雜的歷史變量的交織重疊中前行。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接踵而來，不自覺地拉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為文化重要載體的建筑，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環節。公元1581年，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途徑澳門抵達中國廣東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慶，并于次年在肇慶建造了我國境內第一所教堂，西方建筑文化從此在中國登堂入室。從明季萬歷年間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長歲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對中國建筑持續地產生影響。這期間除了傳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諸多教堂、鐘樓、天象臺等西方建筑外，還對中國傳統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揚州畫舫錄》記載了西方造景手法在當時揚州園林設計和構建中的具體運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園的布景技巧；《紅樓夢》描寫劉姥姥在賈寶玉臥室中見到一面大鏡子，這面鏡子是純正西方建筑的室內裝飾用品。另外，在天津、哈爾濱、廣州、揚州、武漢等開埠較早的城市，西方建筑風格逐漸在當地官府、商鋪和民居落腳駐足，成為一些開明士紳追求的方向，比如上海外灘和南京路、天津九國租界、廣州十三行、廈門鼓浪嶼、青島膠澳租界、南京下關和北京東交民巷。這期間個別封建皇帝也開始接受和承納西方建筑文化，允許甚至支持傳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乾隆啟用王致誠、郎世寧等傳教士建造的圓明園，其中長春園中的一組西洋樓全部借鑒了歐洲宮廷建筑風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國洛可可式建筑的有機結合體。這組西式建筑包括諧奇趣、蓄水樓、養雀籠、方外觀、海晏堂、遠瀛觀等。這些單體建筑的柱式、檐口、基座、門窗、扶手、平臺、臺階、雕刻等，均由傳教士親自設計并監督工匠施工。這一建筑群與中國傳統園林建筑相反，體現出軸線控制和均勻對稱的特征。由于明清兩代皇帝以天朝大國自居，對傳教士從事西方建筑文化傳播和實踐活動既適度支持又嚴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這一歷史時段內并未對中國傳統建筑產生太大影響，僅僅停留在局部領域和表象層面，在當時國人眼中，西方建筑與利馬竇跨洋越海帶來的自鳴鐘毫無二致，被納入“奇技淫巧”的范疇，只能作為欣賞和把玩的對象而已，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過程中，國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視態度，而西方人則處于一種被動接受的尷尬處境。

2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從總體發展趨勢來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態一樣，其演進的基本軌跡是，由相對獨立的民族文化與別樣建筑文化的交流交匯，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傳統社會中，受思想觀念狹隘、生產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單一、觀察世界的視角狹仄等因素的束縛，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圍內交流融匯幾乎不可能，各國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對獨立地存在和發展。建筑文化的交流，有時是在和平環境中進行的，有時則是通過野蠻的武力征服和強硬的殖民統治來實現的，近代中國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無疑是后一條道路。

按照史學界的蓋棺定論，中國近代是指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這一歷史跨度。這一歷史時期是中國面臨列強欺凌、戰亂頻仍、社會動蕩的特殊階段，也是中國建筑發展處于新舊交替、中西兼容、承上啟下、轉型再造的過渡階段。而中國近現代建筑文化的轉型再造，不是由中國傳統文化自身所催生的，而是在世界建筑體系進化過程中，被一步步地拖入不可逆轉的建筑文化發展大勢之中。我們知道，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直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西方建筑經歷了由古典復興、浪漫主義、折中主義、新藝術運動等不同階段，最終趨向于現代主義，這些不斷變化的建筑風格，不同程度地反應在中國近代建筑中。由于西方建筑具有優勝獨特之處，引起一些清廷有識之士的關注，例如1847年民族英雄林則徐曾對西方建筑作如下評價：“夷人好治宅，重樓疊屋，多至三層，繡闥綠窗，望如金碧。”1879年，的倡導者康有為到英國治下的香港考察，當他徜徉于鱗次櫛比的建筑中時，不勝驚嘆和感慨：“覽西人宮室之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以后，伴隨西方列強對中國土地的分割和占領，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內的西方文化通過各種渠道傳入中國，逐步改變了鴉片戰爭前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獨撐天下的局面，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審美觀念的強力沖擊。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為了滿足經濟社會深刻變革對建筑領域的新要求以及順應西方近代工業文明快速發展的新形勢，中國傳統建筑文化與西方建筑文化在設計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術等方面進行接軌和融合就成為一種歷史必然。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前，中國建筑仍沿襲舊時規范，西方建筑在彼時的中國僅為新異之物，中國傳統建筑體系尚未從根本受到侵襲。第二次鴉片戰爭，大清帝國的國門被西方列強徹底打開，中國近代史上的對外開放在無奈和屈辱中啟動：設立租界、開辟通商口岸、租借港口、圈占鐵路附屬地等，被西方列強霸占的城市或地區經濟社會結構被迫轉軌變型。因此，近現代中國建筑的發展從根本上受制于封建化和殖民化二元結構的影響，以至于城際和區域之間建筑發展極不協調，主要表現在全方位整體性的現代化轉型尚未出現之際，中西兩大建筑體系已經共生并存。例如在上海、天津、南京、武漢、青島，以及在日本人控制的大連、沈陽、長春、哈爾濱等地，出現了“摩登式”、“萬國式”、“國際式”等現代主義建筑式樣。特別是上海開埠以后，西方列強于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初建造了一大批具有藝術性和實用性的建筑，從帶有芝加哥學派特點的沙遜大廈，到流溢新藝術運動色彩的國際飯店；從洋溢新古典主義基調的匯豐銀行，到律動折衷主義旋律的江海關大廈，其數量之繁多、種類之龐雜、規模之宏大為世界建筑史增添濃重一筆，中國傳統建筑型制逐漸被邊緣化，中國傳統建筑文化遇到嚴峻挑戰。

如前所述，最早出現在中國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傳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據至高無上的位置，而傳經布道的場所就是神圣肅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應該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時，由西方傳教會出資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順治、康熙時期對建造教堂比較寬容，雍正皇帝君臨天下后立即頒布“教禁令”，已經建造完畢的教堂被關閉停用，后來個別教堂被官府和民間棄絕或焚毀。鴉片戰爭結束后，攝于英、法、德等國的威逼和脅迫，滿清政府不得不將雍正頒發的“教禁令”予以廢除，京內外被關停廢棄的教堂重新發還教會，以此為發軔，各種西方教堂在中國各地不斷涌現，僅1843年一年英國人就在廣州建造了6座。受中西禮儀之爭的影響，1764年法國制定了廢除耶穌教會的法令，隨后葡萄牙、西班牙也叫停耶穌教士的傳教活動。1773年，羅馬教皇克萊芒十四宣布罷黜耶穌教會，至此西方傳教士在中國修建教堂活動暫告一段落。由于這些教堂絕大部分為西方教會組織或神職人員出資修建，因此，近現代中國的天主教堂幾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樣為主，而最為流行的當屬哥特式風格。在中國較早出現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當屬1910年由英國建筑師W.M.Dowdall設計、法國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匯天主教教堂；而此前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庫教堂，雖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國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圖1建于1921年的上海匯豐銀行均為中國人，但教堂建筑風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該教堂的規模不如徐家匯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當然并非所有在中國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爾濱索菲亞教堂，是如今中國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這些教堂由于由中國工匠施工建造，或多或少地帶有一些中國傳統建筑元素，事實上，正是西方建筑文化與中國建筑文化的并存互補、互動互彰，才使得中國近現代建筑呈現出中西合璧的獨特風貌。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殖民與反殖民是非常重要的時代主題，而近現代中國建筑作為社會歷史文化的物質表象之一，其發展路徑不可能不受到歷史背景和歷史事件的制約。如果說教堂建筑彰顯的是純粹西方建筑文化，那么星羅棋布于中國各地的其他方面的西方建筑則包蘊或多或少的中國建筑文化元素，不僅富有實用功能，而且彰顯人文意蘊。換言之，盡管教堂在中國出現得較早而且數量較多，但其畢竟只是扮演著心靈寓所和精神港灣的虛妄角色，他們的真正目的是竊取這塊土地上的資源和財富，因而這一時期比教堂規模更大、數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與興辦實業搭界的商業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東陸家嘴路的陳桂春商行是一個綜合中西建筑文化優長的復合性折中式建筑，該商行是一座四進三院的宅邸，院內空間格局呈方塊型，軸線對稱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屬于典型的中國式院落。但正房兩端的開間采用西式風格，如天花板、地板、衛生間、百葉門都吸納了西方裝飾手法，兩側廂房鑲嵌的是中式格子窗，而居中一間空廊的兩根木柱采用柯林斯柱頭加以裝飾，與中式格子窗相映成趣，達到中西建筑藝術水乳交融的奇妙效果。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爾濱中央大街上的馬迭爾賓館，建筑的立面處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門窗、陽臺、女兒墻和室內穹頂的設計裝飾體現出“新藝術”風格。而對陽臺和女兒墻的設計則運用中國傳統建筑模式，特別是女兒墻以磚砌為主，以輕柔、靈動的曲線勾勒出極具氣勢與動感的造型，整個建筑仿佛具有鮮活的不竭的生命力。建筑不是普通的文化符號，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往往具有深不可測的政治權威意義。行政建筑在我國歷史悠久，歷朝歷代不同級別的行政官員都有自己的辦公用房——衙府官邸。這些衙府官邸的建筑布局都是模式化的平房院落式，屬于典型的中國傳統建筑。鴉片戰爭以降，西方建筑多層式樣的引進使中國一些城市開始建造多層樓房院落式的行政建筑，并以此為基礎，設計修建將西方建筑特色與中國傳統建筑風格相結合的行政建筑。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美國人CharlesDavisJameson設計建造了外務部迎賓館，該賓館大門建筑采用西式拱形風格，但大門外兩側擺放了兩個碩大石獅，兩旁毗連的也是中式琉璃瓦紅墻，整個建筑儼然一座西方式的中國衙門。在中西方建筑文化融合過程中，的確涌現出一批由中外建筑師共同設計建造的中西合璧的優秀建筑作品，這表明一部中國近現代建筑發展史絕非將西方建筑文化全部照搬照抄，而是在吸收和互補的基礎上，使民族建筑仍然保持一些話語權。

中國進入近現代后，社會生活結構和人們生存方式發生很大變化，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西方現代建筑與中國傳統民居交匯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間結構，這方面以清朝咸豐年間城市中出現的里弄式民宅為顯著標志。里弄式民宅盡管在國內很多城市都有其蹤影，但最集中的當屬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誕生于十九世紀初，其最初形態就是模仿西方聯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和居民對安全需求的日趨強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磚木立帖結構的石庫門民宅所取代。這種里弄式民宅屬于單體建筑，其平面結構雖然繼承了中國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點，并兼具中國江南傳統民居的優長，但在整體布局上仍然借鑒西方聯排式建筑式樣。所以，從外貌特征審視，它是西洋建筑；從綜合效能上衡量，應是中西聯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這種石庫門住宅在上海又出現新的升級版，即建筑材料由磚木混合改為單純的石磚，同時在建筑體外立面上增添了陽臺，安全系數和整體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內部仍保持歐洲聯排式條狀住宅格調，門面裝飾也賦予更濃郁的西洋化風格。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種石庫門住宅再次演變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現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適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謀求商業利益成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義。這一時期的里弄民宅最為今天人們所熟知的，就是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址，現上海興業路76號石庫門。這些建筑表明，中國近現代建筑的產生與發展有其復雜的背景和特殊的淵源，那種認為建筑文化是政治和經濟力量對應物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合理性，換言之，中國近現代建筑的發展和演化在本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明的既沖突又交融的空間實踐。

3現代中國對西方建筑文化主動吸納

中國傳統建筑藝術曾榮膺世界文化藝術的諸多榮耀，表現出與西方建筑文化截然不同的東方性格。但由于建筑藝術固有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輕易不為普通人所察覺和認知，經常會被大眾所忽略和淡化。從文化學角度來考量，西方建筑文化植根于古希臘理性主義和希伯來精神，它不僅哺育了燦爛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也支撐著整個西方現代文明。作為西方現代文明的主導型文化精神之一的技術理性主義，直接導源于希臘的古典理性主義，是傳統理性主義同文藝復興的人本主義精神及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體，它不僅直接構成西方建筑文化的內在機理，而且成為西方建筑藝術被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主動吸納的文化誘因。如果說鴉片戰爭結束后的幾十年里，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國落地生根是列強欺凌、殖民統治的結果，那么辛亥革命特別是“”以后中國政治經濟開始步入現代史軌道，基于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渴求和時展的需要，中國對西方建筑文化的借鑒采納開始持積極主動的姿態，于是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后西方建筑活動在中國沿海和內地迅速鋪展開來，僅僅十幾年時間內眾多不同流派、不同風格、不同功能、不同類型的西方建筑在中國被建造出來。這些建筑以人本主義精神為內核、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手段、以中國古典建筑要素為補充，綜合了中西建筑文化各自優長，實現了中西建筑文化實質性的融合。在硬件方面，新型建筑材料——鋼材、水泥和鋼筋混凝土等大量進口并廣泛應用，先進的技術和手段使中國近代建筑開始向現代建筑轉軌變形。在軟件方面，中國建筑工匠們“師夷長技”，學習掌握西方建筑的理念、手法和技巧，主動接受相關專業訓練，提高建筑本領。在軟硬件雙重作用下，現代西方建筑由近代在中國的嶄露頭角演化為現代的大放異彩，具體表現就是在大城市中，磚木結構的中國傳統建筑日漸讓位于鋼筋混凝土的西式建筑，不斷增高的高樓大廈逐步取代平房化的院落空間，快捷舒適的室內設施逐漸淘汰機械手動的設備，飛檐、斗拱、廡殿頂、懸山頂等中式元素漸漸淡出建筑視野。例如，1932年由中國商人顧聯承建造的上海百樂門舞廳和1928年由中國商人高永清與美國人亞伯特•華納建造的上海大光明電影院，不僅采用當時最新型的現代建筑材料，而且設施及裝修也全部使用西方先進的模式與技術，二者代表了當時中國現代建筑的新潮。文化的發展不能用邏輯來推測，有時要被政治事件和社會動蕩所打斷和阻隔。就在西方現代建筑思潮開始全面影響中國建筑領域時，中國社會進入了為期八年的抗日戰爭和為期三年的解放戰爭，西方現代建筑在中國的發展陷入舉步維艱甚至扭曲畸變的窘地。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三省很快淪落為倭寇的殖民地，在這塊日頑敵偽鐵蹄踐踏蹂躪的土地上，經日本扶植的偽滿洲國進行了有限度的建設，尤其是在作為偽滿帝都的長春，由日本建筑師設計的偽皇宮和偽滿“國務院”，將西方古典建筑符號、東洋帝冠式屋頂和中國古代牌坊等因素進行雜糅組合，建成以中國古典建筑為基本范式的亦中亦洋的殖民建筑，這是中國被奴役的歷史見證，也是中國建筑文化裂變瓦解的實證。在八年抗戰時期，由于戰爭初期敵強我弱，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力量被迫向西南撤退，導致川、滇、黔等西南各省特別是作為陪都的重慶人口數量激增，發對了居所的巨大需求，于是大規模的建筑活動開始出現。但受物資匱乏、資金緊張、臨時避難等主客觀因素影響，在重慶、貴陽、桂林、成都和昆明等地進行的城市建筑，大都結構單調、材質單一、風格雷同、設施簡陋，除了極少數為西方現代建筑，絕大多數又回歸中國傳統，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之路陷入困境。解放戰爭期間，國共兩黨動員轄區所有資源和力量用于保障戰事，建筑發展幾乎停滯，甚至很多優秀的古建筑和現代建筑毀于炮火，中國近現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如同“過山車”，在坎坷曲折的路途中踟躕而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建筑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有計劃、有組織的國民經濟建設極大地推動了建筑業的迅猛發展，特別是前蘇聯援建我國的156個工業項目，其建筑主體大多呈現出鮮明的俄式巴羅克風格，中外建筑文化交流出現一個短暫的黃金期。時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大潮將中西建筑文化融合推向新的高潮，西方建筑的新思想、新理論、新設計、新流派、新設備和新材料等迅急而廣泛地引進我國，我國建筑走上了多元風格發展之路，并呈現勃發之勢。

4結語

建筑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建筑的靈魂。在西方現代主義建筑精神席卷全球的當下，重新回顧和簡要梳理近現代中國傳統建筑文化與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歷程和整合成效，對于處于全球化時代的我們具有重大意義。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要求我們以包容的胸襟、開闊的視野和豁達的心態對待和接納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內的一切先進文化，正確處理好中西方建筑文化的關系，既要弘揚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優秀質素，又要摒棄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不良因子，最大限度地將二者統一于推進城鎮化的實踐中。

本文作者：劉金祥單位：哈爾濱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